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用《女人四十》这个电影来描述她所面临的状况：“上有老，下有小，事业上又是一个最较劲的阶段，忽然间发现，自己对周围的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处理不好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紧张和焦虑”

一

2007年5月24日早上6点，王秋杨登上了珠峰。

那一天，她在登山日记写道，“忽然就在眼前，黑暗中，散落四周的不会被风吹跑的氧气瓶已经是顶峰再重要不过的证明了。我于是相信自己终于到了，尽管看不到远处的群山。我原以为自己会哭的，却没想到在离峰顶还有最后十几步时，我开始在心里痛快的大笑……”

此前一天，王秋杨给丈夫张宝全打了一个电话，只说了一句话：“我一定会活着回来的”。对于当时的张宝全来说，这话非常突兀。后来他才知道，在王秋杨冲顶前夜住的帐篷外面，就卧着一具尸体，脚上穿着和妻子一样的2007年新款的登山靴。

第二天是佛诞日，张宝全早晨起来，犹豫开手机还是不开手机，他知道妻子王秋杨的理想能不能实现，珠峰是接纳她还是抛弃她，都定格在这一刻。他打开手机后，第一条信息是珠峰大本营发来的：王秋杨全队第一个登顶，历时6小时30分钟……

王秋杨是第一位到达“地球三极”(南极点、北极点、珠穆朗玛峰)的华人女性、也是首位完成“7+2”探险活动的中国女性(登顶世界七大洲最高峰及徒步南北极) ，企业圈只有地产商王石和黄怒波完成了这个目标。当然，王秋杨和丈夫张宝全也属于地产圈，他们是中国先富起来的一批人。

人们喜欢调侃这拨先富起来的人为暴发户，因为一度他们不知道如何支配财富。

2003年中国社会学研究所“城市家庭的贫富分化”调查指出，“炫耀性的消费”是确立富人符号的标准之一。《胡润百富》杂志每年定期推出“富豪之选”栏目：俱乐部首选长安俱乐部，雪茄首选大卫杜夫，时装阿玛尼，珠宝卡地亚……

王秋杨的爱好在企业圈是另类的，虽然爬山需要一定的财富基础。对此，她并不避讳，“财富确实给我带来虚荣心的满足和很好的物质生活”，但是每次出发前，偷偷写好遗书，告诉家里人自己出差，还剩下些什么？挑战大自然，山的眷顾，实现目标，也许可以称之为意志力。

洪晃在为王秋杨记录登顶珠峰的书《只为与你相遇》所写的推荐词说，王秋杨是“一个非职业的登山爱好者，一位繁忙的企业家，一位拥有两个孩子的母亲……她的胆量、性格和貌相都是新女性的典范”。

8年前，从北京出发，经青海湖、唐古拉山口、可可西里、希夏邦马、阿里、古格王国、罗布泊一路走来，五十多天风餐露宿，光车胎就爆了13次。在这个过程中，除了长河落日、大漠孤烟外，王秋杨发现自己可以做点事情，她创立了苹果基金会，开始关注普通人的幸福。

二

不爬山的日子，王秋杨有时待在北京昌平的家。那是一所占地350亩的宅子，被称为“柿子林卡”，因园中有一千多棵慈禧年间的柿子树而得名，而林卡在藏语中是“庄园”的意思。

普通农家院落的大门，蜿蜒的水泥路，园子里都是自生自灭的野花，湖中的黑天鹅和院中的美国鹦鹉在享受着悠闲时光，道边的石雕据说是汉代的文物。去过这所宅子的人，都会惊诧于它的简洁与落落大方。

出现在记者面前的王秋杨非常清瘦，黑色上衣，碎花裙子。她是一个很好的采访对象，无所不谈，没有禁忌。她主动谈到了她的年龄、她的孩子、她的丈夫、她登山的时光，还有她的基金会。当然，还有海南的那段时光，以及他们的第一桶金。

王秋杨，今年44岁，身高1米7，54公斤，一头漂亮的直长发，让人想起漫步撒哈拉沙漠的三毛。他的丈夫张宝全，因为王秋杨喜欢三毛，因此总喜欢叫她“四毛”。而出现在媒体视野中的她，也是非常的简单，常常是T恤衫，牛仔裤。

王秋杨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个开发商。其实契机很简单，她和丈夫缺钱，50万，他们需要这个钱来实现张宝全拍电影的梦想。

1991年张宝全去了深圳，转了一圈，发现似乎也没啥机会了。随后他到了海南，发现乱糟糟的，鸡、猪，狗、牛和摩托车汽车满街走，他忽然觉得这地方有机会。当时，王秋杨留守北京做贸易。一年后，王秋杨也去了海南。

1992年，邓小平进行了他那次著名的“南巡”，号召加快进行更彻底的市场改革，政府给了更多的优惠政策，海南成了一块自由经济区。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把当年海南的那段时期比作美国西部的淘金热：政府监管无力，法规模糊，做着发财梦的人们蜂拥而至。

张宝全致力于短、平、快的项目，先是打听到谁需要土地，然后再打听谁要卖土地，或者是正相反。赚了一阵子快钱后，他发现了机会——海口突然涌入大量人口，相应的大量物资需要从内地运输，张宝全经营起了海运生意。

