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孤儿
我出生在广州郊区一个叫槎头的乡村里。我的父亲是当时这个村的乡长和小学的校长。日本鬼子入侵中国，接近广东。父亲将13个乡的民团组成一个抗日民团。我们村的旁边有一个无烟局兵工厂，做黄色炸药，是清代那时候建的。日本来了，国民党撤退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带领着13乡的抗日民团把这个厂拆毁了。
所以，日本人一进广州，就到我们村把我父亲抓起来了，当时就灌水。他们把男的关在一边，女的和小孩关在一边。后来日本人要走的时候，让女人和小孩可以先回去。这时候我妈妈想带我去见我父亲一面，但是乡里的人劝阻，怕日本人知道她是家属。
妈妈只好就叫我的表姐抱着我去，路过父亲受刑的地方，我看到爸爸已经昏迷了，趴在地上。我表姐小声跟我说，你望望你爸爸，望望你爸爸。这一刻给我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虽然那时我才6岁。我表姐背着我去看我父亲最后一眼，我永生都忘不了。
后来我爸爸给抬走了，关在广州日本宪兵部。我有个二姑妈，她嫁在附近的村。他们村里边有一个人当了汉奸，他就跟我二姑妈说，只要给100块大洋，就会放我父亲。结果我妈妈把家里可以变卖的东西都卖掉了，然后到日本的宪兵部，交钱给那个汉奸。
走到半路的时候，看着一辆车开出来，拉着犯人去行刑。当时我妈妈吓得就坐在地下了。去到之后，把钱交给了那位汉奸。可是，后来才知道，我们受骗了，我妈妈碰到的这个行刑的车，我父亲就在这个车上。
父亲被抓时，妈妈已经怀孕，生产时日本兵第二次进村，村民都跑光了，有个日本兵进我家，见我妈妈躺在床上，日本兵便用刺刀恐吓我妈妈，我祖母跪在地上求他，他踢了我祖母一脚，我妈妈产后没奶，只好请人将小妹妹丢在广州街头。
我爸爸在临刑的时候，他留下一个玉镯，叫他的难友以后带出来，这个玉镯就是我爸爸留给我的最后的纪念物了。按照我们村的村俗，亲人被关进去，孩子每顿吃饭前都要到门后喊几句：爸爸，回来吃饭吧。据说喊完以后，亲人会放出来。所以，每天吃午饭的时候，妈妈都要叫我到门后面去喊。但是，我喊爸爸的那个哭声让全家人都流眼泪。
在证实我父亲被杀前，每天都是这样喊，所以全家人都是流着眼泪来吃饭的。国仇家恨，怎能忘记。我妈妈跟我经常讲的一句话，你长大以后，一定要为父亲报仇。所以，这对我后来对祖国的热爱，对侵略者的仇恨是深有体悟的。
野孩子
父亲牺牲之后，我妈妈去广州打工，把我和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交给祖母。这时候村里已经没有小学了，只有私塾，我7岁开始读私塾，读了四年。这段时间我是个没人管的野孩子。
我抓鸟，钓鱼，抓各种昆虫，我也爱打架。但是我打的都是那些欺负人的人。其中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同年的孩子，他父亲和哥哥都有枪，所以他横行霸道，专门欺负跟他年纪差不多的孩子。
但是，这个人生得满脸横肉，村里人都给他一个外号叫“老鬼成”。但是我偏偏就是跟他打架，但是我没有打赢过一次。每次都被打得不是眼睛肿了，就是鼻子流血，或者牙流血。我祖母就老说我，说人家“老鬼成”是拳头可以打穿石，你是文弱书生，干吗整天跟他打？我说我看不惯他欺负人。
现在我和“老鬼成”都已经年近八十了。我听我现在还在家乡的堂弟春节来拜年告诉我，说“老鬼成”跟他说，我从小是跟你哥哥打架打大的，但是他没赢过我一次。我堂弟就问他，你为什么老打我哥？他说都是他挑起来的。撩人口贱，打死无怨。大概，我性格中的野性，叛逆性，就是在这样一种没人管束的生活中形成的。
寄人篱下
后来，抗日战争结束了，我妈妈有一个舅父，他很有钱。但是他们只有一个女儿，招了一个女婿入门，想继承他的事业，没想到这个女婿只会花钱，不懂做事。
有一年春节，我妈妈带我到舅父家，我叫舅公了。他的孙女比我小几个月，是我的表妹。我第一次在他家里面看到很多外国的童话。像《白雪公主》，《卖火柴的小女孩》，《木偶奇遇记》，我在农村过去都是看《三国演义》、《封神榜》、《西游记》这类小人书，我第一次接触到这种西方的文艺作品，这可以说是我后来热爱西方古典文学的一个起点。
当时我在他家里住了三天，我一动不动地看了三天书。这个舅公见此很高兴，他就跟我妈妈讲，你整天说你孩子调皮，我看他静静坐着三天都没有动，都在那里读书，你不如将他留在我家，让我供他读书吧，他和他表妹可以上同一个学校。
这样的话，我就到广州一所教会学校读小学三年级。但是，因为他这个女婿知道他的岳父的用意是等我长大后接他的生意，所以老是挑他女儿跟我闹矛盾。那时他们家很有钱，有黄包车送饭到学校吃的。我的表妹见到哪个菜好就吐口沫，气得我多了，我就打她。她回来就向她父亲哭诉，她父亲又打我又骂我。
后来有一次，因为我在农村很喜欢捉蟋蟀，有一次路过知道有一个店卖蟋蟀的，我就偷了他放在桌面上的几个零钱去买了一只蟋蟀，结果他就说我偷他家里的钱，把我狠狠打了一顿。
我母亲看到我手上、脸上都被打伤，就很气，马上把我带走，叫我回槎头去读书。我不同意，我说我还是想在广州念小学，我不想回村里。我妈妈就说，你有一个九婶在广州，不知九婶能不能收留你。
后来九婶同意了。九婶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住在一个很贫困的房子里面，大概一个房子住了十多家人。九婶租了一个小阁楼，她跟大女儿推大板车，去黄花岗那边拉一些劈柴，然后拉到西关那边卖。很苦的。没有钱买菜，都是在菜市场那里捡人家剩菜，回来用盐水一腌当菜吃。她二女儿没书读，在家做饭，她儿子比我大三岁，和我读同一个学校。我们连张书桌都没有，都是坐在地板上，在床上做功课，晚上我和堂哥都是睡在地板上。
阅读启蒙
到九婶家住了半年，她就生病死了。我没办法，只好又回到槎头念小学四年级。我有一个伯父在天津，他是一个小印刷厂的老板，他知道情况后，就把我和堂哥，1947年接到天津去，我当时念小学五年级的下学期。
我伯父家，是一个文化素养比较高的家庭。他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伯母对我很慈爱，大哥和二姐、三姐对我都很关怀，但是对我影响最深的是大姐。大姐是一个喜欢文艺思想进步的青年。我去的时候，她已经不在天津了，她跟他的男朋友想跑到解放区，结果被发现拦住了，就留在了河南。后来她在河南一个煤矿里工作。但是，她留下来很大的一箱书，有鲁迅的，还有巴金、矛盾、曹禺的。我都拿来读了，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五四时代的文学作品。
但是，最对我有影响的，是箱子里边有很多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这是一本政论性杂志，主要是分析国共内战的形势，以批评蒋介石政府的腐败为主。我当时还是小学六年级。而我对留下来的这几十本杂志，很有兴趣地把它们读完了。这可能是我后来政治意识的一个启蒙。
1948年天津就解放了，我刚好小学毕业。我的堂哥在念中学时，参加了当时地下的民主青年联盟，这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外围组织。天津一解放他就参加革命了，叫南下工作团，一直跟部队进了广州。
弃学从军
我毕业以后在天津市立第一中学念书。到了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那时我是初中二年级只念了一个月，我决定参军。因为我觉得我不能让我的下一代再成为国难孤儿，我要把侵略者挡在国门之外。我记得我当时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投笔从军去，铁血咏史诗。我就是要用铁和血来书写自己的历史。
我马上报名，很快就批准了。让我去一个学无线电的军校培训，正式入伍需要等一个月。我伯父很紧张，因为我是独子，如果我在参军之后牺牲了，就没法给我妈妈交代，就写信给我妈妈。
叫我妈妈连续打了三次电报，先说她有病入院，后来说病重病危，要我回去看她。当时我很犹豫，我很担心回去回不来了。我伯父就讲，你要为你父亲报仇，我们支持，但是你妈妈病了，你哪怕回去看她一眼也好。我说我回不来怎么办？他说我给你回程的路费，你看完母亲自己买车票就可以回来了。
我相信伯父的话，回到广州，我妈妈根本没有病。到第二天起来，我发现我的钱给我妈妈偷掉了。我当时就跟我妈妈吵起来。我妈妈就说，如果你一定要参军，我就要跟你脱离母子关系。
我这个人的性格很叛逆，当时就说脱离就脱离。马上跑回家乡槎头，找土改队，叫他给我路费回天津。我说我已经是参军了的，你们应该给我路费回去。土改队长说我们没有办法给你钱。你要抗美援朝，现在我们村正在扩军，你来领个头不是更好吗？我想反正也一样，就同意了。
他马上要现填报名表。其实左方不是我的真名，我的真名是黄克骥。我填表的时候，我就说我妈妈已跟我脱离关系，我也不姓黄了，我跟我的堂哥姓，我堂哥参加地下民主青年联盟的时候改名叫左文。我要改姓左。但叫什么名好呢？刚好土改队长桌上有一张《南方日报》，他就指着这个方字，你就叫左方吧。我说好，就叫左方。左方这个名字就是这样来的。
杀人训练
大概有一个月，就到部队去了。那时我还没满16岁。参加的部队叫珠江军分区独立16团，是个边防部队，主要是守卫澳门和香港边防线，同时负责剿匪反霸。我们这个连叫做警卫通讯连，负责警卫工作和通讯工作，同时也负责镇压反革命。
我进了连队，就专门受过怎么样枪毙犯人这种训练。要打在犯人背后的左侧，说穿心过肺一枪就可以毙命。那时正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把判死刑的权下放至县团级。我们的团长政委就可以判犯人的死刑。
当时我们连负责枪决的人相当多，差不多三两天就枪毙一个，对我们来说等于是轮值日一样，枪手轮到谁就是谁当。一次轮到我，押赴刑场的时候，我拿着一支三八枪在犯人的后面，我还不觉得害怕。但是部队有规矩，临到刑场就吹号，一吹号我的心就跳得很厉害。
连长看到我手也抖脸也青了，就过来问我：小鬼你怕了？没想到犯人很镇静，他回过头来跟我讲：小同志，打好点，今生报答不了你，来生报答你。他这么一说我怕得更厉害了。
在刑场，连长将我的枪接过去，然后把他的手枪给了我，他说我先打，你来补枪。连长可能有意不打死他，将倒下的犯人翻过来叫我补枪。我看到血从他的脖子那里直冒出来。他可能声带断了，只是张大嘴喊，没有声音。我慌得很。连长说，你再不开枪我就毙掉你。我就闭上眼睛大概打了六枪。我也不知道打在哪里。
回来之后，我觉得好象是大病一场虚脱的样子，晚饭也没吃。有一个调皮的战友在天台上喊我：左方，上来有好东西看。我以为是什么东西呢，跑上去，原来我枪毙的那个犯人就住在我们住的老百姓的民房隔壁。他老婆把他的尸体摆在院子里，帮他洗血，用棉花塞枪洞，我一看就更加怕得很。
每天晚上我们都要站岗的。睡我旁边的一个老兵，他对我说，今天晚上叫你起床的时候，你叫醒我，我替你站岗。我当时很口硬说：不喊。但是后来带班把我叫醒了之后走了，我要独自出去，出了门没走几步，觉得到处都黑洞洞的，马上就退回房间。我把子弹也推上膛，刺刀也上了，但是走不了多少步，又觉得很恐惧，又退回营房。
只好把这个老兵叫醒，让他带我站了这个岗。明天全连都知道我在晚上不敢站岗。我这个人在连队很活跃，大家说我有点小英雄主义。所以，这时候大家都拿我来取笑，我当时就很生气地去找指导员。我说下一次再有一个，再要我枪毙一个，我说大家都在笑我。
当时连指导员跟我说，你昨天枪毙的那个反革命分子，是有七条命案的。如果这七条命案是你的父母、兄弟，我想你拿刀宰了他都敢。我们是人民子弟兵，人民的血债就是我们的血债。我们要为人民讨还血债。到晚上晚点名时，没想到指导员表扬我，叫大家不许再跟我开玩笑。
除了这个，我在部队也参加过土改，和当地农民一起批斗地主，也跟农民“三同”过睡在一张床。1962年，我们这个团就奉命调到朝鲜去。入朝前，大练兵一个月。每个人打了三颗子弹，扔了两颗手榴弹，一个是中式的，有一个是美式的。
当我们扔美式手榴弹的时候，许多老兵就私底下议论，可能我们要到朝鲜去了，不然为什么要我们学扔美国的手榴弹？美国手榴弹是一个鹅蛋型的，我们是有柄的。还拉了一个炸药包，学会了炸碉堡和挖防空壕，接着练急行军。
第一次是80里，然后90里，100里，接着就宣布我们这个团要到朝鲜去。我记得宣布的那一天，整个连大部分的战士都哭了。因为当时我们这个连。除排长以下的都是从国民党解放过来的兵，他们都没有文化，和日本鬼子和解放军都打过仗，他们很害怕美国。
我当时年轻气盛就骂他们，当兵就是打仗嘛，有什么好哭的？他们不吃饭，我说你们不吃，我一个人吃。他们就讥讽我，说你别在这里吹牛，真正到了朝鲜，你没听到机关枪响，只听到炮响就要撒尿了。
宣布赴朝第二天就出了两个事，一个是有一个逃兵给抓回来，在全团大会中枪决了。另外有一个老兵晚上拿着一个手榴弹想强奸一个女孩，他把手榴弹的环扣在手上吓唬那个女的，那个女孩也不懂手榴弹性能就跟他抢，结果拉响了，两人都被炸死了。出了这两个事整个团都静下来了。
接着就坐着一列军车去朝鲜了。这是一种货运列车，我们都是打开铺盖睡在车厢里。但是那时候大家都跟平常一样，打扑克开玩笑，好象没有当时宣布赴朝时的那种气氛了，情绪都是很好的。我们都不用煮饭，到吃饭的时候列车在站上一停，老百姓就送饭送菜来，敲锣打鼓送慰问袋。那时候战友们情绪还是很高的。
到了安东，现在叫丹东，部队住下来后，我就看到很多伤兵从朝鲜那边运过来，有些是炸了腿，炸了手，用个白布盖着，布都是红的。我这个时候才真正知道战争的残酷性，心里边也开始惧怕了，晚上还发过恶梦。但是赴朝作战的决心并未动摇。
待命秀才
不久，部队就过江了，过江前一天宣布我留下待命。我问连长留下待命是什么意思？他说我们也不知道。你欢送我们过江之后，回到营房就有人会来接收你。我就看着部队过江，回营房果然有人在那里把我接到另一个地方。那里有一百多小青年，都是有初中学历的，我们一打听，据说中央军委有指示，说一个连有初中学历的不许超过五六个人。可能我们连超过了所以将我留下来。在1950年，初中生是很宝贵的，被称为小秀才，小知识分子，很快就给我们体检。
体检之后，我们都分配了，有海军的，有坦克兵的，有高射炮兵的，有空军的，我被分配到空军到航空第七预备总队学文化。要求我们学一年学完代数、三角、几何，和物理的力学和电学，还有部分化学课程，根据学飞行的需要，这些课程要达到高中毕业水平，这是一种速成的学习。
我到第七预备总队不久，接到在朝鲜的连长来信，说我们的部队已经减员了一半以上，大家都很勇敢，主要是死在美国的飞机下面。他们知道我现在调到空军，大家都很高兴，希望我赶快学会飞行，去跟美国飞机较量一下。
在这一年的学习里面，我是非常拼命的。我毕业时，我大小考试，包括作业，没有得过一个4分，当时是5分制，80分以上就是5分。但是体检，说我的视力有点减退不能飞行，可能我经常晚上到路边看书，结果其他成绩差的同志都分配到九航校学飞行了，我却调到七航校学机械绘图。
第一次审查
七航校是中国的第一家老航校，在牡丹江。它主要是培养飞行员的，但是办了一个绘图班。学了七八个月就毕业了，我被分配到北京空军司令部。组织部门分配我到训练部的绘图室，报到后，我才知道这个绘图室不是搞机械图的，而是搞美术图的。
因为训练部主要是训练战术，绘的图都是怎样跟美国飞机在空中对抗，图下边都是田野、坦克、山地森林。但是我已经去了，他们就分配我跟一个叫张绍良的做助手。给他打底色，他画好我帮他描线条。
那个张绍良是没有军籍的文职人员。他在日本长大，是一个油画系讲师。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出于爱国才从日本回到北京的。那时候他画领袖像维持生活，后来领袖像的印刷品出来了，他就没法生活，空军司令部把他招进训练部绘图室。
我这个人从小就喜欢艺术喜欢文艺。所以我跟他很合得来。他从日本带来很多世界名画册，他教我怎么欣赏，礼拜天他带我到公园去教我速写。但是过了三个月，空军司令部的组织部门发现搞错了。
要我的是空军司令部的翻译出版处，因为翻译出版出的都是从苏联买来的书，书的印刷质量很低，书中的图都是机械图，没有办法再制版，这就需要一个绘图员再重新画。
所以，翻译出版处去函七航校，要求派一个优秀的学员到他们那里去，结果他们等来等去怎么没来，后来一查是空军司令部组织部摆乌龙了。他们认为我是绘图班毕业的，刚好训练部有个绘图室，就把我调过去了。这样，我就从训练部转到了翻译出版处。
到了翻译出版处之后，我就画机械图了。到1955年全国开展肃反运动。开始时，我还是蛮积极的，但是突然宣布我有现行反革命行为，要关起来审查。我对审查感到莫名其妙，大概审查了三个月，每个月拉我出来斗争四五次，要我交代反革命行为。
我当然接受不了这样的审查，硬跟他们争，因而有人动手打了我，踢了我。三个月后的一天，在斗争会我看见有两个不是我们处的人，好象是上级单位派来的军官。这天他们斗得特别猛烈，斗争了一个多小时之后，那两个人拿出一张照片来，问这是你跟张绍良合照的照片吗？我说是。在哪里？我说在北海。几个人去的？我说只是我跟他。他说你们两人去，怎么有你们的合照？我说先他帮我照，我帮他照，照到最后一张了，他说我们来一个合影，请北海路过的人帮我们按一下快门。他们说你一定要交出这个人，我说我没法交。
但是很奇怪，从这一次以后就没再斗我了。但是还是关起来，不过允许我看书，礼拜六还有人陪同我去看电影。直到一年之后，才宣布搞错了。为什么会这样？原来是因为张绍良对空军训练部的一个副部长讲了一句话引起的，那个副部长是第一个起义到延安的国民党飞行员。
他的二哥还在国民党空军，在台湾。张绍良是从国外回来的，不太懂中国的政治，他有一次跟副部长讲，你想不想和你哥联系？我可以帮你。那个副部长当时也觉得他是好意，就说他当他的国民党，我当我的共产党，我跟他联系干什么？
肃反运动时，敌情观念提高了，都要揭发敌情，他想起这个事，就揭发出来。事情一揭发问题就大了，成了他要策反我们的一个副部长，马上就把他给抓起来了。可能他是抓到军法处，经七打八打的，他一会儿说他是日本特务，一会儿说他是台湾特务，后来追问他有没有发展关系，他就说发展了我。
有什么证明？他说我把航校很多情况对他讲了。国民党派一个人到北海和我们去接头。其实军法处的那个人早就清楚审查我是一个错案。他来见我一次之后就交代单位领导，不要再斗我。但是因为张绍良的专案是国防部管的专案，所以必须把他的问题搞清，我才能够解放。
这次审查倒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读了大量的书。我从小就很喜欢西方文学。特别到了空军司令部工作，过的是机关生活，有星期天，下班时间都是自己的。
那一段时间我几乎每个礼拜天都是在北京图书馆度过的。我买几个面包，拿军用水壶装一壶开水，就从他们10点钟开门，一直晚上10点钟关门，都在里面读书。走的时候借两本书，礼拜天还。我特别喜爱俄罗斯文学，法国的、英国的、德国的名著也很喜欢，三年内我读的世界文学名著有一百多本以上。
应该说西方文学给我的影响是比较深的。这些书我当时是作为小说来看的，是一种爱好。但是书中人性跟人道主义思想对我的影响是很深刻的。也可以说是我人生的思想底色。
初恋的打击
审查结束之后，跟我同时毕业的都授予中尉军衔，按部队的规定我们在航校学的时候是正班级，毕业分配之后就是正排级，等于少尉。但是，我们毕业的时候，部队要搞军衔制，全军冻结调整级别。所以我还是正班级。
到了两年之后，部队授军衔了，他们原应是正排，误了两年多，应该是提副连级，都授中尉，但是因为我在授衔时还在审查中，所以就没有军衔。这时候领导就跟我讲，那就委屈你授个上士军衔，三年之后给你补偿提拔你当上尉军官。
在空军司令部内，凡坐办公室的，全都是军官，唯独我是个上士，这个对我的刺激很大。但是，更重要的是我的一个初恋女朋友后来和我分手了。因为当时审查我的时候，是可以向外通信的，但是所有收到的信和我发出的信，都要经过专案组看过。当然我和我妈妈通信就无所谓。但是和女友通信，我不想让人家拆。
我的女朋友是我小时候的同学，当时在一个小学里面当教师，我不许对外泄露受政治审查，所以我就告诉她我接受了一个特殊的任务不能通信，所以你也不要给我写信，我完成任务之前也不会给你写信了。我当时觉得自己没有问题，闹三两个月问题就解决，没想到拖了一年。
宣布我问题平反了之后，我就给这个女朋友写信，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她，她马上就给我回信，也诉说了她对我这一年的思念之情。但是以后我连续给她写信都没接到她的回信。
我就有点奇怪了，向领导要求探亲。领导知道冤枉了我，马上批准我20天探亲假，我就写信给这个女朋友，这是1956年夏天，问她什么时候放暑假，她回信告诉我放假日期，并说她一定要到车站去迎接自己心爱人的归来。但是我到了广州火车站以后没见到人。回到家里等了两天也没见着人我就奇怪了。
我跑到她所在的学校，我以为她学校里面肯定有什么事因而不能出来。她学校领导说她去区里面办的一个普通话学习班。我说是你们学校要她去的吗？该领导说不是，是她自己临时要求去的，我觉得她在逃避我，因而感到很奇怪。赶紧赶到区里面去。
刚好他们下课，她见到我就借了一个碗打了两碗饭，带我到田头坐下来。我问她为什么要躲开我？她就哭。我问她是不是另外爱上别人了，她也不说话就使劲哭。我说你如果还爱我，你就点一个头，不爱我就摇一个头，我不是缠住你不放的那种人，只要你摇个头我马上离开。
但是她头不肯点也不肯摇只在哭，一直哭了两个小时。我听他们学习班打钟了，就送她回学习班，找了一辆载客自行车，坐车尾赶回槎头。我就问我们的好朋友，究竟她出了什么事没有。那个朋友告诉我，最近解放军在槎头办了一个转业军人培训班。
有一个贵州的营教导员安排住在我的女朋友家。可能她礼拜天回家和他认识了，这个朋友告诉我说，听说他们已经写了结婚报告了。这个事情对我打击很大，她没跟我讲过一句话，我现在也不知道原因。但是按我的猜想，很可能是她回家的时候，见到了那位营教导员，那个营教导员见她又年轻又有文化长得也很漂亮，就向她求婚。
她可能说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是在空军司令部，不过他现在在执行一个特殊任务，我们已经有一年没通信了。可能那位营教导员对她说现在和平时期哪有什么任务一年不能通信的呢？人家已经到了北京，在空军司令部工作，哪里会要你这样的一个农村女教师呢？
本来可能她也有这种疑虑，所以就答应了那个军人，可能在结婚报告上签名不久就接了我的信，所以就回了我的信，同时找这个营教导员想收回她的承诺，那个教导员肯定不肯放手，她在两难当中就一直没有给我回第二封信。
后来知道我要回来探亲，所以她又第二次找这位营教导员要收回她的承诺，所以回信要到车站接我，那时候营教导员就采用了很强硬的手段了，可能出动组织的名义，说他们已经写了结婚报告，组织上已安排你们回贵州，工作都安排了，不能再有变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就哭着跟我分手。这个事情对我思想打击很大。我没等20天探亲假满，就提前返回部队。
报考北大
我把分手的事告诉了我妈妈，我陪我妈两天，就乘火车返回部队，我对我妈说明年夏天我就复员，我不在部队干了。我回到部队后马上给领导送了申请复员的报告。当时领导还不太在意，以为我是因失恋闹情绪。
确实我那时很苦闷。有一天晚上，我在街上闲逛看到有一个老人在街上摆一些油印的东西。我就上前拿来看，问他那是什么东西。他说是高考试题，我说高考试题都可以卖的吗？他回答说高考过后试题就可以公开，前三年的高考试题都有。如果你们军人考大学，还不用考外语和数学，只考语文、历史、地理、政治。后来我说好吧，四年我都买了。我回来一看这些试题，我答不出来，但是我觉得不难。
我去新华书店把所有高中这四门课程的书都买来，卖书的人说你想考大学吗？我说是。他说我们这里还有一种教学参考书，是内部发行的，如果你买可以卖给你。这是教育部发给老师参考的标准讲义，我全买了。我就来了一个开卷答题，答完以后我就给一个俄语翻译看，他是北大俄语系毕业的。
他第二天告诉我，你水平那么高为何不考高考？就凭你这个考卷可以进北大。我说此言当真？他说我保证。我说我是开卷的，他说开卷的那怎么算数。我说不过就是二三十本书，我将它读完了不就可以闭卷了吗？他说哪有那么简单。
我就开始进入高考的准备。我知道每年部队的复员时间大概是第二年4月份，我还有8个月时间。我就先用三个月业余时间，以快读的办法把20多本书读一遍，然后用5个月再细读一遍，果然明年4月份就复员了，我到广州刚好是五一，离高考还有一个多月，我再重点地看一遍，就参加高考了，没想到果然就考进北大了。收到录取通知书是1957年的8月末。
黄金岁月
我们进北大报到的时候，学校给我们一本右派言论集，全校已开展反右派了。但是我读到谭天荣写的十一株“大毒草”、林希翎这个大右派讲的话，沈泽宜、张元勋写的《是时候了》的诗，简直热血沸腾。这不是思想判断，是一种本能的共鸣。我觉得只要是一种有热血的人，我想读到这些都会激动的。我心想坏了，好在我晚点来，否则我肯定站到他们这队伍里面去了。大学的教材我全扔了，只有这本右派言论集至今珍藏着。
