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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自己的评价最好是真实。我喜欢真实。我们在这里谈，可以侃侃而谈，也可以儒雅的谈，还可以更深层、更专业、学术的谈。但这只是我的一面，回到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单位没有我不训斥的人，但大家都知道我的内心是善良正直的，情感是高贵的。除了工作上我六亲不认，此外我是最好相处的人。我也和别人一样，别人所喜欢的我也喜欢。我喜欢真实，人就是人，我觉得，我身上和所有人一样，有着很多人固有的缺点，但是我问心无愧，我自强不息，知道惭愧不安，稍做了有愧良心的事，就会反醒自己，会发自内心的不安和惭愧感。此外我不停地自新，不停地学习，就是到今天这样，每天也不停的阅读，思考自己。所以我希望是真实的，惟有真实的东西才是长久的，才是永恒。
小时候家境贫难，不停地逃学，但家里有一个特殊的条件就是书特别多，当我字还认不全的时候就读了很多书。一是接受书的熏陶；二是父母是知识分子；在大兴安岭同学和同事被打成右派的有很多是一代精英，非常优秀，到家里去，讲一些历史上的杨家将、岳家军等，令人荡气回肠。所以，在我还是孩童时，听了就热血沸腾，从小就有一种非常鲜明的善恶感，一种英雄感，一种追求。
当时看到的经典的书，特别是中华民族比较传统的，大多数是精忠报国的，杨家将、岳家军等，这是典型；还有一般的清官廉吏治天下。虽然说很难像成人那样读懂，但是，一种激情、一种影响、一生的情感在孩儿时期得到启蒙，这一点是任何学校给不了的，是至关重要的社会环境之一。童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一生。由于这种特殊的家庭经历，特殊的童年，给了我一生用不完的财富，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我们从骨子里是高傲的。可以随俗，但内心是高贵的，骨子里是高傲的，我们不做任何有悖良心的事，因此，在决定自己行为的时，良心、良知、高贵情感支配自己的一生。二是艰难困苦。如果没有这种艰难困苦的经历，仅靠一般的读书和教育是达不到的。在我的印象中，没有什么事情不可战胜，除非死亡。小时候所有的艰难我都经历过，乞讨、苦力、打柴、喂猪，所有的家务活我都做过。为了生活，磨炼自己的意志。三是奋斗追求永不停息。劳碌命在童年时期已经形成，劳动对人的一生非常重要。我们通常讲，大人物做大事不拘细节，那是在原则问题上。在宏观上，我们也曾经讲，诸葛亮做什么都事必躬亲，但从另一个方面说是鞠躬尽瘁，一方面是宏观要到位，没有黑洞，细微之处要极其细微，极其细微比较耗尽心血，特别是曾国蕃，他在一些细微的小事上耗尽心血，如夫人探亲，过淮河，带多少钱？吃谁的饭？
在现代人当中，往往有两种类型，一种人是面对困难坚强不屈，解决困难；另一种人是既然我处于这种压抑的环境，可能对社会产生不满，而且在生活中屡见不鲜。同样是一种贫寒和艰难，有的人把这种过错归于社会，然后报复社会，逐渐走入阴暗的心理，毁掉几代人，社会有社会的责任。我始终认为，不论到任何时候，个人都应该承担属于个人的那部分责任，把一切过错归于社会，本身也是一种不公道。
我的童年极其艰难，在艰难中别人给予过我们帮助，给予过我们温暖，给予过关爱，所以，反差特别强，刻骨铭心，终身不忘。我们家每年在供祖宗时，包括给恩人磕上几个头。我父亲被打成右派后，后来打得太多了，全国一共也没有几十万知识分子，于是提出甄别，就是清理一下，把打错的挑出来，就像现在的平反，其实根本就不可能。我母亲抱着一线希望，领我到了省城哈尔滨，到哈尔滨后，奔波了几天，身上的钱花完了，东北当时很冷，吃饭找最简陋的饭馆，吃高粱米。我母亲领着我走了一个店又一个店，最后来到一个地窖子，屋里两张桌，我母亲买了两碗东北的高粱米，在我们之前，屋里还有一个年轻人，端菜的地方，放了一盘肉，一个二十多岁的叔叔，端一碗米饭，我正隔着桌子看这盘肉，母亲出于自尊，用身体挡着我不让我看，那位叔叔转身的时候正好看到这一幕，他以最快的速度把米饭和白菜吃完，把肉给了我。