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延5年之久的吴英案在2012年上半年落幕，虽然死缓的判决被不少人认为量刑过重，但相比一审、二审的死刑判决而言，吴英得以保留一命仍令大家感到欣慰。
从吴英一审被判死刑开始，来自法律、经济、媒体等众多界别的人士便高度关注这位30岁不到的“亿万富姐”的命运，并掀起了拯救吴英的浪潮。而高潮部分，则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将吴英被判死刑案抛给两会之后的温总理记者招待会。而正是那次温总理记者招待会，让吴英的父亲吴永正看到了曙光。
在很多法律专家和经济学者看来，吴英案被广泛关注，在于此案的标本意义：案件背后民间资本活跃的现状与金融改革踌躇不前、法律制度亟待完善的矛盾，比任何时候都强烈。
可喜的是，在吴英案被改判的同时，以温州为桥头堡的金融改革拉开序幕。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接受本报采访时，概括了吴英案的价值：此案受到下至普通百姓上到中央高层的关注，使之升级为一起影响广泛的社会事件，倒逼金融体制改革，推动了民间借贷的合法化。
吴英其人其案
1981年出生、只有高中文化的吴英拥有一段致富传奇，而这段传奇最终将她引入深渊。
14岁与人合伙开美容店；17岁辍学，随后大张旗鼓地创业，先后开办美容店、美体沙龙、足疗店、汽车租赁、KTV、担保公司等；在24岁时，吴英已经拥有数百万财富。
从2006年4月开始，由吴英担任法人代表的本色集团在东阳横空出世：本色商贸、本色洗业、本色广告、本色酒店、本色电脑网络、本色装饰材料、本色婚庆服务、本色物流……吴英仅用一年时间就搭起了财富积木。
人们惊呼“亿万富姐”出现时，吴英陶醉其中，在她有意无意的吹嘘声中，有人标榜她身价高达38亿元，跻身国内女富豪榜单。对于外界关于其资金的质疑，本色集团宣称，数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没有一分钱是银行贷款，全部为自有资金。
不过，所谓的本色神话最终被揭穿——其所谓的自有资金，均来自于高利贷。随着借贷人的追债，吴英案发。2007年2月，她在北京寻求解困资金时，在机场被浙江东阳警方控制，随后被刑拘。
此时，距本色创建只有短短的10个月时间。与本色的横空出世一样，她的陨落同样倏忽一瞬。
司法机关查明，从2003年开始，吴英采取高息集资方式，向徐玉兰、林卫平等人借债7.7亿余元，造成3亿余元亏空无法填平。一审法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吴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
突然暴富的亿万富姐，瞬间变为死刑犯，这巨大的反差，令吴英案从一审判决开始，就广受社会关注，而由此所引发的争议和担忧，则将此案推向更深层次。
大拯救背后
很多人都认为，吴英案有其历史合理性。
温家宝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此事反映了民间金融的发展与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还不适应。一方面，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需要大量资金，而银行又不能满足，民间又存有不少的资金。“对于案件的处理，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温总理这样说。
温总理的此番讲话被包括吴英的父亲吴永正在内的人理解为：吴英案的发生有特定的历史背景。这成为吴英有可能被放开一条生路的开始。
而在此之前，吴英基本被认为在劫难逃。就在总理记者招待会之前两个月的1月18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后，裁定驳回吴英的上诉，维持死刑判决，并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
也就是在此时，以民营企业主、经济学家、法律人士为主的群体挺身而出，展开一场拯救吴英的接力大戏。
“回想一下，30年前，把东西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去卖，叫投机倒把罪，死刑；性骚扰也可能被判死刑，叫流氓罪；现在回过头看，这些都是笑话，笑柄。”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问道，今天把吴英判死刑，30年之后再看，会不会有遗憾？
深圳大中华国际集团董事局主席黄世再以及与吴英有同样遭遇的河北大午农牧集团监事长孙大午则出面表示愿意出资帮助吴英偿还部分债务。在他们看来，民企发展过程中的融资行为非常普遍，许多民企的发展壮大，民间借贷功不可没。即使吴英是集资诈骗，也罪不至死，否则就是法律出了问题，解决之道是修法，而非杀人。
知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会上发表演讲时呼吁关注吴英案，并明示“判吴英死刑是中国改革的倒退”的观点。
此外，一些法律界人士不约而同地致信最高人民法院，希望“刀下留人”。包括《华夏时报》在内的国内主流媒体甚至以“为吴英辩护”的标题发出救吴声音。
一位观众在凤凰卫视所作的关注吴英案的节目中说，中国有“欠债还钱，杀人偿命”的古话，吴英没杀人却要偿命。他以民间常识审视司法判决，称不符合民间逻辑。
虽然过程曲折，但结果令人欣慰。2012年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未核准吴英死刑，该案被发回浙江高院重审。一个月后，浙江高院作出死缓判决，历经5年风雨的吴英案落幕。
金改启程
吴英案为何备受关注？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郭田勇(微博)概括为“是社会对垄断金融体制的情绪宣泄”。他认为，中国正处在金融改革的关键当口，经过吴英案的广泛争论，社会对于中国金融改革达成了一定的共识。
温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及吴英案时指出，此次事件反映了民间金融的发展与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还不适应，政府应引导、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使其规范化、公开化。随后，他透露，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正在积极考虑将温州的民间金融作为综合改革的试点之一。
两周之后，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推出包括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建立民间融资备案管理制度等在内的12项具体任务。此举被认为是全国金融改革启程的标志。
在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看来，温州金改最重要的作用是民间借贷的合法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吴英案推动了温州乃至中国的金融改革。
“用历史的眼光看，吴英案发生在市场经济尚待发育完善，民间金融功罪并立，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类的犯罪界限模糊，经济快速发展与资金供给矛盾尖锐的特定时期，这是其成为社会焦点的大背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员、知名法律学者王令说，吴英案的判例效果在广泛的社会关注之下得到彰显，宽严并重的惩处，对非法吸收存款，特别是对那些有集资诈骗动机的借贷者，有极好的震慑效果。吴英的结局也将警醒正常融资的民企应小心投资，谨慎借贷，严防风险。
对于正在进行中的金融改革，黄世再表示，包括民企在内的人们期望看到，改变金融垄断的格局，建立多元化、多渠道的资金供应体系，建立规范合理的民间借贷管理制度，完善法律制度以营造和谐的法律制度、金融制度和社会公平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