我记得有一个晚上，突然间学校广播，要大家起来斗右派。我们跑到北大的大饭堂，原来有几个右派学生跑到天津，想通过塘沽港外逃，给抓回来拉回北大批斗。这时候大家都在喊口号，我也在喊口号，但是我的心里是流泪的，觉得这些人才是真正的英雄。抓他们的人强行要他们低头，他们却倔强地在喊口号。这是我进北大后一种最初的心态。
北大给我有很深的影响。虽然我入学的时候北大已经反右了，但是北大好的传统还是保留着的。当时还是马寅初当校长，我们读到四年级的时候他才离开的。我最怀念北大有几个很特殊的东西，一个是北大的大门是永远敞开的。它的大门没有守卫的，所有课室的门也都是打开的，特别是名教授的课，大家去那里上课像去戏院看戏一样，找个座位坐下来就是了，有很多外来我们不认识的人。
第一个学期我学俄语差不多花了一半的时间，结果还是没及格。虽然是从字母学起，但是人家在高中时学了三年，我怎么赶得上，我找系领导要求免修。当时他吓唬我，说我们北大要求学两门外语，如果你不修两门外语是不能发毕业证书给你的。我说我可以不要，因为我知道我反正我的档案写明在北大读了五年。单位看你的本事而不是看你的毕业证书。
由于我当过七年兵，跟那些从高中学校出来的同学相比，我的优势是社会知识广，劣势是受过初中一年级的教育，在许多基础课上，我是没法跟那些同学比的。
但我知道将来工作对我最有用的是什么东西。我觉得我毕业以后，不可能留在大学或研究院做研究工作。好在北大不考勤，许多为将来做学术研究用的基础课我都不去上。
我知道北大最宝贵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大师级的教授。如果我离开北大，恐怕连见一下这些老师都困难。第二个是北大的图书仅次于北京图书馆。所以我比那些同学更懂得利用这个东西。
我对北大中文系里面的大师级教授讲的课，像吴组缃先生，游国恩先生，王力先生，朱德熙先生，王瑶先生，林庚先生，还有王季思先生，王季思是中山大学的著名教授，中大和北大交换教授，他给我们年级教了一年课，他们都是一级的大师。
对他们的课，我是很认真听的。由于我免修外语，还罢上许多专业基础课，因而就有大量时间到外系去听课，我跑到哲学系听了两年冯友兰老师讲《中国思想史》，我到西语系听朱光潜先生讲了一年的《西方美学史》，听他讲了一年的《美学概论》，我听了翦伯赞老师讲两年的中国通史，我还修了康德的专题和黑格尔的专题。这些中文系其他的同学不会这样做的，他们是按学校安排课程学习的。
因为北大是从来不考勤的，北大是没有作业的。北大每年的考试只需考两门主课，所以我只是听文学史、文艺理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这些主课。这样的话，在北大，我确实学了很多东西。我对文艺理论、文艺批评特别感兴趣，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书有中译本的我都读了。
北大没有自修课，下课自己找个阅览室，有很多阅览室。星期天往往我们要提前起床，才能找到一个座位。那一代北大的学生是很用功的。北大在学术上没禁区。北大的老师跟同学是能够互相争论的，考题不按老师讲的答，只要言之成理，也能得高分。北大当时那种环境，应该说对我后来是有深刻的影响的。
应该说我在北大这些年，很珍惜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我在北大五年几乎没有空过礼拜天。北大还有一个传统，北大无禁书。我知道很多我离开北大不能看的书，我就拼命去读。包括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还有原版的《金瓶梅》我都是在北大读的。
北大还有一个很好的传统，每年的校庆都有很多讲座。学校会发给我们一个讲座专题本，各系的有名教授都会拿出他们新的研究成果，下午四点钟以后，我们喜欢哪个专题就去哪个课室听。这样，我也去听物理系，也去听生物系老师讲的专题讲座，对扩大我的知识面很有好处的。应该说我在北大还是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对于我为什么要考中文系。其实我刚开始当兵的时候就喜欢写诗。我的诗当然没地方发表，但是我把自己的日记本作为诗集。我把胡风分子阿垅的诗论读了很多遍，很爱诗。
50年代曾经有朱光潜、李泽厚和蔡仪等美学家开展的一场美学大辩论。我对此非常感兴趣。几乎所有这次美学大辩论的文章，我在部队时都看了，这又让我对美学和哲学产生浓厚的兴趣。
所以，我选择中文系其实就是一种爱好。对于职业的问题，我们这代人从来不想。因为，在那个时代，就是党派到哪里就到哪里，绝对地服从分配，我们根本不会想，我以后要做什么，反正党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但是我要学什么，主要是凭我个人的爱好去学。
在北大后期我的思想有了极大的转变，给我后来最大的一个影响，使我从原来对右派这些人的敬佩，转变为一个满脑子乌托邦思想的激进的极左青年，主要是通过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九评》，《九评》是很有煽动力的，报上每发一篇，组织大家讨论学习，然后又再发一篇。
《九评》对我的思想影响很深。也可以说通过《九评》的学习，我完全接纳了很左的思想。也就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对反防修的理论，可以说我完全被“九评”洗脑子。
我们毕业那年是1962年，困难时期分配也困难，所以学校是先放暑假，后回来再接受分配，暑假我就回到广州来了。
一稿成名
我的堂哥左文是广州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主任。他有一次去参加舞会，《南方日报》的副总编辑杨梵也去了，我堂哥问他，你们《南方日报》要不要人。
他说我们很需要人，特别需要编文艺副刊的。因为中山大学今年从四年制改五年制，没有毕业生。我堂哥说他有一个弟弟，正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你们要不要？他说那好极了，叫我明天就去《南方日报》跟他们的人事部门谈。
人事部门马上同意写信到北京要我，就这样调到《南方日报》工作，任文艺副刊编辑。因为从反右的时候，《南方日报》已经停止了文艺副刊了，这个时候才复刊一年，我分配的部门叫理论文艺副刊部，黄每是主编。
部门分三块，一块是文艺副刊，一个礼拜出两期。还有《党的生活》，是理论性的。《星期六》刊登一些知识性、趣味性的文章，我是属于文艺副刊这一块，受关振东领导。
我在北大我是重点学文艺批评，我工作不久，全国开展文艺大批判，我正英雄有用武之地，我写了很多文艺大批判文章。批《苦斗》、《三家巷》我发表整版的文章，批周炳这个形象，所以当时报社很看中我。那时候我可以说如鱼得水。
为了配合全国形势专门成立一个文艺大批判组，让我当组长。除开两周出两期文艺副刊，专门做一期文艺批判版，由我主持。但是我总觉得已经进了报社了，就是一个新闻人，我应该懂得写新闻。所以我向黄每要求去采访。
后来，黄每告诉我，省里面通知《南方日报》要采访南海县一个女生产队长，她叫左凤。是佛山地委新发现的一个学毛著先进分子，曾经在三级干部会上做了一个讲用报告。佛山的毛著一下子卖空了，很震动，省里要《南方日报》派人去采访她，黄每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到了南海县委，就问有没有录音，他说有，但是记成文字后就洗掉了，当时是使用那种圆盘录音机，他们把记录稿给我看。
我一看，讲话根本没有提到学毛著，都是忆苦思甜的东西。我就不相信这样的一个讲话能够震动大会把佛山的毛著卖光？我跑去新华书店，我看到书架上这些毛著封满灰尘，我问店员有没有人最近抢购毛著，他们说没有。
我认为这个左凤肯定是假新闻，我回到县委就把背包背起来走，马上就返回广州，准备告诉领导左凤的新闻是假的。到汽车总站，刚好管《党的生活》的副主编饶子持从一辆汽车上下来。
他问我怎么回事？不是来采访，怎么又跑回去。我就告诉他，饶子持说你回去肯定要挨批的，人家是佛山地委定的学毛著积极分子，你人都不见也不调查研究，就回去说是假的。
我听后确实觉得自己不对头，就赶紧背着背包，直接下到生产队去，见到左凤。她大概是四十岁左右的农村妇女。她一听我叫左方，兴奋地说我从八九岁以后就没有见过姓左的人。
连忙把她六个孩子叫过来让孩子们叫我舅父，一定要留我在她家住，我本不姓左，因此觉得很有趣，就在她家住下来，晚上跟她聊起来。她讲她是个孤儿，后来是南海一个老太婆收养了她，这个老太婆是编竹篮子为生的也很穷。
十五岁就把她嫁了，丈夫也非常穷，她生第一个小孩后几天就下田，生孩子前一天还在下田。我问她你为什么六个孩子还要当什么生产队长？人家都不愿意当干部了。她说就是因为人家不肯当我才当。
她跟我讲她的丈夫合作化的时候是高级社社长。人民公社成立后，他在大队当治保主任，四清运动时，把这些大队干部斗得很厉害，她丈夫得了神经病回到村里。她村里的生产队长也不干了，快立夏了都没有人下田。
她说我的丈夫有神经病，我有六个孩子，如果大家都不种田，我怎么养活一家人？她找了一个好朋友，也是一个女的。
她当队长，她的朋友当副队长，就把村里面的生产搞起来了，这一年取得大丰收。所以她说你说吃亏吧，如果将解放前和解放后比，我觉得我没有吃亏，如果将单干和合作社比，我没有吃亏。
因为我孩子多，当时还有老人，到了成立人民公社我也没有吃亏。她说如果现在大家都躺下不干，这才是吃大亏了，人家有本事的都跑到外面搞副业赚钱，像我这样有一个有病的丈夫，带着六个孩子我怎么办？所以我就挺身而出当生产队长，不管多苦我都要干。
那我觉得她谈的话挺有意思的，我问你学过毛著没有？学什么文章？她说学老三篇，我说老三篇是什么？她说有一个什么张思德，有一个外国人我记不起他叫什么名字，还有一个叫雷锋，我一听笑了，我说谁教你学毛著的？
她说我的大儿子给我念过，我觉得报道她学毛著是不真实的。她这个经历很有普遍意义，我就以究竟当干部吃不吃亏的主题，写了一篇通讯。我当时把这个通讯交给主编黄每心里面还是很怕，因为我私自改变主题。
人家叫你写学毛著积极分子，你却写这样一篇东西。后来过了两天，黄每告诉我，黄文俞看了很赞扬你这篇文章。他决定在明天的一版头条刊登，而且他自己给你配一篇短评。
文章登出来了之后，过了一天黄每告诉我赵紫阳打电话来了，说这篇文章是《南方日报》创刊以来最好的一篇文章。而且要全广东都要学左凤，所有传媒要宣传左凤三个月，赵紫阳的指示下来，全省传媒连续都在那里报道左凤，后来还把左凤封为佛山地委副主任，成了个有名无实的大官。
我也因为这篇报道成了广东年轻的名记者。我知道并不是我这篇稿写得多么好，而是四清运动后许多基层干部都躺倒不干了，我的报道正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这一段时间我是很得意的，大家也都赞赏我。所以工作也非常积极，但是我主要的业余爱好还是读西方世界名著。
候选接班人
文艺大批判的火越烧越旺，中央指示广东要批欧阳山。当时陶铸要对《三家巷》、《苦斗》拿出一篇定性文章。为此指示组织四个大批判组。
省委文艺处成立一个大批判组，《羊城晚报》成立一个大批判组，中山大学成立一个大批判组，《南方日报》成立一个大批判组，《南方日报》的批判组是黄文俞当组长，组员都是处以上干部，只有我是一个普通编辑。而陶铸交代四个批判组的研究结论都要向黄文俞汇报，最后由黄文俞亲自执笔写那篇定性文章。
黄文俞把全组人带到佛山记者站躲起来，专门研究《三家巷》、《苦斗》，晚上黄文俞叫我到他的房间。问起我在北大读书的一些情况，我讲了我听过朱光潜、冯友兰老师的课。
他很感兴趣，黄文俞告诉我他对文艺评论非常感兴趣，抗战前在香港以写文艺评论为生的。他和他哥住在隔壁房间，有一个地下党员劝他哥入党，他哥不肯入，他跑过去说，他不入我入。
就这样他就入了党，抗日的时候调到东江纵队当宣传科长。解放广州他就当新华社广东分社的副社长，后来当中南局宣传部长的是王匡是社长，一年半后，他就调到《南方日报》当总编辑。
他对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特别对1956年美学大辩论时朱光潜的美学观点都很感兴趣，所以我们聊得很开心。他说他已经多年没有找到一个就美学问题的谈话对手了。
回来之后，我就下去阳江县搞四清，我没想回来之后，关振东偷偷告诉我省委要求《南方日报》要提出两个接班人。第一线的接班人，黄文俞提黄每，黄每同志是一个杂文家，当接班人理所当然。第二线的接班人居然提我。
当时有人说，左方才毕业三年，怎么提他接班人呢？黄文俞说不是三年了，他有七年军龄，按照规定他们调干生大学五年是算工龄的，那十二年，加上来报社三年就十五年了。提接班人也不是马上接，到接班的时候都有二十多年的工龄，怎么不能接班？就把我的名字报给省委组织部。
批欧阳山和秦牧
1966年文革开始了，省委把我要去省委大批判组，当时中央给广东的任务是批欧阳山跟批秦牧。我在大批判组里是批判秦牧小组的组长。当时领导我们这个大批判组的是宣传部的部长陈越平。我第一篇文章是批秦牧的《艺海拾贝》，写了一个版。
文章很快就通过了，陈越平很满意，但是对批欧阳山这个小组就不满意，说他们没有激情。当时省作协在政法学校集中搞批判。他们就去省作协参加批欧阳山，以增加点激情，可是到会场发现他们都是一人一杯茶，在那里聊天。他们后来跟作协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组长仇志杰商量，要求联合批一次欧阳山。
仇志杰同意了，欧阳山批判组由罗源文和黄树森负责，他们来找我，要我们也去批欧阳山，当时们两个组都有一批大学生。到了出发的时候，那些大学生就拿出一顶高帽来。
罗源文说我是省委的干部，你们搞武斗我不去了。而学生则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斗你管得着吗？罗源文是主持人，他不去那怎么办？
黄树森对我说，我也不方便主持，但是我去，是不是由你来主持。我说好吧，但是我跟那些学生讲好，不能随便给人家带高帽，除非欧阳山非常顽固你们才戴，你们要听我的，我一拍桌子你们就戴，我不拍桌子你们不许戴。
结果我们一去到那里，作协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组长仇志杰是个青年女作家，她一看我们戴着高帽去，就说你们这样搞我们不参加。我说我们干革命还要你批准吗？你们不参加我们自己斗。
我们就把欧阳山拉来了，开初我们一直让他坐在椅子上。后来我问欧阳山，你写的《三家巷》、《苦斗》总题目为《一代风流》，你是要篡改历史，你要交代你是怎么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他说，我怎么会反对毛泽东思想，我是在延安亲自听毛主席讲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后来根据主席的讲话精神，深入下乡还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毛主席认为很好，还专门请我到他家吃了一顿饭。
我当时就火了，我说你还在那里表扬自己。我无意识地拍了一下桌子，我没想这些学生以为我给他们发信号，马上就把欧阳山压在地下让他跪着，给他戴上了高帽，欧阳山很胖。跪了不到两分钟就趴在地下。我这个时候知道坏了，窗户外面作家们都在探头看我们。
所以我过了一会儿说，你老老实实交代问题可以让你再坐回椅子上，我就把他扶回椅子上了。打倒四人帮以后，有一个杂文家曾经写文章，说我是广东文艺界最左的，第一个把欧阳山打倒在地上，实际内幕就是如此。
我写的批秦牧的第一篇文章是要送给赵紫阳审的。当时赵紫阳在湛江开三级干部会，陈越平叫我坐飞机到湛江去，我去了见到赵紫阳。赵紫阳就叫他的秘书带这个记者去饭堂，叫师傅给他煮一碗瘦肉面再给他加两个鸡蛋。赵紫阳这个人做事还是蛮细心的。我吃完面回来了见赵紫阳带着两个秘书在那里对语录。
我说赵书记你不用对了，这些语录我们反复对过。赵紫阳望也不望我睬也不睬我，继续对语录，对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看来赵紫阳并不关心批秦牧的内容，而是关心语录是否有错，那是政治问题。
他签了字，批示可发，他告诉我有一架专机送你回广州，你告诉黄文俞文章明天就见报，要放在一版。走时没有想到赵紫阳跟着我出来，我以为他送我，我就说赵书记不要客气了，不要送了。
赵紫阳的性格不外露，他说没有事儿，没有事儿，后来送到院子门口了，我说赵书记您请回吧，他还是说没事儿，没事儿。他一直送出来，我这样一个小记者怎么能让赵书记送。在路上我又说赵书记你请回吧，你这样送我我不好意思。
赵照旧说，没事儿，走走，到了院子大门时我才知道，原来区梦觉先回去。区梦觉是大革命时代的革命老同志，赵紫阳一直称她区大姐，原来他是送区大姐。我这时的脸就要红到脖子上了，是表错了情。
揭发陶铸
批秦牧《艺海拾贝》的文章就登出后，陈越平给我第二个任务，是写批秦牧的《地下水喷出地面》，是秦牧在大鸣大放时期写的文章。一天我在饭堂吃饭的时候罗源文跟我讲，你批秦牧的《地下水喷出地面》，陶铸有一个讲话，比秦牧的文章反动一百倍，我说什么讲话那么厉害？
他说是全国话剧、歌剧工作者会议的一次讲话，我说这个讲话陶铸收在他的文集《松树的风格》上，我看过没有多么大的问题。
他说出书时是删节过的，现在省委想毁掉讲话原文，要把这个讲话的原文收回，我们文艺处有一份，到明天就要交回，你敢不敢看。我说我怎么不敢看呢？我是你敢不敢给我看的问题。
他说给你看可以，但是你明天一早必须给回我，我晚上连续把陶铸这个讲话看了三遍。按照我那时那种左的观念，搞大批判的观念，确实认为他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知识分子政策是对立得很厉害，确实是棵大毒草。
星期六回《南方日报》我的宿舍，和我同房的叫黄衍辉，我就把陶铸的讲话内容告诉他，他说现在陶铸已经是中央第四把手。
是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你要赶紧把这个事儿写信报告毛主席。我说广东是陶铸的基地啊，如果万一这个事情泄露出来是要杀头的。他说你就怕丢脑袋，不怕中国变颜色，要杀头我陪你，你来写我也签一个名。
我说，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从邮局寄一封信给毛主席能够寄得出去吗？我想没有出广东这个信就落到广东省委手上了。他说不要紧，我认识广东省委一个机要交通员，你写好之后，我就让他插在省委给毛主席的文件里面去，那就保证能到主席手上。
我把信写好后他交给机要交通员，这个机要交通员是学毛著积极分子，黄衍辉采访过他，跟他交上了很深的朋友，那个机要交通员说，省委没有直接给毛主席的文件，只有给中央文革和中央军委的。
他建议我们改成两份，一份给江青一份给林彪。我们就把这个信重新抄了两份送出去。这事是后来我陷进文革的一个源头。
巴黎公社梦
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出来，我当时很震动觉得究竟怎么回事？也觉得姚文元上纲上线那么高，而且吴晗是北京市的一个副市长，也是一个著名的明史学者。当时，黄每传达黄文俞的指示，要我们部研究究竟《南方日报》要不要转载？我出了一个主意，我说转载也不好，不转载也不好，我建议删节转载。不管怎么样，将来说是批错了，我们对这个事情是有保留的。如果批对了，我还是转载了。他就接受了这个意见。
党的十一中全会公布刘少奇、邓小平退到后边去了，陶铸上去成了四号人物。
这个时候我正是在省委大批判组，我看到这公布之后，、突然间觉得自己大彻大悟了。我觉得这次不是一般的政治运动。而是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目的是要在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原则，我觉得过去我们整天讲共产主义，实际上还是个等级的体制社会。如果要反对修正主义必须要砸烂这个体制，要在中国搞巴黎公社。
我赶紧回房间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有关巴黎公社的文章找来重新看，越看越激动。觉得以后中国所有官员都是由民主选举产生，老百姓也有罢免权，而且官员们的工资不能超过技术工人的工资。所以只有真心为人民服务的人才会去当官。我觉得中国有希望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来了。这是我对文革的最初一种认识。
一天我到华南工学院去看大字报，看到有一张叫高翔的学生贴的一张大字报，题目叫《北京的来信》，他贴的这封信是他在北京念书的妹妹写给他的，说当前我们学生不能再让党委做我们的保姆，我们要踢开党委闹革命。我看后认为这信的观点是正确的，你不把全国所有的党委砸烂重新组织，怎么能够实现巴黎公社原则呢？
我就马上去见高翔，我们俩人一会面就很谈得来，认为要实行巴黎公社原则，文化大革命就一定要踢开各级党委闹革命。但是过了一个多星期我再去华工，知道高翔已经被省委关起来了。
采访红卫兵
后来不久，陈越平关到牛栏里面去了，由省委的秘书长李超来领导我们大批判组。过了不久黄文俞也关到牛栏里面去了，赵紫阳决定李超带一个业务组进《南方日报》。在这之前省委派了个检查组（实际是工作队）管《南方日报》的运动，李超只管报纸。李超走了，大批判组也解散了。我就跟他回《南方日报》。他到了《南方日报》以后成立了一个文化革命宣传部，让我当红卫兵小组的组长。
我就专门负责红卫兵的采访，主要跟红卫兵去抄家。我记得我当时跟第七中学的红卫兵去抄广州市副市长，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家。抄了好多东西，其中里面有很多豪华物品，我见都没有见过的，连卫生间都放有外国的糖，当时我也觉得很气愤，觉得这个人也修得够可以了。
这些学生抄完之后，看到他家有一只小猫，把这只小猫给吊起来。后来我跟红卫兵队长讲这样不好，应该把这只小猫放下来，我说你们走后好多老百姓都会来看的，你们这样做对红卫兵的影响不好，这个卫兵队长听后就把小猫放下来了，他们在路上随便拦了一辆车，把抄来的东西搬到车上。
他们学校后面是一个天主教堂，他们一下车就各自跑掉。由教堂里面的老师出来清理，这些老师将这些东西搬到教堂里面，分门别类地放好登记，我进教堂里面看，放有很多钱、金条、手表和各种饰物、衣服。
那个时候的红卫兵确实他们没有动过抄来的一点东西，抄回来就扔给老师处理。我听说执信女中的红卫兵最厉害，《羊城晚报》有一个记者去采访，被她们把头发给剪掉了。我说真的这么厉害，我偏要去采访一下。
结果我到了执信女中，她们问我干什么，我说我要来采访，结果说带我到一个房间里面去。正中坐着两个女孩，可能是红卫兵的头，两旁站着几个女孩，有点女卫士的样子。
她们问我，什么成分？我说工人。又问什么出身？我说革命军人。你来干什么？我说来采访。记者证？我递给她。她一看就把我的记者证扔到地下。你看你这个头，梳得锃光瓦亮的，狗孙子。我说谁去照照片不是把头梳好，我哪里像狗孙子。她说你们都是赵紫阳的走狗，我们红卫兵不需要你们宣传，滚出去。我只好捡回记者证出去了。文化革命中，女红卫兵打起人来比男红卫兵更凶狠，为什么？或许是社会心理学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报纸发表毛泽东“要文斗不要武斗”。我到七中去采访了，七中是我的点。我就组织他们学毛主席指示。他们都发言要执行最高指示，我说你们学习的消息明天就要见报，你们今天下午要不要去抄家。他说去，我说我要跟你们去看看你们是不是真不搞武斗。
结果去了一条街，他们打门上去了，屋内有一个妇女，大概四十来岁，带着一个六七岁的女，他们一到就要她跪在地下了。以当时的情况还不算什么武斗，我也没有吭气。
他们问她，我们来扫四旧，你们家里面有什么四旧交出来，那个女的说，我们没有四旧，他们就动手抄了。抄出了一些金戒指，这个还不算是四旧？一个红卫兵就把个脸盆戴在她的头上，还要剪她的头发。我说，你们不是说不搞武斗吗？话一出口有人在我的背上抽了一皮带。我回头一看，是一个年轻的红卫兵。红卫兵队长喊不要打他，不要打他，他是革命的记者。
红卫兵队长告诉我，打我这个人是从北京来串联的。我问红卫兵队长干吗来抄这家人的家，他说她家是双料右派。我建议说你们把周围街道的群众都召集来，由你们就宣布她的罪状。让她来交代罪行，不是更有教育意义吗？
红卫兵队长说对呀，一下指令，红卫兵们到处去打人家的门，把街上的群众都给召集起来了。我就叫他出来主持宣布她的罪状。他说是派出所告诉我她丈夫和她都是右派，其他的事我都不知道。群众都来了，我只好出来代他主持了。
