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经济学家张维迎在2012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夏季高峰会上表示，现在企业家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政府换届，因为企业家担心到那里投资之后，跟原来的书记签订一个合同，政府换届之后，新的政府上届就不认原来的合同了，或者说不是不认但是一拖就是几年，什么事都干不成回过头讲。
张维迎表示，在二十一世纪飞机、高铁、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年代，地理位置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而是法治环境和文化环境更重要。他表示，现在越来越重要的就是企业家精神，而企业家精神靠什么？要靠的法治环境和文化环境。他还特别强调，不是靠优惠政策。“有些地方对企业家真是优惠，企业家到他们那里，坐飞机都不需要安检，这样的地方你敢投资吗？”它没有规矩，所以对于企业家来讲，最重要的是你的法治环境、文化环境，是不是使他感到安全，是不是只要使他感到白天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很多政府乱敲门，他是不敢去投资的，我这里强调的是自由平等，意味着不是特权，而是人权，不是只有一部分人能做，而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去做，我强调产权保护，提高的是企业家精神的安全，我要特别安全是以自由为前提的，没有自由的安全是没有意义的，比如说如果我们不考虑自由，最安全的人是坐在牢里的人，不怕人偷、不怕人抢，但是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要求企业家，包括每个人都需要安全，所以要以自由为前提。只要不损害他人，我们有权利做我们认为对社会有贡献，有权利做消费有利的事情。
他还特别提到，现在企业家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政府换届，因为企业家担心到那里投资之后，跟原来的书记签订一个合同，政府换届之后，新的政府上届就不认原来的合同了，或者说不是不认但是一拖就是几年，什么事都干不成。这是中国企业家在各地投资的时候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投资，为什么没有信心呢？这与政府换届有关。什么叫现代政府？政府是一个法人，法人是什么？法人是非人格化的，任何一届政府所做的承诺，对所有之后的政府都有约束力。我们政府做的承诺，对下届可能没有约束力，我们的政府就不是现代政府，像古代的政府，他是某一个人的权力，他死了就没有了，是他自己的，而不是国家的。我想我们要认识到，如果要真正为一个现代制国家，每一个政府、每一个官员只是站在这个位子上而已，我们的权力来自于这个职位，我们所做的所有事情都代表机构，都是有延续性的。
以下为发言实录：
张维迎：来到武汉讲话我比较小心。因为在4月21号中国绿色经济年会的时候来过一次，湖北卫视办了一个思想盛宴，邀请了四个人，包括企业家和经济学家，讲完之后每人10分钟，要播的时候把我的剪掉了，另外一位教授的也剪掉了，其实我讲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我讲的就是语言的腐败，语言腐败是社会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什么叫语言腐败？简单说就是我们对于语言的滥用，明明是官方制的代表，我们叫他人民代表；明明叫权大于法，我们叫他法治社会，包括郭广昌说要当孙子，过去当孙子是不好的，现在社会中孙子是最厉害、最幸福，爷爷奶奶父母都是围绕孙子转，所以现在孙子就是最幸福的人，也许他本人是最幸福的人，所以他说他是孙子。
我今天起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题目，这个应该没有风险。我希望大家能记住这一页，我叫它改进的亚当斯密的经济增长模型，希望对于我们研究中国未来包括中三角有一定的意义。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社会经济怎么发展，财富怎么增长，就是靠创新和技术进步，我们看人类的历史就是通过创新和技术进步而不断发展的历史。创新和技术进步靠什么？是要分工，分工越细，技术进步越快，这个分工包括产业链条的分工，也包括地域的分工，不同的地区要做不同的事。分工取决于什么？取决于市场和市场规模。假如市场规模越大，分工越细，分工越细，技术进步越快，技术进步越快经济增长越快，经济增长越快收入越高，这样就推动经济增长。从这样一个角度理解，大市场如何更有利于技术进步和经济成长更有意义。那么这样的一种循环靠什么启动？这就是企业家。经济成长怎么从规模变成一个分工、变成一个创新，靠我们的企业家。
第一，看市场规模，市场不是客观存在的，市场是企业家发现的，市场有很多潜在因素，包括人口规模，但是真正的市场都是企业家发现的，在有企业家之前，这个市场是不存在的。比如上个世纪据说日本人最重要的发明有两件，第一是方便面，第二是卡拉OK。这就是日本企业家发现的市场，所有人都在吃面，但是在的快速生活的时代，我们需要吃什么样的面，就不是消费者可以想出来的，是企业家想出来的，日本人把方便面变成一个产业，实际上就是创造的一一个市场。谷歌创造了一个市场，facebook创造了一个市场，企业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发现市场，必然要看到对方存在的需求、潜在的需求变成现实的需求。创造市场。
第二，分工。发现市场本身要变成一个分工，所以企业家做的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是创造产业，他可能对原有的企业内部的分工变成一个孤立的企业行为，别人自己做的事我能够做得更好，这样就变成了一条孤立的价值链。典型的例子是微软，大家知道在比尔盖茨之前没有软件产业，是IBM连硬件和软件一起做，比尔盖茨把软件变成了一个产业，我们知道现在的软件业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产业了，比尔盖茨的软件产业创造的不仅仅是微软，是现在千千万万的企业，微软搭建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上又有不同的新企业在进入。我们同样知道苹果，他创造的是一个产业，这个产业有好多供应商，一个伟大的企业家一定是创造产业的企业家。
