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著名作家夏昕

 

【人物简介】

夏昕，男，1972年8月出生，东安县芦洪市镇人。1994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东安县教委工作，两年后调入中共东安县委宣传部。2001年到省城工作，先后在报社、电台、杂志社等媒体担任记者、编辑、部门主任、采访中心主任、新闻主编等职，现服务于中共湖南省委《新湘评论》杂志。迄今已在《人民日报》、《南方周末》、《羊城晚报》、《三联生活周刊》、《南方人物周刊》、《中国新闻周刊》等百余家报刊上发表随笔、杂文、小说、诗歌等纯文学作品千余篇；在全国多家报刊上辟有专栏；多篇文学作品入选大学教材和知名文集；出版了一部长篇时政小说《阳谋为上》，与朋友魏剑美合作出版一部新闻策划著作《炒作制胜》。

记者：你好，几年不见了，没想到你还是风采依然啊！你离乡来长多少年了？

夏昕：依然倒是，风采却无。风采以前没有，现在没有，以后老了更不会有。呵呵。来长沙已11年了，人到中年，愈发感觉时间过得太快。

记者：这些年在长沙还顺利吧？有没有什么经典故事啊？

夏昕：我不知道别人是如何看待他自己的。我一直觉得，任何一个人，放在广袤的自然里，放在浩渺的宇宙中，放在逝者如斯的时光内，是多么的微不足道。而且，我原本就是极为普通的无名之辈，一如沙滩上的一粒细沙，我常常在深夜里感叹自己的卑微。因此，我没有故事，更无经典。经典故事只有那些呼风唤雨、青史留名的人才有。

记者：对于你，很多读者还记得你99年写的《两颗钉子》，这篇文章被多家出版社选入多种选本，我也对这篇文章记忆犹新，请你先向大家介绍一下《两颗钉子》的创作经历及发表情况。

夏昕：这只不过是一篇千余字的生活随笔，最初发表在《年轻人》杂志上，标题叫《尊严无价》，随后又在《南方周末》的“百姓记事”栏目上刊发了，标题被编辑改为《两颗钉子》。我当时在东安县委上班，也住在大院里。有几次，我注意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头，来到办公楼后面的垃圾箱里捡破烂。我见不得比自己可怜的人，于是心里很想帮他，但凭我那点微薄的工资，肯定是无法资助他的。于是心里就构思了一篇文章，文章里有这样的一个细节：一位很要强的老头每天趁着天黑来大院里捡破烂维持生计，大院人知道后，为了呵护老头的尊严，便在垃圾箱边的大树上钉了两颗钉子，将可直接用的物品挂在上面的钉子上，将用来做废品卖的物品挂在下面的钉子上，门卫也很配合，每天只让这位老头进大院捡“破烂”。老头每次从钉子上取下这些东西时，都泪流满面。对尊严的呵护与人文的关怀，是我作品的永远主题。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阳谋为上》，题材虽为官场小说，但表达的却是独立人格之美，以及对人性美丑的讴歌与鞭策。

记者：听说你曾经为此维权，选了3家出版社钉钉子，是吗？进展（结果）如何？

夏昕：《两颗钉子》发表后，许多家出版社在编书时都选用了这篇文章。听在中学当教师的同学说，此篇文章还被作为阅读题纳入许多知名中学的语文试卷中。当时挺高兴的，根本就没想到什么维权。前年一位当律师的朋友，主动提出替我维权，我哪里有精力去弄这些事？就随他去搞，他随便查了一下，发现至少有30多家出版社未经我许可选编了这篇文章，而且也没有寄给我样书，更没有付我一分钱稿费。律师朋友就随意挑了3家出版社，给他们发出了律师函，有的还上了法庭，结果当然是我方胜了。中国法律，在这点小事上，还是会满足一位公民应有权利的，呵呵。选择去维权，主要是想唤起出版界尤其是日益发达的网络媒体应对每位写作者有一种最起码的尊重。