我就问他，你丈夫是右派吗？她说是。你丈夫干什么的？她说，是韶关勘测队的一个工程师，说了一些右派言论，被打成右派。她是在一个幼儿园当阿姨，替他丈夫抱怨，说她丈夫从来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结果也把她定成右派。
她说她丈夫已经摘帽了，我问她你摘帽了没有？她说我没有摘帽。我说你就是最反动的了，你丈夫都摘帽了，你还不摘帽？她说我被开除了，我在家里面当家庭妇女。所以没有人给我摘帽，这个时候我有点下不了台了。
我只好跟群众讲，在你们这条街有右派的家庭，你们以后要注意监督他们，帮助他们改造就宣布散会。
我还亲见一个有关赵紫阳与红卫兵的有趣故事。第一次北京的红卫兵到广东串联，赵紫阳要接见，地点在省党校接，我听说红卫兵是天兵天将，想今天晚上看一看赵紫阳怎么接见这些天兵天将的。
赵紫阳没来前我先到了，看到一帮孩子们在打打闹闹，跟平日见到的普通中学生没有什么差别，后来赵紫阳带着省委常委一帮人来了。学生坐一边，赵紫阳及其他省委领导坐另一边。
赵紫阳说我先来讲几句欢迎词。红卫兵的头子说，没有轮到你讲。赵紫阳说那你来讲。红卫兵头头说，什么我讲？是毛主席讲，读毛主席语录。赵紫阳这帮人没有一个人有毛主席语录的。
红卫兵队长高声骂道，怎么你们广东省委通通都不学毛主席语录。赵紫阳从容回答，不是不是，我们今天匆忙没有带。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他们和省委领导一个一个跑到红卫兵身边读语录。读完了坐下来，赵紫阳又要讲话了。
红卫兵队长说，没有轮到你讲。赵紫阳微笑说，那你们请讲。红卫兵队长宣布说我们红卫兵开会前有一个规矩，先报家庭成分，这一报不是地主就是富农家庭成份。红卫兵们大声喊道，什么，你们广东省委都是黑七类，赵紫阳你给我写一个省委常委名单，要将家庭成分写清楚交来给我们。
赵紫阳说名单我不能写，因为他们省级干部是中央组织部管的。我看赵紫阳谈笑风生，但是区梦觉他们把嘴噘得长长的气得要死。那个时候我觉得红卫兵真是厉害，这是我第一次领教北京红卫兵的厉害。
组织战斗队
各地著名的红卫兵组织都派联络站来驻守广州。什么清华井冈山，新北大公社，哈军工等，我是红卫兵采访小组组长，我都跟他们接触，大家都在那里交流文化大革命各地情况。我在《南方日报》一个叫林玲的好朋友告诉我，他的女朋友是检查组选定的骨干，她告诉林玲检查组说我是一个危险人物，要监视我，叫林玲要跟我保持距离。
林玲把这个事儿告诉我。我一听危险人物就知道是我写给中央告陶铸的信泄密了，我叫黄衍辉赶紧去省委问一问这个机要交通员的情况。
他回来告诉我，这个机要交通员失踪了。那时候我的判断，他可能被政府抓起来了，但是省委不敢抓我们两人，是怕过早把陶铸的讲话扩散，但我和黄衍辉早晚要进监狱。
我跑去华工找高翔，这时候高翔已经是华工红旗的司令了。他就跟我讲你不要怕，我们绝对跟广东省委干到底的，你如果有什么风险你就进华工，我们保护你。
但是他又说，你也不要坐在那里等死，你应该回去《南方日报》组织群众组织起来造反。各地的造反派都在反工作队，既然检查组说你是一个危险人物，你就把矛头对着检查组干。我想了想也对，反正不干也要进监狱。
我抱着破釜沉舟的心情，找了六个最好的朋友成立了一个“遵义战斗队”，发表声讨检查组执行反资路线声明。没想我们这个声明一出来，《南方日报》就炸开锅了，没有一个礼拜就出现三十几不同名称的战斗队。
总体来分，一些是保检查组，一些是反检查组，《南方日报》的检查组虽属工作队性质，但和高校的工作队表现完全不同，高校的工作队都是和校党委站在一起的，而检查组的成员都是思想极左的人，造反精神十足，他一进入报社就宣布了《南方日报》整个编辑部都是黄文俞的势力基础。
科以上的干部和政工干部都是保黄文俞的骨干因而不能依靠。只有新成立不久的《广东画报》及其附属美术印刷厂是他们的依靠对象。
检查组又认为《南方日报》的印报厂的工人思想保守，文化低。《南方日报》的印报厂本来跟美印厂有矛盾，所以全部成员都加入到反检查组的阵营中来。
后来所有反检查组的组织便联合起来，成立一个联合总部，成为了报社的多数派。我们占《南方日报》编辑部里面的70%，印报厂的100%.保检查组的主要是画报和美印厂及《南方日报》少数编辑记者。美印厂的车间主任、厂长由于本厂工人反对他们也都归到我们这边。
我们联合总部成立一个核心小组，分工是一个叫陆卓文的工人头头，负责工厂的运动，编辑部一个叫张仲芳的头头负责编辑部的运动，我则代表联合总部做对外联系工作。
文化大革命都分为多数派和少数派，多数派产业工人多，党员多，劳动模范多，中层干部多，比较讲政策，被称为保皇派，而少数派则以大学生为主，紧跟中央文革小组，造反精神足，被称为造反派。
那个时候广东已经成立了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这些头头跟我很熟，而且我整个思想都是造反派的思想。虽然我们联合总部成员属多数派结构，但由我负责对外联系工作，我还是将联合总部带到造反派的阵营中去。
夺《南方日报》的权
北京传来一个消息，北京的传媒界要发起成立一个全国新闻界造反派的组织。据说是江青的指示搞的，她要以此控制全国的传媒。当时大家都认为谁参加了这个组织谁就是造反派了，所以各个省传媒两派都跑到北京去申请参加。
北京传媒界成立了一个资格审查小组，凡要求参加的两派组织都要在他们面前辩论，再由他们批准哪派参加。我是和工人头头陆卓文赴京申请参加的。我在北京的同学很多，很快就了解清楚资格审查小组的审查标准，他们的审查的标准是三条，一条是封报纸，第二条是反工作队，第三条是反本单位的走资派。
《羊城晚报》被封了。造反派发表了一个封报宣言，我代表联合总部也在宣言上签了名，所以封报宣言的传单里面有我们组织的名字。
我打电话叫联合总部把封《羊城晚报》宣言书和反检查组和揭走资派的主要大字报底稿送到北京来，《南方日报》两派开辩论会时，我发言后把广州送来的材料交给资格审查小组。对立派代表的发言主要是为检查组作辩护，当时北京正是批工作队的高潮，凡是反工作队的都称为造反派，保工作队的都称为保皇派，所以他的话还未讲完，就被资格审查小组视为保皇派赶出会场。我们不仅被接纳了，还吸纳为这个全国总部的领导班子成员。
这个全国总部的全称是中国毛泽东思想新闻兵，所以我们参加后也将联合总部的名称改为新闻兵。第一次参加全国总部的领导班子会议时，我才发现这个组织的背后是受清华井冈山策划和控制，清华井冈山派人来出席会议，指令我立即返回广州封《南方日报》。
封《羊城晚报》是清华井冈山驻广州联络站发起组织的，当时广州很多工人起来反对，每天晚上都有大批工人去冲他们。后来被称作“地总”、“红总”。两个工人组织就是在反封报中成立起来的。《羊城晚报》是没有工厂的，是《广州日报》帮他印的。他都是编辑记者，顶不住冲击，所以清华井冈山要求我回去封《南方日报》，把反封的力量引到《南方日报》来，因为我们人多而且有几百工人。
我当时已经是这个组织的分部，只有同意回广州封报。我买好车票准备晚上坐车启程，就听说陶铸被抽出来了，我赶紧跑去中宣部去看大字报，果然贴满陶铸大字报，更奇怪的是我写给江青的那封信居然也贴在中宣部。
在火车上我一直和陆卓文商量如何封《南方日报》，我一下车看到广州满街都是打倒赵紫阳打倒陶铸的、大标语，我想这个时候我们绝对不能封《南方日报》，如果我们封《南方日报》，人家就会说你早不封晚不封，陶铸揪出来才封。
把保陶的帽子戴到我们头上，所以回到总部在全体成员参加的大会上，我传达了北京总部的指示和我认为目前不宣封报的看法，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没想到晚上《广州日报》一个叫新闻战士的组织打电话说有紧急事情请我去商量，因为我们和他们同属北京总部的，我就去了，他们把我领到一个放纸仓库的角落里开秘密会。说明天他们报社的工作队的队长来《广州日报》做检查。
他们对立的一派因为参加不了全国那个总部组织，气急败坏想借这个机会把工作队队长扣留，同时封《广州日报》。如果对立派封了，他们就被动了，但是他们因力量不足不敢封，要求我们两家一起封。
我跟他们讲，如果这时候封报的话人家就说我们保陶。但是他们还是坚持，后来我说这样吧，是不是把全国驻广州造反派联络站的头儿都请来，听听他们的意见，后来用车把他们接来了。
复旦大学的一个造反组织的头儿告诉我，昨天才接到总部的消息，是毛主席支持《文汇报》夺权，你们是不是也可以学《文汇报》夺权。我说这个绝对不行，如果我们夺了权对方就不会参加办报了，他们天天在那里挑我们的毛病，我们忙于办报还天天应付他们，报纸不可能挑不出毛病来，那我受得了吗。
会开到天亮没任何结果，我回《南方日报》宿舍睡了一觉，到吃午饭时回报社，总部的人告诉我说文汇报派人来串联，说毛主席支持《文汇报》夺权和介绍他们的夺权经验，动员我们夺《南方日报》的权。
来串联的人说我不知道你们报社两派究竟谁是造反的，我两派都去，就看你们的行动。总部的同志还告诉我说，他们已经通知所有的战斗队长，今天晚上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夺不夺权。我一听就很紧张，连忙打电话给高翔。
这时候他已经是广州高等学校红卫兵司部的司令了，我请他到《南方日报》来。他说权要夺但现在不是时候。因为我们司令部里面正在闹分裂，中大红旗的头头武传斌因为得到林杰的支持，可以直通中央文革小组，所以他要独立成立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另外广州工学院的头易作才亦要独立出去成立红一司，你们现在夺权，三家都要插手你们就难办了。我们分裂完之后，大方向还是一致的，我们商量好支持你们，你们夺权才能得到所有造反派的支持。
我觉得高翔讲得有道理，所以晚上开会的时候，战斗队长们多数主张要夺。我不断说服他们，讲现在不能夺的理由。
在争论中突然有人上来报告，我们的对立派贴了一个宣言说他们夺权。我赶紧从楼上跑下来看，他们果然发了一个夺权声明。我想这个权我们非夺不可，如果我们不夺他们夺了，我们不参与办报，他们这个报是没法办的，因为他们没有工人。
结果是我们破坏了毛主席支持夺权的指示，如果我们参与办报我们受他们指挥，我们是多数派不服气啊。所以我就改变主意决定马上夺权。其实夺权很简单，就是起草了一个声明，选几个强的编辑记者另外找了两个工人成立一个办报领导小组，由这个小组向李超领导的业务组宣读我们的夺权宣言，李超马上表示愿意交权。我是管外联工作，就派车将本地和外省有影响的造反派头头都接到东湖招待所开会，宣布我们夺权，参加会议的头头对我们的夺权都很支持，说他们要出一个联合声明登在报上支持我们的夺权，由《羊城晚报》的造反派头头负责起草，明天下午再来讨论宣言稿。第二天我去讨论的时候，他们首先不是讨论这个稿，是讨论要成立一个领导小组进入报社，我就说那不行。
报纸最后的审稿权、财务权、记者的派出权，必须掌握在我们手上。你们派进来的只能是顾问小组，给我们出主意，提供情况。因为我心里想，你们派进来的人到文革结束时都跑掉了，最后出的问题都落到我一个人身上，所以我坚决拒绝。
没想他们马上在会上宣布我是混进造反派里面的真正保皇派。会后他们晚上就派人进来把我们总编办公室占了，我们也不管他，照旧出我们的报纸。他们在我们的总编办公室住下不走，竟然住了一个多月，到广东实行军管时才跑走。
派性较量
我们是1967年1月10号夺的权，还是广东第一个夺权单位，十天后造反派派代表拿着一条消息稿来见我。他们说《文汇报》夺权第二天北京三报一刊就发社论支持，你夺权十天了中央都没有表态，原因是你们夺权没有大动作。
他说最近广东的保守派的工人组织在越秀山体育场召开了一个10万人的批陶大会，实际上是假批陶，煽动工人搞反革命的经济主义。如果你们敢于批这个保守派的工人组织，中央就会支持你们。
当时我急于取得中央的表态，也知道反封《羊城晚报》就是这一工人组织所为，在我心目中也将他们视为保守派，因而同意将他们带来的消息稿登在报上。登了之后第二天，造反派就打电话来告诉我说今天晚上保守派的工人要来围攻你们。当天傍晚果然就来了两个工人代表，由我接待他们，他们说我们诬蔑他们的批陶大会，要求我们明天在报上道歉。
我不同意，跟他们在那里争辩。后来有个同事送来一张大样假装叫我签名。我一看上面写着一行字，报社被包围了，叫我立刻逃脱。我应付了他们几句之后，说我要到卫生间，便跑到铸字车间躲起来了。
他们这天来了大概几千人，把整个《南方日报》包围了，后来发现我逃走了，工人们就冲进来了。但是这些工人很守纪律，他们宣布来的目的只是要道歉，保证会保护生产，宣布所有生产的车间工人都不许进，怕有人混进来破坏生产将罪名加在他们身上。
还宣布编辑、记者在三楼可以自由办报，但是不许下楼，而印报厂工人带着工人的臂章就可以自由进出。到了半夜有工人给我送来了一个稿子。原来是一个叫省革联的组织夺了赵紫阳的权，要我们《南方日报》明天登他们夺权公告。我那时候就傻了眼，知道我上当了，造反派要我们登他们送来的消息稿，是把这些工人头头都引到《南方日报》来，好让他们顺利夺赵紫阳的权。
我问送搞来的工人都是哪些组织夺的权，那工人说送公告来的人不肯讲，只回答省革联就是省革联。夺权公告究竟该不该登，我就只好在车间打电话请示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办事处的人接的电话。
我把情况告诉他，广东有个叫省革联的组织夺了省委的权让我们登公告。我们请示中央文革小组登不登，他说我们把你们的情况报告中央文革首长，如果中央文革首长有指示，我们马上打电话给你们，如果没有指示我们就不打了，登不登由你们自行决定。
我等了几个小时没见他们回电话，又有一个工人给我送来了一篇新华社发的两报一刊的社论稿，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夺走资派的权，我就明白了这次省革联的夺权是响应中央文革号召的统一行动。
那就不能不支持了，我就让工人叫一个写评论的编辑穿着工人的工作服，戴着工人的臂章到我这个车间来，他叫王初文，我们坐在机器底下写了第一篇支持省革联夺权的社论，题目是《这个权夺得好，夺得有理》。
早晨来包围的工人都回工厂上工，而这时省革联则派人来了，说我们已经夺了省委的权，你们是省委机关报理应由我们来接管。我说毛主席号召的是群众夺权，没说谁服从于谁。
你夺你的我夺我的，都听从毛主席的指示。而且我们夺权是完全支持你们造反派，你看我已经发了社论。以后你们可以给我发出指示，但是报纸还是由我们负责，我们不同意你们进来，如果你们一定要进，跟我们搞僵了，我们就不会听你们的指示了，也不接受你们的领导。
他们后来怒冲冲走了，并声言要抓我。我们连续写了三篇社论都是支持他们夺权的，没想到1月25号省革联送来一个公告。原来公安系统一个叫1.25总部的群众组织对省革联进行反夺权。
省革联就宣布他们这次反夺权是反革命行为，宣布1.25总部是反革命组织，要我们将公告登在报纸上。我马上把一些在外边跑的记者找来了解有关情况。他们告诉我一二五总部反夺权是广州军区在背后支持的，而且他们是市公安系统的多数派，全省基层公安部门都受他们控制。我就想，如果我们登了，整个公安系统是反革命监狱，里面的犯人算什么呢，他们造反有理那我怎么负这个责任。我决定不登这个公告。
《广州日报》已被省革联接管，它公开发文章批判我们，我们也不点名批省革联夺权是唯我独革派性夺权，省革联也每晚派人来报社捣乱。
正在这个时候广州军区派人来了，给我们送来一篇稿叫《解放军战士致广州日报的公开信》，省革联夺权后广州军区不表态支持他们，他们就组织大批人马冲军区。《广州日报》发消息说许多战士支持他们冲军区。
所以公开信说《广州日报》的报道是造谣，我们解放军战士过去不支持，今后也不支持省革联，语气很强硬。我当时不在报社，接待广州军区来人是总部头头程生，他说你们致《广州日报》的公开信为什么不送到《广州日报》？
他们说送去《广州日报》他们不肯登。程生说我们也不方便登。他们就亮出广州军区政治部的公函要求我们登。我们总部核心小组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我说广州军区直接出面了不登是不行的，一不做二不休。
既然登公开信，干脆就跟省革联彻底决裂，在一版以通栏标题批判省革联执行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同时发文章公开揭露省革联唯我独革镇压不同观点的群众的行为。这天的《南方日报》连续加印了三次，不断有电话来要求加印，可见省革联很不得人心。
当天广州军区派人到报社把我接去广州军区，由广州军区的宣传部部长李树夫接见我。一见面就说们小小的新闻兵敢于跟大大的省革联较量，我们广州军区对你们表示敬佩。
他询问了《南方日报》夺权和夺权后的情况，接着告诉我说广州军区完全支持你们，我现在马上派车送你到八一中学三军支左办公室。那里的主任是个军级干部。我到了八一中学，这个军长就接待我，他给我一个电话，是他们军区作战部的电话，24小时有人值班。他说如果省革联派人冲击你们，你们打一个电话来我们就派部队来保护，你们不用怕。
我当时住在沙面，沙面珠江边有一间鹅潭酒坊已经停业。他说你遇到风险就躲在这个酒坊里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已经通知由沙面派出所负责保护你。
后来有人来报社捣蛋我一打电话，军区的摩托车就围着报社转，在附近有两三辆卡车的解放军停在那里，所以我们就不怕了。过了一段时间军区又把我接去，由军区政治部主任向我宣布毛主席指示广东实行军管，省革联算完蛋了，晚上就取缔他们。而且派军管小组进驻《广州日报》，军管小组组长是李树夫。因为你们表现很好，所以我们就不派人了，报纸还是由你们办。
第二天我就拜访军管小组组长李树夫，他告诉我，你们办报不能没有群众基础。我说群众基础在哪里，他说是地总、红总，地总。红总是拥有几十万产业工人的群众组织，原来包围我们报社的就是他们，我说他们不是大老保吗。
李树夫说什么大老保，他们全是产业工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广州军区支持的就是他们，他拿了一篇稿给我，叫我明天就登在一版上，题目是《大风大浪中前进的广州工人阶级》，内容是赞扬地总、红总两个工人组织。
我箭在弦上，回去就登了这篇文章，地总的头头来祝贺我们，我对他们仍心存疑虑，因为我知道四川的工人赤卫队也是由产业工人组成，后来被宣布为保守组织解散了。我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们长期支持你们，你们必须把你们的组织的头头名单交给我，你们总部的会议记录我要看，他们坦然接受了。
我看他们送来的材料，他们的头头都是基层的工人，会议记录也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他们反封《羊城晚报》，是认为老百姓爱看，反对冲军区，是认为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石，我看不到有谁在背后控制他们所以我就决定支持他们。
广东实行军管后，造反派称军管是三月黑风，因为他们的骨干组织是中大红旗、华工红旗、广医红旗，所以统称为红旗派，而多数派认为三月军管是东风诰盘，自称为东风派，我们的新闻兵组织就这样从红旗派阵营转到东风派阵营。
军管后环境好了，我们新闻兵总部开展一次整风，总结前一段的经验教训。我提出两条。第一条，我们把地总、红总召开的批陶大会说是保陶大会，造成了那么多人包围，虽然我们已经参加到东风派里面去。但是我们的报纸必须按照党的办报原则去办。不能把我们的报办成一张派报，两派对骂的稿件我们一律不登，他们抓生产或搞大批判的文章我们登，但是要平衡。这样的话就避免他们对我们的冲击。
第二条，我们要保持我办报的独立，绝对不能参加到任何一个社会上的大组织里面去。接受参加北京全国新闻界组织的教训，他们要我们封报，我们就不得不接受，今后必须要保持我们的独立性。大概这可能是我在文革当中最聪明的一招，有了这两条《南方日报》没有发生过武斗，我的权也没有被夺过。
我们新闻兵组织人数虽少，但掌有一张《南方日报》，所以很受东风派组织敬重，所有的会基本上都请我们参加，而且我在那里面发言都有一定的权威性，跟他们的关系搞得很深。
东风派高参
1967年六七月广州开始出现大武斗，两派都抢枪，局面乱得很。但是我还要经常去东风大楼开会，印报厂修理车间的工人好心，给我做了一把匕首作为自卫。有一天开会，这个匕首丢在地下了，这些工人头头们都笑了，说秀才也拿刀了。有个工人头头说，匕首有什么用，我送你支手枪。他给的是一支左轮手枪，几十颗子弹，我觉得这个手枪很可爱，也就拿了。
但是我这天晚上睡不着觉，我想我绝不会先开枪打人。如果人家先打死我，枪有什么用。如果打不中我，我还手把人家打死了，但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作交代时我是打死了一个造反派，还是打死一个反革命，还是打死一个群众。而且身上有枪，别人知道就来抢，我想要这个枪是百害而无一利，第二天就把这个枪交回去了。
当时两大派抢枪的时候，解放军都不阻拦，打开武器库任他们拿，所以有很多枪都流失了。这时候东风派说要给《南方日报》送一部分枪，我说你们抢来的我不要。广州远洋轮船公司有一个组织叫红海员，他们说我们的枪不是抢来的，是从远洋轮船上搬下来的，你们要多少我们送给你们多少。
我们总部的人知道了，有些青年人吵着要。我想不能要枪因为你有枪首先要有人来保护这些枪，否则人家会来抢，而且当时我们报社在市中心，如果要打即使我们有枪也守得不住。
但是他们都说要，我就想了一个计谋，我说这样吧，你们谁要枪都要来登记，条件就是枪发了给你，你不能离开报社，你要做到枪不离身，你要在报社吃，在报社睡，不然的话丢了怎么办，看有多少人登记。
结果只有四五个人登记，我说只有四五个人要枪有什么用，结果我们就没有要一杆枪。后来的武斗越搞越激烈了，广州军区原来是支持东风派的，但在江青的压力下，广州军区的司令黄永胜下令改为支持红旗派，红旗派趁势对东风派大举进攻，大武斗不断发生，东风派的头头们为了我的安全，建议我进东风派的总部东风大楼躲避。我想我一进去必然会参加指挥武斗，因为他们都把我称做高参，所以我拒绝不去。
一天东风派打电话来说，今天晚上红旗派要冲《南方日报》，要我赶紧躲避，我去了我姐姐家，这天晚上广州市全城都在打劳改犯，有传闻说公安部门把劳改犯全放了，劳改犯要大抢广州，市民都自发组织起来，打劳改犯，保卫家园。我早晨起来给总部打电话，总部接电话的人说，总部的头头都跑掉了，叫我千万不要回报社。
、我想我离开后总部的头头都跑了，局面一定很紧张，我姐姐家住在西关很闭塞。我妹妹刚好在中山纪念堂对面住，便于了解情况，我就到我妹妹家里面。后来我果然看到很多队伍到向越秀山体育场那边走。打的都是东风派的旗号，我想去那里可能会看到我们总部的头头。果然在大会主席台上见到了我们总部的工人头头邓锦芳。他们告诉我说，那天晚上接东风派的电话，说红旗派马上派人到报社抓人，所以总部的全部头头开了一辆车先到地总的基地广州造船厂躲难，第二天就开车到肇庆市记者站，大家开了一个会，工人头头觉得我们这样跑掉不是个办法，时间长了队伍会散掉，主张回广州郊区的太和镇，在那里《南方日报》有个备战厂，但编辑部的头头都不肯去，全部工人头头去太和了。他趁着开大会的机会坐太和郊贫联的汽车进来广州，准备把我接到太和。商量怎样应付这个恶劣的形势。我到太和《南方日报》备战厂后，就和工人头头们开了个会，大家认为我目标大就留在太和，他们全部返回报社，防止队伍散掉。
我在太和备战厂没住几天，东风派的头头孙亦武给我打电话，说周恩来要两派的代表上北京谈判。东风派的工人组织对东风派的干部组织和学生组织的头头都不信任，唯一信任的是我，一定要我作为东风派代表团的成员赴京，他们准备明天派车用武装护卫我回广州。
我说现在武斗那么严重，到处都是红旗派的据点，你们派武装接危险更大，不如我化装成农民骑自行车回来。我到东风大楼后才知道，几天前周总理就派了一架专机来广州接两大派代表赴京谈判，代表名单都是由广州军区通知的，结果到机场东风派发现红旗派的代表多我们几个人，东风派肯定不干。广州军区说名单是周总理定的，东风派的代表说人数不相等我们就拒绝上飞机，那时红旗派一批送机的人拿出手枪。指着东风派代表说你们敢不上飞机。当时东风派的团长孙亦武就拍桌子，你们几支破枪算什么，我们早有准备，我们郊贫联的民兵营早已架了四门炮在机场旁边。
你们枪一响，我们就炮轰跑道，把飞机也炸掉，看你们能怎么办。广州军区也摸不着头脑，郊贫联的民兵是有炮的。所以广州军区只好做出让步，叫红旗派的代表先上飞机赴京，东风派的代表留下来谈。在商谈中，东风派要求代表数量要同等。代表名单由我们自己定。同时提出东风团代表团长改为地总的另一个主要头头莫起海来当，因为当时莫超海被红旗困在省总工会大楼，红旗派不放人就拒绝赴京。
广州军区向总理报告后，周总理答应我们的条件，明天就派专机来接我们赴京。我们在北京两个多月，总理接见了我们六次，每次都和戚本禹一起接见。第一次要派总理联络员到广东平息武斗。让我们两派各派十个人跟总理联络员回广州，实际上把两派代表都作为人质。哪里发生武斗，东风派由东风派的赴京代表去制止，红旗派亦是如此，总理就用这一招把广州的武斗压下来了。第二次接见是是逼我们签订上缴武器的协议，后来大部分的武器也交了。第三次要我们签订停止武斗的协定。
