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企交接班：不仅仅是家族私事

30多年过去，改革开放初期意气风发的新生第一代企业家群体已经必须直面企业经营管理权传承问题，民营企业交接班问题尤其突出。倘若是仅仅是工薪阶层人家，其财产跨代传承与管理不过是单纯的家庭私事；但民营企业交接班问题不同，虽然表面上也不过是私人财产跨代传承与管理，但由于涉及企业能否正常运行，涉及就业、税收等事务，那就不仅仅是家族私事了，而在相当程度上具备公共事务性质。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某些地方已经出现了不止一起民营企业继承权之争因不良律师等挑唆（当然是打着法律的旗号）而旷日持久的案例，企业经营陷入混乱，继承权争夺双方两败俱伤，律师则财源滚滚，甚至可望最终将双方争夺的企业大部分据为己有。倘若面临交接班问题的不是一家两家企业，而是一大批企业，在一个地区经济生活中占有可观的份额，政府就更有必要为企业平稳交接班创造条件了，在必要时甚至需要以适当形式和力度卷入。

在温州等民营经济发达地区如此，在某些港澳台资、海外华人资本等特殊民族资本集中的区域，企业创建者面临企业传承的问题同样具有普遍性。由于地缘和风土人情相近，人缘联系密切，厦门是台商登陆大陆市场的滩头阵地，长期被台商视为大陆最热门投资地，众多台商在此乐不思蜀。而台湾经济和企业结构的特点又一向以“蚂蚁雄兵”闻名，一家企业往往专注于生产一类外人看来很不起眼的小商品，如皮带扣、遥控器面板之类，力争做到同行内领先，我走访过的厦门台资企业中就有号称全世界生产规模最大的皮带扣厂，为索尼、飞利浦等众多国际知名电子电器品牌配套的遥控器面板厂，这类商品适合于家庭企业经营，致使台资企业中家族企业占据很高比例。这样，厦门无形之中就面临着第一批台资企业经营者集中退休和企业传承的问题，因为1990年代初“登陆”的第一批台商很大一部分集中在厦门地区，彼时他们四十岁左右、年富力强并小有积累，跑到大陆来开辟新天地，现在六七十岁，必须考虑企业传承问题了。与大陆民营企业传承相比，在大陆的台资企业传承要涉及两岸政治、司法衔接等问题，从而增添了几分麻烦。而由于台资在厦门地区占有较大比例，这一问题倘若不能平稳完成，对厦门当地经济社会的负面影响就不可等闲视之了。

二、“上不通天，下不着地”——富二代接班的挑战

民营企业交接班，无非是两类情形：一类是保持家族企业性质，企业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在家族内部传承，即所谓“富二代”接班；一类是家族子弟对长辈生意不感兴趣，或缺乏相应能力，或兼而有之，因此需要向新的所有者转移企业所有权，或是向新的经营者（如职业经理人）转移企业经营管理权。在这两类情形中，又以富二代接班最为引人注目，因为这种情形下的企业传承面临一系列突出的挑战。

并不是所有创业者子弟都适合称作“富二代”，因为有一部分民营企业创始者子弟深度参与了创业过程，如江苏红豆集团、浙江康奈集团等等，这类企业的交接班严格说来仍然属于创业者之间的交接。由于接收者早已参与公司事务多年，亲身经历了公司创建、发展的大部分过程，乃至全程，无论是业务能力还是社会关系都已经在实践中得到了相当充分的证明，这种交接班都会比较平稳。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的是没有参与企业创业发展过程的创业者子弟交接班，因为他们的业务能力和社会关系，他们能否准确把握员工、客户和消费者心态，他们能否处理协调好与政府的关系，……这一切都尚待证明。所谓“上不通天，下不着地”，就是这类接班者面临的挑战。

出于种种原因，将子女送往海外接受教育的风气在民营企业家中颇为盛行，他们的子弟往往从中小学就开始在海外生活、学习，动辄一二十年。这种做法固然有助于给继承者提供更好机会去学习发达国家较为先进的科技和经营管理知识，有助于继承者建立海外人缘网络，有助于继承者熟悉、了解西方国家的法规和商业实践，却无形之中减少了他们熟悉把握国内世态人心的机会，进一步加剧了继承者面临的这种“上不通天，下不着地”问题。