在今天看来，能买上几十列火车的也只不过花一点钱，在当年，这一盘肉，它的价值不只是一餐饭的问题。和所有人一样，我们期盼别人关怀，但在那时很少得到帮助，一经得到，有巨大的超过物质本身的作用。我曾说过，付出，因为我付出，所以我快乐。我的儿子在国外留学，逢年过节我们寄一些东西，他都分给大家；多做，尽可能多关怀大家，学会在付出中找出一种愉悦，这种价值观对你的一生都是快乐和幸福的。人生不如意十之七八，如果你能把不断的付出，把做出牺牲当作一种最大的价值观念，很多不幸、灾难性的东西都可以战胜。童年的这些经历给予我高贵的情感，起着书本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这种高贵的情感也在激励着我，只要有一口气在，有一线希望，我都不会停留，都会拼命工作。
在童年和少年时期，这种心理非常强烈，因为我的父母本身非常正直和善良，和其交往的人也是，我们受到别人的关怀，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帮助别人，尽管当时没有太多的能力帮助别人，但是有这样一种生活目标，价值标准；我非常看重这些，而不是做企业的三十六计等，那些只不过是招数，我更渴求的是道，这是根本。
长时间以来我追求的是自己理想的模式。几千年来追求的成功的模式：读书、做官、为天下。这在少年时就已经比较明晰，青年时非常强烈，想做官，做很大的官。能够治天下，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远大抱负，不为良相便为良民，做良相，做很大的官，造福于百姓，写天下不朽的文章，性格悲剧也恰恰表现在这里：一方面有这样一种内心涌动，在不停的冲动下努力；另一方面，在非法治社会，在政治体制不完全现代的环境下，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不一定最适合做官的做官，也不一定是不应该做官的做不了官。一方面想从政，从政不外乎获得权利和使用权，又不肯去随俗获得权利，这种梦随着四十岁过后，感觉到非常渺茫，当然，如果适时调整自己，做官也可以做上去，有机会做，但真正从政，很大的官和崇高目标是两回事，何况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做大官的手段，所以放弃了原有的想法。在外人看来，我很潇洒，到处讲学，往来的是大的学者。不管多大的学者在，只要有我在，书的主编肯定是我，我可以不停地讲，把十几万字的大纲硬是讲出来，很多人觉得这不错，但是内心的煎熬，只有自己才能知道，所以，我想换一种方式来实现。
从想从政到办企业应该说跨越非常大，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如果从政，理想是那样的遥远，如果不从政，又不甘心这一生就此荒废。不从政，经商？我向来不喜欢经商，我喜欢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意气风发，喜欢激情，大建设，大开发，所以也是没有办法，选择了房地产。当我人生第一目标无法实现，我确定了三条：一是办一个中国真正的、一流的、现代的可能一百年不衰的大型企业，现在看根基已经牢牢地扎起来。二是办一所能被国际所承认的、学生确实负有天下责任感的大学。三是当企业办到了一定程度，办慈善机构。现在我们已经捐了几千万，使几十万孩子返回学校；我的目标去年在人民大会堂已经讲过，看看能不能通过我们的努力，把一百万失学孩子送回学校，如果能做到，也没有白办企业。做企业就像战争，有的人父子三代，死了几百万人，也没有打下江山，有的人不用一兵一卒，江山也能到手，如赵匡胤。和战争一样，兵多未必赢，兵少未必打败仗。钱只是作为企业再生财富的资源之一，不是最主要的，当钱占的比例越大，其它资源发挥作用越少，包括智慧，钱占的比例越小，其它资源发挥作用越大，也包括智慧。投资好比一瓢水，就像农村的机井，停了一夜，变成真空，舀一瓢水倒进去，压一下，水就可以源源不断的出来，投资就好比这瓢水，关键是能不能看好井。如果这井底下是个黑洞，把海水灌进去也不行；如果水正在不停地往外流，这瓢水就是暴殄天物。我们很多人都是看哪个行业热了就往哪个行业里投，当你看见哪个行业赚大钱时，这个行业就已经走下坡路了。