后三次接见是讨论广东成立省革命委员会，协商参加革命委员会三结合的领导干部名单，同时要两派签订实现革命大联合解散山头的协议。让我感到奇怪的是，周总理前几次接见都是在批评东风派多，偏袒红旗派。
没想到最后一次接见，总理大批红旗派，批得很厉害。当时把我也搞蒙了，后来才明白，毛泽东“武汉事件”之后，他知道打倒多数派是不可能的。文革前期他通过中央文革小组全力支持造反派打倒大批老干部，接着又想通过解放军支左打压分化他视为保守派的多数派，让造反派一统天下的成果，认为这样才能保住文化大革命，为江青接班扫清道路。但是通过这个被称为保守派的武汉百万雄师叛乱，要打垮多数派是不可能的事，不仅多数派力量强大，而且支左的解放军多数反而站到多数派一边，搞不好就会天下大乱。
所以他发出最新指示，无产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两派要联合起来，实现革命大联合。实际上是毛泽东把屁股转了，所以周恩来的屁股也转了，从支持红旗转为支持我们东风派了。
造反派一直为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成为天之骄子，突然被毛泽东抛弃，心理上无法接受，便起来反抗，而毛泽东又拿出江西苏区时反AB团的办法，开展一场根本不存在的反五。一六运动，矛头指向全国的造反派，历受打击的多数派成了最后的赢家。昔日的亲兵成了当今的坏人，昔日的坏头头成了今日挂名的高官，这正是文革中两派争斗的诡异之处。
人性的觉醒
省革委成立后当了大官头头对我说，左高参我们都当大官了，你要当什么官？我们代你向黄永胜要，黄永胜是革委会主任。我说我要一个不管人也没有人管我的官，你们给我去要吧。他们说哪有这样的官。我说怎么没有，五七战士就是。
我还跟他们说。现在你们在台上都当大官了，我是无意再过问政治了，所以我不再跟你们交往了。你们也不能再找我，我也不跟你们交谈了，什么时候你们再当回老百姓的时候，我们再当做朋友。我告诉他们说我决心到五七干校去做五七战士。
为什么我当时会有这个思想呢，因为在北京我的同学很多，加上原来来广东串联的红卫兵头头都是北京天派、地派的重要人物。他们把很多中央文革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告诉我，我这才知道原来文革是一种阴谋，是一种争权，是一场丑恶的政治表演，和我原来想的巴黎公社原则根本两回事，我受骗了。
所以这时候是我真正觉醒了，我从北京回来尽管在人数上我们占多，形势又对我们有利，但我以完全平等的条件和对立派实现革命大联合解散山头，主动要求到干校去。
我去了英德的黄陂干校，原来是个养马场。我任二连连长，第一天晚上是住在一个拖拉机房，睡在有稻草的地上。晚上开会，当时黄文俞还有几个审查对象都在我这个连。他们是没有政治生活权利的，我要把他们赶出去，开完会之后我叫他们进来，我见到黄文俞跟行政处长邓德辉两个人抱在一起取暖。
我心里很难受，我那天晚上在想，就算他们是走资派也不能这样啊，都是快60岁的老人了，把他们冻坏怎么办。而且如果下雨，我们开会他们不能参加我怎么办？后来我就想出一个主意：建一个工具棚让他们有个栖身之所。于是我就把几个审查对象召集起来，再派派几个工人帮助他们搭建工具棚，他们也明白我的意思。高高兴兴地拿甘蔗竿扎了个很结实的工具棚。
邓德辉患有严重的胃病，向我请假，我连忙请一个干校的女医生给她诊病，那女医生说没大事，吃几片药就好了。
睡在邓德辉旁边的是原来《南方日报》医务室的医生，因为当过国民党军医也成了审查对象，他把我拉到门外，告诉我那女医生是误诊，邓德辉是胃出血，不尽快抢救有生命危险，我立即派人用马车将邓德辉送去干校附近的一家部队医院，并交代不要暴露他是审查对象的身份，就说是我们干校的五七战士，后来医院给他开刀，把生命挽救过来。
连内驻有军代表，他说你为什么不叫黄文俞上山扛木头，上山的路很陡，有一段路有一个悬崖。但是我又不敢不派，我就跟着黄文俞上山，就选了一根很小很小的木棍。叫黄文俞扛，我一直跟在他后边。因为我觉得如果他掉到悬崖，即使他是一个走资派，我良心上也过不去。
所以我说，阶级斗争的思想支配了我前半生，但是人道主义、人性论挽救我的灵魂。在文革我没有逼害过一个人，甚至我没有写过一张揭发报社任何一个领导的大字报。我不是要保谁，我不知道他们有三反言行，我不能诬告人，这是做人的基本原则。
在干校的时候，我带领大家上山砍木材。踩泥砖，准备建房子。大概在干校三个多月，李树夫是省革委会的宣传办主任，整个宣传战线的干校都归他管，他到干校来视察时找我谈话。说我去参加一个军以上干部的学习班，你怎么就偷偷跑到干校来了，你怎么能到干校，你要回去。我说我坚决不回。我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当五七战士。我们下来的时候，我们整个连队都宣誓要终生坚持当五七战士。
回到《南方日报》
李树夫对我说，在宣传战线那么多群众头头里面，我最看中的是你。他说我们军队现在是支左，我们总是要回军队的。以后这些权还是要交给你们的，你不愿意回《南方日报》，你就到我们宣传办来。我明白他暗示将来由我接他的班，我坚决加以拒绝。
后来他就下了一封公函到干校。说要开全省学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为了给省革委会的主任起草大会的报告，要借调我回宣习办参与报告的起草。这个我没辙了，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是全省的政治大事，能不回吗，我就回宣传办。李树夫开什么会都拉我在旁边坐，出外视察也带着我去。真有点培养我接他的班的味道。
省革委会开会讨论大会报告提纲时，参加会议的全是广州军区的军级干部，李树夫陪着广州军区政委、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进来。刘兴元一进来，这些将军们都起立敬礼，而且手还不敢放下来。刘兴元走到我旁边时李树夫说，刘政委你前几天问起左方，这个就是左方。刘兴元跟我握手说，久闻大名，未见其人呢。你最近有写文章吗？
我说没写。他说你怕啦？我说我不是怕，我是不会写文章。刘兴元说，左方不会写文章笑话嘛。《省革委会成立之后广东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我们的战略策略》不是你写的吗？我还读了两遍呢。
刘兴元指的文章是我们东风代表团回来时，因为所有代表都要向自己的总部汇报，大家说要写一个统一的汇报稿，有利于统一左派的思想，由我负责执笔。这个汇报稿后来在东风派的《东风战报》上刊登，可能刘兴元看了。我就问刘兴元，文章刊登时署本报评论员，你怎么知道是我写的。
刘兴元说，你知道广东文化大革命的总导演是谁吗？是我刘某人。他的意思是说，你瞒得了我吗？他说听说你不愿意回《南方日报》，我看这样不好嘛，你还是要回去三结合嘛。你回去如果遇到有什么困难，你随时打电话给我，我派车接你来我家，你拿笔记本记上我的电话。这时候那些将军们都用很羡慕的眼光来看着我。会后我问李树夫，刘兴元怎么会问起我。他说南方日报的军管组长孙部长和他一起去刘兴元家，汇报南方日报成立革委会的成员名单。
刘兴元看着名单就问左方呢？到哪去了？孙部长说到干校去了。刘兴元问怎么跑干校了？李树夫说，现在我们借调他到宣传办正在为你起草学习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报告。刘兴元说他留在你宣传办好还是回《南方日报》好。我看还是回南方日报吧。所以我才知道我回《南方日报》是刘兴元定的。李树夫对我说，你必须回去，因为刘兴元的话讲了是必须执行的，我也不敢留你了。
后来他就下了一封公函到干校。说要开全省学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为了给省革委会的主任起草大会的报告，要借调我回宣习办参与报告的起草。这个我没辙了，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是全省的政治大事，能不回吗，我就回宣传办。李树夫开什么会都拉我在旁边坐，出外视察也带着我去。真有点培养我接他的班的味道。
省革委会开会讨论大会报告提纲时，参加会议的全是广州军区的军级干部，李树夫陪着广州军区政委、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进来。刘兴元一进来，这些将军们都起立敬礼，而且手还不敢放下来。刘兴元走到我旁边时李树夫对他说，刘政委你前几天问起左方，这个就是左方。刘兴元跟我握手说，久闻大名，未见其人呢。你最近有写文章吗？
我说没写。他说你怕啦？我说我不是怕，我是不会写文章。刘兴元说，左方不会写文章笑话嘛。《省革委会成立之后广东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我们的战略策略》不是你写的吗？我还读了两遍呢。
刘兴元指的文章是我们东风代表团回来时，因为所有代表都要向自己的总部汇报，大家说要写一个统一的汇报稿，有利于统一东风派的思想，由我负责执笔。这个汇报稿后来在东风派的《东风战报》上刊登，可能刘兴元看了。我就问刘兴元，文章刊登时署本报评论员的，你怎么知道是我写的。
刘兴元说，你知道广东文化大革命的总导演是谁吗？是我刘某人。他的意思是说，你瞒得了我吗？他说听说你不愿意回《南方日报》，我看这样不好嘛，你还是要回去三结合嘛。你回去如果遇到有什么困难，你随时打电话给我，我派车接你来我家，你拿笔记本记上我的电话。这时候那些将军们都用很羡慕的眼光来看着我。会后我问李树夫，刘兴元怎么会问起我。他说，南方日报的军管组长孙部长和他一起去刘兴元家，汇报南方日报成立革委会的成员名单。
刘兴元看着名单就问左方呢？到哪去了？孙部长说到干校去了。刘兴元问怎么跑干校了？李树夫说，现在我们借调他到宣传办，正在为你起草学习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报告。刘兴元说他留在你宣传办好还是回《南方日报》好。我看还是回南方日报吧。所以我才知道我回《南方日报》是刘兴元定的。李树夫对我说，你必须回去，因为刘兴元的话讲了是必须执行的，我也不敢留你了。
我心里明白刘兴元为什么要我回南方日报并留电话给我，因为他知道我跟两派的头头都熟。他是要我做他的内线，掌握这些群众组织头头们的思想和活动情况，内线我是绝不会当的，但是我又不能不回。
我回《南方日报》报道军管小组的孙部长就告诉我，现在《南方日报》三报合并之后，只设了三个组。第一采编组是管农业的，第二采编组是管经济、商业的，第三采编组是管意识形态的，包括文艺、理论。三个采编组都不设组长，只设第一副组长，你就当第三采编组的第一副组长。
我说我只懂文艺不懂理论。当第一副组长我不合适。我只管文艺这一摊。第一副组长你另外给人当吧。孙部长说，左方同志你太谦虚了。我说孙部长啊，你一定要我当，你以后要后悔的，我可是个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
我的话立即引起负责政工工作的符立的警觉，他向孙部长建议说，我们就暂时不宣布左方第一副组长，但他回去还是把全面工作抓起来，等他认为工作熟了，我们再宣布好不好。当时第三采编组只有饶子持、马振昆两个副组长，我就对他们两人说其他两个采编组都有第一副组长，唯独我们采编组没有，总要有一个人出来抓全面工作，我们三个副组长就选一个吧。结果就选饶子持负责抓全面工作。军管小组对我们私自任命第一副组长很不满，就将饶子持调到梅县记者站当站长，将原来由军管小组直接管的评论小组合并到第三采编组来，任命其组长黄浩当第一副组长。
到批林批孔时，我觉得批林批孔是个大阴谋，明说批孔，实际是反周恩来，江青要夺权了。我放弃不和群众组织头头的声明，把东风派的莫超海、红旗派的邓元桂两个主人头头串联到一起，各带一批骨干连续开多次秘密会议，大家一致认为周恩来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江青则是野心家，只要毛泽东一死，江青就要夺权，中国就要天下大乱，现在就要做准备，决定各自派人到基层将群众串联起来，成立个反江青的地下山头。
他们几个目的串联后回来汇报说，如果江青上台我们可以调动十万人上街。后来天安门事件出来，我们吓坏了，赶紧宣布停止一切活动，而且做好进监狱的准备。没想到后来没事，这时候赵紫阳回来广东当省委书记了。
我们有个地下组织他可能不知道，也可能知道，反正我们安全没事了。到四人帮垮台时，我很高兴，我不想立功，但证明我们当时的判断是正确的，江青就是反革命。
第二次审查
但是没想到1976年过完元旦，宣布要我参加四人帮篡党夺权骨干学习班，这是将我立案审查，我说我是反四人帮的，你们这个班不适合我，我不会给你们交代一句话。后来为这个事情僵持了半天，负责领导我这个专案组的人叫何文，是文革前《南方日报》管政工的副总编辑，这个人是老政工，很有审干经验。他就说好吧，既然你说你反四人帮，我们放你一天假，你就好好做准备，我们听你来讲你怎么反四人帮。
我说我根本不用准备，现在就可以讲。他说你就讲吧。我就把我们怎么串联起来的整个过程，开会有哪些人参加全部都讲出来。我以为四人帮垮台了，公开也没事了。没想那么一讲坏了，我这个专案成了省委直接抓的专案了。
而很多原来没办班的都关起来办班了。我才知道我以为自己经历十年文革学了很多东西，从这事来看我根本不及格。你想想，省革委会怎么想，你有十万人的地下山头，你反江青反四人帮。
现在江青四人帮垮台了，如果不彻底打垮你这个山头，你也可以反省委，这就成了一个严重问题了，我再不许回家。关在报社里，日夜24个小时两个人守着门，而且我的专案组有两个人陪我睡。
有一天晚上我听到看守我的人交班的时候说，左方今天是9点钟坐在走廊上抽了一支烟，然后去了卫生间。就上床睡了，很快就睡着了。到现在没听他有翻身的声音。我在心里直发毛，可能我说梦话他们都要向上汇报。
这次审查审查了一整年。何文确实很有经验，没有打过我，采用的完全是延安时期审干的方法。
他们先要我自个儿交代，他们做记录。每一次讲完之后，他们又要我把交代的写下来，但是他们给我的稿纸是编号的。而且告诉我你可以改，但是不能涂掉，更加不能撕掉一页。
我将整个过程交代完。他们又要分事件来审查，要一个事件一个事件地进行交代，也同样地讲了回去要写。然后，按与我有关的人来审查，一个一个人来讲来写。然后又按日期一个月一个月来讲来写。最后还要从认识的角度将整个过程讲写一遍，他们反复地要我讲写，就是从我讲写的材料中找出矛盾。
一个星期天，我我坐在房内看书，听到门外争吵声，我出门一看，原来我妈妈带着我的外甥女要来看我。守我的人就推我妈妈，我当时很气愤，一手就把看守的人抓住了，我说你敢碰我妈一下，我就把你从楼上摔下去。
他说不关他的事，是报社的领导规定我不能见任何人。我说你马上报告给丁希凌，我今天非要见我妈。如果他拒绝的话，我会采取他意料不到的行动。
结果派来专案组两个人监视我和我妈会见。我妈来无非是讲很久见不到我的两个女儿，她每次由外甥女领他到我家，门都是关着的，是我妻子将女儿带回娘家。平常外甥女要上课，没人扶她她不敢来。今天她来我家的门也是关着，所以她就想要我通知妻子把孙子带去让她见见面。
另外，他们开一次全报社的斗争大会，我中午起床，他们说有一个重要中央文件宣读，你可以去参加听。我到了大会堂一进门，打到我的口号声震天响。，他们想在精神上给我一个的突然袭击。接着就拉我到各个部门轮流批斗。还有，就是抄家。其实我经过在空军那次审查我有经验了，不再写任何日记，我所有朋友来信看完就撕了。
有文字的东西他们都拿走，但是我知道都是没用的。没想到我妻子下班回来，他们从她的钱包里面抄出了一张图。
我看到他们喜形于色，我心里想坏了。这是什么图呢？是一个老搬运工人，我叫他文叔，此人讲义气，他和我是最好的朋友，在文革时认识的。我对我妻子讲，在我受审查期间，家里遇到什么困难，他都会来帮你的。
文叔经常来我家，但我妻子不知道他住在哪里。那是一个住在很偏僻的地方，不好找，所以我就画了一张地图。我肯定他们认为这张图就是收藏黑材料的地方。
结果抄家后第二天晚上，我要睡觉的时候，看守说丁希凌要找你谈话。要我马上去。我看见丁希凌的办公室里没有灯光，我说老丁不在啊。看守说老丁在会议室等你。
我一进会议室，原来《南方日报》的处以上干部全部集中了。主持会的人是一位副总编辑，他说今天的会唯一要你交代的是你的黑材料转移到哪里去了。我说我没有黑材料。他就拿一张纸给我，要我记下来一个日期，他说就在这一天要在这个会议室开你的黑材料展览。
这一招是很厉害的。好在我心里有数，确实没有黑材料，如果我真有的话一定会吓倒过不了关。我说那好吧，如果我有黑材料你们就开吧。后来这个会就转为一般性的批判了。
到中秋节。专案组的人员请我到天台去吃月饼，给我忆苦思甜：你是个苦孩子，你爸爸被日本人杀害，是谁供你读大学，你今天还不好好交代问题，你对得住党吗？
另外有一次，看守把我带到专案组，我发现房间的摆设变了，中间摆着一张桌子，其他的桌子都靠墙。专案组的人都忙着整理材料，每人桌子上都有一些卷宗。摆在中间的桌子两边坐着两个身材高大的工人，中间放着一把木椅，我知道这个座位就是我的了，对面坐着专案组的组长。
专案组长说你拿笔记下来，你有多少黑材料？是从哪条线送给四人帮的？我记下就让我回去；要求明天9钟点将答案交到这里来。我知道他们又是恐吓我了。就是说如果你明天不老实交代就进监狱了，专案组在那里已经匆忙地整理我的材料往上送了。
但是我觉得我没事，所以第二天我就写了两个没有就去交卷了，交卷后就没事情了。所以，那种政治审查是很恐怖的，但是我的记忆力特好，他们没挑出毛病来。
我的专案组副组长黄峨几年后对我说参加审查你一年，你成为我心中最敬佩的人。
资料室六年
1978年1月，审查结束叫我到资料室当资料员，先是剪报，每个礼拜有两天去挖防空洞。后来大概过了几个月就不叫我挖防空洞也不剪报了，要我每一周给报社社委会写一个全国的报刊动态。
有上一次在空军受审查的经验，我觉得一个人在逆境的时候无非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就是自暴自弃最后沉沦，一条就是把痛苦变成动力，在空军审查那次审查也是一年，把一个初恋情人丢了，我极度痛苦，但是我以考北大作为目标，作为我的兴奋点，把所有的痛苦都转移到这个兴奋点上面去，所以我觉得现在也应该找出我的兴奋点，把我低沉的情绪转移到兴奋点上。
我当时确定的兴奋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道路为何如此曲折，中国的革命道路为何如此曲折。我就带着这两个问题在资料室读了6年的书，资料室的同志文革时是参加新闻兵的，我曾是他们的头头，所以他们都很同情我，凡是我想读的书《南方日报》资料室没有他们便帮我向省党校、省委资料室和中山大学图书馆借。因为我们和他们有交流资料协定的。
因而我过去不能看的很多灰皮书他们都帮我借来看。所以通过六年的阅读和思考，我思想来了个大的转变。想清楚很多事情：共产主义运动的曲折是由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存有空想的成分，说社会主义不能从资本主义的母胎中孕育产生，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是生产力，说资产阶级依靠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是没有根据的；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可在落后国家首先实现是违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原则的。苏联搞的计划经济是一个颠倒的经济规律，经济发展规律是农→轻→重，而计划经济倒过来是重→轻→农。这就像水应该是往低流的，要水往高处流就要建个水塔，用外力把水压高。计划经济以行政命令来稿经济就是如此，但是你这个水塔始终要崩溃的。
中国革命道路为何如此曲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将五四运动提倡的科学和民主启蒙终断，失去了提高中国人民民主思想的机会。回过头来看，革命不能救中国。打江山就要坐江山，就出现了特殊化，就开始堕落和腐败，又会引来新的一场革命，像古代的农民起义一样，只会带来朝代的更迭不会推动社会的进步。当然思考最多的是文化大革命，我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三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如果巴黎公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战，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后一战了。因为毛泽东讲资本主义复辟是随时会出现，就是说一切客观条件都具备了，几十亿人曾经参与过的“乌托邦”社会改革试验必将结束，所有按苏联模式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都必将全部崩塌。我还认为十九世纪是个发明主义的时代，二十世纪是个主义斗主义的时代，二十一世界将是个没有主义的时代。
第二个结论，为什么那么多人跟随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我觉得因为我们这代人受的教育都是共产主义的教育，认为这个社会是平等公正的幸福的社会。但是现实我们却是生活在一个政治和经济都是非常严密的等级社会，官僚机构、特殊利益、专制统治、腐败堕落、贫穷落后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所以群众对当时的生活现状是很不满的，这里存在理想跟现实的巨大落差，我觉得毛泽东就是利用了这个落差，告诉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有人搞资本主义当走资派。
就像三峡大坝一样，只要闸门打开，水就会狂泻下来。第三个结论是为什么文革那么血腥？ 就是因为用阶级斗争这个理论包裹了人性的恶，红卫兵打人，打死人认为是神圣的，是阶级斗争理论包裹了人性的恶。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存在两派？我跟红旗派的头头很熟，知道他们是拥护文化大革命拥护毛主席的。后来我转到东风派这边，我觉得他们也是百分之百拥护毛泽东，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为什么势不两立呢？我想清楚了。多数派是忠于文革前的毛泽东，他没读懂毛泽东已经变了，他这时候要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了，他要为江青接班扫清道路了。造反派是读懂这个，所以两个大派都拥护毛泽东，但是有两个毛泽东，一个是文革前的，一个是文革中的。可能这些就是我在资料室这些年思考的收获了，也就是为我后来办《南方周末》奠定了思想基础。
筹办《南方周末》
1983年10月，时任间《南方日报》副总编辑刘陶来我家，通知我报社要办一张星期六周刊，成立一个筹备小组，由我当组长，其他两个人是陈兆川和陈秋舫。他说由于考虑周刊初开办在稿件上和人力上都会有些困难，所以暂时依托在文艺部，由文艺部主任关振东兼任主编，你任文艺部副主任，实际工作是负责主持这张新周刊的编务工作。
我说我要见丁希凌，跟他谈话之后才决定接不接受这个任命。第二天丁希凌就接待我，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办一张独立刊号单独发行的周报？
他说，以前我们对外面世界完全不清楚，改革开放了，我有机会出了三四次国，我才知道国外的报纸是一大叠的，只有中国的报纸只有一张。他说，这个不是个好东西，这是我们文化和经济落后的表现。他还说人家外国人读报都是有选择地去读。我们中国人读报是从一版头条的第一句话读到第四版最后一句话，这不是好的读报习惯，报纸应该有更多的内容让读者去选择。所以今后报纸增张是必然趋势，现在还没有广告市场，解决不了增张的成本问题。《南方日报》作为省内机关报，对宣传党的政策，进行批评报道，宣传先进典型都有丰富的经验，报纸增张主要是增加专栏专刊，而我们最缺乏的是办专栏专刊的经验和人才，所以我要办这个周刊，是为《南方日报》未来的增张探索经验和准备人才的。
