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份中国制造业PMI指数的数据一出来，其再次滑到49.2%的低位。这让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经济普遍更加担忧，提出了各种刺激增长、拯救经济的提议。不过，在我看来，这些提议对当前问题的判断并不准确，而相关建议便多是缘木求鱼。

 

我个人认为，目前中国经济下滑是两种合力的结果。一种，是正常的转型现象。4年前我就预言过，由于80年代以来开始的全球化和国际产业分工周期已经结束，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漫长的慢增长时期。这是不可改变的客观进程，也无需担心，因为中国最基本的工业化和市场化已经完成。个位数的增长，其实已足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和进步。另一种，也是危险迹象的，是全社会民间投资的不振。据调查，到2011年底，中国家庭净资产总量已达62万亿人民币，其中 “高净值家庭”就拥有27万亿人民币。这远远超出中国维持一个基本水平增长所需要的投资数额。问题在于：目前这笔庞大的财富，相当大比例沉淀在非生产性的资产中，尤其是房地产，而没有投向可以创造财富、拉动就业的生产性领域。这才是需要大家担心并且认真分析的。

 

历史上，对于正常经济周期中的投资不振，大致可以用两种方法对付：一是凯恩斯主义，靠政府先行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再吸引民间资本跟风加入。可是这个招术，中国前两年“四万亿”时已经用得透支，现在再用，只会反而挤出民间投资。二就是里根主义，靠大规模减税来刺激民间投资。这个办法4年前我曾大声呼吁，但目前状况下，却已经慢了一拍了。前几年经济还有高增长余响，减税未必影响政府实际财政收入。现在经济下滑中，再大规模减税无疑是把政府财政、尤其地方财政，逼上绝路。目前情况下至多可以小规模有针对性地减税（比如针对中小企业）。

 

既不靠公共财政投资，又不能大规模减税，如何提升民间投资？从长远看，我还是坚持中国应当学习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做法，放开中小城镇的自治，从而在中小城镇层次上释放民间长期投资的激情。当然，这条治本之策见效比较慢。有没有能立竿见影的措施？我以为也是有的，那就是要对目前民间资本和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迅速进行一个大的调整。

 

中国民间资本和政府之间，长期以来关系奇特。一方面民间资本最讨厌的是政府，另一方面他们最信任的往往也是政府。这篇短文不足以解释清楚这种关系，也更不足以从道德层面上对这个现象做任何评价。我只想纯粹就事论事地指出：常常有人说中国老百姓是最好治理的，其实中国的企业家和资本家经过长期训练，更容易治理。正因为有这么容易治理的企业家和资本家，过去十几年政府才能说压缩就压缩，说刺激就刺激，长期以来轻松调控经济于股掌之中。

 

而当前民间投资严重不振，其实质就是：这么听话的民间资本，也终于被某些政府部门给骗怕了。经济不行的时候，某些政府官员好话说尽，好事做绝，总之只要你肯投资就一路绿灯。等到民间资本帮政府渡过难关，立刻翻脸不认人，轻的让投资人白忙活一场，至少还能全身而退；重的则通过查税等手段，可以整得投资人倾家荡产，人财两空。这样的故事一再发生。终于有一天，某些政府发现，你说再多好话，投资人也不敢来了。

 

解决的问题也很简单：起诉几个地方政府的某些部门，推翻他们对民间资本的不公待遇，迫使他们偿还民间投资人的损失，并严惩几个首要责任人员。从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来说，这比抓几个高官腐败案例，效果或许会好得多。现在的问题是：官员腐败人人痛恨，但官员利用公权力侵害民间投资人利益，如果过程中没有中饱私囊的现象，那么不但不算腐败，而且还常常被当成“严惩不法奸商”、“劫富济贫”的正面案例。这种风气不扭转，这样的典型案例不抓几个，不严惩几个责任官员，则企业家对政府的信任，将继续滑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