如果现在把做成那点事，归纳成漫不经心地轻轻一拨就把地都赚回来了，那是胡吹；一切没有变，被别人夸明知是假的，心里也高兴。我在报社决定辞职的时候，手里那点钱是微乎其微的，五个小凳子是我的床，抱着后脑勺往那一躺看着房顶，哼着“老子要买一块田，可惜手中没有钱”，报社的朋友怕我想不开，时不时地下来看看说：“快有钱了，快有钱了”。由于我把其它工作做得很扎实，对省会的发展的判断、包括经济衰退、宏观调控的判断、房地产具体行业的判断、包括方向选择工作是很扎实的，极其不容易，艰难到白天工作，如果晚上卖唱给二百块钱，我就去卖唱。别人轻轻松松创业我不敢说，我当时创业是极其艰难的。
童年的艰难困苦让我感悟到能活过来就相当不容易，活着就是硬道理，我们能自己把自己养活。父母给了我们生命，但我们要自律、自教、自养，还要劳作，大的带小的，我们活过来了。相对那种艰难，我们现在是自由的。读书给了我们智慧，书中很多人的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和他们相比较而言，我们这点困难算不了什么，所以坚信自己能挺过来。不知何时养成这样一种信条：天无绝人之路，除非自己放弃。
对房地产领域的发展趋势判断一是基于经济学方面的考虑，事物发展是螺旋式的，有高峰期、也有低谷期，房地产是不动产，低谷期就是成本最低的时候，这是对经济规律的一种判断。有人说我成功地利用了反周期理论，如果说一点儿常识没有不可能，因为我编过很多类似的学术著作，这是一种经济手法，但说当时非常明晰的使用了反周期理论，那是胡吹，一半是理性的，一半是感性的。没有周期，没有风险不可能，衰退是正常的，美国周期一般在12年，中国能保持6至8年就算不错的；二是基于哲学上的考虑。世间万物，无生于有，有生于无，无在前也好，有在前也好，总言而之，都是从无到有，有再生出无。实际可以解释为，在任何时候，都有巨大的潜在资源，看你怎么组合，如何构建一个平台，使它发挥出来。因此，我说财富是看出来的。三是从实际操作的技巧来说，有个很简单的道理，整个村子今年种西瓜都赔了，如果你明年还继续做，你肯定会赚。无中生有不仅是观念上的问题，而且具有非常强的可操作性。
因为过去的理想目标不能实现，必须转换一种方式，转换这种方式应该说是最后一次机会。我想要实现不从政的从政，我官做不到最大的，可以把企业做到最大；我不可能通过政治抱负回报于社会，但可以通过产生的财富回报社会。在做此选择时，是非常慎重的。我的扎实和吃苦耐劳给了我巨大的帮助。我是一个性格非常矛盾的人，非常宏观，但是如果我仅仅宏观，没有这种极其扎实的工作作风，也不可能获得成功。我想得非常细，我能把几十万平方米小区一个房子里的卫生间，甚至门朝哪开我都能想得非常仔细。如果没有这种细微和扎实，就没有这种成功。总而言之，扎实工作为实现我这种操作方式、操作要点的成功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否则绝对不可能，这种扎实也是理性的表现。
自我开始做企业以来，和实业界、商业界、房地产界接触的还不如过去搞新闻工作接触的多。从自己出来做后，和任何一个企业没有任何往来。我也在检讨自己是怎样形成的，一是我从来没有把自己的生活置于这个圈子，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老板，当企业家也罢，老板也罢，我觉得自己还是一名学者，还是和一些文化人、学者在一起可以洋洋洒洒地谈论，包括经济界的人。所以和那些人接触的少，除非一年必须参加的会，一般不参加。对于别人，我觉得，一个企业无论大小，它能创业在中国就很了不起。我所期待的社会，是法治社会，在民主法治社会、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第一等人做企业，第二等人做总统。因为企业可以创造财富，经商是要把别人的钱从口袋里掏出来，那么多人想掏别人口袋里的钱，为什么偏偏把钱掏给你？要提供多少优秀的服务？因此，我对所有从事企业的人绝无轻视小看，我觉得他们都很不简单。我从来没有把企业当作人生的一种范式，但确实有一些人，应该说是具有全球典范意义的。如冶金大王、石油大王，如比尔"盖茨等，这些人不在于拥有多少财富，在于他能够创造多少财富，在于能够把财富支付给社会。要想拥有财富，他儿子就能够自然拥有。美国社会一年民间捐款一万亿美元，相当于八万亿人民币，相当于我们GDP总和，民间捐款就相当于我们的产值，很多都是老板捐的，他们内心深处都是崇高的。