接着我问他那你为什么让我当筹备小组长，而且让我主持编务工作？他说我是通过对你一年审查了解你的。你这个人呢，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敢干。当你想对了你也为党做了很多好事，你想错了的时候也犯错误。但是我新办这个周刊，是个一开创性的事业，与其用听话的人，还不如用你。第二条理由是从你进《南方日报》那一天起，你就是一个实干派，你是个干实事的人。第三条是尽管你这个人什么都敢干，但是在最根本的原则上你是能把握住的。你夺《南方日报》权却没有不把《南方日报》办成派报，这在全国是唯一的。他说，我是根据这三条决定用你的。
丁希凌要求我负责起草周刊的编辑方案，我最初对周刊的设计是这样的：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做两个事，一个是恢复五四运动时提倡的科学和民主的启蒙，把它作为周刊的灵魂，用以提高我们人民的素质；第二是拥护改革开放，全力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使我们的国家富强起来。
周刊的基本办报理念确定之后，就要考虑周刊的定位问题，丁希凌指示周刊性质是《南方日报》的增刊，是《南方日报》的补充。我就把主报和周刊分别定位为：《南方日报》是党和政府跟老百姓的联系桥梁，周刊是知识分子跟民众的桥梁，但这个桥梁是双向的，既要把知识分子的精英思想用普及的形式传到老百姓那里去，又要把老百姓的生存状态和他们的要求和思想情感传回到知识分子那里去。我觉得不仅是民众需要启蒙，知识分子也有一个精神的回归问题，必须要跟民众沟通才能完成精神的回归。
既然确定要把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作为周刊的主要内容，这就必须是立足广东面向全国，不能办成地方周刊。这样的话，我们必须把眼光放到全国。那么怎么处理本地题材跟全国题材的关系呢？我确定报道广东的题材，要站在全国人民的角度去选择，因为广东的今天是全国其他省份的明天，全国老百姓关注广东什么，我们就报什么。对省外题材的呢，我们要用广东改革开放的新观念去处理。
办报纸明确你的读者对象很重要，它与办报理念相联的。我是把具有初中以上文化关心社会热爱知识的人作为我们的读者对象。因为我既然把启蒙作为周刊的灵魂，向谁启蒙呢？那就是向能读懂报纸而又关心社会热爱知识的人群。我觉得这群人才就是中国的栋梁。
为了适应读者对象，我们报纸的风格就是大俗大雅，雅俗共享。所谓大俗，既不是通俗更不是庸俗，必须是有思想内涵的俗。我们讲的大雅就是不是一般的高雅，而是要跟民众能够相通的雅。
第一次试刊
我和关振东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是上下级关系，他很重视我，我们关系非常好，他看了我起草的周刊编辑方案之后，就表示赞同，但是他问我一句话，你有没有作过最坏方面的打算？我说最坏很简单，就是办不下去我们各人回各人部门，我们都是从各个部门集中起来的。关振东说，这不是最坏的情况，最坏的是求生不得求死也不得。我说有这么严重吗？他说你知道要办这个周刊只是丁希凌在那里坚持，实际上社委会大多数人都是持反对态度的。时任总编辑陈培，他怕办周刊削弱日报的力量。黄每时任副社长，这时候正在反精神污染，他怕办报刊惹出问题来。
周刊筹办时期的人员结构是这样的，筹备小组陈兆川和陈秋舫两个都是右派。当时人家说筹备小组是一个造反派加上两个老右派。陈秋舫还没有创刊总编辑陈培就把他要回到报夜班部。给我们调来的人是一个刚从暨南大学毕业的彭伊娜。一个是刚落实政策回来五十八岁的老同志关瑞湘。一个是从读者来信部调来的编辑李益伦。一个是让我从校对组里面挑选的正在读夜大学的校对员张翌飞。还有一个是他原来在《南方日报》跳到外面去后来不满意又要求回来的余达。
我要求在资料室工作的小工人张向春调来当版面设计编辑。但是报社人事部门说工人不能到编辑部。我就要求给我一个勤务员倒开水扫地。我就将这个勤务员和资料室交换了张向春。就是那么八个人，陈兆川跟彭伊娜负责编四版《艺林》，余达和张衣？？飞编三版《彩色广场》。关瑞湘跟离益伦负责编二版《求知》、《家庭与社会》。
我一个人负责编一版，而且我还要负责全面工作，两三个月之后，才从广东歌舞团调来卢昆和我合作编一版。第一次试刊，因为关振东告诉我周刊还没有刊号。当时的刊号由省里面就可以批，但是要经过省委书记任仲夷同意，关振东叫我你不要太放开了，因为闹不好省里面不批。所以第一期出来时，我们的头条是访省电视台台长谈如何清除精神污染。
第一次试刊时报名是《<南方日报>星期六周刊》。出来之后，《南方日报》的同事普遍反应说这个是小《南方日报》。我拿到珠影创作组征求意见，有个叫祁海的影评作者说，报名那么长不好卖，建议改为《南方周末》。“南方周末”报名这几个字用的是鲁迅集字。
创刊号
第一次试刊失败后，我们就豁出去了，必须要真正体现我们的办报理念，第二期试刊贴出来后迎来一片叫好声，都说《南方日报》生了个漂亮小姑娘。这时候我们就有信心了。丁希凌拿着第二期试刊向任仲夷汇报，任仲夷看后就拍板了。这时候丁希凌指示我们在一个月内创刊，那时候很多人都说太匆忙，但是我怕夜长梦多，所以我也答应下来了。
就是这么匆忙地在1984年的2月创刊了。创刊的第一期，应该说最能代表我们的办报理念，就是我们的头条是王宗英到蛇口下海当总经理。邓小平刚好到珠海视察，他去爬罗姑山，我们把邓小平爬罗姑山放二条左角。那在当时是很大胆的，竟然邓小平放二条，把王宗英放头条。
创刊号编好后，丁希凌就问我，你估计这期发行能卖多少。因为报纸全部是到街头报摊上去卖，说《南方周末》一出生就是个街边报，和各种小报摆在一起卖，根据我向报贩头了解，估计能卖1万份。他说你去通知印报厂印7000份，第一期卖剩了不好，要来一个洛阳纸贵。
卖不卖得出去对我们生存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每期出了报我们到街头去看卖报。当时广州正是兴音乐茶座热、影视歌星热。凡是有影视歌星、名影星作头条的都很好卖。所以早期很长一段时间头条基本都是影视歌星。
这时候报社很多人对此有意见，批评为什么头条都是影视歌星，关振东就跟我讲，他有点顶不住了，要表态批评你了，但是你一定要顶住。因为报纸卖不出去我们的生命就完了，只能适应读者的口味，当然我们报纸的内容和报摊上的庸俗小报是完全不同的。
为了更全面了解读者，我就和余达去街上卖报。我们去大学区卖过报，到广州最热闹的北京路卖过报，到西关市民区卖过报，到工业区卖过报。我发现买《南方周末》的人最多的是正在读夜大学的回城知青，很容易认出来，他们都穿着夹克装，买报后将报纸夹在单车尾就走。其次是像我这样子中老年的干部，另外有少数大学生和教师。不买我们报的是中小学生，时髦青年，每当我看到那些穿着很时髦的男女，我就冲着他喊卖报啦，新出的《南方周末》，请买《南方周末》。他们望我一眼就走了，根本不会停下的。此外老大爷、老大娘不买我们的报纸。
我回来把我卖报的经历跟大家讲，我说我们是周末报，每张报纸都要进入家庭，把我们报纸买回家的人他家里难免有一个老爸爸老妈妈，难免有个读中小学的孩子，也可能有个很时髦的妹妹，我们能否为每个家庭成员开辟一个小栏目，让他们都关注我们。后来我们就在家庭生活版开辟了“每周一发型”，请广州五星级宾馆的美容院介绍发型。我就亲耳在北京路听到有一个女孩子对同伴说，哎呀，你的发型好难看呢，你买张《南方周末》吧，它每期都介绍一个新潮的发型。
我们还开辟了一个“父母心”，专门针对老爸老妈的，针对中小学生的栏目是《每周一歌》，我们每天都接到称我们叔叔阿姨的孩子来信点歌，我们第一年发行就达到十一二万份。达到邮局要求的邮件标准，从1985年起《南方周末》就成为交邮局发行的报纸。
一切为了生存
《南方周末》成为邮发报纸，对将报纸发向全国是一个好事，但邮发也有邮发的问题，邮发后发行量从11万份丢到9万份，原因是邮局发行主要是靠读者订报。
订报就要让读者知道有这样一份报纸，所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向全国的大中小学生，免费送四期《南方周末》，我们无法核实学生的身份，所以实际上是向全国的读者赠送报纸。我写了一条消息，寄给全国所有的报纸，没想到所有兄弟报纸对我们很支持，可能他们也觉得很新鲜，有新闻价值，结果都登了。
那时《南方日报》也很穷，它不会给我们赠报的，我知道陈李济药厂是在明朝开始办的药厂，他们要厂庆，我就搜集了陈李济药厂历史资料，然后我找他们厂的领导谈，你们厂庆时我们把你们的厂史编成连环画刊登，你们负责给我们赠报的钱。他们答应了。
那时的报纸售价是5分钱，邮费2分钱，信封1分钱，另外我们想请一个小学的老师帮我们复写地址，每封信都用复写纸印四份，报纸送去由他帮我们放到信封里面，每封信给他们1分钱。赠送一期报就是9分钱的成本。
结果我们收到12万多封信，每天都是一袋子一袋子的信送来编辑部，我们又很怕这些信里面存有私人信件也怕存有稿件，所以我们一下班大家都不能走，来挑捡这些信，确实也发现有私人信件，和稿件混到里面。所以天天大家都加班在那里捡信，然后才将信运到那个小学。
赠报的到第一天，广州市邮政局局长打电话叫我去他办公室，我一到他就大骂我，你们搞这样一项活动，怎么不预先跟我们打招呼，你们现在把整个省的邮路都给堵住了。再说我们的人手也有一定的，你们这样一天送来十多万封信，我们连盖邮戳的人都没有，你看怎么办？
我看他气冲冲的，就说你就罚我吧。他说怎么罚？我说罚我们给你们盖邮戳。那个局长见我一副可怜相就笑了，好，就罚你们盖邮戳。所以这个月我们每个礼拜天全体成员有些同事还带着自己的家属去邮局盖邮戳。
这一次赠报我们就在全国播下了种子，在全国大中城市没有空白的地方。所以《南方周末》能1986年发行40多万，在全国报刊评比中名列第三跟这次赠报活动有极大关系。发行问题解决了，接着要解决就是广告问题，因为我们不能让报社长期养我们，要建立一个稳定的广告市场，那个时候我们又想出一个办法，征集广告词。
凡参加的企业先写一个简短的产品介绍登在广告栏上，每期十个厂参加，每个编辑负责一个厂，连续五个星期我们的编辑拿着读者应征的来信去找他们厂长，和厂长一起从应征广告词中新选一条最佳广告词在广告栏上刊登，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和企业拉关系。
征集广告词共办了三期，这样我们《南方周末》每个人都和三个企业加起来就有30个企业，每当没有广告的时候，一打电话他们都愿意给我们投广告。
《南方周末》创刊于80年代，全国来说那时是氛围最宽松的时候。尤其是广东，任仲夷是个非常思想开放的领导。所以我觉得《南方周末》跟广东省改革派的领导是心心相印的，我常说《南方周末》是饮珠江水长大的。
但是《南方周末》能够出生，能够壮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那时候广州有很多小报，这些小报都是音协、作协、剧协、文化馆，等文化机构办的。
那些小报登的都是《江青艳史》、《浴室女尸案》之类，猎奇性的文章，完全没有新闻内容。但是，经过十年的文化禁锢，这些小报很受市民欢迎。这，使广州出现很多报摊。广州有三个大报贩头，统管广州上千个报摊，而且他们跟外省的报贩头有联系，又把广州出版那些小报销售到全国去。
如果没有这些报摊，《南方周末》是出生不了的，因为邮局是垄断性，没有10万份以上发行量一律不接。
所以创办的第一年，我几乎每个星期天都是跟报贩头去喝早茶，鼓动让他们把我们的报纸发到全国。
为了扩大影响，我们在广州举办过“消暑文艺晚会”。因为我们登过很多歌星，把全国最有名的歌星和相声演员都请来了，在广州最好的剧场友谊剧场演出。
但是演到两场友谊剧场的领导就找我们，说因为我们的演出，所有广州的音乐茶座变得都冷冷清清，文化团体都要求友谊剧场把我们赶出去，如果让我们再演下去，他们就永远不跟友谊剧场打交道，我们只好到简陋的工人文化宫一个剧场演。
可能你们意想不到，我们居然在1985年曾经策划过选美。因为我知道美国华侨每年都选“牡丹皇后”。它的规格很高就要有大学学历，中国文化修养比较高的才女孩能参加选美，过去选出的牡丹皇后都是去台湾，后来我们统战部和侨联跟他们做工作以后，他们就到大陆来，我想利用这个机会组织选“水仙皇后”，我通过侨联和美国华侨组织联系，以后你们的“牡丹皇后”来中国所有的费用我们负责，我们选出的“水仙皇后”去美国的费用由你们负责，他们很爽快地答应了。
后来我的老领导黄每说，你做这个事不怕做监牢吗？我说哪有那么严重啊？他说你想想，你将选出那么几个美女送到国外去，她们都不会回来的，他们都跑掉了，你怎么交代？你不坐牢才怪呢？我这才大吃一惊，把这个计划给取消了。
这件事虽然没有成功，但可以说80年代中国的环境很宽松的，不然我也不会有这么大胆的设想。所以《南方周末》创刊于80年代是生正逢时。
第一次转型
《南方周末》创办三年后，报纸发行量已达40多万份，可是这时出现一个危机，影视歌星已经没有人感兴趣了，发行量一期一期往下掉。当时我是将每一期的发行量都在黑板公布的，用这个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而现在报纸的发行量一直往下掉，大家情绪也很低。
怎么办？我提出开一个小字辈会议，20多岁的年青人跟我去开会，其他人留下，开会的地点是就到一个苗圃。这时候我们用一分钱都经过报社的，我只能去苗圃开，他们不收钱，我们去那里开了三天会。那是一个无主题的会议，我说。这个报纸最终是你们的，对这张报纸办成什么样，你们这张报纸的发展方向有何期待，要开放思想谈你们的想法。大概谈了三天，达成了两个共识。
第一个共识是《南方周末》未来的目标是要发展成一张有全国影响的大型新闻周报，要站在这个高度上来，考虑报纸的改革和发展。第二个共识是创刊时提出的办报方针是“南方特色，周末色彩”，当时把南方特色定位为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是对的，但将周末色彩定位为影视歌星、文化娱乐，现在已经过时了。
我们要更新“周末”的概念，因为过去的人们度周末无论是去歌厅听听歌，或在家里看看电视，仅是为了娱乐。现在人们的周末是从娱乐型转为社会活动型了，不转变就不适应当前的潮流。人们去喝茶也好，上咖啡厅也好，到歌厅也好，他们是要交流信息，建立关系网，是一种社会活动。所以我们要把在周末当中人们所谈论的一切、关心的一切都要纳入我们报纸的视野之内，即将文娱型转为社会型。
通过讨论，大家设计了一批社会性的小栏目，这些栏目后来影响最大的是“阿拉看广州”，是上海《文汇报》驻广州的记者，从上海的角度讲广州的新鲜事。一版头条登的是热点社会新闻，影响力最大的是《一个女研生被拐卖的始末》这样《南方周末》的发行量很快上去了。
第二次转型
《南方周末》第二次转型，是1987年秋天我跟黄文俞的一次谈话引起的，因为明年是《南方周末》创刊的五周年。我们准备出一个纪念画册，想请黄文俞写篇文章登在纪念册上。因为黄文俞是广东新闻界的老祖宗，是个思想家型的报人，我们都很崇拜他。
我向他汇报了《南方周末》的情况之后他很高兴，他说他已经宣布绝笔了，但是你既然来到我就以信代文给你们写一封信吧。正是这封信里面，他提出“可以有不说出来的真话。但绝对不能讲假话。”他这句名言，现在已被定为南方报业集团的报训了。我问黄文俞，现在改革开放那么多年了，新闻界也谈新闻改革，但是讨论的都是怎样写短新闻，怎样处理会议新闻，最敏感的话题也只是党报纸应该不应该有社会新闻。
我说毛泽东讲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那么今天要搞新闻改革，新闻改革的对象是谁？这个首要问题大家都不讲啊。黄文俞说，不是不知道，大家都知道，就是不愿意讲，改革的对象就是真理报模式嘛。他跟我讲，一解放他就在新闻单位工作，知道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派人到苏联去取经，毛泽东曾经指示先全部搬过来。以后慢慢改，所以派到《真理报》去取经的人，把《真理报》的新闻理论、办报理念、宣传方法、规章制度乃至内部组织结构都全部搬来，所以现在全国都是一个脸孔，全是一个模式，这就是《真理报》模式。我说《真理报》模式模式的本质是什么？黄文俞就笑了，他说我没办过解放前的报纸，要有对照才能看清楚。
这个问题你最好去问萧乾。后来我果然到北京去问萧乾，萧乾说黄文俞他搞了十多年《真理报》模式怎么不知道《真理报》模式本质，他狡猾不讲。我说那你讲吧，萧乾说《真理报》模式的特点：第一，它是只根据红头文件办报，不根据社会实际去办报的。第二，它只是对上负责，《真理报》模式是没有读者的。
第三《真理报》模式是用一种假、大、空的语言来写报道，文体也是公式化的。我们新闻界有句行话说叫做“新华体人民语”，就是新华社的文体，人民日报的语言。第四个它否定传媒的商品属性，谁讲传媒是商品就要打成右派的。所以，它是用政府的钱去办报，用政府的钱去卖报给读者看，从而使报纸成为喉舌和工具。
正是萧乾的话让我们对《真理报》模式定义和本质有所了解。在这一次与黄文俞谈话中，我问黄文俞，我们的报纸要怎么改，黄文俞说左方你不要想要创一条什么新路，你倒回去就行了嘛。我说倒到哪去？他说倒回到上世纪30年代的进步新闻传统中去，我们中国有我们很优秀的新闻传统，解放后把这些传统给扔掉。说你的任务是要跟我们中国原来的新闻传统重新接轨，他说我也接过一次轨，但是我是偷偷接的。我说你怎么接的轨？
黄文俞就给我讲了他创办《羊城晚报》的故事，1957年反右派运动刚结束，陶铸叫黄文俞筹办《羊城晚报》，陶铸交代他说，如果你办成小《南方日报》就不要办了。他很烦恼，全国的报纸都是一个样的，你让我办一张区别于全国报纸的一张晚报，那该怎么办。
他后来就找了邬维梓，这个人是在国民党时候办过报。解放后调进《南方日报》，大家称他为“编辑王”，后来被打成大右派。黄文俞其实跟他交情很深，把他放在资料室编地方新闻志。
黄文俞请他出主意，他在深夜拿了很多解放前的报纸和香港的报纸，偷偷到黄文俞家里去，他告诉黄文俞，你要办一张新的晚报，要遵守新闻主攻副刊主守的原则，新闻必须采取攻势，你要敢于碰新闻，抢新闻，要搞点社会新闻，人家不敢，你要弄。晚报应该以副刊为主，每天要出两个副刊，一个文艺的，一个杂谈的。黄文俞后来接纳他的意见，办了《花地》副刊，专门登文艺作品。
《晚会》副刊，专门登知识性、趣味性的文章，另外再在一版开辟一个叫《五层楼下》的子栏，是社会新闻。他说没想到就是凭着一个栏目、两个每天出的副刊，结果《羊城晚报》风行全国。黄文俞说我这是偷偷接了一次轨，你现在可以大胆地公开地接轨了嘛。我问我们优良的新闻传统的精粹是什么？黄文俞说是忧国忧民，关怀弱者群体。
我又问黄文俞，要打破《真理报》模式会有很大阻力，突破点在哪里？黄文俞说突破点是市场，如果领导批评你，你就说你们是上报摊的要读者掏钱买，而你又规定一年给报社赚多少钱，我不这样办报纸卖不出去，我哪有钱交给报社，到时候还赔钱呢。果然后来宣传部有人问过我，《南方周末》一版的版面画的花里胡哨的，不象《南方日报》的增刊，我说我是街头报，是杨子荣，不扮成土匪的样子怎能消灭座山雕。
致力新闻改革
我向大家传达了谈黄文俞的看法，《南方周末》的同事都很赞同，觉得如果我们在新闻改革上很能有所作为的话，再辛苦也值得，大家的思想统一了。我也是从《真理报》模式那里干过来的，《真理报》模式简单说就是党性大于人民性，党是代表人民的，党的声音就是人民的声音，党性越强人民性就越强。但是它具体实施，则有很多潜规则。这些潜规则细分有几十条之多，虽然我不是学新闻的，但是到《南方日报》工作了几年之后，就无师自通了。
举例来说，如果报道涉及批评一个县的书记，必须要通过省组织部批准，涉及批评一个乡党委书记，必须要通过县的领导批准。我们的记者是党的记者，我无论到哪里去是受党双重领导的，在报社我们是接受报社编委会的领导，当时《南方日报》的编委会是省委的派出机构，总编辑可以列席省委的常委会会议，以便直接传达省委的声音，记者到地方去，我们要接受当地党委的领导，所以记者到下面去，都要向当地书记汇报，记者是带什么任务来采访的，去哪里采访好。当地领导往往还会派人陪同采访，报社写社论、评论文章，必须经过省委书记审查。
报道省委书记参加的活动，都要给他看过同意才能发表。一次省委书记林若接待波兰的领导人，波兰领导人说，我们这次来是要向中国学习，林若回答说，你们改革早，是我们向你学习。记者在消息上把这段话写上了，结果受通报批评，林若说他对客人说客气话，他没资格代表中央表态向波兰学习。检法部门是绝对不让碰的，解放军的问题更是禁区。记者发现社会存在阴暗面，只能写内参，不能写报道。只有内参送上去，上面认为应该写才能写批评报道，发生突发事件，报社无权主动采访，一次有一架台湾运输机起义降落白云机场，陈培得知消息后请示林若，林若说你们不要管，接着负责新闻的副总编辑张踪也得知消息请示，陈培说不许派记者，结果晚上香港的电视台播放了省委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原来香港记者混进省委安排起义飞行员住的珠岛宾馆，省委被逼向香港记者发布新闻，却没有内地传媒参加。这些潜规则我都懂。所以打破《真理报》模式就是要打掉这些潜规则。我就是怎样探索打掉这些潜规则的呢？
有一个外省的县委书记，把前任的儿媳妇强奸了。那位儿媳妇求他给她安排一个工作，他假装胃疼叫她给他扶进房里，结果把她强奸了，我就真名真姓地把这个事情揭露了，因为这是第一次碰见在职官员我就用一个很隐讳的标题，好像叫《生生的果子》，避免这些检查官们引起注意，我们揭露派出所一个所长，逐步揭到省公安局，我们从揭露一个县长，最后揭省委书记，我们就曾揭露过河北省的省委书记。
一个出版商出书触犯了他，他把人家抓起来。后来中央检察院几次让他放人，他不放，我们把这个事揭露出来了。他们的宣传部长给我打电话，说谁给你们的权利点我们书记的名，我说我报道有没有违背事实的地方，如果有请你指出来。他说你敢到石家庄来吗？我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干嘛不敢到你们石家庄，他说你来呀，我说我没事跑那去干什么，如果有事的话，我来了你也不知道。
后来这位书记因为贪污进监狱了。有人问我，你敢碰解放军吗？公检法你们都碰了，我说是啊，说从理论上来说新闻应该没禁区，但是解放军是有明确文件规定，报纸不能批评。连内参都不能写跟谭军波提出一个题目叫做《红绿灯下谁是老大》，批评广州军区的军车，得到了广州市交通局的大队对此很支持，给我们提供大量材料和照片。
我拿大样送给李孟昱说时，他你们批军区行吗？我说我们有大量的材料，我们不怕军区。
他问谢非怕不怕广州军区，我说谢非肯定怕。他说那你怕不怕谢非，我说那我当然怕谢非。他说你不拍军区，谢非常怕军区，而且你又怕谢谢，那不就完了吗。我说这样吧，我把这篇稿送广州军区宣传部请他们审。结果军区宣传部打来电话说不能登。我说我没问你能不能登，我是请你给我核实是不是事实，登不登是我们报社的事。
后来军区政治部主任亲自打电话来，说这个事已经报告我们军区司令元了，司令员说不让登。我说我们服从军区司令的指示，我们不登了，但是我们有一个要求，你们派人来听听我们的意见。接着他们派了两个校官来，接着广州军区搞了一次军车大整顿。
解放后全国报纸都没有谈过性的问题，把谈性一律视为黄色，我们给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室主任，潘绥铭开辟《性与你》的专栏，一期登一篇，登了将近两年。
中国曾向世界宣布我国没有吸毒者，我们连载了长篇报告文学《疯狂的海洛因》 ，我们不但存在吸毒，还存在贩毒和种毒。江泽民阅读后很重视，作了批示，说吸毒问题要从小孩抓起，指示公安部、卫生部、教育部的领导都要阅读《南方周末》的长篇连载。
像这些例子很多，《南方周末》就这样有意识有计划地突破“真理报”模式的潜规则，为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开拓了空间。
《南方周末》尽管大胆改革，勇于创新，但办报也有谨慎一面。为了报纸的安全我们提出“四个维护”作为办报的红线，就是要维护党的领导、维护现行政策、维护现行政治体制、维护社会稳定。这四条红线必须守住，如果冲破这四条红线，我们早就完了。
我们还总结出一套办报策略，如只监督外省，不监督本省，监督外省的，奈我不何，即便你要告到中宣部，只要事实准确中宣部也不好批评我们。但揭露广东，他们一告到省委去，宣传部一说话我就难办了。不怕官至怕管嘛。而且我们的目的是打破潜规则，揭本省和揭外省对我们并不重要。
报道上一些敏感的题材，我们用比较隐晦的标题，尽量不引起审查官们的注意，报道不敏感的题材，就用耸人听闻的标题，以吸引读者阅读。敏感的人我们让他谈不敏感的问题，敏感的问题我们让不敏感的人去谈。
像胡绩伟是个敏感的人物，我们发他的游记，报道他老婆为什么要嫁给胡绩伟，只要胡绩伟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读者就很关注，有些政治问题不好谈，我们就从学术从历史的角度谈，由于我们摸索出一套策略。《南方周末》在因袭警案一文失实，受中宣部责令停报整顿之前我们没受过批评，相反省政府授予我们先进集体，省委授给我们省直属机关的先进集体。
