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外企”，大清朝的皇帝们，内心其实相当脆弱———一方面，他们处处标榜自己是“中国人”，煞费苦心地学讲汉语、作汉诗，甚至能干出把番邦蛮女嫁入孔老二家以图混淆圣裔血统的下作勾当；但另一方面，他们在帝国公司的组织架构上，却层层设防，对“中国人”用而不信，绝不允许汉族干部执掌核心部门，更不用说操持国柄了。
然而这条精心构筑的体制“堤防”，却因为一场邪教暴乱而出现罅隙，最终走向崩溃。
起于1850年底的太平天国起义，无疑是对大清公司经营能力的一次严峻考验———与10年前英国鬼子借鸦片问题闹事不同，当年的“鬼子”志在讹钱，而如今的“长毛”却是要命。
然而，在这场生死攸关的考验面前，大清公司的表现却一塌糊涂：吃皇粮的体制内打手“绿营”军，在短短两年之内就花掉了公司二千五百一十万余两银子！而这帮吃货在掏空国库的同时，却连一份像样的捷报也交不出来。他们唯一的贡献只是尾随着“长毛”，胜利完成了从广西到江苏的长途公费旅行。
眼见着北伐的“长毛”已经杀到了天津静海，而“绿营”这帮吃货却依然淡定，大清公司董事会就只好病急乱投医了———帝国公司体面不谈了，体制问题也不纠结了，任你汉人也好，临时工也好，谁能接下滋平“长毛”的艰巨任务，保住大清江山，谁就是显灵的神仙。
于是，以“湘军”为代表的“临时工”集团粉墨登场。这个主要由湖南人组成的“临时工”集团，在成功履行大清帝国公司外包的劳务合同、滋平太平天国起义的同时，却也将大清公司原本设防重重的经营组织架构折腾得七零八落，一举埋下了亡清的种子，虽然那将是在整整三代人之后———在第一代曾国藩手上，撕开了设防森严的体制防线，“临时工”们粉墨登场；而在第二代李鸿章手中，“临时工”们争取到了公司体制内的席位；到第三代袁世凯，借辛亥年的革命炮声帮忙，“包工头”终于水到渠成地坐到了董事长的位置上。
湘军：应市场需求而生的“劳务外包公司”
1850年底，洪天王率太平军起事于广西金田村，势如烈火。1853年初，太平军攻克南京，正式建都并改称“天京”。随后，太平天国遣师分路北伐、西征，北伐军最远竟然攻抵天津附近的静海，对大清公司的总部京师北京城造成了严重威胁。
尽管竞争形势糟糕透顶，但大清公司在与太平天国的对抗中所投入的成本，却一点也不低。从道光三十年冬（1850年）至咸丰三年春（1853年），在仅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内，帝国公司调集各省“绿营”军队对抗太平军，用兵才不过九万七千七百余人，但经户部奏拨的军需银就已高达二千五百一十万余两！根据户部的报表，至咸丰三年六月，户部库存正项待支银仅剩下二十二万七千余两。
也即是说，公司在经营上亏损严重，流动资金几近归零———对大清公司这样一个缺乏融资能力的“恐龙”而言，财务上的“析骨而炊”，远比杀到家门口的“长毛”更让董事会心惊。
眼看身为“正式工”的“绿营”军花钱不少却百无一用，朝廷不得不另思办法，那就是招募廉价的“临时工”———如重拾嘉庆年间对付白莲教的老办法，兴办团练。所谓“团练”，就是由地方士绅发起组织的民兵。它主要用于地方自保，而其口粮费用也主要由地方自筹解决。
在咸丰二年末至三年初，朝廷先后任命了四十三名“团练大臣”，共有十省奉召兴办团练。其中湖南团练大臣，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曾国藩。
