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3月26日，据海子的朋友、诗人西川回忆：“那天早上我母亲在上班的路上看到了从学院路朝西直门火车站方向低头疾走的海子。当时我母亲骑着自行车；由于急着上班，而且由于和海子距离较远，不敢肯定那是不是海子，便没有叫他。”不管西川的母亲看到的是不是海子，但是在这天，海子选择了自杀，离开了这个春潮暗生的季节。这一天，也是海子的生日，他出生在1964年3月26日的南方省份安徽。海子自杀的地点是山海关外的一条铁轨，自杀时他身边带有4本书：《新旧约全书》、梭罗的《瓦尔登湖》、海雅达尔的《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他在遗书中写道：“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朱大可先生在《先知之门》中认为海子的死“意味着海子从诗歌艺术向行动艺术的急速飞跃。经过精心的天才策划，他在自杀中完成了其最纯粹的生命言说和最后的伟大诗篇，或者说，完成了他的死亡歌谣和死亡绝唱。”但是他的死却似乎推倒了诗人逝去的多米诺骨牌，之后有诸如骆一禾、顾城等知名诗人在内的多达14名诗人相继离去。

    海子的逝去意味着一个理想主义时代的终结。这种理想主义的建构基础是来自欧陆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这一思潮在20世纪造成了世界的撕裂。这种撕裂延续至今。

    海子15岁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大三的时候开始文学创作。在他短暂的生命过程中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他的抒情短诗，达到了白话文学的巅峰，在此之后再没有人能够超越他的创作水准。其主要作品有：长诗《但是水，水》、长诗《土地》、诗剧《太阳》（未完成）、第一合唱剧《弥赛亚》、第二合唱剧残稿、长诗《大扎撒》（未完成）、话剧《弑》及约200首抒情短诗。在他的作品中，大量并且反复出现了诸如“太阳”、“麦子”、“土地”、“村庄”、“粮食”、“马”等意象，这些意象密集地出现在《给安庆》、《两座村庄》、《美丽白杨树》、《五月的麦地》、《祖国（或以梦为马）》、《青海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四姐妹》、《春天，十个海子》、《黑夜的献诗》等等作品中。对自然的歌颂、对乡村的瑰丽清新的赞美、对生活的纯真和热烈的向往，在诗歌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这在白话文学史和现代诗史上是不多见的。海子诗歌创作的灵感来源于他的成长环境。安徽的乡土气息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弗洛伊德认为一个人幼年时期的经历将会在潜意识中潜伏从而深刻地影响其成年后的思想和行为。而海子正是在1980年代涨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人文环境中将自己的诗歌笔触转向农村的。农村不仅仅拥有着广袤的土地和巨大的人口数量，更多的是在中国这个农业文明发达的国度，农村代表着传统和古老的中国。对农村的赞美是不是意味着对工业化文明的拒绝？海子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陪伴海子最后一段生命旅程的《瓦尔登湖》也是充满了对原始生命的无上赞美，对纯净自然的向往和对工业文明的反叛。

    海子诗歌浓郁的乡村意象并没有类似山药蛋派的乡土气息，也决然不同于台湾的乡土文学。海子的诗歌风格清新、感情热烈真诚，在诗歌语言对意象之美的创造上达到了一个高峰；而山药蛋派秉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地方口语化、民间曲艺化、评书化的创作结果使得其美学意义大打折扣；台湾乡土文学更是与台湾意识紧密结合，在一定意义上偏离了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海子诗歌的现代主义诉求是不自觉的。因为之前在寻根文学的倡导下，文学思潮开始反思和批判中国的旧有文化。海子的出现还在之后，在这之后的诗人在对传统进行梳理之后发现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思想意识，便开始向外和向后转。这种失落可以在韩少功作品《爸爸爸》中得到证明。村子里最后活下来的是一个傻子。知识分子开始承续“五四”向西方拿来的传统。只要是现代的就是好的。但是这种现代性的生命力是深深扎根于旧中国的农村的，文化基因里是纯粹的中国，这个中国在诗人的笔下甚至是无比纯洁的和美好的。支离破碎的语言表述砍断了一马平川的诗歌传统表达，海子诗歌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80年代文学思潮发展的必然。即使没有出现海子，也会出现其他这样或那样的诗人在这里歌颂古老中国的农村意象以寻找精神归宿和解脱。在这文学思潮的发展下面是更深厚的政治文化变迁。