记者：这些年来你在哪些报刊开设过专栏？主要是哪方面的内容？

夏昕：在《长沙晚报》等数家报刊上开过美食、理财、婚恋等方面内容的专栏，主要是生活随笔。《金鹰报》上开的专栏主要是思想随笔。

记者：到目前为止，你已经发表了多少作品？出版了多少著作？

夏昕：具体发表了多少作品还真没有统计。前两年写得多一点，也在《三联生活周刊》、《南方人物周刊》和《中国新闻周刊》等名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最近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长篇时政小说《阳谋为上》，几年前与挚友魏剑美合作出版了《炒作制胜》。由于工作和家庭的原因，我没有很多的时间用来创作。文学圈里有许多朋友都说我有写作的潜质，应该要写出更多的作品，我很惭愧，也惶恐不安。

记者：你的《阳谋为上》是在什么情况下动笔的？为此做了哪些准备？创作中遇到过哪些困惑？

夏昕：我一直认为，如果要想在写作上有安身立命的东西，那必须是一两部能拿得出手的长篇小说。挚友魏剑美开始不以为然，当然，以他在全国杂文界的名望和地位来说，确实可以不以为然。后来他慢慢同意了我的观点，并提出与我同时开始长篇小说写作，我欣然接受。但结果是，两年过去了，他一鼓作气写了三部长篇小说：《步步为局》、《步步为局》续集《副市长》和《做秀：一夜成名的潜规则》，而且这三部小说无论是读者口碑，还是市场反响，都非常好。而我，在他的连催带批之下，才完成了这部《阳谋为上》。

要说创作中遇到的困惑与困难，于我来说最大的还是时间的安排。你知道因为家庭原因，这7年来我独自抚养孩子。每天下班回家，我将儿子生活和学习安顿好后，基本上已到了晚上十点半左右，这时我累得直想睡。但为了将长篇小说早点赶出来，便硬撑着写，写到再也撑不住时，才上床睡觉。第二天早上7点，要照常起床送儿子去上学，然后去上班。因此，我经常处于疲倦状态。为了节省时间用来写作和看书，这7年来我在家里从没看过电视，家里的电脑也没有上网。这其中的困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与外人道也。

记者：一部小说七易其稿，足见你的态度很严肃认真的，你最后的定稿与初稿有哪些差异？你想为读者提供一个什么样的价值取向？

夏昕：这部小说七易其稿，除了对自己严格要求外，还有出版社的原因。为了出版，人民日报出版社审查非常严格，逼着我改了数次，直到我将小说改得“阳光灿烂”，他们才满意，包括将小说原标题《白玉砚》改为积极向上的《阳谋为上》。最后的出版物与初稿相比，有两个大方面的差异：一是初稿中一些犀利的观点与措辞，统统被删掉了；二是结尾已变得面貌全非。我当初设计的结尾是：郁远达推倒县委书记邢贺华后，邢贺华又将省委副书记孟纪文牵了出来，专案组在查孟纪文时，发现他收藏的大堆古玩中，惟有那方白玉砚价值连城，由此牵出了送砚的莫小琪。这时，郁远达才发现，自己推倒的是一堆牌，最后这堆牌不仅砸了自己心爱的人，也正砸向了自己。郁远达最后是否也会受牵连？小说在结尾留下了悬念。

就整本书的价值取向而言，我意在用一种迷茫的守望来展示独立人格的伟大，用一种悲凉的姿态展示人性的温暖，用一种残忍的笔触来展示美丽的希望。尽管在现实官场中，这种独立人格是不容许生存也无法生存的；也尽管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美丽的希望正日趋于渺茫。