但曾国藩瞧不起乌合之众的“团练”，认为“改弦易张，总宜以练兵为要务”，“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左右是要打破体制找“临时工”帮忙了，与其召集一帮无组织、无训练又无责任心的闲散人员胡乱凑数，还不如找家有专业素养的“劳务外包公司”，把“平贼业务”整单外包来得简单。
而他曾国藩，正打算搞这么个以湖南人为主体的“劳务外包公司”，来承接这单棘手的公司业务！
在曾国藩的努力下，1852年底，一支以“湘勇”为名的体制外队伍正式诞生———之所以称“勇”而非“军”，就是为了与正规军相区别。无奈后世于此细微处不察，竟一概混称为“湘军”了。
十二年后，正是这支彻头彻尾的“临时工”队伍，攻克了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完成了其创建的初衷。因为湘军的出场，湘系及其外围分支淮系全面上位，而广西人和广东人则失去了占据最高公司政治舞台的良机。
统计其全程费用，曾国藩所部湘军12年间所耗，总计尚不足三千万两银，而此间该部却从最初的一万七千人发展到最高峰的十二万人。与两年花掉二千五百一十万余两银，却连份像样的捷报都交不出手的“绿营”军相比，成本效率之高低，就一目了然了。
大清公司董事会将最棘手的核心业务进行“劳务外包”，绕开了体制桎梏，大大提升了经营效率，消减了成本压力。而曾国藩所手创的“湖南劳务外包公司”，也凭借着自己的“专业高效”，赢得了声誉和实惠。
就当时的情形看，这还算是一桩“双赢”的买卖。
经营、财务羁縻失灵：“临时工”渐失约束
尽管专业技术扎实过硬，自身又是正途出身的帝国公司高干（曾国藩的仕宦履历和由此建立的人脉关系网络，对湘军的发展壮大颇有助益），且朝中还有肃顺等核心高管大力支持，但曾国藩的湖南“劳务外包公司”在履行“平贼业务”的过程中，还是处处遭遇掣肘———因为在大清公司的制度体系中，压根就没有考虑过这支“临时工”队伍的存在。身为“包工头”的曾国藩，只能凭着自己的人脉和头脑，在体制内外到处钻空子，结果最终把大清公司钻得千疮百孔。
让湖南“劳务外包公司”头疼的，首先是体制内没有对口单位，尤其是注资单位。“平贼”这样重大的经营项目，照体制内流程，本该由军机处统筹、礼部吏部选调考核干部、兵部技术指导、工部供给装备、户部注资结算。
但因湘军属“临时工”，体制内各部委要么管不到（礼部、兵部），要么懒得管（工部、吏部），便都推给曾国藩自己去周旋———也亏得“剃头公”在礼、兵、工三部都做过副总（侍郎），流程清人头熟，干起组建军队、搜罗干部、购置军火这些活计来，倒也熟门熟路。
礼、吏、兵、工这些业务部门放手倒还好办，难办的是“财神爷”户部也不管。户部不管湘军，倒不全是态度问题，也确有现实困难———如前所述，户部的现金库存，早被不中用的“绿营”在十四年战争的头两年就掏得精光。
所以曾国藩压根就不指望从空荡荡的户部获得足额的业务经费拨款。事实上，湘军前后十二年，近三千万两银子的开销款项，执行的主要是另一种模式———即由大清董事会给予空头政策或默许，然后曾国藩等“包工头”设法自筹。
这些空头政策，归纳起来主要有七大类：捐输、运饷盐、兴厘金、拨丁漕、请协济、提关税、收杂捐。
七项办法中，丁漕、关税二项都是从财政体系内直接截留现金的办法。此法冲击了体制内的编制预算和利益体系，故即便是曾国藩亲自提出，也常有被驳回的。
其余五项，则都是游离于体制外的“灰色”手法。
捐输是鼓励民众捐款输纳（对积极者也常常奖励以名誉官衔，实际上还是“团练”融资的旧办法）。湘军初起之时，全军仅一万七千余人，月用饷银近八万两。仅靠湖南一省的捐输也勉强可以度日，在对湘军有业务依赖的江西捐输成绩也不错，但在兵火不及的四川，就毫无成效。