    海子进行诗歌创作的时代是一个承续的时代，在这之前的文化断裂无论时间长度和断裂深度在中国文化史上都是罕见的。这决定了之后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承担绝大的超越时代的责任，并负担完成意识形态的淡化、旧有文化的清理和新文化的创造的重任。这是个沉重的担子。或许正是在这种负担下才上演了上世纪80年代的一场场悲剧，包括海子的自杀。

    从1976年“文革”结束到80年代中期，中国诗歌继承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传统，并在艺术性上进一步与世界接轨。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诗歌的发展一度与世界诗歌主流出现了偏离。这种偏离的最终走向是诗歌艺术性的逐渐削弱。诗歌的本质在于抒发人心、在于美的展现和在感性思维中对真理的追求，僵硬的教条下面是产生不出卓越的诗歌的。“文革”结束后，中国的诗人才开始重新拾起灵性的笔触。海子的诗歌在“朦胧诗”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深入到对现代性的批判和理想主义的回归中。这种批判，在当时刚刚步入现代化大潮的中国是超前的。思想前进过多，造成的往往是悲剧。

    这是一个从集体乌托邦的道德理想国破灭到个人主义觉醒的时代，但是这个个人主义却有着其鲜明的时代特色，不如叫它个人理想主义。

    从1949年起，整个中国的意识形态开始了同构化的进程。延安文艺创作方向随着政治军事领域的胜利开始压倒性地向全国推广，左翼文学思潮作为一个分支开始全面占领文学领域。革命成为至高无上的理念。但是不管在理论上怀抱着浪漫主义的知识分子如何论证其美好，它终究是真实地造成了极左思潮的泛滥。

    乌托邦思潮最早出现在柏拉图的代表作《理想国》中，那是一个在有文化和道德的精英分子治理下的人间天国。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与民族危机和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高涨分不开的。在民族救亡的过程中，上世纪90年代的学者有言：“是救亡压倒启蒙”。因此，个人权利的觉醒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种状况经过政治和军事斗争的胜利，一直延续到1978年的改革开放。* 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的务实为他赢得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美名。这一伟绩是不容置疑的。

    改革开放的实行，打破了僵化的体制。黑格尔认为：“美是理性的感性显现。”文学创作本身带有很大的感性成分，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每当代表理性的思想开始出现转身时，文学是最早的报春鸟。一个破冰时代开始了，以刘心武的《班主任》为代表。笔者以为，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在哲学、社会学、思想史、文学等各个层面同时进行的除旧布新的改革运动一直延续到80年代后期，海子自杀的那一年。

    历史总是充满了吊诡。海子4岁的时候因为会背《* 语录》而被誉为“神童”，但在海子的诗歌创作中很难找到关于“文革”的叙述。在这个盲点领域，笔者还未找到合理的解释。1976年，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海子12岁。15岁，他就去了北大。依照常理推之，海子对于“文革”的记忆不会这么荡然无存。在海子的诗歌中看不到这种意识形态记忆的出现，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海子生长的农村处于比较封闭的状态，“文革”的各个运动波及较小，但是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海子4岁即能背诵《* 语录》，不可能对运动没有印象。二是海子刻意在回避。笔者以为第二种可能性比较大。海子的刻意回避并没有完全抹杀时代在其思想意识中留下的痕迹。在其诗歌《祖国（或以梦为马）》中，他热烈激情地唱道：“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万人都要将火熄灭/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此火为大/开花落英于神圣的祖国/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与其他的诗不同，这首诗中诗人以普罗米修斯的孤独形象出现，显示了诗人个人信念的坚定，但是这样的坚定的落脚点还是祖国。意思就是所做的一切，还是为了祖国，只不过，现在诗人不愿意和其他人一起盲目去做，他坚信自己的路是正确的。诗人还在诗中说：“太阳是我的名字/太阳是我的一生。”太阳是万物的主宰。诗人在这里不仅仅张扬了个性，而且将这种张扬的合理性建筑在为了祖国上。这与“五四”时期，郭沫若的“天狗”狂叫要吞了自己的诗歌意蕴是不同的。海子在这里表达了一个积极入世的形象。1987年以后，海子的诗歌出现了对自己创作风格的反叛，这主要体现在由温柔的阴性气质向刚性气质的转变上，他的诗作中开始出现诸如“斗争”以及“复仇”的意象。与此同时，诗人北岛的“卑鄙是卑鄙者的墓志铭，高尚是高尚者的通行证”的话语形式也获得了极大的肯定。在这样犀利的话语中，体现出来的是他们这代人所接受的“狼性的教育”。但是这种话语选择是海子那个年代的人所不可避免的。他用来批判的武器正是他所批判的。这构成一个历史的悖论。