借此机会，我要向读者道个歉，虽然此书七易其稿，但我多在情节和细节上下功夫，个别字词句存在差错，出版方的编辑和专职校对也没有校对出来。有的句段编辑删除后，上下文之间没有理顺；有几处为了突出“阳谋为上”，硬加进去的文字显得太过突兀。我拿到样书后，仔细核校了一番。每看到一处差错，就在心里狠狠地抽自己一个耳光。最近一次加印中，也许仍存在一些校对上的错误，但已将书中一些明显的差错都改了过来，有许多地方也润色得更好。同时，还加了环衬。细心的读者会看出这些区别。

记者：你在小说里讲述了很多官场潜规则，可以说是一本从政艺术的教科书，请问这些规则是你耳濡目染还是从各种资料上得来的？

夏昕：我在官场或官场的边缘行走了这么多年，目睹、耳闻和感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一直觉得，现实永远比小说精彩。囿于种种原因，《阳谋为上》没有将一些东西写出来，也不可能会让你写出来。

记者：你跟王跃文很熟吗？你们平时是否交流？作为多年的朋友，说句直话，我拿你的小说跟王跃文、阎真、肖仁福等几个推荐你小说的作家相比，我感觉到你的《阳谋为上》有借鉴王跃文《梅茨故事》的痕迹，而且比较明显？你承认吗？

夏昕：我自认为跟王跃文老师熟，但王老师不一定这样认为。呵呵。因为王老师是名人，我是他众多仰敬者中的一位。跟王老师一起吃过几次饭，也与王老师、阎真老师和老友剑美等人在某个月明之夜一起去爬过岳麓山。交流似乎谈不上，跟王老师在一起，我主要是听，因为景仰，且我原本是口拙之人。王老师善谈、又非常风趣。有机会跟他呆在一起时，他随手拈来的段子会让你大笑不已。我还告诉你一个小秘室，王老师与阎真老师在一起时，他总是“欺负”阎真老师，他说的段子主角不时就变成了阎真老师。此时阎真老师总是“腼腆”地笑，那样子像十七八岁的少年。呵呵。你是第一个说《阳谋为上》“借鉴”了《梅茨故事》的人，愿闻其详。

记者：《梅茨故事》讲的是朱怀镜自荆都财政厅副厅长下放到梅茨地区任地委副书记，《阳谋为上》讲郁远达自西岭省委党校下放到南溪当副县长；朱怀镜在梅茨遇到了舒畅并建立了情人关系，郁远达在南溪遇到了莫小琪并建立了情人关系；舒畅邀请朱怀镜到家中吃饭并做了几个拿手好菜，莫小琪邀请郁远达到家中吃饭也做了几个好菜；朱怀镜为了讨好李老部长先送上真假难辨的倪瓒画，后送上石雕；郁远达为了讨好省委副书记孟纪文先送上五彩百猴瓶，后为了帮莫小琪其实也有帮自己的动机送上三十六罗汉讲经砚；这些不是巧合吧？

夏昕：你这些列举让我大吃一惊，好像自己光明正大地走在大街上，突然有人逮着我说：你是贼。而且，似乎证据很“确凿”。因此，这个话题我想多说几句。

我首先要说的是，在我创作《阳谋为上》之前，我看过的官场小说最多不超过四部，在这里我不便将这四部小说列出来，以免别人说我自大，连他的小说也没看过。后来我又陆陆续续看了几部，迄今为上总量不会超过八部。但是，王跃文老师的《国画》和《梅次故事》我绝对是看过的，这应该是上个世纪90年代看的，当时我还在县里工作。然而这两部小说的故事情节在我脑海里已变得非常模糊，小说细节隐约还记得几个，但你说的这几个细节我确实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不知道别人记忆力如何，我自我感觉人到中年后，记忆衰退得非常厉害。我仔细回忆了自己以前读过并认真做过摘抄的名著，比如《红与黑》、《少年维特之烦恼》等，只记得一个隐约的大概，根本连一个完整的故事梗概也说不出来了；而《百年孤独》记住的好像就只是某个地方下了许久许久的雨；《白鹿原》记住的只是“泡枣”（原谅我思想不健康），还有就是此部小说叙事宏大，史诗般厚重的模糊印象。以致于我前些天看完《白鹿原》电影，接着看了《三联生活周刊》有关《白鹿原》的专题报道后，才发现原著还有那么多精彩内容呀，我怎么都忘了呢，便立即去当当网购买了一本。这也是我近几年来不断重读名著的原因。