我们这个社会似是而非的人太多，有的一直在谣传，影响着一代又一代。这几个落后的文人是文人，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也是文人。谁是中化民族文人的代表？李白、杜甫是文人，曾国藩也是文人，屈原也是文人，只是报国的方式不一样，屈原自杀了，怀着一种小女人心态——君王不喜欢我，我的计谋、报国热情不为君王所采纳，于是自杀；曾国藩在逆境中忍辱负重，修炼自己，那才是真正的男子汉，打掉牙往肚里咽，是近代史上最优秀的文人。哪些是中国文人的主流？恰恰是那些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个人好像很洒脱的人、胡骂胡说，可以到处标榜自己，要种地不能种地，要吃苦不能吃苦。关于企业家、经商、老板，也是一种主流，世界上最难的事情莫过于把别人的钱拿到自己的手上，除非抢银行。真正意义上的商人，是一种宗教，是一种爱。达仁堂、乐仁堂、济仁堂、同仁堂，这些百年老店，没有一个是靠包装的，一旦天下有乱，像非典，立刻熬上草药，救济灾民，这才能几代人不衰。我们都去过平遥，平遥那儿有一个平原县，没有什么特殊的物产，又非交通要塞，但是从今天的文化遗产可以推断当年的繁荣。假如当时不尽最大可能实现一种法治，不诚信代人，谁敢到那里去典当、压镖？百年老练的真正的成功商人，都是内心修炼自己，都是德字当头。企业家也好，老板也好，爱惜每一分钱。我们公司没有一个人敢把信封写一遍就扔掉，那我比葛朗台还葛朗台，这是深知财富来之不易，这没有过错。
商人必须是现实主义者，而我又是个理想主义者。作为董事长，钱是我的，当然在一定范围内可以适度支配；作为总裁，我的职业道德必须一丝不苟。我的浪漫、激情和理想主义与商人实业家的现实理性也存在矛盾。直到现在，我还把很大的热情用在办学，用在慈善事业、研究学问和一些大型活动上，它本身不能带来财富，不能带来商业机会。我从来没有想过通过这种行为给企业带来利润，把它作为教化我们的灵魂，作为一种原动力。
其实，最理想主义的东西恰恰就是最现实的东西，往往最现实的东西是最不实际的，人们最渴望得到的、顺手可得的反倒失之交臂，往往不是孜孜以求的，推也推不掉。我在给我们大学讲课时讲过，一口不谋而谋天下是理想主义。什么叫一口不谋而谋天下？汉高祖刘邦，小学没毕业，读点私塾，就不了业，成天晃，像小流氓似的。去嫂子家吃饭，嫂子看他来了老吃，于是他一来就开始刷锅，十二点来刷锅、十一点来刷锅、十点来又在刷锅。刘邦感觉到，嫂子不喜欢自己，所以发奋图强，想到之所以难就业，是因为生产力落后，生产力落后是因为生产关系落后，于是起来造反，成功了，于是就当皇帝了。嫂子说“我天天给做好吃的”，刘邦一笑，说“此一时彼一时”，如果他不努力的话，能想象到最后是什么样子？得天下了，不为一个小家，为了大家，于是拥有了个人生活的一切，个人生活也在其中。理想主义就是这样子，上天是公正的，如果上天的基本设想不符合自然规律的话，人类就会灭亡；如果社会让人们只能现实，只为自己，每个人都直截了当的为自己，没有目标，没有社会责任感,人类社会将走向衰亡，就会解体。每个人必须是为了自己，如果每个人不是为自己，就麻烦了。你是开饭馆的，客人吃饱了你非让再吃点，走了不要钱，还要送钱；走在路上，到十字路口，谁都不走，都让别人先走，就会影响交通治安。所以，都为别人根本不可能，人本身就是为自己，这符合自然，符合天道，是人类进步的原动力，问题在于一种和谐的社会结构，一种崇高的精神，必须是这样，为了自己，首先必须为别人，唯有通过为别人，为社会，为群体全力以赴，在此过程中才能满足自己。于是，我为别人，别人为我，对社会有强大的凝聚力，大家都为自己，但是必须都遵同社会准则，为社会服务。这也是理想主义，但不全是。
