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棋院317房间，是前任中国棋院院长华以刚的办公室。26日上午，记者如约来到这里，采访前一天刚刚从成都返回的“华老”。距离正式卸任已经整整一周，华老的屋里仍和以前一样收拾得整整齐齐，只是门上的“院长”二字悄然隐去。

从不懈怠的“盯摊人”

    华以刚开玩笑说：“谁都愿意种花，不愿意‘摘刺’。但是，退休的规矩人人都得遵守。所以我之前就强烈要求院办的同志，让他们在开完会（宣布任免的会议）之后马上帮我摘下来。”

    上周五开完会，周末赴成都，为春兰杯决赛讲棋。当华老再次回到棋院，他已正式进入退职不退休的状态。

    “其实这么多年我就是一个‘盯摊’的，”曾经担任过中国围棋队领队、中国棋院围棋部主任、中国棋院副院长和院长的华以刚说，“不过，我从来没有懈怠过，一直忠于职守，从不自行其是，总是处于组织上可控的状态。”

    华以刚和他的前任陈祖德、王汝南都是中国围棋的元老，人们提起时，常常将他们三人合称为“陈、王、华”。华以刚认为，陈祖德和王汝南都是“盯摊”的榜样，自己跟他们还有一定差距，不可相提并论。不过，华老也有自己引以为荣之处：一是讲棋，二是无师自通的日语。

讲棋是“天生我才”

    1965年中国围棋队正式组建的时候，华以刚是第一批队员，在职业棋手生涯中，他也取得过一些不俗战绩。不过，相比之下，对于现在的普通棋迷而言，华老的名气更多地来自他的讲棋功夫。

    “讲棋算是‘天生我才’吧，不用有点不合适，以后棋肯定还会讲，因为这是切实宣传围棋、为围棋作贡献的方式，”华以刚说。

    华老表示，自己的职业是“从一而终”，没有离开过围棋；无论是下棋，还是从事棋类管理工作，他一直是努力干好自己的本分。

    当年，为了提高棋艺，华以刚曾独自苦学日文。靠着北大的教科书、字典，再加上“皮厚”，居然达到了相当的水准。多年来，他和日本友人交流起来没有任何困难，“我的日语基础不够牢固，是游击队似的，与韩国围棋一样，属于实战型”。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棋界是中国棋手追赶的目标，也是学习的榜样。华老透露，当年在国内很难找到日本的棋谱，因此国家队曾经定期组织到新华社“剪报”：把日文报纸上连载的棋谱剪下来装订成册，然后分给棋手传阅研究。因为资料有限，队员们还得抓紧时间看。

2005年是世界围棋格局的拐点

    今年60岁的华以刚见证了中国围棋赶超日韩的全过程。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日之间开始围棋交流，到1963年陈祖德首次战胜日本九段棋手杉内雅男，再到中日擂台赛的创办和聂卫平的惊人连胜掀起中国的围棋热，直至首届应氏杯曹薰铉夺冠、李昌镐横空出世以及最近几年古力、常昊在世界大赛中崭露头角。

    在华以刚担任中国棋院院长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国棋手总共获得7个世界大赛个人冠军（包括亚洲电视快棋赛）。当华老回顾自己的任职经历时，他不愿过多地把这些战绩和自己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这些战绩是中国围棋界多年努力的结果，而中韩对抗的真正拐点是在2005年。

    “李昌镐降生在韩国是造物主的安排，他对围棋的理解和专注对国际棋坛产生了重大影响，”华以刚说，“现在看来，当年中国棋手战绩不佳绝不是因为恐韩，而是技术上还不行；李昌镐的出现就像是火箭掉了一截之后获得加速度，由此形成了漫长的韩国领先的时代。”

    华以刚认为，常昊在2005年夺得应氏杯冠军是一个拐点，自此进入中韩全面抗衡的阶段。他说：“日本围棋滑落太快对世界围棋的发展不是好事，不过，日本棋手最近也在逐渐研究中国和韩国的围棋。”

    不知不觉聊了很久。采访快结束时，又聊回退休的话题。华老说：“很多事情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一个人总是要融入组织之中。其实我就是完成了一个正常的过程，地球缺了谁都照样转。”

    “做官一张纸，做人一辈子。”6月19日在中国棋院的告别会上，华以刚曾经这样说。“从此之后，我的第一要务就是调养好身体，让自己少受罪，家人少惦记，单位少开支，社会少负担”。

    当时他还说：“在长期的工作经历中，既可能有对同仁的无意伤害，也可能因自身的失误、疏漏对事业造成损失。谨此一并致歉，更要感谢同仁们的帮助和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