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芬莉集团总裁刘卫高 

    “芬莉集团”总裁刘卫高，是浙江义乌人，今年才36岁的他，涉足商海已有20个年头。他的资金从无到有，企业从小到大，靠的是什么？刘卫高说，他喜欢这句歌词：爱拼才会赢。

    1985年，刘卫高考入义乌中学，但由于1000多度的假性近视，严重影响了他的学习和生活，不仅上课看不到老师在黑板上写的字，甚至连走路都会摔倒，他不得不休学。刘卫高的父亲，属于义乌最早的“鸡毛换糖”那一代的生意人，在义乌小商品市场里有一个自己的摊位。休学在家的刘卫高，顺理成章地去照看铺子了。

    刘卫高的眼睛慢慢恢复了正常，可以去学校上课了，但此时的他已经“沉迷”在这个小小铺子的“生意经”上面了。父亲希望儿子好好读书，考上大学，跳出“农门”，成为一个栋梁之材。刘卫高却铁了心要成为一个让人刮目相看的生意人，要在生意场上闯下去。

    那一年农历新年前夕，当别人已经在家欢欢喜喜等待新年来临的时候，刘卫高却在义乌和苏州两地来回奔波了六天六夜，贩销气球，他由此赚到了一万元钱。

    刘卫高品尝到了当“万元户”的滋味后，他的视野更宽，胆子更大了。在没有任何关系的情况下，他一个人闯到上海去寻找商机。有一天，他在当地的一份报纸上看到了这样一则新闻：上海第十九棉纺厂和日本合资的上海华钟袜子有限公司成立了。他认为，这个企业生产的袜子，一定款式新、质量好，如果批发到义乌市场，一定好卖。

    事情远非他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在当时的经济背景下，红遍上海的中外合资企业对来自浙江的“个体户”大门紧闭，门卫根本不让他进去。刘卫高硬磨软泡，让门卫在下班的时候把公司的销售员指点给了自己。刘卫高买了一些礼品跟在这位销售员的后面，径直“闯”到了他的家中。最终，这位销售员同意把公司里的B级袜子卖给刘卫高。

    刘卫高回忆当时情景：“当时我把5万块钱都给了他，他只写了一张收条。要是他不把袜子给我，怎么办？”幸运的是，这位销售员第二天就给了他一卡车的B级袜子。
   
    运回义乌后，刘卫高马上组织人员给这一车袜子进行整理加工，又买来染料，自己动手给未漂白和染色的袜子进行漂白和染色。“我先把袜子漂白，漂得不好的染成肉色，肉色染得不好就染成咖啡色，咖啡色染不好再染成黑色。”刘卫高这样说。

    刘卫高把袜子摆上了摊位，虽然还不是销售袜子的旺季，但两块钱一双的短袜很快售罄。第一车袜子的成功，使刘卫高与上海华钟公司进行了更广泛的合作，在以后的几年里，他赚到500多万元。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

    赚到了第一桶金后，刘卫高看到小小袜子有着巨大的市场，有巨大的利润，办袜厂的想法油然而生。1992年下半年，刘卫高用400万元买了20台袜机，在家中开起了小工厂，他为厂取了个好听又“洋气”的名字———“芬莉”。办厂第一年的利润就达到35.6万元。第二年，通过银行贷款，刘卫高又扩充了50台袜机，到1997年，芬莉已经拥有了500台袜机。

    1998年，刘卫高又用巨资受让了位于义乌北苑工业区的一块土地，兴建了厂房，把生产规模扩大到近千台的袜机。刘卫高除了不断地扩大规模外，一直把目光瞄准到国外。
   
    作为义乌的一大支柱产业，袜业在全球贸易份额在逐年攀升，但这里面也潜藏着一大风险，如何应对国外贸易壁垒，应对可能袭来的反倾销？

    如今，芬莉集团95%以上的产品是出口，外贸的依存度几近100%。但面对今年以来的纺织品“特保风波”，很多外贸厂商日子越来越难过，有的不得不停产。刘卫高和他的芬莉也面临生死考验。

    在“特保风波”中，芬莉集团15个价值150万美元的货柜停留在了美国港口，但刘卫高似乎没有更多的畏惧。他的对策是，及时调整出口地区产品的比率，对美国的出口比率从原先的35%降低到了20%，而且产品也调整到了童裤之类不在“特保”之列的类别；由于欧洲没有把袜子列入“特保”范围，因此出口比率由原先的20%提高到40%；日本的份额也从原来的25%提高到了30%。

    刘卫高认为，袜子作为一种劳动密集型产业，必须不断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每天都要有居安思危的心态。于是他决定“杀”回国内市场，运作芬莉的品牌战略。为此，他为芬莉的品牌建设精心设计了一系列的方案：邀请了国内一位著名演员做芬莉品牌的形象代言人；在央视等强势媒体投放广告；在三年内争创“中国名牌”和“中国驰名商标”等等。刘卫高的目标是，芬莉内销的产值达到3个亿。

    追求永无止境。今天，刘卫高又把目光瞄准在创办江苏省宿迁市小商品市场上。他将引入义乌培育市场的经营管理理念，形成规模和集聚效应，把市场经济辐射到苏、豫、皖、鲁一带，促进当地的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来源：义乌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