越是怀有理想主义的人，越是不停地奋斗，越是不以小事斤斤计较，越是有远大的理想，越是思维开阔，越是能处理好所有关系，越是拥有更多的无形资产，越是走到哪都被人接受，越是有众多的朋友关系，这一系列越是就构成一个人最重要的生存资源，因此成功的机会特别大。恰恰是那种斤斤计较，下班了，离八里地也要捎单位一壶水，恨不得把家里的菜拿到办公室洗，有一点时间，在办公室打毛衣，想自己的事想得比谁都周到，公家的事什么都不管，走到哪儿让人都厌恶，没有品牌，是劣等货，卖不出去。人都是商品，一个卖不出去的商品，能有什么样的包装？过于现实就是小市民的生活，小市民就只配挣那四、五百元钱，只配搬弄是非，没有资格坐飞机，出国旅游，没有资格开宝马、奔驰。所以，这个社会需要理想主义，需要激情。
财富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过去，在儒教的几千年里，君子羞于谈钱，是因为他不需要谈钱，君子伸手有衣，张口有饭，要车有车，要官有官，要妻有妻，要妾有妾，要钱有钱，如果我是君子，我也不谈钱，因为用不着钱。小人自然要谈钱，如果不谈钱，没钱养老婆、孩子，没钱赡养父母，当然要谈钱。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些可贵的人，有些确实是很糟糕，包括面对钱。财富就个人而言，拥有财富意味着拥有更大的责任，当你拥有全世界的财富时，就要养全世界的人，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国家很多问题都是财富贫乏造成的。如果财富经济丰富，国防强大，轻易没有谁敢欺付我们，许多国际关系矛盾也好处理；如果财富多，社会就稳定，没有下岗失业的，失业也好就业；如果钱多，就不会有这么多文盲；如果钱多，就不会有这么多近亲结婚，很多地方娶不上媳妇，就要拿妹妹来换，人口智能越来越匮乏；如果钱多，就没有这么多失学的；如果钱多，我们的环境、水资源，现在所有面临的矛盾都相对好解决。财富哪去了？第一，我们的先明无德。几十代，如果从孔夫子算起，富人家80代，娶得起媳妇，穷人家娶不起媳妇或很晚再娶媳妇，少了十代人。总而言之，这七十代至八十代人之间，除了近代少数地方有一些积累，非常可怜的一点外，没有什么积累，我们是农业国，顽强的供养几亩薄地，娶媳妇，生孩子，再给孩子娶媳妇。江浙一带，那么好的青山挖了做陵园，我感到不可思议，活着没有留下多少财富，死了还要带走一份资源。我们中华民族绝不像教科书说的那样，勤劳勇敢，聪明智慧，地大物博，这是千古遥传，直到现在，教科书还毒害着儿童。该做的正事几乎一点没做，如思想解放、文明进步、法制建设、财富积累、科技文明的发明，不该做的几乎都做了。砍伐，大家都读过诗经，“砍砍伐檀兮，直至干兮”，首先从檀树上开始砍，砍没了，现在是十有九空。我要系统地批判张艺谋的《英雄》，秦始皇带头破坏绿化，破坏水，把整个蜀山三百米砍光了，建成阿房宫，大火烧了三个亿，被烧光了。东方文化是木文化，我们不该做的都做了，到了民国初期，还是男人留着长辫子，女人裹着小脚，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是这样的，这是奇耻大辱，但是电视里到处是古装片，几亿人从头看到尾，不知道在寻找什么？大概是在找鲁迅讲的那种“想当奴隶而不得，想当奴才而不得”。财富基本没有什么积累，新中国成立，人们期待着一种公正理想社会，但是后来又走了相反的方向。