张宝全、王秋杨夫妇做得风生水起，一度被评为海南海运十大纳税企业。

海南的房地产泡沫很快破灭，今天的房地产大腕不少是幸存者，如冯仑、潘石屹，他们从泡沫中获益，又没有被泡沫淹没。张宝全王秋杨夫妇亦是。

三

王秋杨的父亲曾参加过胶东反扫荡、平渡战役，有过８次受伤经历。从小，父亲就是王秋杨心目中的英雄。

童年，她跟随当野战军副司令员的父亲在福建山区生活：破烂的校舍，木讷的老师，孩子王的她带领大家去抢水，和男生大打出手——当然，还有头上养着满头快乐的虱子，睡觉的被窝里经常可以抓出一窝一窝刚出生的小老鼠……

她一直在部队大院里长大，16岁以前没见过女人骑自行车，20岁以前没见过下雪，福建闽南的山水和景色构筑了王秋杨童年的全部记忆。后来离开乡村，回到了城里，先是南昌，再是南京，后来到北京，她觉得很不自在。她认为，在骨子里自己还是个山里人。

厌倦了城市生活，于是，她出发了。

王秋杨的户外探险始于2003年，她的登山引路人是著名登山家王勇峰。自从2003年西藏之行以后，王秋杨一直在想：“噢，原来人生可以这样。”于是，她漫长的探险旅程就开始了。

徒步北极时，每天早晨醒来，帐篷里全是冰，除了眼睛轻微眨动，王秋杨一点都不敢动，每一次动都有可能会让冰掉下来：“直直的冰溜子有可能直接扎你的眼睛”。她所能做的，就是慢慢把冰拨到一边，一点一点暖和自己，然后再小心翼翼地从睡袋里爬出来，做饭吃，慢慢等着太阳升起来，等待征途开始。

每次登顶的路上，很多遇难者的遗体在那里静静地躺着。“那么多死亡就在自己眼前，怎么看待死亡？” “不想。”一度，王秋杨就是这样的心态。2010年的珠峰回来后，王石与黄怒波曾描述擦肩而过的死亡：“近在眼前，很有可能下一个就是自己”。

谈到丈夫张宝全对她登山的看法，王秋杨说，不反对就是最大的支持。“我们彼此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对方的人”。

“如果两条路摆在你面前，你要选择艰苦的，它会把你最好的给榨出来。”一位藏族老人无意间说给王秋杨的话，让她在行走多年后，忽然彻悟了行走的意义：“历尽艰险之后，人会重新学会对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感恩，那些常态中被我们忽视的事物，变得格外珍贵。”

四

平常日子里，王秋杨的日程一般是这样的：上午健身，她长期坚持每隔一天游泳1公里和每隔一天跑步5公里，周末练习瑜伽。中午到达办公室，整个下午处理公司日常事务。晚上7点以后还会在办公室工作，与约见的下属们谈话，回家通常是在夜里10点钟以后。

张宝全如此评价王秋杨：“她自然、简单。结婚前话不多，小鸟依人状。结婚后发现她也未必小鸟依人……”

张宝全，1957年出生于江苏镇江，理想是当一名作家。19岁时，他成为一名5级木匠，每天的工资是2.25元，后来参了军。在军队中，张宝全热衷于业余创作，出过报告文学集《强兵强将》、中篇小说集《啊，哈雷》、《火祭》等

1987年部队投资2万元拍摄《一百首歌》，在这个过程中，他认识了王秋扬。 他们一见钟情，那一年，王秋杨19岁。几天相处后，分别时，张宝全向王秋杨求婚，她答应了他。

家里人激烈反对，张宝全比王秋杨大10岁，还是个婚内人。事情后来发生了点变化，张宝全转业到了镇江电视台，也离婚了。一年之后，张宝全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同一时期，王秋杨在北京广播学院上学。

两人住在一起，那时张宝全没有收入，两人拮据地过了一段时间，张宝全喜欢吃肉，每次路过卖肉的摊子，王秋杨说买点肉吃吧，他都说不爱吃。几经周折，５年后，他们结了婚。

她告诉记者，从13岁开始就自己做决定。19岁，她决定嫁给一个比自己大10岁的男人。44岁，她告诉儿子：“你们的爸爸妈妈都没上过世界名校，一切都是自己选的，一旦做出决定，就应该去付出努力。”

大多时候，她都是理智的。

当然，故事也并非多年后那么风轻云淡，他们也曾经历了转型的阵痛。“深夜开车往回走，眼泪一直流”的情况持续了好一阵子。有一次夫妻俩陷入困境，站在院子里商量房子卖掉后，家具往哪儿摆，王秋杨问张宝全：“我们是不是要完蛋了？”

接下来的故事变得顺畅起来，就像王秋杨说的，他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1997年，王秋杨和张宝全开发的“今典花园”一期开售，成为当时京城最热销的楼盘，据张宝全回忆，“稀里糊涂就卖完了。”1999年，今典的“空间•蒙太奇”开创了中国楼盘的新模式，这种小户型住宅“4天就成交253套，成交额1.36亿元”。之后，今典又开发了 “今日美术馆”、“苹果社区”、“二十二院街画廊”。如今，今典集团经营范围已经包括房地产开发、酒店管理、影视文化等多个领域。