三、海归富二代接班“着地”之难

在“着地”方面，海归派企业继承人往往与员工下属和客户、消费者之间存在无形的隔膜，幼年出国者尤甚，而员工、客户、消费者正是一家企业赖以立足的根基。财富和权力差异本来就在民营企业所有者和员工之间划下了鸿沟，这就要求企业经营者能够跨越这道鸿沟理解员工的心理感情，从而有的放矢地制定完善规章制度，实施管理决策；而与“土鳖”经营者相比，海归派企业继承人往往更难以理解、把握员工的喜怒哀乐，相应也就难以准确地实施激励和监督。

在把握国内客户和消费者心态关系方面，海归派企业继承人也面临类似的问题。久居海外的他们能否准确理解中国大多数居民生活方式的现状及其变迁趋势？能否准确理解中国大多数居民的真实需求和消费心态？只有在这些基础上，一家企业经营者才能投消费者所好，开展对路的产品开发和营销方式。看看百思买、家得宝等海外大牌企业在中国市场相继折戟，我们不难推而广之明白这一点。

假如继承者所继承的这家企业绝大部分业务仅仅是面向海外市场、特别是面向西方市场，是那种单纯的出口加工工厂，那么，把握国内客户和消费者心态关系的能力有所欠缺，对企业来说倒还不是生死攸关；问题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市场正在快速膨胀，相对于出口市场日益重要，吸引了国外无数商家竞折腰，将这样一个全世界绝对规模屈指可数且增长最快的市场拱手让人，无异于企业放弃发展的希望。2000—2009年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依次为9.7%、10.1%、11.8%、9.1%、13.3%、12.9%、13.7%、16.8%、21.6%和15.5%，200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25343亿元，其中批发和零售业为105413亿元；201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45万亿元，同比增长18.4%，，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14.8%。我计算整理了建国以来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截至1992年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批发和零售业收入总额相对于货物贸易出口总额的比例，一次衡量中国企业获得的国内、国外市场相对规模大小，发现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国出口开始步入高速增长轨道，中国国内批发和零售市场对出口的相对规模便不断缩小，2007年达到81%的建国以来最低点，2008年开始逆转，2009年这一比例再度回升到100%以上，实现了重大转折。

即使是面对海外市场，海归经历、熟悉国外情况、特别是熟悉西方国家情况也未必就是优势。这首先是因为发展中国家、或曰新兴市场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正在快速膨胀，我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清一色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一家企业无论是要维持已有的“江湖地位”不动摇，还是要赶超领先者，都必须在高成长市场下功夫。中国产业要提高出口效益，更需要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打开突破口，因为有道是“一流企业做标准，二流企业做产品”，而中国目前还不是发达国家，中国产业在发展中国家市场比在发达国家市场更容易赢得产品标准和商业规则的制定权，相应也就更容易赢得高收益率。而我们的海归绝大多数留学于西方国家，民营企业家的海归子弟们尤其如此，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未必熟悉。

不仅如此，某些海归对西方国家的“熟悉”往往不过是对他们的盲目崇拜，而这种崇拜常常会蒙蔽他们的双眼，妨碍他们作出准确的判断。让我们回顾2005年轰动国内外商界政界的中海油被迫退出竞购美国第九大石油公司联合石油公司（Unocal Corp.，又译“优尼科公司”）事件。自交易披露之日起，笔者就始终认为这是一场根本就不应该开始的游戏，[①]因为“守成大国”对“新兴大国”必然心怀疑忌，这不是少数政界人士的心态，而是整个“守成大国”社会的必然心理。美国虽然总体上堪称外资政策最自由的国家，虽然商业环境良好，获准合法开展经营的企业通常无需担心社会动乱、政府官员敲诈勒索等在发展中国家常见的问题，但传统上相当重视对外资的政治安全审查，而且某些政治势力将中国视为唯一潜在战略对手，泛政治化倾向突出，因此，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可能是发达国家中政治风险最高的国家，偏偏中海油从事的又是敏感的战略性资源开发行业，选择收购联合石油，在很大程度上无异于自投罗网。