有人认为《南方周末》一定有个大后台，其实《南方周末》确实没有后台，但是我们跟广东改革开放的官员是心心相印的。所以《华西都市报》的老总曾经跟我讲，你《南方周末》是不可复制的，于幼军处罚我们最多，但说句公道话，没有中宣部的指示他没有主动处罚过一次。
停刊风波
《南方周末》被中宣部责令停刊前有个预兆，为了给《南方都市报》申办刊号，《南方日报》的总经理李民英请新闻出版总署的副署长王强华吃饭，王强华向李明英透露一个消息，说中宣部一个领导要《南方周末》停刊，李民英用电话把这个消息汇报给报社领导，报社领导很紧张，即派分管《南方周末》的副总跟编辑李孟昱和《南方周末》副主编游雁凌两人上北京摸底。
找了龚心瀚，他是分管新闻的副部长，他说你们的报纸办得不错。我每期都带回家里，家里人都爱看。我有时候忘记带家里人还追着要。后来去问新闻局局长徐华新，他们也认为报纸办的不错，只指出表敏感人物的文章太集中了一些，可以分散发。所以两人回来以后，觉得是王强华喝醉酒乱拉警报。
几年后王强华退休后任全国报业协会秘书长，一次开会，他和《南方日报》总编办主任陈绍儒同住一个房，才将谜底向陈绍儒揭开。他当年向李民英说的中宣部领导是徐惟诚，原因是王蒙从文化部部长的职位的下来后，文化部办的报纸《文化报》批王蒙的短篇小说《坚硬的稀粥》，刚好这时《南方周末》登了一篇报道王蒙日常生活的通讯，放在报纸的左上角上，还配了一张王蒙的近照，那一天北京报摊上铺天盖地都是王蒙的像，文化部搞左的人气个要死，认为《南方周末》是有意和他们唱对台戏，就去跟徐惟诚告状，徐惟诚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听了他们告状就跟王强华讲，广东有一张报纸叫《南方周末》，听说这张报纸很坏，你把它停了吧。王强华说不能随便停，他们是百万大报，而且有正式刊号的，你要停它必须有充足的理由。
过了三两个月，突然省委宣传部通知《南方周末》的主编和分管《南方周末》的副总编辑到宣传部去谈话，刚好这天我妈妈病危，医院通知我去医院在病危通知书上签名。所以我这天不在报社，由李孟昱带着游雁凌去。宣传部副部长周启宇向他们宣读了宣传部发的《南方周末》停刊整顿通知书。
当时李孟昱向周启宇提出能不能用其他的方法来处理，不停报行不行。周启宇说我们已经代你们请求过，中宣部没同意，所以你们不需要考虑了，回去再出一期，写个告读者书就停报整顿。我这天从医院回来，看门上贴了一张条子，是游雁凌写的：、“老左今天晚上八点钟开编委会紧急会议，你务必依时参加。条子的下角游雁凌还加了一句，”你要做好思想准备“。
我当时感到奇怪了，我离开才半天开什么编委会紧急会议，究竟是怎么回事，特别是游雁凌在条子下写的，“让我做好思想准备”的话。我就赶紧给游雁凌打电话，但没有人接，给几个编委打电话，他们的家里人说没回来吃晚饭，我猜想是出大事。
后来我打电话给张向春，他说今天没回编辑部，不知道情况。不久他便给我电话，老左，出大事了。接你电话后我便打电话给陈微尘，她说游雁凌从宣传部回来叫大家开会，宣读宣传部的《南方周末》停刊通知书，他读了一段就哭读不下去，还是别人代他读的。我便赶紧返回报社，我问游雁凌条子为什么那样写，把我都搞傻了。他说我怕告诉你停报你骑自行车在路上出问题。后来又怕你回来知道消息太突然，因此而脑中风，所以我让你有思想准备。
晚上开编委会，李孟昱说报社社委会已经开了会，决定执行宣传部停刊整顿通知，他叫游雁凌打个电话给徐新华问问究竟怎么回事。徐新华在电话里说，这个事是经丁关根同意了的，你们必须停刊。不仅是公安部告你们，让我们中宣部处理，另外安全部也告你们登的《白领阶层的黑色行动》。
因为这篇稿子牵扯到保密问题，通知停报时就没讲这件事了。
我想先谈谈邹启宇对停刊的态度。我们事后才知道，停报通知是由徐新华打的电话，宣传部是邹启宇接的电话。邹启宇说你们口头通知停报我们很难执行，要停你们中宣部给我们发一个正式文件，徐新华说是部务会议定的，停报的事有会议记录。邹启宇说那你就把这个会议记录传给我们，总之要有一个文字根据。
徐新华说部务会议记录涉及中宣部内部的事情，不能传给你们。邹启宇说这样我们不能执行。后来徐惟诚发脾气了，打电话给邹启宇说没有正式的文字通知，打电话你们宣传部就可以不执行我们中宣部的指令了？
邹启宇只好将停刊的事报告于幼军，于幼军指示时任新闻处处长王春芙起草《南方周末》停刊通知书。停刊那年春节邹启宇来《南方周末》拜年，我接待他，冷冷的地坐在他对面。他却热情地对我说，你们《南方周末》是为我们广东争了光的，我到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在阅览室看到其他省的报纸都是新的，没有人翻过的。唯一《南方周末》是翻得卷起来的，我作为一个主管新闻的副部长感到很自豪。
但是我心里想，打我也是你，说好话也是你。故没有理睬。到我退休的时候，他打电话给我，说你要退休了我想请你吃一顿饭，你爱吃粤菜，还是吃潮州菜，还是吃西餐，还是吃川菜呢？
你年龄大，川菜辣最好不吃，如果你要吃粤菜或潮州菜，我请你你到广州最好的酒店去，如果吃西餐就请你到中国大酒店。我说怎么你把我当成统战对象了？他说不是这个意思。
我说我从来不去参加外面的宴会。他说如果你不愿意到外面吃饭，就到我们珠岛宾馆，这是谢非请客的地方。我说你是请我一个人还是我们整个班子？他说当然请你们整个班子了。或许是因停刊这件他给我的补偿。
接通知当晚编委会讨论决定如何停刊的事时遇到两个难题，一个难题就是告读者怎么写，若将中宣传部直接抛出来他们不会批准，如果将责任全部包在身上说我们自行决定停刊整顿，我们又不愿意。
第二个难题，停刊以后订户的钱怎么退法，因而会上只讨论了最后一期报纸怎样出。这天晚上，我一直睡不着，我想这个通知是宣传部发的，究竟谢非知不知道，如果谢非不知道，还可以向谢非求情。我明天一早就找刘陶社长。刘陶说谢非出国到东南亚访问去了。现在省委主持工作的是黄华华，我打了几次电话给黄华华，一直打到12点黄华华才回家，黄华华说他不知道。
我说宣传部的停刊通知没有通过省委，可以向谢非求情。刘陶说上面的事我来管你就不要过问了，我给你的任务是你要稳住队伍的思想。
接停报通知的第二天，刚好是《南方日报》的社庆日，所有《南方日报》前领导人都坐在庆祝会的主席台上，黄文俞招手要我上主席台。
他说左方你大胆，踩到地雷了。他把话题挑起来，丁希凌大声喊道，《南方周末》没有错误，谁停《南方周末》都是错的，我坚决反对。《羊城晚报》前总编辑许实说，左方你不要怕，整顿之后你们再复刊，你们发行不是一百万是两百万。
陈越平是老宣传部长他说《南方周末》我期期都看，怎么我的水平就看不出有问题呀。老同志都在支持我们，但我只回答一句话，我们也有错，我们会总结经验教训便从主席台下来。庆祝会结束后开编辑部全体会议，我见同事们的脸色都很诅丧，为了稳定大家的情绪，我以电台天天广播的一句广告词“戴表戴乐都，时间刚刚好”作开场白，我说这时停报的时间刚刚好。
我还有一年零几个月就退休了。我在任时停报，最多人家骂我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果一年半之后我交班给你游雁凌，人家就会说左方主持这么多年没出问题，怎么一到你手上就停报。游雁凌装跳楼状说那我只好就从12楼跳下去，大家都笑了整个会场气氛缓和下来。
正在这个时候，保卫科人来找我，说安全厅派人来要见你。我就下去，安全厅来的是一个老同志，跟我年龄差不多，还有一个年轻人。他对我说安全部打电话说你们发表的《白领阶层的黑色行动》泄密，要我们来调查，你先谈谈这篇文章刊登过程。
这篇稿牵扯到安全部你要问清楚作者，消息来源谁提供的送审没有。后来徐列拿张传真纸给我，上面有公安部长批示：同意刊登。徐列说作者是《北京日报》的名记者，稿件是公安部和劳动部两个部长要他采写的，因为安全部要从外商服务公司中领取提成，许多给外商打工的白领都避开安全部这个公司，结果有外商黑白领的，也有白领黑外商的，而出现的问题都要公安部和劳动部处理，所以两个部长要记者采写这篇稿，并指定要交《南方周末》刊登。我听后说就登吧，大样我不再看了，错就错在忘掉叫徐列划掉这句话。
安全厅那位同志讲，我是《南方周末》的忠实读者，不管出差到哪里，一到礼拜六都记得一个事，买一份《南方周末》。你这稿我也看过，事实没有问题，问题只是出在这句话，是属机密性质的。我会尽量给你们美言，但是安全部一定要下令抓你的话我们也没办法。依照安全法可以关15天到20天，这事情对我的精神压力比停报对我的精神压力严重的多。
这天晚上我睡到半夜突然被警车声警醒，再也睡不着了。我想如果我不把事情告诉家人，真被抓起来，家里人不知道原因一定很害怕，如果告诉了，家里一定很紧张，我白天处理工作已经够紧张的了，晚上回到家连个放松的地方都没有，后来我就偷偷告诉女儿，如果我被抓，你就告诉妈妈当我出差一个星期，找我谈话的安全厅同志是《南方周末》的忠实读者，他们会善待我的。
回过头来谈谈《袭警案》这篇文章，作者是江西省铁路局的一个作家，此人和公安部门关系密切，曾出版过一本关于公安的报告文学集，游雁凌曾到江西向他组稿，稿件最初看到的是陈朝华，他认为很有可读性建议发表，便交给游雁凌，游雁凌看稿后，叫谭庭浩给作者打电话核实稿件的真实性，谭庭浩先给作者的工作单位打电话，回答是省作协让他到下面深入生活去了，再给江西省作协打电话，作协的人说不知道他到哪里深入生活，再打电话到作者妻子工作的工厂，他妻子说丈夫四处流动，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也不知道何时回来，游雁凌、谭庭浩、陈朝华三人商量后，认为稿件是用复写纸写的，很可能一稿多投，如果我们登晚了会被人先登了，便决定刊登。
刊出后省公安厅给编辑部打来电话，说公安部有个副部长是你们《南方周末》的读者，他对你们《袭警案》这篇文章很感兴趣，想知道案发在哪个派出所。游雁凌就给作者打电话，这时作者已深入生活回来了，他说故事是从一个公安人员口中听来的，他也不知道是哪个派出所。游雁凌问，你稿上细节都是虚构的吗？作者承认是虚构的。
游雁凌一听就发火了，我向你组稿时就向你讲清楚，我们的《人与法》专版是个新闻版不允许虚构，你要向我们报社写检讨，并向读者道歉，我们要将你的检讨登在报上。后来游雁凌将作者的检讨登在报上，并在上面加了个《本报郑重声明》，声明《人与法》版是个新闻版不允许虚构，是作者欺骗了我们，并对我们编辑把关不严特向公安部门和广大读者致歉，那位公安部副部长正是从报上看到我们的声明，知道是篇假新闻才向中宣部告状的。
事情发生的全过程我都在美国访问，我对这个事情是没有责任的。事情发生后我就对李孟昱和游雁凌说，你们一个是《南方日报》的接班人，一个是《南方周末》的接班人，而我还有一年多就退休了，《袭警案》失实一事的责任全包到我身上。他们都坚决不同意，表示各自承担应负的责任。我说你们是政治家吗？中宣部要整的是《南方周末》主编，就算我这次逃过一劫，今后也是在劫难逃，难道我们三个人抱在一起跳楼，你们将来接了班，可以多关照一下我嘛。此事了不得就是要我停职提前退休，此外还能对我怎么样。
当晚我去刘陶家向他汇报，我说李孟昱和游雁凌都认为《袭警案》一文情节巧合太多，怀疑内容有虚构成分，不同意刊登，是我认为该稿可读性强，为了追求发行量坚持要登，责任全部在我。刘陶也知道我当时在美国，讲这番话目的是为《南方日报》保住两员大将。
刘陶说口说无凭，你要写文字给我，而且你写的检查不是给我的，是给省委宣传部的，你要想好你才写。我说没问题，我想好了明天就交给你。
社庆那天晚上，黄每坐在门口等我下班，他说庆祝会散会之后老同志开了个座谈会，刘陶有没有向你传达我们老同志的意见。我说没有啊，我没见过刘陶，他说我坐在这里等你是要给你传达的。会上所有的老同志都发言了，一致认为《南方周末》是办得好的，中宣部因为一篇失实稿子就停报不能接受。
林若是前任省委书记现任省人大主任，文革时候在《南方日报》当过革委会副主任，所以也来参加社庆，他听了大家的发言后说，什么文章那么严重，因为一篇文章要停报，把文章拿来给我看。他看完以后说，你公检法做的坏事少吗，我们揭露一个小警察揭露错了又怎么样。
我们广东现在的领导就是不敢顶，我们不停他们能怎么样。黄文俞接过话题讲，你是大官，你口硬，像我们这样的秀才遇到这样的事情只有写检讨的份，但是刘陶我告诉你，告读者书必须要谢非签名以对历史负责，谢非不签名你们就不要刊登。你不要以为我们这班老人在说闲话，是广东新闻界老一代共产党人都在支持你们。黄每接着问我，你知道停刊整顿之后是个什么结果吗？我说我知道那就是我下台。
黄每说你有这个思想准备就好，我今天为什么在这里等你，是因为听到你在主席台上始终讲一句话，我也有错我会总结教训，我听后很高兴，左方终于成熟了。
停刊通知发出后的第三天，刘陶打电话叫我去他的办公室，当时李民英也在办公室和刘陶商谈工作。刘陶对我说，谢非有指示来，报纸不用停了。谢非指示说，看一张报纸首先要分清它是好报还是坏报，如果是一张好报，哪怕一篇、两篇、三篇、四篇、五篇、六篇文章有错，报纸也不应该停。我认为《南方周末》是张好报，中宣部对《南方周末》编辑部怎么处理都可以，但报纸不能停。谢非同时指出《南方周末》要争取主动，要在报上写篇本报编辑部文章承认失实公开检讨错误。
并指示于幼军和《南方日报》分管的副总编辑和《南方周末》的主编一起赴京，向丁关根承认错误。后来于幼军把谢非的指示告诉徐惟诚，徐惟诚说谢非口头讲的话不算数。你们广东不同意停报，省委要写个正式公函给中宣部。后来省委专门开了一次常委会讨论给中宣部的公函，公函的末尾有一句话，是否妥当请批示。有一位常委说，报纸是我们的要他们批示什么，划掉。李孟昱列席了这次会议，会后王华华特别交代李孟昱，回去要向南方日报的人讲停报的事他事前不知所以广东的领导对《南方周末》是爱护的。
刘陶向我传达谢非指示后，他补充说谢非的指示并非保《南方周末》这么简单，谢非站得高看得远，他是从大局出发作这个指示的，你要从这个高度来理解谢非的指示。我听不明白刘陶的意思，见李民英也用惊讶的眼光望着刘陶。我想如果由我要求刘陶作解释刘陶可能不讲，我走后李民英肯定会问刘陶，不如事后再向李民英了解情况。
晚上我给李民英打电话，李民英说我走后他果然问了刘陶，刘陶说谢非是专门派他的秘书从东南亚飞回来向他传达谢非的指示的，那位秘书说是林若将南方日报老同志的意见告诉王华华，要他转告谢非，谢非得知后便把他带出国的谋士找来，谋士们都说我们将经济搞好了，他们就说我们广东是文化沙漠，现在我们办出一份全国出名的报纸，他们又要停报，这次我们不能再让了。
谢非说，不停报总要想几句话回答中宣部，你们就为我想几句话，谢非指示的几句话是谋士们想出来的，刘陶把停不停《南方周末》看成是改革派与反改革派的斗争。
徐惟诚认为《南方日报》和《南方周末》都是当事人，不用来北京，指定由于幼军一个人向丁关根汇报。于幼军从北京回来，专门向南方日报处以上干部传达丁关根的指示。丁关根说，在国际上报纸因失实停刊例子很多，我同意谢非的意见报纸不停了，但是对《南方周末》编辑部必须严肃整顿严肃处理。
整顿一个多月后，于幼军就问刘陶，对左方怎么处理，刘陶说他检讨了三次。于幼军说那不行，要撤职。刘陶年龄比于幼军大，他就说小于啊，你年轻，处理一个人容易平反的时候就难了。对于报纸失实我们《南方日报》有惯例就是做检讨。左方已经作了三次还能对他怎么样。
于幼军说这次不同啊，丁部长讲要严肃处理。刘陶说如果要处理你宣传部派工作组进来处理好了，我们社委会的水平就这么高，刘陶为什么这样硬顶呢，是因为知道是我帮他保了两员大将。到12月中旬中宣部给我打电话，说元旦后要在南宁开一个周末报的研讨会，邀请你参加在会上有45分钟时间给你发言，不许以谦虚为由拒绝发言。先口头给你一个电话，让你做发言的准备，以后他们会发正式通知给你，我就赶紧把这个事情报告报社。
刘陶当时认为这个会是专门整《南方周末》的，所以叫我不要去由游雁凌去，但是讲话的稿还是我来写。我说怎么写，他说按毛泽东的教导，成绩要讲够，问题要讲透，三七开嘛。一年多之前广东省记协开过一个经验交流会，叫我们去介绍经验，我有一个讲话稿，我就把讲话稿加头加尾就交给游雁凌，特别交代游雁凌宣传的新闻处处长王春芙要去开会，你千万不要把讲稿给他看。他要你看你就说我没有，因为左方妈妈病危不能去，临时指定我去。
他们一起乘飞机到南宁报到时，刚好徐新华和龚心瀚开完预备会出来，他们认识游雁凌说你怎么来了左方呢？他说左方妈妈病危他来不了。徐新华讲这次请你们《南方周末》来，我们中宣部是经过研究的，开周末报会议嘛，没有《南方周末》到场哪行。安排你们讲话，你要放开讲，你们的经验对大家很宝贵，你的错误对大家也是一个教训嘛。
王春芙处长当着游雁凌的面，把一封给中宣部的信交给徐新华，这封信是对《南方周末》整顿情况的报告。王春芙起草报告时打电话给刘陶，他说中宣部要开周末报会议，《南方周末》已经整顿两个多月，宣传部必须给中宣部写个报告，现在报告写好了，就是对左方的处理还空着就《南方日报》给我们一个说法。
刘陶说我都跟于幼军讲清楚了，检讨完就完了呗。接着邹启宇又打电话来说这样不行，刘陶还坚持，他说你坚持我没办法了，只有让于幼军给你通电话，后来于幼军打电话给刘陶说你如果坚持，我就只有报告谢非了，由谢非来裁决了。刘陶一听这个事就不好办，因谢非讲了中宣部对《南方周末》编辑部怎么处理都可以。
后来社委会想出应付办法，给宣传部送去一段话：《南方周末》还在整顿之中，整顿之后要选择一个政治业务都很强的人来任《南方周末》主编。在没有找到适当人选之前，就由副总编辑李孟昱兼任主编。李孟昱把这段话给我看了，他说社委会没有免你的职，现在是双主编。
徐新华看了宣传部的报告后就跑来找游雁凌。左方究竟是什么人？第一届韬奋奖评奖时我是评选委员会主任，看过你们报社送来他的材料，他被评上奖后刚好发生《袭警案》失实停刊这件事，就只好将奖转给你们广东的另一个人了。对一个老新闻工作者，把他一生最大的荣誉给取消掉，处罚也算够重的了，报社能不能不撤他的职啊？
游雁凌说不是报社要撤他的职，于幼军说你们中宣部三次打电话要处理他。徐新华说，龚心瀚和我均不知道这事，可能是徐惟诚的秘书打的电话。后来他讲这样吧，你打个电话给《南方日报》撤左方职的文件先压着，我们回北京跟徐惟诚做工作。如果他同意我们再通知你们。
这天游雁凌在会上发言后，会场上响起雷鸣般地鼓掌声，《四川日报》的社长也来参加会议，他拦着游雁凌问左方心情怎么样，你回去告诉左方，如果心情不好，到四川来我按贵宾接待。
会后很多人问游雁凌要发言稿，游雁凌打电话问我发不发，我说我们不主动发。只发给主动向我们要的人。临散会的时候，龚心瀚说你回去告诉老左，你们是百万大报，发行量大担子也重。游雁凌回来不久，徐新华给他打电话，说跟徐惟诚讲了，徐惟诚说左方不过是个处级干部，中宣部管他干什么，这件事就了了。原本我们想为这个事发个通知，但是觉得发通知太隆重了。只打个电话又觉得太轻，因为你们省宣传部对左方的处理是向中宣部写了正式报告的，所以决定等于于幼军来北京开会时我们当面跟他讲。
停刊整顿本来到此结束了，但是我不想这样罢休，我叫游雁凌上北京向徐惟诚、龚心瀚汇报我们的整顿情况，让他们更了解我们的报纸。游雁凌请徐新华和龚心瀚吃饭，提出我们创刊十周年庆典因为《袭警案》这事推迟了，现在准备召开，请你们两位亲临指导。
龚心瀚说你们《南方周末》好大的胆子，我们杀你不死，你们倒要我们给你庆生日。后来游雁凌跑到卫生间给我打电话，我说你不要这样说嘛，你说我们要开一个全国十大周末报研讨会，贯彻南宁会议精神。
龚心瀚说我最近出国就不方便去了，由徐新华去，新闻出版署也可以去个司长。全国十大周末报研讨会召开时，我到徐新华住的房间，告诉他我们的办报思想和办报意图。
我说我们对党对政府不存在什么恶意，我只是希望中国新闻转型的时候，不要像苏联《真理报》那么惨，我修一个斜坡让我们新闻将来转型时平稳着陆。
我在研讨会上做了一个题为《加强新闻性是周末报的新走向》的报告，全国十大周末报研讨会结束的当晚，举行《南方周末》创刊十周年庆典，研讨会的参与者都出席了，徐新华上台讲了话，肯定了周末报应该向新闻性这方面去转型。《南方周末》停刊整顿事件就这样了结了，从绑赴刑场到刀下留人，又以庆祝会结尾，我也不知道这究竟是悲剧还是喜剧。
历任主编
我顺便谈一谈《南方周末》在我在职的时候，历任领导班子变动的情况。
《南方周末》创办早期依托在文艺部，由文艺部主任关振东任首任主编，文艺部的副主任是赖海晏、许立源和我，我是挂名只负责《南方周末》的日常编务工作。开始筹办时关振东就跟我讲，他跟丁希凌有一个“君子约定”，他只兼任《南方周末》主编一年半，因为他年龄的关系在《南方日报》解决不了厅级问题，广州市统战部答应让他到《共鸣》杂志社任社长兼统战部副秘书长，给他个正厅级，丁希凌答应一年半就放他走。
关振东对我讲，《南方日报》有一个传统非党员不能当正职，只能当副职，当时我还不是党员，他叫我马上写入党申请，争取他在任期间解决我的入党问题。
我写了入党申请，而分管我们的《南方日报》副总编辑张琮找我谈话，你的入党不能只由文艺部支部讨论通过，你在文化大革命搞了那么多事，你必须先在报社的一定范围内作一次检查。
我说我已经审查了一整年，写的检讨材料有十多万字，文革在政治上我不能负责，我只能负责我个人在文革中的行为，但是我的专案组已经明确作出结论，我既没有打砸抢行为，也没有迫害过任何人，没有经济和作风问题，所以我没有什么好检讨的。
这样我的入党问题就搁浅下来了。关振东调走前找我谈，他问过张琮他离开后由谁来接《南方周末》主编这个班。张琮回答由许立源任主编。关振东说如果他来恐怕跟你很难合作。我说不会，文革前我和许立源都是文艺部的成员，而且相处也很好。关振东说地位变了人也会变的，他现在是一个把个人权力看得非常重的人，关振东还举了一些例子。
我说如果这样的话我就退居一版，做一版的责任编辑，《南方周末》其他的事都归许立源管。关振东说如果这样的话就把你的才能埋没掉了。我说那我是没有办法的，关振东说只有你有办法不让许立源来，我说为什么？他说只要你说如果把许立源调来你就走，你没法和他合作，社委会讨论时就不会同意把许立源调来任主编。你可以指明要赖海晏来任主编，他这个人容易相处，不会不放手让你做事。你本身能力很强，不需要一个强人来领导你。
我说我怎么好跟领导这样讲话，关振东说不用你去讲我代你说，只要领导问到你时你承认你跟我讲过这个话就行了。
关振东的主意果然奏效，他走后一年报社都没有派人来任主编，还是由我一个人主持工作。
直到1986年下半年张琮升为社长，《南方日报》社委会才决定《南方周末》脱离文艺部，正式成立《南方周末》的编委会，由赖海晏任主编，我和佘达任副主编，陈兆川任编委。当时报社还办有《花鸟世界》报，成员只有两个人，因而并入《南方周末》，其负责人张志光兼任《南方周末》副主编，但不参与业务，只负责《南方周末》的广告工作。
赖海晏未上任就被派到省委扶贫工作队一年，所以仍由我主持全面工作。一年之后赖海晏回来正式上任，我叫赖海晏安排我的工作。赖海晏说没有什么好安排的，我来之前你抓什么你还照样抓什么，我说编辑部的事全是我一个人抓的，他说那你就继续抓下去，我说你干什么？他说你别管我，我最大的本事就是做人家没做的事。
我说你别开玩笑，你是主编人家都向你汇报怎么办？他说凡是向我汇报的我都问你跟老左汇报了没有，如果汇报了按照老左的意见办，就算我有不同意见我也这样宣布，然后我找你商量。
如果你接受我的意见由你自己出来改正，如果你不接受你还可以坚持按你的意见做。结果他真实地履行了他的诺言，我在一线他在二线，但我也很尊敬他，我掌握两条，一条是无论报内或报外的活动，我一律不参加都让他出面，电视台曾经介绍《南方周末》的经验，讲稿是我写的，由他上电视台我不上。
另外一条是凡是要做的事我都主动找他商量，如果临时我决定的事后都通报给他，这样我们建立了真诚的合作关系，从来没有发生过矛盾。1990年他调去省文联当党组书记，提拔为厅级干部。
《南方日报》面临换届，张琮在离任前又重提任许立源为《南方周末》的主编，以补赖海晏离开之缺。社委们都说老左不是有言在先吗，许立源来他就要走，不如就让老左当主编。
张琮说那能由他说了算，而且左方不是党员，《南方日报》从来没有一个非党员当第一把手的。在僵持的情况下，李孟昱挺身而出，他说既然一下子难解决，就由我来兼《南方周末》主编，所以李孟昱就成了第三任的主编。
1991年初《南方日报》社委会换届，刘陶来任社长，李孟昱任副社长仍分管《南方周末》。李孟昱告诉我，刘陶在新一届社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宣布，《南方周末》1992年要从4版扩大为8版，为《南方日报》1993年扩版探索经验，《南方周末》由左方任主编。大家都说不是非党员不能当主编吗？刘陶就说不是党员就吸收他入党，结果没半年我成了共产党员，是《南方周末》的第四任主编。
你问及游雁凌为什么接班后不久就调职，我和游雁凌的关系如何？我也听到过社会上有各种传闻，所以我详细讲讲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南方周末》第一次转型急需一个专职记者，当时深圳因大雨受灾，我在《南方日报》看到游雁凌写的三篇通讯文字很活。
我跟李孟昱讲，游雁凌是个什么人，我想要他来《南方周末》当专职记者，李孟昱说他学历只有中学，是省作协办的一个业余作者训练班。发现他比较优秀就调来当深圳记者站记者。