嗣后随着湘军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曾国藩渐发觉捐输是“费神多而获钱少”，改而利用手中军队控制交通线的便利条件，大搞食盐“官倒”，以投机倒把利润充军饷。他以此法在八年中获利二千万两，占了筹款的大头。
厘金则是设卡抽税，仅就江西、广东、湖南东征局三处数据看，输送至湘军者已过千万两。
协济则全看人缘和业务关系。如湖南巡抚骆秉章、湖北巡抚胡林翼、江苏巡抚李鸿章，于湘军都是自己人，故曾国藩提请每月协济饷款若干，他们都予大力支持。江西巡抚耆龄虽是外人，但他要靠湘军保卫辖区，因此也肯协饷。四川与湘军素无交情，又无业务依赖，就不太肯出钱，仅是敷衍了事。
综上，在大清董事会的默许下，湘军依仗“临时工”的特殊性，破坏了军队不得自行筹饷的传统财务纪律。
从此，董事会的财务羁縻就对这支队伍失去了作用：它既不能通过“定编制”来掌握湘军的员额，也无法通过“卡预算”来限制湘军的膨胀，更难得对湘军中的军事干部施加切身影响———湘军的文职干部多来自体制内选调，如李鸿章、郭嵩焘之辈，他们事定后还要回到体制内，所以朝廷还勉强管得住；而军事干部除个别高级将领外，大多仅有虚衔，只能依湘军自定的内部级别享受待遇。
急流勇退：“湖南劳务外包公司”涅槃
对湘军渐脱羁縻，隐然成为清公司与太平天国之外的第三股势力的情况，大清董事会也不是全然懵懂的。
早在咸丰四年（1854年）秋，湘军克复武昌、汉口捷报至京，咸丰曾喜形于色，立擢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且道：“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旁侍的军机大臣祁寯藻却提醒他：“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咸丰闻言，即默然变色，随即改授曾国藩兵部侍郎虚衔，而“毋庸署理湖北巡抚”了。
大清公司重用汉人不在少数，但为防出现拥兵自重的情况，历来是掌兵者不理财，理财者不掌兵，地方督抚权望俱重但无兵权，提督虽有兵权而无财源，兵权财权政权分得很清楚。让个“包工头”曾国藩领着群“临时工”，承包了帝国公司的核心业务也都罢了，还给他个手握财权的分公司老总干，这不成心制造尾大不掉的军阀么？
经祁寯藻这番点拨，咸丰便豁然开窍，此后随曾国藩如何抱怨疆吏掣肘（咸丰五年，在江西参劾巡抚、按察使司等省级大员），如何要挟朝廷拨块地盘给他筹饷养兵（咸丰七年，于丁忧中要挟朝廷授巡抚不成，愤而请辞兵部侍郎），皇帝总之就是不允了。
但到咸丰十年（1860年），情况又为之一变。是年，由于公司体制内的“正式工”，由“绿营”军组建的江南大营被太平天国彻底打垮，大清董事会手头仅剩下了湘军这一张可用的牌。
为挽救局面，朝廷不得不再度起用曾国藩———而用曾就不能不满足他出任督、抚的要求。于是，咸丰十年四月，朝廷赏曾国藩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同治元年（1862年），命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曾国藩从此得以“包工头”之身，正式兼任“分公司老总”。
既然得膺疆寄，地方政、财二权到手，则七八年来一直让湘军头疼不已的经费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湘军前7年，即1853年至1860年，累计收入不过四百五十余万两；但从曾国藩总督两江后，5年中收入竟达到二千四百五十余万两！