第三，技术进步与创新。技术进步靠什么？刚才讲的要发现市场、创造产业，没有技术进步、没有创新是不可能的，我们以方便面为例，如果没有技术的创造和传统的擀面杖来擀面，有可能有方便面产业吗？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它一定是连带着生产方便面本身机械的生产和创新，才能导致方便面这个产业的产生。技术进步带来经济的成长之后，每个人变富有了，企业家在做什么？他们用新的财富变成新的市场，我相信这实际上是中国企业家现在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人民的生活水平变好之后，我们不可能再按照原来的消费需求格局，给他提供生产，如果是那样，我们是不可能进步的，所以企业家在经济成长阶段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把不断增加的财富变成新的市场。
第四，经济增长。我们说的经济转型，实际上讲的就是怎么在随着收入提高的情况下，企业家创造出新的产业来，创造出新的产品来。而这方面，我想中国的企业家到目前为止，做得不是非常令人满意。举例来讲，过去我们有很多电脑在生产，中国企业家还生产彩电，这是在西方已经创造的产业，但是中国经济发展，仅仅靠目前的这些产品能满足到消费群吗？不能，我想下一个任务就是把财富变成新的市场。这就是我理解的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经济增长，企业家既占领中心的地位，无论是发现市场、创造产业、技术进步、收入变成新市场。政府的作用在什么地方？在座有很多政府领导，就是为企业家创造市场、创造产业，为企业家创新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我们来到武汉中三角，离不开它的地理位置，我强调两点：一是地理位置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是不一样的，从古代文明、西方文明发生了两河流域，东方文明也发生于两河流域，就是黄河和长江，文艺复兴发生在意大利，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也意味着地理资源、地理位置在不同的地方是不一样的。二是随着人类技术的进步，地理位置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特别是二十一世纪，特别是飞机、高速铁路、信息技术的发展，地理位置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我说一句不恭敬的话，在我这么多年的经济研究调查中，我去任何地方，能够大谈地理位置优势的地方就是经济的发展落后的地方。像浙江有地理有什么资源，是没有的。现在越来越重要的就是企业家精神，而企业家精神靠什么？要靠的法治环境和文化环境。我要特别强调一下，不是靠我们的优惠政策，有些地方对企业家真是优惠，企业家到他们那里，坐飞机都不需要安检，这样的地方你敢投资吗？它没有规矩，所以对于企业家来讲，最重要的是你的法治环境、文化环境，是不是使他感到安全，是不是只要使他感到白天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很多政府乱敲门，他是不敢去投资的，我这里强调的是自由平等，意味着不是特权，而是人权，不是只有一部分人能做，而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去做，我强调产权保护，提高的是企业家精神的安全，我要特别安全是以自由为前提的，没有自由的安全是没有意义的，比如说如果我们不考虑自由，最安全的人是坐在牢里的人，不怕人偷、不怕人抢，但是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要求企业家，包括每个人都需要安全，所以要以自由为前提。只要不损害他人，我们有权利做我们认为对社会有贡献，有权利做消费有利的事情。刚才听到两位领导讲的，湖北变成中国行政审批事项最少的地方，我想只要做到这一点，有一点不审批，只要事前审批是最好的，事后企业家最安全，我想湖北不需要什么地理优势、资源优势，湖北仍然会成为中国下一步增长的重要源泉。
我要强调的是产业政策，现在看到的都是寻租的房子，包括在座的一些企业家也是寻租，只要政府有政策，如何从政府拿到这笔钱，而不是想着给消费者，这是产业政策从中国这几十年没有起到什么积极的作用。换句话说，正因为没有起到作用，中国经济才有比较好的政策，如果我们过去有好的政策，那我们中国人的电视看的是惊心一类的东西，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我还要强调一点，现在企业家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麻烦就是政府换届，因为企业家担心到那里投资之后，跟原来的书记签订一个合同，政府换届之后，新的政府上届就不认原来的合同了，或者说不是不认但是一拖就是几年，什么事都干不成。这是中国企业家在各地投资的时候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投资，为什么没有信心呢？这与政府换届有关。什么叫现代政府？政府是一个法人，法人是什么？法人是非人格化的，任何一届政府所做的承诺，对所有之后的政府都有约束力。我们政府做的承诺，对下届可能没有约束力，我们的政府就不是现代政府，像古代的政府，他是某一个人的权力，他死了就没有了，是他自己的，而不是国家的。我想我们要认识到，如果要真正为一个现代制国家，每一个政府、每一个官员只是站在这个位子上而已，我们的权力来自于这个职位，我们所做的所有事情都代表机构，都是有延续性的。如果陈总不当泰康的董事长了，他的任命各类事情都是对下届是有效的。我要强调一下包括湖北，下一步各地政府，市长书记换了之后，原来的合同是不是还有效，是不是在做，所有的东西都不变，但是所有的东西变的时候都是按照规则去变的。
回过头讲，企业家最重要的就是做市场开发，政府就是为企业家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只要这一点做好了，我想中三角是不是领头者并不重要，如果全国发展不好，中三角领头也没有意义，如果全国发展很好，中三角即使不领头，我们的人民生活也会越来越好。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