你想要可以向人事处提出来。我到人事处，人事处的人说你来晚了，已经决定让游雁凌到新华社办的新闻学院去学两年。我说那也无所谓，等游雁凌来办手续的时候，你叫他来见我。游雁凌来见我，我就告诉他我想要你到《南方周末》来，你现在去学习也不要紧，你学两年以后再参加我们这个团队。今后我每期都给你寄四份《南方周末》，你给你的同学阅读，因为你的同学都是各个报社比较优秀的年轻记者。
将来都可以做我们的特约记者。游雁凌两年学习期间，我每一期都亲自寄给他寄报，他每年寒暑假都来广州见我。1989年夏天他毕业了，我说你应该来《南方周末》工作了。他说，现在不行。他老婆讲你学习这两年，孩子就我一个人管，我也要把精力花到工作上，今后由你来带孩子，他也觉得对不起他夫人，所以他不想来了。
我将此事告诉李孟昱，他说你给游雁凌什么职务？我说就是当记者。他说他当然不来，报社已经跟他谈了，提拔他为记者站的副站长。除非你让他来《南方周末》做副主编，我说一下子做副主编不行，这个事情就搁下来了。
到了1992年夏天，为了扩八版报社对《南方周末》的领导班子做了调整，我仍任主编，游雁凌、卢昆、李益伦、邝志强任副主编，徐列任编委，李益伦兼办公室主任，邝志强管经营工作，《南方周末》也作为承包单位，开始独立经营。我对游雁凌终于调进《南方周末》是很高兴的，把最有新闻性和可读性的《人与法》版交给他，还把新调来的中大研究生谭庭浩给他当助手。他确实很卖力气，连续三次到全国组稿，建立了一支强大的作者队伍。八版面世之后，他这个版是最叫好的。
1993年春，李孟昱找我说你虽然还有一年多退休，但是因为《南方周末》是一张特殊的报纸，我希望接班的是《南方周末》自己的人，不然的话没有人接班，报社就会派人来任《南方周末》主编，我担心由日报派的人会将《南方周末》大报化。他说你看谁可以接你的班，我说游雁凌和徐列可以考虑。李孟昱说，徐列太书生气，你就给游雁凌机会上台表演表演。
《南方周末》扩版之后，调来很多新同志，大家斗志很高，提出在巴塞罗那开奥运会期间，增出一个《奥运特刊》，单独发行，奥运期间每天一期，我觉得这是锻炼队伍的好机会就同意了。
为了提高游雁凌的威信，我就宣布游雁凌为奥运特刊总指挥，《南方周末》的事儿他要听我的，《奥运特刊》的事儿我要听他的。游雁凌作为总指挥，他的策划很有创造性。他先和健力宝签协议，中国每得一枚金牌健力宝就登半版广告，经费问题就解决了，接着他将世界四大通讯社的奥运电讯全买下来，还和香港两家报纸联系，请他们将收到的奥运稿件第一时间传给我们，还请来了几个外语翻译，游雁凌每晚将译稿和香港传来的电讯稿分类交给各编辑综合改写，还请《人民日报》两个著名体育评论员写评论，因而《奥运特刊》办得很成功，报社还专门发我们一面奖旗。
《南方周末》八版中有一个文摘办不下去，我决定停办改办《经济与人》，李孟昱始初对周末报办经济版担心可读性不够，我就让游雁凌负责《经济与人》版的筹划工作，我告诉他已停刊的《世界经济导报》的副刊很有特色，叫他写编辑方案时借来参考。
游雁凌将编辑方案写好后，我自己又从《世界经济导报》中挑出八九篇最精彩的文章，让游雁凌并成两个样板送李孟昱看，李孟昱看后说如果你们能办到这个水平，《经济与人》版当然可以办了。我把《人与法》、《经济与人》都交给游雁凌，还派优秀记者谭军波给他当助手。
《南方周末》八版期间，头条文章主要登社会大特写，在全国引起一个社会大特写热。所谓社会大特写就是找一个社会热点问题，再找几个可读性高的事例拼凑成一篇文章，后来许多作家都介入进来，结果越来越假，读者也越来越厌倦，我让游雁凌去鼎湖山开第二次小字辈会议，会议也开得很成功。
经过这几件事，游雁凌的威信就建立起来了，这时我就跟李孟昱讲，你现在可以到我们编辑部来正式宣布游雁凌负责协助我抓全面工作。接班的位置就定下来了。
我对游雁凌的培养还是不遗余力的，刘陶跟我有个约定，就是南方日报社调来所有的人，《南方周末》有权先挑。《南方周末》也可以去外面物色人才，报社都支持。但是如果《南方日报》要我们的人，只要是提拔的我不许阻拦。
1993年报社给我们几个编制名额，我考虑快退休了，新招的人今后都是归游雁凌领导，所以我就叫他去挑人。后来挑回来的人李孟昱很不满意。他说我们报社是把人事权交给你，不是交给游雁凌，你要把人事权收回来。
我临近退休时，李孟昱要我返聘。我说一年以后我再返聘。李孟昱问为什么？我说我已经主持《南方周末》十一年了，任何一个人他再高明都有他的局限性。我马上回来返聘，别人不好动我的东西，我走了一年之后，让游雁凌他们放手去改吧，我那些东西该扔的扔，该建立的建立。等改革完成我再回来。
我1994年12月退休，再就不管《南方周末》的事儿了。没想未到两个月李孟昱就打来电话，老左你要教育教育游雁凌，他经常带一些女孩子出去喝酒，喝得醉熏熏的回来，稿子也不好好看要出问题的。
我去编辑部找游雁凌，他说忙要我等他下班带我去海鲜餐厅吃饭，他常约人到酒店谈话，可能是他在深圳养成的习惯。到了酒店，有个女服务员对他说，哎呀，游总，昨天你喝醉酒追我们，追得我们跑去女厕所躲避。
当时我虽然很不高兴，但是没有表露什么，只告诉他李孟昱对他的批评，他就给我诉苦，当主编很辛苦，压力又大，他的家也不在这里，闷的时候就喝喝酒。过了二十多天，李孟昱又打电话来，说游雁凌送来一个大样，除签了个名，我没有在大样上看到他有一个红笔字。
我打电话问他有多少篇稿是什么题目，他一问三不知。根本他就没有看，这样当主编非出事不可，你要狠狠批他。我找他时他又带到原来那个餐厅，有个楼面经理走来说，游总，前两天你来抢走了两个服务员胸前挂的牌。游雁凌说我没拿。那个楼面经理说你拿了就给回她们，不然要扣发她们的奖金，游雁凌发火说我说没拿就没拿。这次我忍不住了，狠批了游雁凌一顿，他也表示今后会注意。
五月上旬一天晚上，大约十一点多钟，有一个女的给我打电话。她说左先生，你有一个朋友姓游的吗？我说有。她说他因车祸现在中山医急诊室，你能去看他吗？我问他伤得重吗？她说目前没有生命危险，就是失血过多。我一听这个事就急了。
赶紧给李孟昱打电话，李孟昱说，他马上叫车，让我在街口等他，我们就赶到中山医急诊室。见游雁凌躺在床上，医生用布蒙着他的头，正给他做手术。我们静静地走过去，我见医生把他额头上的伤口夹开用消毒水清洗。
李孟昱拉我走出急诊室，说他晕血不能再看下去。他说游雁凌这个伤不轻，现在又是一个敏感时期，谁来代游雁凌我都不放心，你是不是明天就回来主持工作，我告诉刘陶就可以了。
我说他看来伤很重，恐怕要找两个年轻人来看护一下他。李孟昱打电话给李益伦，叫了沈颢和陈朝华去看护他。
等游雁凌做完手术，我们就进去看他了，游雁凌一看到我们，猛地坐起来拉着我的手说，怎么惊动你们两个老领导，太对不住。我说你刚做手术，快躺下不要动。游雁凌就问我，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我说是你叫我来的。他说我没有叫。
我看到有两个护士在旁边，我就问护士，刚才是你给我打的电话？两个护士说没有。我说是不是还有第三个护士呢？她们说今天值班就是我们两个人。我转过头问游雁凌你是怎么来这里的？他说我当时昏迷了，醒了才知道我在中山医急诊室。我又问护士他是怎么来这里的？护士说是地质局门诊所打120电话送来的。我对游雁凌说你满身酒气，是不是喝醉酒开小车给人家撞了。
他想了一下，说是开了小车被人家撞了，他还从口袋里面拿出小车的钥匙给我。
给游雁凌做手术的医生回来了，我问医生他的伤势怎样，医生说你们马上送他去照CT，如果脑部没有问题就是外伤。照CT回来，沈颢、陈朝华来了，我和李孟昱就回家。
在车上我跟李孟昱讲，游雁凌开的小车不知道撞成什么样子，这车没有办车牌，如果交警把它拉走麻烦事就多了，我们去看一看吧。
到了出事地点没有看到小车，李孟昱说拍诊所的门，问问当时的情况。后来两个女护士出来，我们问两个多钟头前是不是有一个车祸的人到你们这里，是你们送他去中山医院的？她说是。
我们问，他怎么来的？她说是两男一女把他送到我们这里来的。他们开着小车手上还拿着手机。诊所医生下班了，我们只是帮他止了血，擦干净脸上的血，就叫120把他送走。我说他清醒吗？
她说一直都是清醒的，他临上车还给我们道歉说，辛苦我们了，对不住。我问没人送120肯收他吗？她说送他的人跟120的人讲，他是《南方日报》的，没有事儿，你送去以后他报社会有人来的。
这个护士还说，有辆自行车被汽车压到两个轮子都卷起来了，现在扔在我们院子里，你们《南方日报》明天派两人来把自行车拿走。
游雁凌明明说是开小车，现在人家说是自行车，他说昏迷了，人家说他是清醒的，两男一女是什么人？我们都觉得很奇怪。李孟昱说回中山医去，再找游雁凌问清楚怎么回事。
我对游雁凌说，你不是开车被撞的，是骑自行车被撞的，怎么回事？他想了一会儿，是啊，我骑着一辆自行车，看到有一道亮光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在旁的医生说他的伤不是被小车撞的，额头的伤是被利器刺的，背部的伤是被钝器打的，我听后对游雁凌说医生说你的伤不是车祸引起的，游雁凌又想了一会说记起来了，我看到一个穿白衣的人拦我下车，我下车后来我就昏迷了。
李孟昱说，那就是抢劫啦？你丢了什么东西？他说我丢了一个手机，有小数钱，还丢了一个手表。我们见他身体很虚弱便不再追问下去。在车上，李孟昱对我说，你明天回报社第一件事是到保卫科报案，说游雁凌被人家打劫、打伤。
第二天我就到保卫科报案。我从新主持工作的第一天，李益伦就给我送来16版的策划方案，后来我一看，什么花花世界版，什么企业家版，什么旅游热线版，什么逛商场版，我对这些东西很不满意。
在我退休前和游雁凌达成一致意见，这次扩16版不是数量的增多，而是质的突破。搞这些东西是违背扩版的总方针的。我就把策划方案交给李孟昱，李孟昱看了以后说，游雁凌想搞钱。你在会上宣布策划小组撤销，将策划方案搁置。叫徐列找几个青年人从新策划，而且告诉他们要快，在游雁凌回来之前就要将扩版方案搞出来。
我就按照李孟昱说的办，让徐列他们重新设计。游雁凌在深圳治伤期间，我曾给他打电话，问他为什么搞出这样的扩版方案。游雁凌说方案内容他完全不知道，他的工作方法和我不同，他要发扬民主，放手让策划小组去做，待他们搞出来后再做研究。反正最后还是李孟昱、我和你三个人说了算。我把李孟昱的处理意见告诉他，他也无话可说。报案的当天中午，我去中山医院看游雁凌，见两个民警正给他录口供，我在急诊室门口碰见陈志红，她也是来探望游雁凌的。我告诉她游雁凌在录口供不要进去。
我把昨晚发生的事情跟她讲了，陈志红说他的手表在我那里，我说他的手表怎么在你那里。她说昨天他拉我去喝酒，后来喝醉了。酒醒后我跟他一起骑车回家，到犀牛路口分手时我对游雁凌说，十点多钟了你小心一点。
游雁凌看了一下表说，什么十点多钟，现在才七点多了，我说你这个破表扔掉它吧。他就把这个手表脱下来扔在马路上，是我给他捡起来的。那时我才知道那天晚上是他跟陈志红喝了酒。
下班前我去保卫科了解公安的调查情况，但是人事处处长黄峨对我讲游雁凌车祸地点不在下班路线上，所以他这次车祸不能算工伤。
我说，你们不算工伤，游雁凌要大闹啊，黄峨说我们是照章办事。后来我就把这个事儿报告李孟昱，李孟昱说我打个电话给黄峨，叫他不要再管这事了，这个案子保卫科也别查了，越查越复杂。
徐列他们将新的扩版方案设计出来后，李孟昱表示满意，指示将方案在下期《南方周末》上登出来。这样游雁凌回来，就没有话好说了。扩版方案用的标题是《百万大报的庄严承诺》。
游雁凌伤愈回来，我对他讲，你刚刚回来，我再帮你顶两周，让你熟悉一下新的扩版方案和明年的广告承包方案。两周之后我就回家继续过我的退休生活。一周之后，游雁凌告诉我说，李孟昱要他找我谈话。他把我带到水上餐厅，他说李孟昱讲你这次回来就不要再走了，你看返聘后你怎么安排？
我说，这样吧，第一个方案是以后你看不过来的版，我帮你看。你有些事儿忙不过来我帮你做。第二个方案是我编一个版。第三个方案是我回家继续我的退休生活。
游雁凌说第一个方案我当然求之不得，等于我们调了个儿，以前是我辅佐你，现在变成你辅佐我。但是《南方周末》很多年轻人有意见，他们对你有看法。编一个版让你跑上跑下我于心不忍，回家过退休生活不符合李孟昱指示。他说我提出第四个方案，你把办公桌搬到经理部，和总经理一起办公。
对编辑部的事儿有问题我会前来请教。我说游雁凌你有没有搞错，我60岁了，你要我天天和总经理陪客人喝酒。
他说不是这个意思，你坐镇中军，我要对老邝讲经理部的事由你说了算。我对游雁凌这番话当然不高兴，我说我决定回家过我的退休生活。第二天李孟昱打电话把我叫去，你不肯返聘是不是？我将和游雁凌的谈话过程告诉他。
李孟昱说，我已经跟他谈清楚，虽然不给你一个顾问的头衔，但实际起一个顾问的作用。编辑部的事儿你可以参与，经营的事儿你也可以参与。
接着他打电话叫游雁凌下来了，将他的意思向游雁凌重申一次，游雁凌只好承诺，不料我将权交回游雁凌才一个多星期，晚上给我打电话说他得了急性肝炎，部马上住院有生命危险。
他还说接卫生室医生的通知后，他站在窗前不禁对天长叹，大声念“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我说游雁凌你别那么悲观，医好病后还是你做主编，你愿意我返聘就返聘，不愿意我就回去过退休生活了，第二天他就回深圳入院治病。
因为明年版面要增加一倍，要招收大量人员，李孟昱就把选人的任务交给我。李孟昱说游雁凌是武大郎开店，你必须在他病愈之前将全部人员选好。但游雁凌每天都在病床上给各部门领导打电话、发指示，连调进鄢烈山这样杰出的人才他也在电话上加以阻拦，使我无法正常开展工作，我只好将情况报告李孟昱。李孟昱得知后就到《南方周末》周会上宣布游雁凌在病中，要让他安心治病，今后《南方周末》的事不用他管了，你们也不要再向他汇报工作。此后游雁凌就未能再过问《南方周末》的事情。
1995年中秋节这天，《南方日报》社委会换届，李孟昱任社长，江艺平新任社委委员，李孟昱不再分管《南方周末》，改由江艺平分管《南方周末》。李孟昱从1987年起就一直分管《南方周末》长达9年之久。他热爱《南方周末》，不仅每个版都认真审阅，《南方周末》每个周会都来参加，提出指导意见，许多大的决策都是由他做决定，他对《南方周末》的贡献是很大的。在现行政治体制下，领导是决定一切的，没有他的支持《南方周末》是很难向前发展的。
这天宣布了之后，游雁凌晚上打电话给我。说他今天得知报社有人谣传他和陈志红有不正当关系，他很气愤，他用了半个多小时表白他和陈志红的关系是完全正常的，又要我和他夫人讲电话，他夫人说，他们家和陈志红家是老关系，她也不相信游雁凌会看上陈志红。我说这类谣言最伤害的是家庭，既然你不相信，游雁凌就更不要计较了。他夫人说游雁凌不服气，李孟昱分管《南方周末》是儿子报，现在由江艺平分管，《南方周末》就成为孙子报了。我问游雁凌你要求我做什么？他说让我和李孟昱讲，让李孟昱在《南方日报》周会上给他辟谣。我说你直接打电话给李孟昱好了。他说我跟李孟昱脾气都不好，我们一谈就会僵起来，是不是你帮帮忙做一个中间人帮我转达。
我就把话转达给李孟昱，李孟昱就说这类事情只能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没有调查凭什么辟谣。我最多在报社周会上说，报社最近有些谣传，影响团结，要求大家不要传谣，我只能讲到这个程度。
我叫李孟昱直接告诉游雁凌，李孟昱说他都不给我打电话，我干嘛要打电话给他，由你转达给他。我把这个话转给他了，他说如果报社不管我要回来贴一张大字报向全报社辟谣，你告诉李孟昱。
我跟李孟昱讲了，李孟昱说你告诉游雁凌现在不许搞四大。如果他要贴大字报，他的主编就别当了。我又把这个话转给游雁凌，他说我不贴大字报，我作为一个党员，我向党写申诉材料不行吗？后来我又把这个话传给李孟昱，李孟昱就要我打电话给陈志红，问问游雁凌他究竟想要什么？
我给陈志红打电话，我说游雁凌一直想不通怎么办？李孟昱叫我问你，游雁凌究竟想要什么？陈志红说也没有什么，这类谣言我在作协工作时听多了不在意。但是游雁凌可能是第一次遇到他受不了。他希望你们两个德高望重的领导为他洗个清白。
不久，游雁凌就写了一份材料，寄给报社的所有领导，其中一份寄了给我，后来可是不久他从深圳跑回来找我，要我将材料退回给他。我问为什么？他说，报社领导通知他自己回来将全部材料收回。
事后李孟昱告诉我游雁凌闹来闹去实际上是闹着要当社委，社委由省组织部定的，江艺平分管《南方周末》也是社委会讨论决定的，游雁凌不愿意跟江艺平合作，称由她分管《南方周末》变成孙子报。所以社委会决定将游雁凌调开，让他当《南方日报》总经理助理。而江艺平既负责分管又兼任《南方周末》主编。
江艺平认为分管《南方周末》是社委会的分工她接受，但兼任《南方周末》主编她挑不起这担子。
李孟昱要我去做江艺平的思想工作，我和江艺平讲，你别以为只分管，让别人当主编你很轻松，如果选到一个品质好的人做主编，那当然是好。如果遇到一个品质坏的人把你当成一面挡风墙，做事事先不告诉你，出了问题就推给你，这时你更难办。
思考后江艺平说，老左你答应我一个条件，你陪我跨世纪我就接受主编职位。这样她就成为《南方周末》第五任主编。
江艺平是才女型主编，温柔文静，文人气质很重，但内心却极其坚强，是个有理想的外柔内刚的女性。她尊重同事，勇于承担责任，中宣部两次召她进京谈话，多次通报批评，她都能沉着应对。她尤其善于发挥年轻人的积极性，在她主持工作时期，是《南方周末》最红火的时候，她从十六版再扩充为二十四版，由于版面增多，人员编制也大幅增多，在她的影响下，新闻界大量精英涌进《南方周末》，形成一个猛将如云的大好局面。所以我讲《南方周末》这棵树是我主持工作时代种的，但开花结果是在江艺平主持工作时代，这是一个至今仍无法超越的盛世。
1998年10月，李孟昱通过江艺平转告我，于幼军最近找他谈话，说左方退休四年，但《南方周末》的重大决策权还在他手上，连北京也传说《南方周末》有个邓小平，这很不正常，左方的返聘期最多到年底结束，不许再将聘任期延续下去。我为了不连累李孟昱，马上就提交解职报告，就此结束我作为新闻人的生涯。
用文革经验办报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我在其中也做了许多错事，中央完全否定文革我是拥护的，但经历的风风雨雨对一个人来说也得益不浅。你们提出我怎么用文革的经验来领导这个报纸，我总结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我在文革中学会在低潮时期如何求生存的本领。最典型的例子是80年代那场政治风波之后，对传媒的控制极严。这时候《南方周末》的发行量也连续跌了10多万份，内部的情绪比较低落。我这个人办报，总是要编辑部处在一种热气腾腾的状态，只要情绪降下来，我就会为大家找一个兴奋点，这个时候能找什么兴奋点呢？
我提出“三玩”，玩人性、玩文字、玩版面。我把队伍带到高明县召开三天业务讨论会，会前我从内地和香港的一些杂志上选出一批极具人性味的美文并成几个样版，让大家来讨论。大家觉得如果按“三玩”这条路走，我们报纸还是有人买的，因为当时全国报纸都没东西可读。
果然不到几个月，我们报纸的发行量又上回去了。我在文革中学会如何判断政治形势和利用政治形势。有一天，卢昆从深圳回来对我说，老左，邓小平可能今天或者明天要去深圳视察。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我昨天跟我哥在深圳国贸大厦喝夜茶，下楼时看到中层一个大厅里面，服务小姐拿着花在演习“邓伯伯好，邓伯伯好”，肯定小平要去国贸大厦视察。
这个信息马上触动我敏感的政治神经，我觉得这个是非同小可的信息，根据我们国家的制度，重要的领导人的行程是绝对保密的，是谁叫国贸大厦这样做？我想谢非不可能，只有邓办才有这个权。
我再想，为什么邓小平本人没到，要把他到来的信息捅出去呢？我想他要引起香港传媒的注意。引香港传媒注意干什么？他要讲话，要将讲话出口反内销，为什么要出口反内销呢？肯定他的讲话在北京不方便谈。哪些话在北京不方便谈呢？肯定要反左，要大动作地推动进一步改革开放。
所以我敏感察觉一个办报的新时期到来了，为了证实我这个判断，我放了一个政治气球，刊登一篇题为《论奴性》的尖锐反左的杂文，并看看北京的左派有何反映。
接着我从外电果然听到小平在深圳的讲话的一些传闻，这时候我马上叫编辑部放开手脚去办报，原来不能采写的题材现在都可以采写了，而连续在报纸上刊登一批反左的杂文。
到小平的南巡讲话在国内公开后，各个报纸也都行动起来了，我就要求《南方周末》原地踏步。因为中国的事放了之后又要收，反正我已经抢了头炮，在社会上已产生很大的影响，等到收的时候就要枪打出头鸟，那我已经不是出头鸟了。
文革的经历让我懂得什么位置是最安全的，《袭警案》我们刊登了《沉痛的教训》检讨文章，接到了一百多封读者的信，大概有80%的信都在夸奖我们，说我们有大报风度，现在讲假话的报纸多了，你们登了一篇失实文章就如此深刻的检讨，我们以后会更信任你们的报纸。
但是也有20%的信说我们从你们的编辑部文章里面听到你们在痛苦地呻吟，也有读者来信说你们一定是闯大祸了，即使你们过得了关，以后再也没有我们心中的《南方周末》了，你们必然要被迫改变办报方针。
因为看了这些来信，我就告诉编辑部的同志，我们的办报方针一步也不能退该登的文章照登，该讲的话照讲。因为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收敛了，读者就认为我们怕了，改变办报方针了。有同事说那现在正在整顿时期，这样干行吗？我说台风的中心是最安全的，徐惟诚要杀我们，谢非保了我们，难道徐惟诚马上又动刀子吗？这个时候我们是最安全的。
通过文革我懂得历史的进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对《南方周末》的社会功能我提出“凉亭效应”这一概念。《南方周末》办报思想是忧国忧民，关怀弱者群，但是我们很清醒地知道，中国要完成现代化这个历史进程，必然我们的民众要为此付出血与泪的代价。
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我们不能自命为“救世主”，我们只能通过我们的报纸给受奴役受伤害的人一种心灵上的慰藉，让他看到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在关怀他们，爱心还在，良知还在，正义还在，黑暗中还有一点光明。要让他们坚强地活下去。
这好像在烈日下劳苦大众把汗水都流干了，我们救不了他们，但我们建一个凉亭，请他们到凉亭里来歇一歇，喝一口甜美的甘泉，喘一口气，疗一下伤，如此而已。所以我提倡理性办报，反对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好汉思想。
返聘抓经营
1996年1月16版扩版成功了，读者中传来一片称赞声，我告诉江艺平，现在的重心是经营了，因为我们向报社申请扩16版时，是和报社社委会立下军令状的，报价要增加一倍，广告利润要增加一倍，给报社上交的利润也要增加一倍，如果经营抓不上去，我们就没有办法给报社交代了。从今天起我再也不看稿了，我事后读报有意见会在周会上谈，但是我要求保留两条中缝给我做自留地，开辟一个读者心中的《南方周末》专栏，用来选登读者的来信，我所以保留这块自留地，是为了用读者的来信和中宣部的审读小组唱对台戏。
以后两年多时间，我把主要精力用来探索报业新的经营理念。“真理报模式”的经营理念是两个轮子，一个是办报，一个是如何将国家给报社的钱用好用完。我提出的经营理念是三个轮子，一个是编辑部，一个是发行部，一个是广告部。全国报业协会曾要求我们到会介绍经验，我就写了《让三个轮子和谐地滚动起来》。
我把编辑部定位为前轮，它的任务是提供稿件给读者，但只有通过发行把报纸送到读者手上，报上文章才会产生社会作用，因而我把发行部定位为第二个轮子。并将发行视为报业经营的牛鼻子，我提出要用一流人才抓发行，发行不是一个简单的体力劳动，他是一个智力劳动，他的任务不仅是把报纸发行出去，而且要把读者的信息反馈回来。
报纸办得好坏是发行工作的基础，因而发行对编辑部这个前轮有依赖关系，我们就可以利用发行对编辑部的依赖作为反作用力，把编辑部牵进市场，从编辑本位转为市场本位。
我将广告部定位为第三个轮子，广告表面上卖的是广告版面，但是广告版面只是一张白纸，一钱不值的，它所以能卖钱，是负载报纸的传播功能，传播功能是谁创造的呢？是编辑部和发行部共同创造的，所以广告部的利润源头是编辑部和发行部。
报纸传播功能是广告工作基础，所以我又认为广告部的任务是如何去发挥这个传播功能的影响力去换取广告费。这样广告部就必须爱护报纸的传播功能，不能破坏它。所以我就要求杜绝任何有偿新闻。
每一个广告员可以带信息回来，但不能允诺企业任何条件，不允许广告员和记者同时进入一个企业采访，不允许编辑部任何人收取广告提成。
另外广告是报纸的经济柱石，但是广告赚的钱不是广告部独自赚的，是三个轮子共同赚的，所以在分配上应该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共同分配。有一些报社广告部就说，你们编辑部是我们养的，没有我们的广告收入你们活得了吗？编辑部和发行部则说我们放水你们抓鱼，内部闹出很多矛盾。
根据这三个轮子的经营理念，内部的分配问题就好解决了。三个轮子的经营理念还解决广告部和发现中的矛盾。比如发行部和广告部每年都各自拥有一笔宣传费用，发行部只将宣传牌设在大城市的闹市区，广告部要求设在工业大道上，发行部认为工业大道人流少，但是广告部说工业大道设有广告牌有许多企业老板看到。