真正有点财富积累的是改革开放的时候，应该尊重财富，给财富一定的地位，财富是生命的结晶，先人无德，没有留下什么资产，没有留下剩余价值。人生存的价值和动物相区别就是人能够创造剩余价值，而劳作表现为剩余价值，购买力是有限的，但物质财富的丰富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们尊重财富，追求财富，创造财富，善待财富，给财富应有的地位。财富是人格的化身，是物化了的人。如果没有奔驰，谁知道德国是谁？如果没有丰田和三菱，谁知道日本是谁？任何一个民族在世界上，当战争结束时，在和平条件下，主要是靠商品，财富是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在世界上完成一种通行，完成一种互相认可和交换。有巨额的财富，是因为有这种优秀的能够产生巨额财富的人，没有人就不可能有这种财富。上天给予每个民族的财富都是平等的，不能把它互换、创造出来是因为人不行，真正的财富应该是在社会形成良好的风范，并且积累财富。就说这次非典，如果没有财富，如果在一个极度贫穷的国家蔓延起来了，那还能控制？欧洲18世纪，为什么流行感冒死了几千万人？还是因为当时物质财富贫乏，要发生在今天，可能吗？立即就能控制住。我们要尊重财富、善待财富，就是要尊重创造财富和拥有财富的人。历史上，儒教还有一点要批判，就是经常讲“为富不仁”，我们不离开儒教的精神因子，不离开文化和商业，不离开理想主义和现实，我们来谈财富。我知道唐诗宋词里有一段“ 商人重利轻别离”，这是那些哀怨少妇发出的悲叹，但是你想想，商人如果不重利，不务正业，就没钱，没钱拿什么买绫罗绸缎，“阳春三月下扬州”、“腰缠十万下扬州”，干什么？过了这个季节货就卖不出去了。所以商人轻别离是很无奈的，如果有花不完的钱，谁也不愿意跑那么远。所以，重利是商人的天性。就像军队打胜仗，为谁打是第二位的，但是军队的天职是打胜仗，商人第一任务是盈利，赚钱，这没什么争议。什么叫企业？把资源从产出较低的领域向较多产出的领域运转、组合、配置，这就是企业家，是商人，功德无限，在支持着社会进步，供养着社会。所以，追求财富本身没有错。
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二十年，如果没有这种政策，民营企业任何一个无比神奇浪漫的企业家也想象不出来这种成功，这种生活是任何一个有想象力的人也想象不出来的，这要归于社会。不能说你创造的这些财富都是你自己的，倒退三十年想也想不出来，但同样在这个社会条件下，有的人能做成，有的人做不成，这有个人因素在里面发挥主观能动作用。全社会对待财富应该是公正的，我们个人拥有它，创造它，至于以什么形态往下传，实际上是企业的生命力，企业到底能办多久，这是摆在中国第一代企业家面前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国营企业谁去都能干，国家划分土地，调集人力，财政拨款，没钱银行给，当然现在给的也不痛快了，谁不能当企业家？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国有企业没有企业家。民营企业第一代企业家现在面临很多困难，经济衰退，有的六十多岁，企业支撑不下去。要把财富保持下去，本身就难，创业需要从青年干到白头，败家只需要转眼功夫，所以仅仅把财富能保持下去，也是不容易的。只有在法治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向下传财富不传企业的时候，财富会大打折扣，遗产继承传一次打一次折扣，最后都归于社会，那些不孝子孙想挥霍糟蹋也没有那个机会。更重要的是在那种社会条件下，有现代企业制度，一代创业者老了，可以不由儿孙经营企业，他们可以作为大股东拥有财富，但不拥有经营权。但中国现在这个社会环境不具备。如果一个创业者现在能把全部财产交给另外一个聘用的高级管理人才，当这种法治条件不完全具备的时候，他能在两年之内把公司的财产全部掏空。比如，一平方米建筑 500-600元就可以，他签协议时可能签到620元，这可以把企业搞黄。发达的市场经济，例如北美和欧洲，已经把这些漏洞堵得非常严了，个人已经在一个规范内活动，我们现在远远不够。这也是一些企业界老板已经力不从心，但又无可奈何、只能坚持的重要原因。另外，他们也自身也需要修养，需要再提高，人不是万能的，不是永远常青的，也有一个更新的问题，就是一代换一代的问题，这就是所谓尴尬的问题。
