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之间有的是一个“竞”，而没有“争”，“竞”的是价格、是质量、是服务，会“竞”出一个和平世界；而政府经济之下的竞争，更主要的是“争”——争的是资源、争的是项目、争的是垄断，国土之争，“争”的结果不外乎刀光剑影，生灵涂炭。
本文是大午集团创始人孙大午在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追思会上的两个思考问题：第一，是理论催生实践，还是实践产生理论？第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但是我们离真正的市场经济还有很大距离，症结究竟在哪里？
我和于光远先生的接触并不多，只是在老同志聚会上一起吃过两次饭，当时有李锐、胡绩伟、何方、朱厚泽等。于老很平和，看起来非常乐观豁达。别人对国家的未来忧心忡忡，他却表现出怡然和悦的神态，举重若轻的样子，他也很少发言。后来从网上了解到，他1975年以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但是他很务实，并不受意识形态禁锢，不受马列主义的束缚。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作的那篇著名讲话，手写提纲就是于老起草的。从1981年起，他又利用参与讨论中央文件的机会，多次主张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和基本特征写入中央文件，他的意见，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我想共产党的一些老同志，或者是叫他们“古典的”共产党员，或者是“两头真”的共产党员，他们不受意识形态的禁锢，还是从实际出发，率先解放了思想的，于光远先生就是其中主要者之一。
这次会上我也思考了两个的问题，第一，是理论催生实践，还是实践产生理论？
稍有社会常识的人都会认为一切理论的产生应该源于实践，是实践产生理论而不是理论出实践，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学者们都在致力研究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研究古代的哲学家、经济学家的思想，想用它们指导当今的社会发展方向。为什么用古人的观点来指导现实问题呢？为什么用死人的理论来解救活人？六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还在用上世纪意识形态的东西来套现阶段的社会形态。
我曾说过世界上没有无产阶级，是我们制造了一个无产阶级；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是伪问题。因为“资本”没有主义，资本只是一种经济形态，社会离不开资本。
资本带来的问题只是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是官僚的手里，还是平民百姓手里；“社会”也没有主义，它就是人群的一种生活方式，按自然规律运行。社会在发展进程中，所有的问题从下面暴露出来，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在下面，但是钥匙却在上面。也就是说，如果一切从实际出发，上面把钥匙交给下面就好了，这就是通过实践解决现实问题，而不是用古人的理论解决活人的问题。
所谓的经济理论无非也是从实际出发，关注民生。在上世纪60年代大饥荒刚结束的时候，1962年刘少奇就出台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算经济理论吗？当然不算，所谓“三自一包”无非是 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和包产到户；后来这还成了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状，其实这都是民间自发的很简单的事情，人们在实践中看到一分两分的自留地要比生产队几亩地的产量都高，人们主要靠自留地活着。
只不过有人总结了一下反映上去，被上面采纳了而已。以前每个家庭都得“自负盈亏”，到现在我们民营企业家不也是“自负盈亏”吗？当时说的“四大自由”是土地租佃自由、土地买卖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其实中国民间自古以来借贷都是自由的，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们的借贷却一直不能自由，吴英、曾成杰等一批一批的民营企业家不是关在监狱（或被杀头）就是在去监狱的路上，包括我自己也从监狱走了一遭，而到现在国家也没有出台关于自由借贷的条例。
借贷就是一种自古有之的经济活动，有必要上升到高深莫测的理论吗？是真佛只说家常话，如果一种理论玄之又玄、高深莫测，它就不是人理了。
第二，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但是我们离真正的市场经济还有很大距离，症结究竟在哪里？
市场经济本来就是社会运行的常识常理，平民百姓都能够适用，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应该拥有买卖自由，借贷自由，对自己的财产有处理权。我们谈人权，没有财产权就谈不到人权，财产权是最基本的人权。现在农村土地有改革的新动向，允许土地的抵押，但只是给了农民初步的一点权力，因为没有市场，他只能同政府交易，只能卖给政府。
无论是拆迁还是征地，都是公权力所为，现代经济的血脉、金融也都是国有银行、集体的信用社在运作。这远远不是市场经济。只有完成财产权自由交易的过程，例如可以自由买卖，可以入股，可以投资，甚至他赌博变卖了，政府也不能干预，这才是完整意义的财产权、人权。有了这些，其他的政治权利才能得到进一步的体现。“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曾挽救了1962年以前大灾荒造成的崩溃局面，并且平稳运行了几年，可到“文化大革命”时又成为“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了，社会又到了崩溃的边缘。
1962年前的饥荒就是之前的人民公社大跃进造成的，刘少奇说“七分天灾，三分人祸”，其实还留有余地，几乎全是人祸。“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就是市场经济的萌芽吗？其实也不算，这种市场经济是自古就有的，贸易自由自主，这个政策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灾荒带来的窘境。可“文化大革命”的到来，又被否定，斗私批修，割资本主义尾巴，使社会经济又到了崩溃的边缘。
我们应该尊重这种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我们的市场经济发展为什么这么艰难？症结就是政府总在主导市场经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其实就是特权经济，是利官在先、利国在后的，是畸形发展的社会经济；自然的市场经济是利民利国的。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所谓的市场经济还有计划经济的影子，比如农村土地承包期限30年，城市住房权限70年，这是市场经济吗？我们搞市场经济就应该废除这些没有缘由的、没有未来的条款。在农村就应该落实农民的财产权。
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是社会良性发展的助推器，能催生出商业精神。现代社会尊重的就是商业精神，商业精神是一种自由精神，商业没有国界。近一百多年经济的发展，及欧洲共同体的实践经验表明：在一百年内国家铁定会消亡。
商业精神可以救中国，也可以救世界，一切的领土争端、意识形态争端都会被企业家所拆解。有个经济学家曾建议让中日两国的企业家共同解决钓鱼岛的争端，一定能够双赢。企业家之间有的是一个“竞”，而没有“争”，“竞”的是价格、是质量、是服务，会“竞”出一个和平世界；而政府经济之下的竞争，更主要的是“争”——争的是资源、争的是项目、争的是垄断，国土之争，“争”的结果不外乎刀光剑影，生灵涂炭。
企业家让自己的产品带有真善美的内涵，去跨越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意识形态，让全世界得到更好的生活，让资源得到更好的利用。比如互联网、电视，即便是最落后的民族也在使用和观看，超市的食品就没有“贱人食用”还是“贵人食用”的标志。前不久《华盛顿邮报》的记者来采访我，他在印度生活过十多年，我与他交流印度现在的种姓歧视问题，他说原来种姓之间的隔阂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神职人员不能触碰低种姓人的东西，高贵种姓的家庭连厨师也不能用低种姓的人。
但是这二十多年来变化还是很大的：在城市里的工作场合、公众场合，种姓之间的隔阂基本表现不出来，还有互相通婚的，低种姓的人也可以去买现代产品，在生活使用的商品中，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吃住行都在同化，人为划分的尊贵与卑贱逐渐淡化，各民族的人正在实现生命同等的尊严。这就是人类最大的进步，也是市场经济的威力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