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体经济困难的原因分析（四之三）：环境恶化是帮凶
这里说的环境不是大街上的环境，而是市场环境。市场环境恶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税费高昂，上游产品垄断高价，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虽然没有精确的数据，但是根据网上传说的三公消费的规模，以及公务员占总人口的比例，我们的税费应该不低。网上流传2010年三公消费9000亿，不过并没有确切的来源。但是，仅仅从已经公布的2010年财政部“三公”经费实际支出为4172.01万元来看，全国显然是天文数据。去年财政收入增长25%，但是GDP增长多少？9.2%。现在我不回答，我请你们回答，你们说税费高不高？时寒冰、聂辉华的实地调查表明，中国的油价、电价、电信费是远远超过美国的。2010年，我跑了美国很多地方，我个人的实地观察和时寒冰、聂辉华的调查也是吻合的。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所做的实验表明，同一车货物，从广州至北京，全程遵章守法，不超载，一车货物不但没钱赚，还亏了3200元。运输成本从广州至北京比从广州到美国还贵。中国生产的产品，在美国的销售价格竟然比在国内低，这其中高额运输费用是重要原因。当然不是唯一原因。考虑到美国、欧洲市场上的中国产品质量高很多，国内价格比美国、欧洲市场上的中国产品价格就高出很多了。2006年我在英国买了一双鞋，20多英镑，这些年风里来，雨里去，现在还好好的。在美国50美元买了一个奥巴马T恤裳，穿在身上那个青春。
其二，高房价对于实体经济的伤害。高房价对实体经济的伤害来自两个方面：首先，资产泡沫化过程中，会产生虚拟经济对于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这个我在前面已经做了分析。其次，高房价还直接推高企业经营成本。像我们浙江这样的沿海地区，这主要表现在高房价推高了工人的生活成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看到的是对立，但实际并不是这样。处在交易关系中的双方，你的成本其实也是我的成本，你的收益其实也是我的收益，当然，我的成本也是你的成本，我的收益也是你的收益。这是科斯告诉我们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道理。工人的高生活成本，其实也是企业的高生产成本。在高房价下，企业很难低成本雇到工人的。我们学院招聘博士，彼此都满意，但就是因为杭州房间高，他们不来了，到中部地区去了。我们要研究，像我们浙江这样的沿海地区，劳动成本上升到底有多少是高房价推动的。如果说企业内迁到中西部能够低成本雇到工人，能够生存的话，那么我们的劳动成本上升就与高房价有很大关系。为什么中西部低成本的劳动不能流向我们沿海地区？当然，这里户籍制度、孩子就学难等问题也制约了我们沿海地区的劳动供给，导致企业经营困难。现在流行网购。我的一个同事，买一袋大枣都要网购，而且还给送到楼下。大家想想看，1袋大枣，30块钱，竟然给送到楼下，说明什么，第一，劳动成本不高嘛；第二，商店门面的租金一定太高了。
其三，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双重挤占出口企业利润空间。人民币对外升值，以本币结算，销售价已经降低。更要命的是，人民币还对内贬值，劳动力、原材料价格上升，出口行业的利润空间受到双重挤压。郭台铭在清华演讲时讲，汇率波动是出口企业面临的最大的政治经济风险，企业不得不对冲，而且汇率波动影响企业成本核算，无疑大大增加了交易费用。我们有些人，糊涂，认为人民币升值可以降低通货膨胀。这是书本上的教条嘛。这是在外围没有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的情况下才是成立的。当今时代显然不是这样。在外围存在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的情况下，人民币单边升值会带来热钱流入，不但不会抑制通货膨胀，反而会加剧通货膨胀。经验上，通货膨胀正是伴随2005年人民币升值而来的。你们说是不是？很多人认为人民币汇率是低估的。但是，名义汇率可能高估或低估，实际汇率不可能长期高估或低估呀。这个问题我在《金融博览》上的专栏有分析，我博客上也有，这里不展开说明。人民币汇率决不只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本来，香港非交割远期人民币汇率（NDF）已经出现贬值预期，但是2011年10月3日，美国参议院程序性投票通过《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该法案立项消息一出，人民币立刻由贬值预期转为升值预期。该法案显然已经充分显示了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政治压力。在中美人民币汇率博弈上，中国由于缺乏替代性选择，无疑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毕竟美国可以选择不从中国进口商品，而从越南、印度进口，无非价格高一些，质量差一些，但是中国不可能把出口美国的商品转移到别的市场上去，因为别的市场早已经饱和了。你不愿意升值，无非是怕出口下降，失业增加，你不升，他天天给你搞贸易摩擦、制裁。那你自己选择，是升好还是不升好。央行说现在人民币汇率到达均衡值了，人民币汇率会双向浮动？你们说呢？我说还会在双向浮动中缓慢上升。