民企有一部分已经完成这种革命性的企业转换，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没有完成这种转变，如果不能解决好民企继承人的问题，还要垮掉一些民企。民企还承担着国际改革、安置劳动就业、创造税收、拉动经济增长等任务，如果民企再垮掉一部分，国家一部分人的生活将更加困难，所以，这不仅是我们一个企业、一所大学需要呼吁的问题，应该引起全社会的重视，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经营权和所有权的有效分离。
最主要做到三条：一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我们现在正在有计划地进行股份制改造；二是有了这种股份制改造后，就要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我不可能永远做总裁，我总会有老的那一天，有做不动的那一天。如果我不做总裁了，那企业就不做了？那不人亡政息了?所以这个是我的责任；三是打下坚实的基础，可以让几代人接着做下去。正因为这样，我们把单一的房地产发展成为和旅游、教育、传统产业、市政、商业、酒店等相结合，要留下永久的资产，可以几代人受益，可以源源不断的产出。
我对教育有着和对所有人不一样的看法，很简单，学校就是工厂，老师就是加工匠，学生就是产品，谁能把自己当作产品，谁就有广阔的前途。此外，所有的定位都是错的，而且我的论断是科学的，一个学生只有把自己当作产品，才能完成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卖点。既然是商品就要卖，卖给谁？就要想法增加卖点，修炼自己，对自己进行深加工；二是教育和实践不脱离。生产产品不是为了积压，而是为了卖；三是社会需求与自己专业、个人努力的一致性。目前，我们50%的大学生读书并不是因为自己喜欢，而是这个专业好考，这形成巨大的社会浪费，而这一切又都是在阳光下，都是公开的、合法的。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我们国家老百姓对教育、对学生这么重视，从孩童时代就开始就千叮咛万嘱咐，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学生像我们国家的学生这样劳累。很多孩子的教育从胎教就开始，但毕业后什么也不是，很重要的原因是把学生当作天之骄子。所以，非常简单，就应该是商品，全世界都是商品，总统是商品，有人买，选票多，就当总统，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是如此。所以，大学说来复杂，但是也非常简单，最重要的是把最简单的搞懂，否则任何大学办了都是一种浪费。哈佛建校成功，不外乎是因为它的学生精世致用，完全是为社会服务。要说复杂，办教育百年树人，又绝非一朝一夕。
好的学校是好的工厂，能生产出好的产品，它必定应该能够盈利。许多事业可以不靠它赚钱，但它必须能赚钱，如果它不能赚钱，说明人们不需要它，人们需要它就肯定会赚钱。这就像看好莱坞大片，有许多是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票房价非常高，人们也喜欢看，所以也非常赚钱。学校也是如此，学校是一种产业，也应该有产出，应该能盈利。学校办好了，同样是学校，在好的学校毕业，就像我说的名牌产品，一毕业薪水是3000，其他人挣800元还是被呼来喝去，谁都会把孩子送到你的学校去加工，因为在这加工可以卖到好价钱。学校应该能够赚钱。我办大学它代表一种方向，代表了我们的理想和追求，给社会辟出另一条道路，教育还可以这样做，学生还可以这样定位。
改变我们这种传统教育的重专业而轻基础，我们大学有一个明显特征，把文、史、哲、理、宗教等八九个学科作为一个大的综合，学习一年半之后开始实习，不是等毕业再实习，毕业时再实习已经来不及了。一年半强化基础课时，人的综合素养得到提高，到一定阶段，就可以把自己当作准商品，度身定做，为社会加工自己，尔后的两年半进行专业学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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