事实也证实了我的判断。有这样一个段子：如何让最温文尔雅、处变不惊的美国参议员失态地暴跳如雷？答曰：告诉他中国人买下了一家美国企业。在中海油竞购联合石油的交易中，我们看到，跳将起来的绝不仅仅是一个两个国会议员，而是整个美国国会，乃至整个美国社会。2005年7月1日，美国众议院以333票赞成、92票反对的压倒多数禁止布什政府批准中海油并购联合石油公司，更以398票赞成、15票反对通过无约束力法案，要求布什政府立即全面调查这起并购案，提案宣称中海油并购联合石油公司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在美国社会，主流民意也相当敌视中海油收购，《华尔街日报》与国家广播公司的民意测验结果显示，73%的美国民众反对中海油并购联合石油公司。在如此阻力下，中海油退出，势所必然，也证明他们当初竞购联合石油的决策是错误的。中海油并不是领导人鼠目寸光因循守旧的公司，而是堪称中国石油界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企业，在海外并购和跨国经营方面已经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在竞购联合石油的交易中也表现出了极为可贵的勃勃雄心和对美国商业规则的熟悉，之所以犯下这样的判断失误，以至于表现得企图与统治美国社会的偏见进行飞蛾扑火似的斗争，归根结底，恐怕正应当归咎于该公司决策者的“洋派”，归咎于他们太迷信美国等西方国家所谓的“法治”环境之类东西。那么，倘若不加修炼，民营企业家的海归子弟们掌握了公司决策权之后，是否也会更容易犯类似错误呢？

商场如战场，企业如社会；审视国内外政权的兴衰成败，可为企业管理提供不少镜鉴。目前，几乎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动荡还在蔓延、升级，突尼斯和埃及已经相继发生了政权更迭，利比亚动乱更发展到国际战争地步。而突尼斯、埃及本来是长期安定的国家，是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宠儿，突尼斯尤其被树为阿拉伯国家经济发展榜样。2010年5月下旬，达沃斯论坛公布《2010年全球贸易促进报告》，把突尼斯评为125个参评国家中的第38位，位居非洲地区第二、马格里布地区（即北非）首位。2010年8月，突尼斯通讯部长乌萨马·鲁姆扎尼在伦敦自豪地宣称：“突尼斯在创建现代社会和经济活力方面的成功经验为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好榜样。”[②]仅仅4个多月后，突尼斯就爆发了茉莉花革命，执政23年的总统本·阿里仓皇下台，逃亡沙特。突尼斯、埃及之所以沦为阿拉伯世界政治动乱突破口，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两个国家高级官员多数出身于在西方国家留学的海归，与本国大众之间隔膜太深，不知民间疾苦。

把眼光进一步上溯至民国末年，实力占据压倒优势、高官中名校海归云集的国民党政权之所以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土崩瓦解，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如此。在中国度过了几乎整个抗战时期的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历史学家和小说家白修德[③]在《中国的惊雷》一书中如此评价国民政府的海归高官们：

“在亚洲，甚至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没有哪一个政府象重庆的国民政府那样彻底地被‘美化分子’所渗透。也没有哪一个政府（也许后来的南越政府除外）如此彻底地被美国的理念、援助和指导所毁灭。就整体而言，并不能说这个政府中的男男女女们是被美国人所招募的，更确切地说他们是一群美国理念和方式的追随者。半个世纪之前，传教士们开始动摇古老的中国传统观念，教会学校和学院使美国的影响进一步加深，发愤图强之心和对现代化、西方化的渴求促使人们追求美国人的知识，技术和文化，仿佛美国人知道世界上所有生活的真谛。 

“这种渗透是从政府的最高层，从总统开始的。魏斯理学院毕业的蒋夫人说服蒋介石信了天主教。蒋介石的财政部长孔祥熙有奥柏林和耶鲁的双重学位，外交部长是耶鲁1904年毕业生，教育部长毕业于匹兹堡大学，立法院长孙科博士具有哥伦比亚和加利弗尼亚两所大学的学位。新闻部长毕业于密苏里新闻学院，中国银行行长，后来的行政院长宋子文是哈佛1915年毕业生。这份长长的美国毕业的中国政府高官的名单还可以一直数下去，从国家卫生官员到盐务官员，到外贸官员。外交部的驻外使节更是清一色的长春藤名校毕业生。驻华盛顿的是康奈尔和哥伦比亚的毕业生，驻伦敦的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驻巴黎的顾维钧不仅在哥伦比亚大学拿了三个学位，而且还编辑过那里的校报，如今他又增加了一份新的骄傲，他的儿子进入了哈佛大学的克里门生体育俱乐部。我本人的哈佛学历在中国比在波士顿还更吃香。我后来组织了一个中国的哈佛俱乐部，其中有一大批蒋介石重庆政府中的高官，即使在华盛顿的肯尼迪政府中也找不到这么多哈佛毕业生。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都是一场悲剧。我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弄明白，这个‘国民政府’中任何一个说着流利英语的高官都是和他的国民完全脱节的。他们对自己的人民，甚至对重庆这座古老的城市都一无所知，要想找他们了解一点中国的真实情况简直就是缘木求鱼。这批人生活在英语之中，彼此说的，想的，梦的都是英语，只有蒋介石不懂英语。” 