其四，金融制度缺陷，企业融资成本过高。国家规定的贷款基准利率是6%，可以上下浮动2个基点。但实际上，企业向银行贷款1千万，银行会要求企业存1千万，然后给企业开1千万承兑汇票，企业拿汇票再到另一家银行贴现。企业不仅要承担6-8%的贷款利率，同时还要承担7%的贴现率，再加上其他的融资成本，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大约就在18%了。不仅如此，广大中小企业还很难从银行获得融资。问题在于，中国是一个高储蓄国家。一方面老百姓在为上手那些钱如何规避通货膨胀实现保值增值而睡不着觉，另一方面企业又因为贷不到款、贷款难而发愁，金融制度当然有问题了。有人说银行是暴利行业，又有人反对，说银行根本不是暴利行业，说长期来看银行的利润率并不高。这难倒了很多人。但难不倒我！我说，凡是行政垄断的行业，都是暴利行业。不然，你开放市场呀，你也让我来亏损亏损呀！一个行政垄断的行业、国有企业，我们无法知道它的真实盈利状况，是不是有效率。温家宝总理最近说要打破银行垄断，讲得好，就是讲晚了。早一点讲更好。中国真的需要金融自由化。但是金融是高级产业，金融自由化需要更加严格的产权界定和法治保障。这一点需要特别强调。不是管制，不是审批，是产权界定，是法治保障。管制没有用的，我们的企业上市要审批，要经过很多的部门审批，但我们的上市公司怎么样呀？我们的股市怎么样呀？
其五，产权界定、法治保障和其他制度建设滞后。随着近些年城市化的加速，强制拆迁等破坏产权的事情时有发生。而社会分配不公、不平等加剧等问题也降低了人们的产权保护预期和社会安全感。这是因为，当社会矛盾激化不易调和时，一般来说容易产生多数人剥夺少数人的倾向。我们总讲产业结构升级，可愈是高端的产业，愈是需要产权和法治做保障。没有严格的产权界定，没有良好的法治环境，产业不可能高级化，企业很难抵御成本上升。产业结构高级化还要求更高的人力资本，但是我们的教育跟上了没有？特别是职业技术教育跟上了没有？应该说没有跟上，问题很大。一方面企业难以聘到高级技工，高级技工工资高昂，另一方面大量普通劳动者工资并不高，这本身就反映出我们的职业教育存在问题。一方面企业招不到工人，另一方面高校就业压力巨大，这反映了什么？我们的高等教育有问题嘛。教育的问题，我当然清楚。但是我在这个行当，还要吃这碗饭，我就不讲了。
其六，不利的外部环境。过去十多年，我们发展很好，这得益于有利的外部环境。但是，现在西方国家面临结构调整，这是一个痛苦而长期的过程，世界经济在一个低增长通道中，我们的出口再也不可能像加入WTO后的前十年那样增长了。中国出口企业将较长时期面临外需不振的考验。更为重要的是，西方经济不振，政客们就会转移矛盾。人民币汇率问题就是政客们在转移矛盾。人民币升不升值，跟美国的就业是没有关系的。中国生产的产品，美国根本就不可能生产，但为什么美国还要压迫人民币升值？转移国内矛盾是一个方面。不是我们无能呀，实在是共军狡猾，是中国抢了我们的饭碗。当然还有其他的含义。中国现在是老二了，老大不防着老二，他防谁去？他不遏制老二，他去遏制老三、老四吗？没有人老大做得好好的，说我不做了，老二你来做吧，我改做老二好了。国家也是一样。美国压人民币升值就有这方面的考虑。人民币升值，产业不会转回美国，但是会转出中国呀，会转到越南、印度等新兴国家呀。美国为什么高调返回亚洲，是冲老二来的。菲律宾等周边国家为什么敢于挑起南海之争？背后有美国重回亚洲的因素。我们要感谢本拉登。我知道这不是一个文明人该讲的话。但你们也不能否认，这个是事实：911使得中国拥有了十年的和平外部环境。
要强调的是，虽然我认为市场环境恶化是实体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而未来实体经济要走出困境市场环境必须要得到改善，但是我真的不认为市场环境恶化是这一轮实体经济困难的首要原因，第一，上述实体领域的变化并不是突然发生的；第二，也不是如有人所说的，实体经济环境恶化，人们才拿钱去投资炒房，因为即使实体经济环境健康，假如资产泡沫化，资金仍然会倒抽流入房地产，毕竟，没有实体经济能够长期保持50%甚至100%的利润率。所以，导致企业融资难和倒闭，扼杀实体经济的首要因素还是货币超发、资产泡沫化和政府庞大投资对于民间经济的挤出。而扩张之后的被迫紧缩，则更加地具有杀伤力。财政货币巨幅扩张之后，必然会出现萧条，最典型的是滞涨。这种困难更多地其实是对扩张期发生的错误投资行为的惩罚。不要迷信凯恩斯主义，也不要讲什么罗斯福新政，要不是二战，罗斯福新政早露出了屁股腚子。就是二战，也救不了凯恩斯和罗斯福。不是有70年代的滞涨吗？？（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