我们要求广告部把一部分的宣传经费给发行部，让发行宣传为广告服务。广告部注重大中城市的发行量视为有效发行，而把小城镇和不发达地区的发行量视为无效发行。
而发行部则只追求发行总量，每年平均给报贩增加一份报纸给一元钱奖励，广告部对此很有意见。我就让广告部给中等城市的报贩每多买一份增加一元，省会城市报贩多买一份增加两元奖励以增加对广告有利的有效的发行数。
当时报社规定我们的总成本不能超过广告收入的30％，如何科学分配成本，我亦以三个轮子的经营理念来解决。如果发行和广告工作都处于上升状态，我就将更多成本投向编辑部，用以提高记者的采访费用和作者的稿费，以有利提高报纸的质量。
如果发行出现下行趋势，我就把钱更多投到发行宣传，广告急时我就更多把钱投入到广告宣传上。三个轮子的经营理念比两个轮子的经营方式更符合市场经济的报业经营。我返聘之后在报业经营上所作的探索，也是在报业经营上打破《真理报》模式的一大成果。北京三个新闻理论刊物都发表了我写的有关文章。在《中国报业》杂志上发表的《发行在报业竞争中的位置及发展》一文还被选入《中国新世纪理论经典文库》。
三请钱钢
《南方周末》在1995年筹办扩16版的同时，许多同志提出要多办一本《新闻周刊》，游雁凌提出同时要成立一家公司，这就组成了一报一刊一公司的发展计划。我们用钱购买《文化大观园》杂志的刊号，再向新闻出版总署申请改变主办单位，改换刊名。李孟昱对我说，这些事和公司的事交由游雁凌去管，但《新闻周刊》的编辑方案和领导班子的组成要由你来抓，《新闻周刊》筹办期可由游雁凌挂主编，但杂志办成功之后报社就要收回，所以一定有一个完整的能独立操作的班子。为了给《新闻周刊》物色一位主编，我去找王蒙介绍，王蒙介绍钱钢。钱钢我不认识，但是我很敬佩他，因为我读过他写的《唐山大地震》，觉得能把一场灾难写得那么有人文深度很有才气。
我知道他是大校，据说还是《解放军报》的接班人。所以王蒙提出他时，我说钱钢能来我们这里吗？
王蒙说现在钱钢已经离开军报了，先是到地震局办《减灾报》，后来三联书店和香港明报合办新闻周刊，聘请钱钢做主编。后来中宣部不同意三联书店和香港明报合作办刊，钱钢也退了出来现在赋闲在家。
经王蒙引荐我来到钱钢家，我把《南方周末》创办《新闻周刊》的意图告诉钱钢，他筹办过新闻周刊，还到欧洲考察过，所以对新闻周刊很有研究，给我讲了许多有关新闻周刊的知识，到吃饭的时候我就请钱钢到外面吃饭，钱钢说他家里从来没有到饭馆吃饭的习惯。
让我到外面吃完后再回来谈，他看到我的脸色很为难，他说这样吧，如果你不嫌弃你就在我家喝稀粥、吃馒头。我邀请钱钢任《新闻周刊》主编，连续三天和他一起研究筹办新闻周刊方案，钱钢主张新闻周刊分设三个摊子，第一个摊子是总部，设在广州，建议由韩少功主持编务和出版工作，配一批改写手。第二个摊子设在上海，由朱学勤主持，以组织新闻和学术性稿件为主。第三个摊子设在北京，由钱钢主持，以组织政治、经济和新闻稿为主。可以说是一个豪华的阵容。一次我问钱钢你为何离开军报？他说有两个原因。一个《世界经济导报》停刊时，他给钦本立打过一个慰问电报，第二个是军报有一些年轻记者去天安门慰问学生，他事后知道赶去带领他们，就是因为犯了这两个错误离开军报的。
我回来后把这些情况向上面汇报了，李孟昱这个人是很爱才的，而且对钱钢提出的方案很欣赏。我把朱学勤从上海请来，把钱钢提出的方案告诉他，朱学勤也很有兴趣，他同意主持在上海这个摊子。我说要不要把韩少功请到广州来商量，他说不用了，我跟韩少功很熟，只要我跟钱钢加盟韩少功绝对会同意加入的。
后来没想到报社不允许我们申报，因为要办《南方都市报》，怕两个刊号申请同时送上去，新闻出版总署不批。报社觉得办《南方都市报》比办新闻周刊更重要，所以这个事情就搁下来了。
到了1997年《南方周末》开始考虑扩24版，我跟江艺平讲我始终是要退下来的，钱钢很有才华，建议请他任常务副主编，江艺平非常高兴，要我马上到北京请钱钢。
我到北京后才知道钱钢已经被中央台借调到《新闻调查》这个栏目去了。我跟钱钢讲你去中央台不是调去而是借用的，你进不了中央台的就解决不了你的住房问题，到我们这里来任常务副主编可以解决你的住房问题，但是经多方说服，钱钢一直很犹豫。
后来我跟钱钢讲，这样吧，过几天《南方周末》要开业务研讨会，我邀请你以贵宾的身份来参加这个研讨会，你直接感受一下《南方周末》的气氛，再决定来与不来好不好。
钱钢答应了，研讨会在珠海召开，主题是实现题材多样化，因为当时《南方周末》的头条期期都是大案要案，虽然发行量直线上升，但我认为存在不可持续性，而且风险也大，所以提出题材多样化的要求。年轻记者写大案要案正在兴头上所以抵触很大，在会上争论得很激烈，会议结束时钱钢告诉我他不来了，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们《南方周末》这些年轻记者太狂了。我说这是我们的传统，在业务讨论会上有不同意见容许激烈辩论，但是只要编委会听了所有意见之后作出决定，大家还是会执行的。但是钱钢还是说他不来。
我这次到钱钢家二请钱钢，钱钢要请我去上海馆吃饭。我说你不是说你家从来不下馆子的吗？他夫人说钱钢离职之后，我们家经济负担很重，钱钢说我们没有钱请人家吃饭，我们也绝对不接受人家的请。所以钱钢说你上次来我家，委屈你陪我们吃馒头稀饭，今次他借调中央台有钱了，所以一定要好好请请你。
钱钢带我到一家上海餐厅点了好多菜，我说三个人怎么能吃得完，他夫人说钱钢想把他青年时代爱吃的菜都让你尝一口，吃不完不要紧我们打包。从这件小事我不仅敬佩钱钢的才华，更敬佩钱钢的人品。
珠海业务讨论会后，钱钢打电话给我说中央台孙玉胜副台长想请你到中央台介绍《南方周末》的办报经验，我为了三请钱钢便答应了经验介绍作完之后，是钱钢送我到机场，我这次有意一直再不劝说他调来《南方周末》，临上飞机前我给了他一句重话，我说钱钢，你不到《南方周末》来，你以后会终生后悔的，我讲完这句话就上飞机了。果然过了一段时间，钱钢来电话说我这一句话对他触动很大。
他思想斗争了好长时间，还征求一位老前辈的意见，那位老前辈说小隐隐于林，大隐隐于市，他故此决定来《南方周末》任职。江艺平和报社人事部门商谈钱钢调进报社的问题，负责人事工作的张瑛找我，她说钱钢是一个大校，套地方的级别应该是副厅级，但是《南方周末》仅是处级单位，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后来我打电话问钱钢，钱钢说对级别的事毫不计较，什么级都无所谓。我把钱钢的答复告诉张瑛，张瑛说对钱钢的调动恐怕还急不来，因为省组织部对涉及这场政治风波的人很敏感，她说要找机会慢慢给省组织部做工作。
后来过了没多久，江艺平告诉我说钱钢调入没有问题了。她说张瑛昨天晚上看中央电视台播放的长江防洪纪录片，发现纪录片执笔者署名钱钢。钱钢的名字可以在中央台出现，他的调入通过省组织部就不会有问题了。
钱钢怎么会成为纪录片的执笔者呢？后来听钱钢讲，是因为当时长江防洪抢险是中央台每天新闻的重点，中央台领导知道钱钢对组织策划新闻很有经验，便把他从“新闻调查”借用去参与整个报道的策划。后来长江防洪抢险胜利之后，江泽民跟曾庆红说要出一个纪录片的集子，曾庆红指定要钱钢执笔。张瑛彻底放心后，将钱钢的档案从地震局调到广州，但将档案打开一看张瑛很惊讶，居然关于钱钢的错误一个字也没有。
那是怎么回事呢？报社派人到《解放军报》去了解情况，军报的政工部门介绍说，当时一些年轻记者要去天安门广场，事前钱钢根本不知道，知道后怕那些年轻记者闯出大祸，就连忙追赶去领着他们喊了几句中性的口号，就把他们带回来了。
军报的领导认为钱钢应该是好意，甚至是做了一件好事，但是钱钢不愿意把责任推给那些年轻记者，他主动的把责任都由自己挑起来了。后来总政治部对军报讲，你们军报有记者去过天安门广场军委都知道了，你们军报不处理一个人是不行的。
这样就要钱钢离开军报，但是他的大校军衔保留，而且时任军报社长交代军报的人事部门把有关问题的材料留在军报，不要放进钱钢的档案里。这个社长病重逝世前，交代军报人事部门要把留在军报钱钢的材料全部烧毁，所以现在军报也没有一个字。
我离开《南方周末》才几天钱钢就上任了，成为江艺平的有力助手，当中他们两人经历了许多风浪。2001年《南方日报》奉上面指示，要江艺平和钱钢两人同时离开《南方周末》。他们两人的离去意味着《南方周末》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继承者们一方面延续《南方周末》的传统，一方面对报纸进行大力改革。他们是《南方周末》早期提出的，要将《南方周末》办成一张有全国影响的大型新闻周报梦的圆梦者。
新闻业的三个导师
我从事传媒工作三十六年，有三个导师。一个是黄文俞，他是一个思想家型报人，对我思想影响很大。黄文俞临死前我对他讲，《南方周末》的办报方针有四条，三条是从你那里学来的，其中有一条是我创造的。他说哪四条？我说新闻主攻，副刊主守，这是从你这里学来的，《南方周末》在主攻方面我没有多少成果，在主守方面我有点小发明，我叫他们不要编报，而是要玩报，我说编报是履行公事，玩报好像你玩盆景，把个人志趣投进去，要努力做到尽善尽美。攻是要把读者拉进来的，守是要把读者留下来的，黄文俞点头。
第二条就是可以有不说出来的真话，但不要说假话。这是我从你这里学来的，我一直加以贯彻，但是我也有小小的创造，我说有不可讲的真话里面可分成两类，一类我叫做硬雷区，所以我提出四个维护，画四条红线，但是大量是软雷区，有些真话所以不能讲，只因为政府管新闻的官员怕产生副作用。我觉得大量的软雷区是可以突破的。只要掌握好舆论导向，又把握好一定的度，再配以处理技巧和策略，就可以把不可讲的真话变成可讲的真话，如果只是讲可讲的真话，那么阿猫阿狗都可以办报，把不能讲的真话变成可讲的真话才是办报的真本领。
我说第三条是我创造的，我称作“先做瓶，后酿酒”。我说瓶是指新闻形式，酒是指新闻自由。我们接受有不可讲的真话，就意味着我们已经放弃了一部分的新闻自由权。我们要将重点放在新闻形式的改革上，彻底改掉“真理报”模式的假、大、空，创造一种新的新闻文体和语言。
所以我主张是先让大家做瓶，等到新闻改革成熟的时候，就可以把新闻自由这个酒装进去了。萧乾先生见我的时候，他告诉我说，你们要满足现在的自由平台，新闻自由是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结果，不是你要就有的，要有耐性，不要硬争，现有的平台对一个有才干的新闻人来说，就足可以发挥他的才能，为民众做许多有益的事情，问题是你们怎样利用好这个平台。我提出的“先做瓶，后酿酒”的策略就是受萧乾先生的启发提出来的。
从容是办报的最高境界，这句话我也是从你那里学来的，文革前你有一次讲话，说总结十多年当总编辑的经验，可以概括为从容两个字。我对从容的理解是作为一个报人，要做到从容，首先对现实要吃透，第二对党的政策要吃透，第三要有很敏感的新闻触角，第四要有很敏锐的政治判断力。但是要真正做到从容有这四条是远远不够的，最根本的是要有一个政治家的胸怀，有些稿件受到上面的表扬，我们不要沾沾自喜，很可能仅是适应了当时某种政治需要，在历史上是篇完全没有价值的新闻，我们受到处分时不要惊慌，很可能受处分的这篇报道在历史上是最有价值的新闻。
黄文俞听后很高兴，许实来探病时他还把我的话转述给许实听。
关振东是我进入新闻界的第一个老师，新闻的专业知识都是他教我的。他多才多艺，新闻的各种文体他无所不能，专长是写诗和散文。《南方日报》的同事都称他为关诗人，他还是书法家，写的一手好字。我后来才知道关振东没有学历，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他就是在农村当小学教师。我问你的国文基础怎么打得那么深？他说在乡村当教师空闲时间很多，但是没有书可读，他居然抄了一部《辞海》。
解放以后他才出来办报。同样很努力学习，他很重视对业余文艺作者的培养，大家都视他为导师。他平等地对待他的部下。他称我老左让我称他老关，一进入报社，对我这个新同志爱护有加，当时我是单身汉，每逢春节、除夕、中秋等节日，都请我到他家里面吃饭。
另外关振东很爱才，只要有才他就会充分发挥你的才能，关振东经常说选人要选能自己所不能的人，做领导不是一切都要比别人强，而是要创造一个好的舞台，发挥大家的作用。
黄每是我参加工作第一个领导人，我们关系很深，直到他终老我都是他家常客。黄每处事非常从容的，生活不拘小节。他是著名杂文家，负责杂文的编辑崔山告诉他本期没有杂文，留下一千字的空位等他来写，他承诺后就躺在躺椅上睡大觉，半夜将他摇醒他才动笔，写一页让编辑发排一页，写完刚好一千字，杂文好像在睡梦中已成竹在胸。
黄每是个老革命，解放前就是地下党员，在国民党办的一家报纸任国际时事评论员，在当地他是个知名人物；以此身份掩护过许多地下党员，对党作出过巨大贡献。在他领导下的理论文艺副刊部，不仅没有官场气，连机关气也没有，他总是和大家说说笑笑，很少批评人，但大家不用他督促都很积极工作，把黄每看成是个大家长，整个部门活像一个和谐的大家庭。
我很幸运进入新闻界就遇到三位好领导，他们三个人在做人做事方面对我影响是很深的。
《南方周末》变与不变
江艺平、钱钢时代结束后，《南方周末》也闹过几场大地震，但《南方周末》的精神还是保存住了。什么是《南方周末》精神？就是启蒙和讲真话。讲真话是《南方周末》的体，启蒙是《南方周末》的魂，保持这两条就是《南方周末》，丢掉这两条就不是《南方周末》，要动摇这两条也是不容易的。一是《南方周末》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读者群，而读者对《南方周末》也有一个固定的认识，你想反其道而行之，读者会不断写信来抗议，发行量就会迅速下滑。
第二，《南方周末》的队伍大多数是因为认同《南方周末》的办报理念才加盟进来的，你要改变就必然跟下面产生激烈的冲突。第三，《南方周末》每年都给报社提供巨额利润。谁把《南方周末》搞垮，谁就是南方报业集团的历史罪人，谁都担不起这个责任。
宣传部曾派其新闻处长张东明来任《南方周末》主编，他提出建百年大报的口号，按我的理解，是把报纸的安全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启蒙和讲真话放在第一位，但他扭来扭去还是扭不过来，后因身体支撑不住，调回南方报业集团任职。让向熹当主编，向熹是一个才子，周末报是新闻改革早期的产物，我给周末报定义为最有可读性的专栏专版的组合体，我称之为报屁股造反，所以虽然扩大至24版，从严格意义上说还不能算是一张合乎规格的新闻周报。
向熹按照新闻周报的结构对版面做了大幅度的调整，我觉得这是向熹立下的一大功劳。但是向熹有很强的精英情结，他认为《南方周末》是办给数百万社会精英看的，把报纸的大众性丢掉了。我认为丢掉大众性就是丢掉启蒙。
被北京杂文家称为杂文泰斗的曾彦修曾对我说，比你们办得更加有读者的报纸有，但是没有思想，办得比你们更有思想深度的刊物有，但是没有大众。而《南方周末》是唯一既有思想又能连的士司机和农民工都看的报纸。他说中国最需要也最可贵的正是这样的报纸，他要我千方百计保护好这张报纸。
朱学勤在《新民晚报》上写了一篇《独缺形而中》的文章，赞扬《南方周末》文章由知识分子所写，不掉书袋，不铺排学理，而是面对寻常百姓，只援引普通常识与集体记忆，却照样写出鲜活泼辣的文章。
2011年南方报业集团的副总编辑黄灿调任《南方周末》主编。黄灿大学毕业后在《南方周末》工作两年多，《南方日报》新办一个港澳台新闻版，认为《南方周末》的人思想比较活，要求将黄灿调日报任该版责任编辑，十多年后他以集团副总编身份重回《南方周末》，他回来后，提出要把《南方周末》办成最佳的公民读物。按照我的理解，他是要将《南方周末》再度平民化，所以我很赞成，我对《南方周末》的人说，要办最佳的公民读物，首先就要有民众性。我讲的民众性就是大俗大雅办报风格。大俗不只是通俗，更不是庸俗，而是有思想内涵的俗，大雅不是高雅，而是与普通民众相通的雅。
第二必须要具有可读性。我讲的可读性不是迎合读者的趣味而是关注度要高，究竟大多数民众最关注的是什么？关注度高就是可读性。第三我提出要有包容性。《南方周末》应该有多元的信息和多元的声音。
蔡元培办的北大也包容多种意识形态主张的教授任教，这并不影响北大倡导民主科学主流。第四要增强《南方周末》独家报道多这一特色，公信力高是《南方周末》的宝贵财富，别的报纸说了读者不信，《南方周末》说了读者就信。有了公信力就可以增强《南方周末》的独家性。
因为有很多学者、专家，包括政府的高级官员，别的传媒去也去采访，他们不一定接纳，但是《南方周末》去他们都会接纳，因为《南方周末》是张严肃的报纸，影响力大，这是《南方周末》的优势，要充分利用《南方周末》的公信力，这是《南方周末》的无形资产。公信力的来源是坚持不讲假话，如果讲假话就是自己毁自己。
我离开《南方周末》十三年，我对《南方周末》一直是关注的，对现在出版的报纸我是怀有敬爱之心的，因为我可以想象出他们办报的困难处境。现在《南方周末》任职的同事大多数我都不认识了，但从报纸上我感觉到他们都是很优秀的，我对他们同样抱着敬爱之心。
新闻改革的四个时期
我是新闻改革的亲身参与者，深深地感到没有新闻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但是新闻现代化的进程是漫长的，或许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我认为中国的新闻现代化要分四个时期，改革的第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是打掉一统天下的真理报模式，这时期的旗帜就是黄文俞提出来的“有可以不说出来的真话，绝对不讲假话”。另外就是恢复传媒商品属性，将传媒引进传媒市场，打破真理报模式的潜规则，才能给新闻改革松绑，用讲真话代替假、大、空，才能使传媒从宣传工具转变为传播工具，恢复传媒的商品属性，将传媒引进市场才能有传媒的市场竞争，给传媒改革带来推动力。在第一个时期，《南方周末》在全国的新闻改革中是起着领头羊作用的。
市民报的出现也是第一个时期产生的一大成果，搞市场经济必然带来兴旺的市民文化，市民报的出现时必然的。其定位是只要无害，就是为了赚钱，这样可以为主流媒体的改革积累资金，更重要的是市民报是真理报模式的最强有力的溶解剂。《南方都市报》筹办时委任关键任主编，关键当时是《南方日报》的新闻部主任，他问我接不接这个委任？我说要接。你不要惧怕市民报会带来文化垃圾，人家骂你，干这工作有重大历史意义。他问我为什么？我说《南方周末》的功能只是给真理报模式打开一个洞，不能彻底摧毁真理报模式，而市民报才是真理报模式的溶解剂。
所以随着《广州日报》和《南方都市报》、《华西都市报》等市民报的出现，我觉得改革的第一个时期务完成了。
第二个时期的旗帜是“满足群众的知情权就是新闻工作者的神圣使命”。这里面就提出争取新闻自由的问题了，这就和现行政治体制直接产生冲突。所以“南都案”和“冰点事件”的出现不是偶然的。
在第一时期出问题一般是做检讨，最高是停刊整顿撤销职务，但是现在搞不好有入狱甚至丧命的危险，要入监狱的问题。而且这条路我觉得现在还没有走到一半，如果第一个时期走了十多年，现在这时期从本世纪开始走了十一年了。
为什么从本世纪开始新闻改革会转向第二个时期呢？首先经过第一个时期，真理报模式已成为千疮百孔的东西，其理论基础也不再神圣，传媒进入市场引起激烈竞争，新一代新闻工作者已经登上舞台，更重要的是互联网的出现，使当局对传媒的控制陷入有心无力的状态。正是由于这种新形势的出现，使当权者感到安全上受到威胁，政治上的保守势力和特殊利益集团不但用行政手段打击传媒，甚至使用司法手段打击传媒，更有甚者利用黑恶势力迫害传媒。记者挨打的事时有发生。
中国要实行真正的现代化，新闻现代化是必须走的路。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新闻界的同仁，既要有风险意识，但同时也要有勇往直前的精神。有同仁付出血与泪的代价是不可避免的，并非是你们选择时代，而是时代选择了你们。
我对未来的设想，我认为还要经历两个时期，第三个时期我认为新闻要去行政化，实现采编自主，党应该通过《新闻法》来管新闻，只要不犯《新闻法》采编完全是自主的。所以我很关注南科大，他们教学改革就是要摆脱行政化。
新闻改革第三个时期必须在第二个时期完成之后才有可能。因为实现采编自主前提是要一部良法《新玩法》，但《新闻法》不是当权者赐予的，而是靠人民的力量。所以我认为，第二时期新闻工作者的核心任务，是重新把传媒跟老百姓这条脐带重新缔造出来。
由于真理报模式长期统治，老百姓对传媒是很冷漠的，只有老百姓知道传媒是代表他的声音，代表他的利益，跟他是血肉相连的时候，这时我们传媒才有力量，才有可能和民众一起争取新闻立法。
所以我认为，如果说我们第一个时期的新闻人的中心任务是打破真理报模式的话，你们这一代新闻人的核心任务是关注老百姓的民生问题，要敢于替民众讲话，要敢于捍卫民众的合法权益，要不遗余力的支持公民社会的发展，要和民众建立起血肉的关系，通过民众的力量迫使当权者为新闻立一个良法，有了这个基础新闻改革才能转到第三个时期。
第四个时期就是开放报禁，你只要有合法的公民身份，你就可以办报，问题是你要接受市场的选择，要接受法律的管理。恐怕到这个时候才是真正有中国的现代传媒。台湾的左派报人陈映真先生曾拜访我，我问他开放报禁前你是怎么想的，开放报禁后你是怎么干的？陈映真先生告诉我，开放报禁前，他认为国民党办的党腔党调的报纸很快就完蛋，而他们新办的报纸一定一纸风行。开放报禁后台湾确实出现许多新办的报纸，但现在尘埃落定后，新办报纸成功的极少，因为形势一变，原来国民党办的报纸腔调也变，我们骂他们变色龙，但读者还是买他们的报纸，因为他们不仅人力财力雄厚，还有庞大的信息网、发行网、广告网，所以他们的报纸版面多，信息量大，而我们新办的报纸由于受条件限制，叫好不叫卖，很快就关门了。陈映真先生告戒我，不要以为将来开放报禁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办一张全新的报纸，对大陆传媒人来讲，坚持在体制内推动改革才是上策。或许陈映真先生的意见是对的。
三分文人七分匪气
我对自己人生的概括，是三分文人七分匪气。三分文人是从文化层面上说的，儒释道三家的思想我都有，我读了四年私塾，《论语》、《孟子》，《唐诗三百首》，我童年时候从头到尾都能背出来的。青年时代精忠报国的思想就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到不惑之年之后，我是喜欢读道家的《道德经》，也读佛家的《心经》、《金刚经》。所以，儒释道这些东西我都有。老子在《道德经》说的，“曲则全”我就运用到办报中去，提出三个维护就是曲，结果将报纸保存下来了。
老子讲：“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弗去。”“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这些对我的人生观都有很大影响。
佛经里面讲缘起性空。一切事业的成功都是因缘和合而成，佛家讲的缘就是条件，是许多条件和合才有事业的成功。《南方周末》的炼成不是一个人，不是几个人，也不是一个群体的功劳，而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人们谈起《南方周末》总是首先谈起我，这只是我占了《南方周末》的光，对我来讲只是一种机缘。《南方周末》在发展过程中，有不少同事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他们才是最值得尊敬的。
现在我到了晚年，按佛家的思想，过去做过的事情都是空的了。对现状应该知足，对未来那就随缘好了，所以我晚年的心态是平和的。
我讲七分匪气，是就我的性格而言的。匪气指的是野性、叛逆性和江湖性。这是我的性格特征，性格决定命运，所以我把它定为七分。我这个人有野性，不喜欢受管束，放任思想言行，即使闯了祸也不愿改。叛逆性我喜欢挑战主流，或许就毛泽东讲的反潮流精神。
江湖性是钟情江湖，远离庙堂，我曾请一位篆刻家为我刻了两枚闲章，一枚刻“气刚宜造反”，另一枚刻“性懒恶近官”。
我还将匪气运用到工作上去，有人问我当《南方周末》主编的经验。我认真地回答：盗亦有道。问者很惊讶，我解释说，有人问庄子：盗亦有道乎？庄子说有，“先入、后出。均分、知可否，没有这四者，能成大盗者鲜矣。”
先入，偷东西，要第一个进去，做工作，就要带头。后出，偷完东西，最后一个出来，有风险你要独立承担。
“均分”就是要和同伙同享利益，不要搞特殊。我觉得 “知可否”最重要。你作为一个领头的人必须知道哪里有东西可偷，而且最安全。因为谁跟你去偷东西扑了空，甚至被抓住了，那就不会有人听你的。所以，作为一个领导人在做决策的时候先要深思熟虑，要“知可否”。
我觉得庄子讲的盗亦有道这四条，实际上是一个领军人物所必备的条件。我认为凡是打江山的人都是有匪气的。
来源：腾讯《大师》访谈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