你列举的四个证据，前两个“证据”，我个人觉得有些牵强，没必要做解释，因为从上面下到基层当领导，然后又找情人，好像我看过的官场小说都有这样的“套路”。第三个关于情人在家给做饭吃的细节，好像别的官场小说中也有，比如我最近看的肖仁福老师的《家国》，中间就有主人公在情人家里，情人给他做饭吃的细节。你说的第四个“证据”，我想说的是，最开始我的小说标题是《白玉砚》，就是将一方白玉砚设计为一种隐喻，然后围绕它将故事铺开。小说中设计白玉砚这一具像，看是与其他官场小说有点类似，其实完全不同，《阳谋为上》的白玉砚突出的是“假做真时真亦假”。白玉砚先假后真的细节，我也是看到重庆公安局副局长文强的新闻报道后受到的启发，新闻说文强被抓后，专案组从其家搜出的一幅字画是他手下的某个所长送的，当时文强以为是赝品，看了一眼就丢在角落里了，最后被专家验证为真品。官场小说，肯定都离不开请客送礼。所以如果你说的先送什么后送什么就算是“借鉴”，那么几乎每部官场小说都有这样的嫌疑。事实上，不同的官场小说，遇到这样类似的内容，虽然看起来有点雷同，但实际上各有各的写法，各有各的目的，因此也各有各的不同。郁远达先送五彩百猴瓶，是为了自己；后送白玉砚，是为了莫小琪。这种设计应该与其他官场小说中的请客送礼有区别的。

我也曾与文朋诗友们进一步探讨过你说的这个问题。朋友们说，任何作家都不排除存在“二次体验”现象。所谓“二次体验”，就是我们平常看了许多书，后来却全忘了，但其实上这些书里的一些东西沉浸到了我们的思想和心灵里，当我们写作时，这些东西就从笔尖里自然地跳了出来，像是自己的亲身体验一样。许多作家包括一些名家大家，都有过这样的体验与经历。比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他就承认深受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影响，他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就可以明显看出马尔克斯的影子。如果是这样，那我更要向王跃文老师真诚道谢，感谢他的作品对我精神和心灵的浸润。如果我也这样“借鉴”了其他作家，也在此一并致谢。

我还想啰嗦一句：王跃文老师的官场小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是官场小说创作上的一座高山。谁若能真正“借鉴”好，谁就会受益无穷。如果大家都能“借鉴”好他，那么整个官场小说的文学水准就会上升好几个层次。当然，文学的特质与生命是自我的，是一种自我的创建、完善和突破。这也是我以后创作的方向。

记者：也许是我若干年前曾在永州零陵区和广州花都区狮岭镇的街头见过这样的真是人物吧，我很喜欢小说中朱大保这个人物。朱大保以临近退休的年龄出场，起初给郁远达和读者都是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印象，可是从他在蓝天被打，到在医院讲的话，以及后来变疯在马路上指挥交通，见到郁远达就变为正常，感觉出他并不是真正的疯癫，而是一种悲壮。请问你为什么要安排这样一个人物？

夏昕：与你一样，我在东安县工作时，经常看到有个身穿黄军装的疯子在街道上指使交通，我不知道他姓啥名谁，也不知道他为啥疯的。其实，他就是一个普通的疯子。我在写作时，这个影子就在我脑海里跳了出来。《阳谋为上》里的朱大保最开始时疯时醒，但最后全疯了。朱大保这个人物，是一种象征与隐喻，因为我不只想写成一本“官场武侠”或“官场童话”。我想，无论写那种题材的小说，文学性和思想性应该是每位作者都要追求的方向。当然，我这部小说出来后，原稿中的批判力量已被伟大光荣正确的人民日报出版社的编辑打磨得非常干净了。