……

审视这一切，中国民营企业创建者及其海归继承人们是否该深思并加以补救呢？

四、富二代接班“通天”之惑

无论是在母国还是在海外，处理、协调与政府的关系都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点之一，在中国这样一个政府强势的国家，与政府协调的“通天”工作分外重要。不必过度相信亚当·斯密或哈耶克描述的那种政府仅仅充当“守夜人”角色情形，更不要以此为标准来对中国政府干预经济的作用评头品足，因为那种情形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在中国尤其不可接受。拥有强大行动能力（虽然未必轻易动用强力）的强政府从来就是中国历史上盛世不必可少的要素，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政府是在近代挽救国家危亡、赶超世界先进国家与民族的生死斗争中脱颖而出的，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政府的使命就是动员全民族力量实现“赶超”，历史衡量中国一切政治力量的标准也就是能否领导中国实现“赶超”，经历了历史这样残酷的淘汰筛选、承担了如此重大历史使命的党和政府不可能不强势，因为不强势就等于放弃自己的使命。相应地，民企富二代接班成败，衡量标准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接班者与党和政府协调关系如何。

寻根溯源，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政权从诞生之初就非常重视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发挥民族资产阶级（包括海外华商这一特殊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作用。五星红旗中的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每颗小星各有一个尖角正对大星中心点，表示全体四个阶级对党的向心之意，受党的全面领导。当时我们称之为“老大哥”的苏联党和政府领袖也很看重这一点。新中国建国前夕，1949年7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访苏。7月11日晚，斯大林率苏联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与中共代表团会谈，提出以下意见：

你们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吸收他们参加政府的观点是正确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东欧各国及德国的资产阶级不一样，那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在战争中与希特勒合作，自己污辱了自己，后又与希特勒一起撤退，只留下他们的企业。因而在反希特勒战争胜利后，那些国家所处理的只是他们的企业，而不是他们本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不同，他们在对日作战时未投降日本，后来又未与日寇一起撤退。日本投降后，其中一部分虽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企图与美建立关系，想取得美国援助，但中美通商航海条约订立，对中国资产阶级不独在经济上而且在航运商也是极不利的。这是对中国资产阶级很大的打击，于是中国资产阶级反对美国和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利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反美情绪，与他们建立长期合作的政策是正确的。为了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阵营内这是需要的，就要制订一种对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利的政策，例如关税保护政策。

劳资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为了使工人斗争不致破坏我们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应当要资本家与工人订立合同，在合同上使工人利益得到保障，要说服资本家变为文明的照顾工人利益的资本家，使我们与资产阶级的合作能比较长期地继续。

斯大林还问到买办资本是否包括在官僚资本之内，很注意不要把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混淆起来。[④]

……

文革期间去世的经济学家顾准遭受过极左打击，某些人在他身后把他建国初从上海市税务局长任上被撤职也列为遭受极左“迫害”的范例，我尊重顾准先生和他的儿子高粱先生，与高粱先生也算是朋友，但我不想为尊者讳，顾准先生当初之所以被撤销上海市税务局长职位，原因恰恰是他那时思想有些“极左”，主张用格外严苛的税制无形之中将私营企业国有化，而* 主张的是“限制民族资产阶级消极作用，发挥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后来政策之所以变化，关键原因之一是严峻的国际环境，为了捍卫国家民族付出惨重牺牲方才赢得的独立主权，不得不集中一切资源推进重工业化。到现在，党和政府对扶植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度重视，以至于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谈及中国富豪为何迅速涌现时，认为关键原因之一是中国政府全力以赴发展经济，积极扶持企业发展。民营企业家与党和政府协调关系的重要性，在此可见一斑。