在胡润2008年的女富豪榜上，王秋杨以35亿身家上榜，成为人们通常所说的“富一代”。而张宝全曾说：“换个人当我老婆，还有没有今典集团不敢说。”

五

在某种程度上，走着，是一种状态。

2003年，她给自己印了一张名片，叫西藏教育原生态考察员。车一路行驶，她在思考很多问题，正如一些人所说的，50万捐给希望工程就可以建一个希望小学，后来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建学校，要考虑选址、师资力量、区域基础人口等等一系列问题。

事实上，捐款的人也不会去看自己捐款建的学校怎么样了。王秋杨看到过一些废弃的希望小学，后来就变成了一堆石头。她下定决心自己做。王秋杨打电话给张宝全说，要帮帮阿里的孩子们。张宝全问，要多少钱。王秋杨来不及细算，说，要200万元，张宝全却给了1000万元。

王秋杨想在阿里地区做点事情，整个阿里地区，34万平方公里，相当于10个台湾，或者一个德国，人口却只有9万人，平均海拔4700米。有一次，王秋杨去改则县，县长说改则县是阿里地区的人口大县，人数达2万人。

在西藏转了一圈，王秋杨的“苹果基金”成立，每年投入500万元用于建“希望小学”和“赤脚医生工程”。迄今为止，“苹果基金”在阿里的138个行政村设立了基层医疗网点、培训村医和接生员，每年冬季向阿里地区提供130万元的药品。

在此之前，王秋杨做公益的方式很感性：“教育局局长说，我们缺电脑，给个电脑吧，我就给台电脑；又遇到一个人说，你给我台拖拉机吧，我就给台拖拉机。”更早时，“看到报纸上说一个小孩子怎么样了，报上有电话号码，也有地址，就拿上几万块钱，冲到现场，把钱放下，自己抹着泪就走了。”

现在，她在学习如何让每一分钱都用在该用的地方。

玉树地震发生后，王秋杨看电视，那种场面她受不了，她说自己的泪点特别低。马上就和张朝阳，拿着几百万去现场，想做点项目。负责赈灾的工作人员对他们说，“这几个亿的项目都还没安置过来，像你这种几百万的项目，怎么给你找啊，把钱给我们就行了，做什么再说吧。”

钱当然是没给。

考察来考察去，她跟张朝阳发现，玉树没有急救中心。地震发生后，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服务和配备，她就想建一个急救中心。后来，政府拨了一块地，让苹果基金会建急救中心。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个急救中心现在还没有开工。

六

王秋杨说她是个喜欢行走的人，喜欢时不时走得远远的，然后品尝想念的那种滋味。她从小的理想是当考古学家或地质工作者，去云游四方。

2005年12月，这一次出发的目的地是南极。出发前，10岁和8岁的两个儿子，争着把自己写的作文念给妈妈听，题目是《我的妈妈》。

大儿子贝贝是这么写的：“妈妈每一次去登山冒险都错过和我们出去玩。比如妈妈去登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时，就错过了和我们一起去海南玩。我玩的时候也非常担心，妈妈会不会出事。”

“还有一次妈妈去北极的时候，那天家里来了很多爸爸妈妈的老朋友，妈妈又错过了和我们玩，和她的朋友们玩。她又很少给家里打电话，所以我非常担心。我真希望妈妈在登山和冒险时不要错过和我们一起玩。”

听到这里，王秋杨有种掉泪的冲动，在她内心深处，最有成就感的是，她是两个男孩的妈妈，她总是带着对他们的思念，行走在路上。但完成“7+2”后，更多的时候，她似乎开始向往另一种生活。

2010年12月29日，她在自己的微博上写道，“透过冬天的树干望着很蓝的天空在想，我该开始习惯不再折腾的日子了吧，不想给自己压力和目标了，想退出了，我不是号称自己是江湖不相忘嘛，不想再每天穿戴齐整和家人挥别，开车出门，忙忙碌碌了。那似乎已经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了。”

她用《女人四十》这个电影来描述她所面临的状况：“上有老，下有小，事业上又是一个最较劲的阶段，忽然间发现，自己对周围的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处理不好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紧张和焦虑，而现在，我已经学会了接受当下。”

她很享受跟两个儿子相处的时光，大儿子16岁，小儿子14岁。

2011年11月7日，她送两个孩子去宋庄学画画，车行驶在北六环上，两边都是金黄，灿若碎金，车在飞奔。想到两年之后，孩子们也许就要去美国读书了，她想到了龙应台的一句话，“你永远看到的都是孩子的背影”，心里瞬间多了一丝惆怅。

她告诉两个儿子：“牧遥，牧远，此情此景，我以后会很怀念的，我很感谢我的生命中有你们两个人”。两个儿子看着她，乐了，告诉王秋杨，“我们永远在一起。”她觉得，儿子懂得自己。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