记者：还有一点，你好像很“残忍”，把朱大保的命运安排得悲惨还罢，居然还把他老婆李秀凤的命运也设计得那么悲惨，丈夫被打，她欲诉无门，进京上访又被打断腿，最后又自杀，为什么？这样会不会太极端了？还有一点，你怎么没有把他们的小孩写出来？按道理父母被折磨成那样子了，小孩或者亲友会奋不顾身地找邢贺华拼命，你却没有写到，会不会构成小说的一道硬伤？

夏昕：是有点“残忍”，但你觉得现实生活很童话吗？我前面说过，现实比任何小说都精彩。同样，现实比任何小说也都残忍。我现在工作的地方，每天都有人在大院前上访。很多时候，对于弱者的无奈与无助，我感同身受，心里充满了悲凉。其实，在我原稿的最后，还有这样一个更“残忍”的情节：郁远达独自开车上街时，他看到朱大保又在街道乱指挥，他老婆坐在轮椅上，留在他一旁，目光空洞。郁远达心里一慌，差点撞上了他们。这个情节最后被删掉了，我觉得好可惜。

    没有必要写他们的小孩子吧，小说创作不是请客吃饭，没有必要礼节程序面面俱到。恰恰相反，对于任何一部作品来说，累赘与啰嗦才是致命的硬伤。

记者：我觉得小说最大的特点就是人物刻画很到位，像邢贺华、罗海鸥、黄新威、钱强、刘大江、邹家虎等人，性格迥异、形象鲜明。我总觉得邹家虎这样的人物就在我们身边，请问你是否遇到过邹家虎的原型人物？他能否钻进省委大院却是了不起，你把最后他安排到疯癫，是有什么特殊用意吗？

夏昕：我一直觉得，好的小说，除了故事讲得好外，还必须要有几个立得起来的人物。故事的讲述是一种推进器，而人物的塑造则是一种道义的载体与思想的隐藏。官场小说，应该不只是一种故事会式的讲述，也不应只满足读者对官场的窥探欲和潜在欲望。如果一部小说没有一丁点文学意义上的人物塑造与刻画，整篇小说人物出现了上百个，但都是短平快式的，最后没有一个人物能让人记得住的，总觉得有些遗憾。真正的小说创作，还是在于人物的塑造。你看王跃文老师的小说，为什么能经久不衰？就在于他细腻的刻画，因此塑造出来的人物就非常丰满。我记得《苍黄》有个细节：刘差配疯了后，他老婆总在很远处悄悄地望着他。有天李济运与刘差配遇见，正想随便应付一下，忽然看到刘差配的老婆躲在窗子里盯着这边，那目光让李济运冒出了一冷汗。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节，刘差配老婆这个配角的配角，却让人一辈子都无法忘记了。这就是功力。

邹家虎这样的人物，你只要留心，处处皆是。他最后并没有疯，而是因为仕途失意后，便将谁都不放在了眼里，都敢骂县委书记的娘了。从官场钻营者到官场“焦大”，折射的是现行干部管理体制的某种弊端。

记者：你在小说中写到郁远达几次浏览“西岭在线”网站，看相关帖子。不知你是否感觉到小说中提及的跟帖过于单纯了一点？实际上，网络上的东西很复杂，尤其是网友之间的相互攻击可谓针锋相对甚至寸步不让。你除了在第十六章的跟帖中出现了两次小鱼，也就是莫小琪，其余几次都是一个马甲一个帖子，站在当今网友的角度来看，会不会显得造作了一点？

夏昕：我前面说了，小说创作没有必要面面俱要。全景式的描写与剪影式的点笔，都视情节需要。

记者：小说中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其中那个“一指像馆”和“一指禅师”挺有意思的，你是不是在现实生活中见到过这样的像馆或摄影师？或者道听途说，移植而来？