在这个方面，面临交班的民营企业家、特别是大型企业的首脑们多数是合格的，因为在30年的发展过程中，那些不合格的人、那些不会协调与党和政府关系的人、那些企图与党和政府对抗的人早已被淘汰了，通过淘汰的人对党和政府有感情，知道自己的发展离不开党和政府的支持，至少明白与党和政府协调关系、避免对抗的利害。但是，那些没有经历坎坷磨练而接班的富二代们，是否很深刻地理解了这一点呢？他们当中有些人会不会不了解中国国情而对西方的某些政治概念生吞活剥呢？他们中有些人会不会抱有不恰当的政治期望以至于会为某些势力所利用呢？……而这样下去结果会不是让他们自己最终头破血流呢？或迟或早，或直接或间接，民营企业接班者都必须就此交出答卷。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企业家阶层及其子弟们需要明白，在中国历史上，只要有适当的形式，商人参政、议政不妨，但商人干政，结果从来是先造成国家悲剧，然后是他们自己在一时得意后陷入长久悲剧。无论是在商业还是在社会生活中，要想成功，知道自己干不了什么与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同等重要，中国企业家阶层及其子弟们应当把霍多尔科夫斯基之辈列为教训而不是当做同情的对象。不必对某些不负责任、貌似为民营企业家阶层鸣锣开道的主张过度共鸣，因为受鼓动而行动的企业家们与鼓动者承担着不对称的风险收益，行动的企业家们要搭上自己的全部身家，鼓动者们成则有利可图，败则可以用“言论自由”、“学术自由”之类旗帜护身。还有太多的鼓动者们头脑昏昏，并不明白自己应该要什么、自己要的究竟是什么，不可能使人昭昭。

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两会”期间，彭博资讯的一条报道在海内外广泛流传：中国2987名人大代表中最富有的70位，财产总额为751亿美元。美国535位参众两院议员中最富有的70位，财产总额为48亿美元。美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10倍。[⑤]又，据胡润统计的数据，至少有38位人大代表资产总额超过美国最富的议员Darrell Issa，而Issa的财产总额为4.5亿美元。在此我们不讨论分析这些数据是否可信，我只想提醒中国民营企业家阶层及其子弟们注意一点：那些平时为民营企业家、为“普世价值”、为资本主义、为“政改”摇旗呐喊的舆论，他们普遍拿诸如此类的“新闻”大做文章，口诛笔伐。而在这样的翻云覆雨之中，民营企业家阶层被推向了社会的什么境地？

五、“接地气”与“通天”并举

既然民营企业富二代接班的挑战在于“上不通天，下不着地”，要解决好这一问题，顺理成章地就需要从“接地气”与“通天”两个方面着手。

在“接地气”方面，无论是让继承者在本家族企业从基层干起，还是让他先到其它更为正规的企业从普通员工干起，积累经验，关键是要让继承者在尽可能少享受“企业继承者”光环的环境下接受磨练，继承吃苦奋斗精神，懂得世态人情，学会赢得员工、客户和消费者的心。古人云：猛将必发于卒伍，宰相必起于州郡；党和政府的组织工作在前些年过度强调选拔高学历和国际经历人才之后，现在也转向了强调选拔拥有基层工作经验的人才；以色列军队中没当过班长的人不能提拔为校官将官；……企业经营者当可从中吸取经验借鉴。

从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和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民营企业继承者“接地气”的重要性还在于让他们与本土社会之间建立尽可能紧密的联系，未来中国国内生产成本上升、产业转移势在必行时，只有与本土社会联系紧密的资本才会在制定转移方案时充分估计本土社会的利益，从而有助于从源头上减轻产业转移对本土社会的冲击。尽管中国产业向海外大规模转移尚未发生，中国仍然是跨国直接投资和国际产业转移的净流入国，但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必将达到资本流入流出平衡，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商务部官方的承认。

在“通天”方面，党和政府对此是重视的，某些省以上组织部、党校专门针对民营企业继承人开办了培训班，就是证明。由于这类培训往往是免费，有些舆论非议这是拿财政资金培养民营企业接班人，是不合理不公平的转移支付，其实完全是搞错了分析视角，这不是普通的国民教育，而是政治教育，是为了防患于未然、最大限度降低未来社会冲突风险而需要付出的教育成本。当然，有些人会把这类培训班和学习当做建立官商联盟、权钱交易的机会，但这对于增进社会和谐、降低社会冲突风险是必要的，利大于弊。对其弊端，由纪检监察部门建立实施相应的制度规范即可。

（初稿2011.3.22，修订2011.5.31，仅代表个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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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梅新育：《中海油收购优尼科：一笔令人担忧的交易》，《中国经济时报》，2005-7-4；以及《中海油竞购优尼科时机未必恰当》，《东方早报》，2005-7-6。

[②] 王锁劳：《从“突尼斯榜样”到本·阿里下台》，《世界知识》，2011年第6期。

[③] Theodore Harold White，亦译作“西奥多·H·怀特”，1915年5月6日—1986年5月9日。

[④]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404—40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

[⑤] 彭博资讯：Wen Jiabao Sees Billionaires When Communists Convene as Wealth Gap Widens，链接：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1-03-03/wen-sees-billionaires-in-china-congress-as-wealth-gap-widen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