于是乎，从咸丰十年起，解决了“拖欠工资”病根的湘军，攻势顿转勇猛：1861年陷安庆，随即包围天京；在漫长的围城战后，最终于1864年6月攻陷天京，太平天国灭亡。
然而就在胜利到来之日，曾国藩却出人意料地宣布解散湘军。除湘军水师经吏部等议准给予正式编制转正，改为长江水师外，全军十二万人均次第解散。
曾国藩作出“这个艰难的决定”，其实不难理解———天京城陷之后，无论是政治上、财政上还是制度上，都已不允许湘军继续存在。
如前所述，从制度和财政上讲，湘军并不是大清公司经制的常备军，而是济临时之急的“募勇”、“临时工”。所以事平之后，湘军的撤裁遣散便在所难免。
而从政治因素上讲，大清董事会之所以一度慷慨许以封疆之任，亦不过因一时仓皇，非湘军不足以借重支吾而已。一旦鸟尽兔死，藏弓烹狗之举自将随之而至，所以曾国藩与其坐而待烹，不如先发制人。
自保之术：淮军崛起，李代桃僵
而要争取主动，斯时曾国藩可选之途亦不过两条。
其一是造反———趁着驾轻就熟，索性将大清公司的帝国业务全盘抢过来自立门户。
曾国藩身边，当时颇不乏支持谋反之辈。传说他九弟曾国荃就曾私下里劝他自立为帝，传水师大将彭玉麟也密函问他：“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其有意乎？”而已沦为阶下囚的太平天国重臣如李秀成之辈，更是以汉族复兴为号召，极力煽动曾国藩率部谋反。
但这帮“好乱恶治”的捣乱家伙，究竟政治水平不高，他们只见得清公司表面上的破败，却未见得其深厚的软实力———大清公司的干部受了两千年“忠孝节义”的熏陶，就是曾国藩自己，昨天也还在强调“忠孝”二字。今天忽然就要反了，出尔反尔，首先在政治上就缺乏群众基础。
而从财政上讲，曾国藩自己手中不过两江四省的地盘，用之以倡乱，远不足以养活十二万军队。其他各省虽多有其门生故旧，但平日协饷虽给力，真要论及谋反，人家就未必肯冒着诛九族的危险支持他了。平生谨慎小心的曾国藩，自然不肯率尔出此下策。
而另一条争取主动的道路，就是自翦羽翼，主动撤裁军队，示朝廷以忠诚。但此举也有风险，曾国藩在朝中的大靠山肃顺，此时业已垮台，而他自己在此前十二年中风光过头，也难免得罪满洲权贵。湘军撤裁之后，自身爪牙全失，若遭倾轧报复，前途亦极可忧。
有鉴于此，曾国藩不得不提前准备一条“桃僵李代”的退路———早从湘军逐渐进入军事高潮的1861年起，曾国藩便刻意培养门生李鸿章，建立了一支与湘军宛如孪生的新军：淮军。淮军初起时全军六千五百人，内中就有三千人来自湘军主力，而其中又有一千人为曾国藩的亲兵营，另一千人则是曾国荃所部精锐。
湘、淮之间有如此渊源，则湘军虽撤，淮军之于曾国藩，仍犹亲子般可倚。而该军操之于安徽人李鸿章之手，又尽可避免公司高层对湘系的猜疑。所以曾国藩在攻陷天京之后，便以“暮气深沉”为由，断然撤裁了所部湘军。
而李鸿章也确实接过了曾国藩的衣钵，成为安徽籍“临时工”的“包工头”，淮系从此走上公司政治舞台。但他的历史使命，却远不只如曾国藩自己所期望的那样，仅保师门之富贵而已———曾国藩所率的湘军，尚需在帝国公司体制的夹缝中仰鼻息、求生存、争编制，应急而集，事过即散；而李鸿章所率的淮军，则通过创新业务、另辟利源，在和平时代里也得以茁壮成长，逐渐占据大清公司的重要岗位。
作者介绍：江上苇，名徐旭，天涯煮酒论史版版主，民间历史学者，著有《大帝国的涅槃》《迷惘的诸侯———后辛亥时代的西南军阀》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