夏昕：我的一个朋友以前学摄影时就这样子，他拍照时就要我们竖一根手指来对焦，因此我们就一直拿此事开他的涮。都是朋友，他不会在意的。

记者：我发现长沙的作家很喜欢在作品里涉及古玩，长沙的古玩市场是否很兴旺？郁远达在省城买白玉砚的市场是不是长沙古玩市场的化身？你是否很喜欢古玩？对古玩研究多吗？

夏昕：长沙古玩市场是否兴旺我不知道。对于古玩我谈不上喜欢与否，主要是没有闲钱也没有闲时，因此更谈不上研究。但我身边有一些搞古玩收藏的朋友，听他们谈得多了，心里就总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要不全民炒股，要不全民搞古玩，这到底怎么回事了？

记者：贺子墨这个人也很有一种铁肩担道义的风骨，他对郁远达的帮助很大，尤其是后来请新华社的朋友写内参，找省检察院副检察长赵尚文出面扳倒邢贺华，读者大快人心。可是，这是否符合社会真实？小说中的贺子墨一帆风顺，似乎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作为好友，他怎么不把自己的苦衷向郁远达进行倾诉呢？

夏昕：有句话说，一切皆有可能。在中国当下，任何一种可能的概率似乎都很大。贺子墨也向郁远达诉过苦，小说前面就有。通过他与郁远达互相诉苦，就将他俩很铁的关系铺垫出来了呀。

记者：小说很多场景应该来自于长沙吧？比如说古玩市场，党校，还有贺子墨写的《这里有条颓废街》，是不是也源自长沙某条街？

夏昕：任何一部小说，都是来源生活而高出于生活。每位读者，都会从中看到自己熟悉的某种影子出来，同样也就有不同的解读，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嘛。但千万不能对号入座，一对号，阅读的愉悦性就大打折扣了。比如，在电影院里你总是不断去对座位号了，那你怎么能好好地欣赏电影？

记者：你曾在报社当过记者，现在又在机关大院做杂志副总编，写起新闻界的东西来真是得心应手，《阳谋为上》里面的几个媒介人物，比如贺子墨、黄一川，写得十分鲜活。请问这两个人是不是你以前某个熟人的翻版？你为什么要把黄一川跳槽后到南溪采访的态度和经历写得那么硬撑和出乎意料？你怎么对黄一川的进行定位的？

夏昕：首先要纠正你一下，我现在不是杂志副总编。我经历了许多媒体，报社、电台、杂志社等。担任过记者、编辑、部门主任、采编中心主任、主编等职务，可以说，对于媒体的运作非常熟悉。贺子墨、黄一川不是某位人的翻版，但现实中的每位媒体人，都可以从贺子墨和黄一川身上看出自己和同事的影子来。现实中像黄一川这样硬撑或假装硬撑的记者，太多了。对于黄一川之流，我是非常鄙视的，他们践踏了记者应有的尊严。

记者：贺子墨接连四天在《西岭早报》上帮郁远达炒白玉砚，虽然是署早报记者之名，只是有那么容易的事情吗？早报的老总和编辑、记者没有人产生异议？

夏昕：当然很容易，不存在操作层面上的技术困难。我刚才说了，对于媒体的运作，我非常熟悉。所以，写我熟悉的东西，朋友们都说写得很到位。

记者：邢贺华的司机唐胖子狗仗人势，对信访办主任严守道大声训斥，严守道是五年的主任了，按道理资格比较老了，他居然怕书记的司机吗？

夏昕：什么叫飞扬跋扈？什么叫狗仗人势，唐胖子是也。严守道怕的不是一个小小的司机，而是司机后面的县委书记。

记者：副书记黄新威这个人物也很有意思，他每次讲话都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而且胆大不怕得罪人，态度也反反复复。他几次在西岭在线发帖子，公安局就查不出？按道理以现在的科技手段很容易锁定发帖者啊，黄新威每次在自己办公室拍照，而发帖却是网吧，应该有同伙吧？他的同伙是谁呢？

夏昕：小说里特意安排了一个情节，说邢贺华要公安去网吧查，但由于网吧当时没有实行身份证登记上网制度，所以一时没有查出来呀。至于他是否有同伙，这不重要，没有必要都写进去。

记者：原县委书记荀青峰这个人很有杀气，他每次出场几乎都是为了制定动乱和平息事件而来，你这样设计，是否显得有些牵强？难道真的是无巧不成书吗？为什么只写他严肃的一面而不写他随意的一面？

夏昕：荀青峰只是一个影子人物，我没有过多地刻画他，就是怕他形象太丰满了，反而没有那种味道了。小说的人塑造，有的适宜工笔，有的适宜速写。荀青峰这个人物我很喜欢，有理想主义色彩。一些读者尤其是老年读者，也都说很喜欢荀青峰这个人物。

记者：姚顺南参加竞拍那一幕简直是香港警匪片上的镜头，尤其像发哥演的角色，你写得那么玄乎，会不会脱离生活让人难以置信呢？

夏昕：我再强调前面所说的那句话，现实比小说更精彩。你觉得不可信的地方，只是因为你平常没有注意到，或者就在你身边发生了，但却被你忽视了。

记者：我觉得小说有一个很大的硬伤，就是个别对方前后对不上号。例如，你在161页第十三章开头写道南溪县的常委副县长调去市交通局当副局长去了，并且说几个副县长都想争这个空缺的常务位子，而在第十八章的241页又突然冒出了一个常务副县长吴海峰。请问在你的设想中，常委副县长是不是等于常务副县长？按道理，一个小县，在政府这边只有两个常委名额，通常就是县长和常务副县长。所以我看到罗海鸥与常务副县长吴海峰对话发牢骚时，觉得很突兀，不知你是否意识到了？你在第十七章221页提到了民意测试不久，市委提拔了包括郁远达在内的一批干部，如果在这里顺便点一下吴海峰就好了，你说是吗？

夏昕：不能动不动提硬伤两字，提多了，你自己就硬伤了，呵呵。对于这个问题，只能说明你对官场的一些基本职务设计还不太了解。以前，县政府那边，除了县长，就只有一个常务副县长是常委。最近几年，许多县里，除了县长、常务副县长，又增加了一个常委副县长。我前面说过，我对媒体很熟悉，所以写媒体方面的事，绝不会犯常识性的错误。同样，我也在官场或准官场工作了许多年，所以写官场的事，我应该也不会犯常识性的错误，不会像别的官场小说作家那样出现硬伤。同时与大部分没在官场呆过的官场小说作家相比，对于官场我有更多的直接体验与感悟，对于官场人物的心理应该会拿捏得更到位。对于这几点，我有充分的自信。

记者：同样，你在第十九章的251页突然提到了文化局长何德智正在指挥布置会场，在我看来也显得有些突兀，如果你在前面的224—227页顺便提及一下做个伏笔就好了。

夏昕：一点也不突兀。因为郁远达与宣传部长一道去督查古街开街仪式准备工作是否已做好，而何德智作为文化局长就是负责这块具体工作的，自然而然地就带出他。带出他，一是为了进一步佐证宣传部长工作方法不对头，二是为了与后面的邹家虎骂街相呼应，佐证干部管理机制存在的某些弊端。

记者：吴子华找到郁远达送给他五彩百猴瓶时，郁远达居然掏出钱包数钱给他。你不觉得这样写很不妥当吗？那只五彩百猴瓶售价是八千，也就是说郁远达身边至少有八千现金。试问一下，一个副县长的正常收入是多少？郁远达这个举动，表明他身边经常有大额现金，这样一来，郁远达岂不是成了一个贪官？

夏昕：你如果准备去买一件贵重一点的东西，难道就连8000元钱都没有吗？身上带8000元就算是贪官？

记者：你在168页里写道一只小甲虫撞到蛛网上，最后破网而逃。第182页又写道蛛网，请问你两次提及蛛网，是否有特殊的含义？

夏昕：表面上是写虫与网，实际上是某种社会现象的暗喻。进一步来说，它有万物相生相克的意味在里面。

记者：你会填词吗？为什么在小说里出现几次填词？

夏昕：我虽然是学中文的，也特别喜欢古诗词，但平常还从没有真正地写过古诗词。我觉得古诗词涉及的格律之事，太过深奥。小说中填了几次词，也是情节和人物刻画的需要。

记者：董至高为了见孟纪文，遇上假冒的孟纪文侄子，被骗走五千元，这样的故事确实有趣，生活中应该不少。你是不是见过或者听说过？

夏昕：小说创作，如果都有原型或影子，那就坏事了。文学创作，最重要的还是想象，需要有丰富的联想力。

记者：黑佗这个人虽然是高中毕业，但他给人的印象是粗放型的，可是你把他的讲话设计得很温雅，是故意的吗？这与他的个性相吻合吗？

夏昕：黑佗的讲话很符合他的身份，既不温雅，也不粗鄙。

记者：罗海鸥县长住在原经委的房子，只有八十多平方，估计不少读者会质疑。我也是这样想的，不知你是否有同样的感觉？

夏昕：现实中也有这样清廉的官员，但非常少，所以你就觉得奇怪了。

记者：第二十三章中，郁远达为了保命不知不觉地卷入了政治斗争之中，他甚至叫贺子墨帮他出主意，这看起来很自然。可是他一直留恋莫小琪，并且决定听从这份感情的牵引，任她走到天荒地老，或者是悬崖峭壁。如果郁远达有这种心态，那就容易被金钱和美女所诱惑，甚至堕落。不知这些是否属于你的刻意安排？

夏昕：郁远达与莫小琪之间，是一种情感的纠葛。我没有过多地写他们之间的事，担心冲淡了主线。后来，许多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喜欢看郁远达与莫小琪之间的故事。济南一家电台在中秋节中午对我进行连线采访直播时，主持人就说出了这样一种现象：“男人看郁远达，女人看莫小琪。”

记者：你的《阳谋为上》发行如此厉害，是否有商业运作或者说找人炒作？

夏昕：《阳谋为上》出版至今，没有任何的炒作。新浪、腾讯、搜狐、网易等门户网站，因为非常看好《阳谋为上》这部小说，都主动在读书首页用焦点大图进行了报道。搜狐还在首页也进行了报道，这非常少见。到目前为止，粗略估计，全国至少有50余家纸媒报道或推介了《阳谋为上》，网站不计其数。人民网以《<阳谋为上>：讲述中国官场良心》为题进行了报道。我乡下的同学，以及远在纽约的朋友，都知道了《阳谋为上》，纷纷打电话或发短信来祝贺我，让我确实感叹网络的传播力太强大了。

记者：《阳谋为上》造成洛阳纸贵，风靡全国，这证明你所取得的成就。请问，你最近还有什么创作计划？打算把它写成系列小说吗？

夏昕：我写《阳谋为上》时，原本就准备写续集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阳谋为上》无论读者口碑还是市场反响，都还不错，小说上市短短半个月就已加印3次。目前，当当网7日内和24小时内官场小说销售排行榜上《阳谋为上》分别名列第一第二，亚马逊官场小说新品排行榜位列榜首。因此，出版方也催着我赶快写续集。我也正在酝酿着续集，但我绝不会为了追这股风而写《阳谋为上2》。我会慢慢地写，要比第一部写得更好。如果有可能，我还会写《阳谋为上3》。写完这三部官场小说，我也许暂时不会再写官场小说，到时会改变创作方面，写些其他题材的小说。我心底还埋藏着一个想法，那就是写一两部纯文学长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