    传统儒教给中国的知识分子留下的是积极入世的教诲，也正是在这种行动中，个人生存之意义得以彰显。海子对过去的反叛是对集体主义乌托邦的反叛，是对扼杀个性的制度的反叛，是对历史沉重伤口的反思和对理想主义色彩极重的意识形态的反叛。这种被反叛的对象要求人为了集体的利益放弃个人的一切私利，要求“斗私批修”、“不允许内心有一丝的私念”，否则就是道德上的极大缺憾，并且这种缺憾很有可能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给本人带来不可想象的灾难。作为诗人的海子，抛弃了标语口号式的呼喊，转而寻求古老中国静寂农村中的美好意象以唤醒人性，希望通过美来达到对过去的清理。但是他没有意识到的是，他从批判一种理想主义的起点走到了另一种理想主义的起点。后者自然不是以放弃个人的一切去融入集体为标的，它要求的是个人充分施展自己的力量，像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一样去为了祖国，而不是为了人。笔者认为，所有的美和善念如果不以人为本，则不管打着什么样的旗号，都有其危险性。当然，对于历史人物，我们要学会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去观察和评价，才不会有失偏颇。因此，笔者认为，这是海子的局限性，也正是这个局限性促使了海子的死亡。因为他所走向的另外一个理想主义在80年代后期开始死亡了。

    海子是一个孤独的人，即使有朋友西川、骆一禾等的陪伴。无论从精神层面还是现实生活层面，都可以说海子是一个孤独的人。这种孤独成就了海子的诗人气质。即使在北京昌平的小屋子里，海子拥有的也只是自己。他的爱情也会出现在诗歌里面，比如：“荒凉的山冈上站着四姐妹／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所有的日子都为她们破碎。”（《四姐妹》）当然还有其他。与其说这是海子现实爱情的出现，笔者更倾向于认为海子只是借爱情来浇心中之块垒。所谓爱情可能更多的展现的是诗人心中的畅想。海子拒绝一切现代化的产品甚至不会骑自行车，这不能仅仅用海子是农村出身或者个人爱好不同来解释，更多的可能要去触摸他内心的真正想法，当然这是不能够知道的。我们只能根据文本来做大胆的猜测。有趣的是他携带了《瓦尔登湖》，梭罗的倾向和卢梭提出的人的自然状态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卢梭也主张重返自然去使人性的本真获得解放。这种哲学思潮最终上升到政治实践领域就是对乌托邦世界的追逐。海子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所要批判的正是这个，但是海子的思想倾向却和卢梭走得很近。这一点决定了海子找不到出路，找到的只有死亡。

    海子诗歌对工业文明的排斥与其自身在现实生活中对现代化对人的物化的排斥相得益彰。海子似乎预感到，一个理想主义终结的时代来临了。现代化固然能够给人带来极大的物质享受，但是现代人却在这种享受和方便中迷失了自己。人类开始不再仰望天空，这一切，海子似乎预感到了。

    诗人开始卸下头上的光环。知识分子在完成了些许的批判和反思任务后迅速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商人、明星，书籍也沦为商业的奴隶。昔日站在人类文明顶端的诗人开始走下坡路，海子诗歌中不自觉呈现出来的文化拷问和诉求丧失了前进的方向。

    在海子后期的诗作“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中，海子不再拥有“以梦为马”的自信，他感到了自己的无力，他开始只是送出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最后一句，笔者认为海子绝对不是随便写就的，而是含有深意。注意诗歌创作的时间，1989年1月，诗人为什么要说愿你获得幸福，而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很显然，海子在内心开始排斥尘世的幸福，不愿意去接受所谓的尘世的幸福，也就是说海子不愿意向尘世低头。那么与尘世对立的是什么呢？很显然就是彼岸了。这首温暖美丽的诗很有可能是海子的绝笔诗之一。连他的朋友西川也认为海子的诗歌中经常出现死亡，只是没有明确提到死字而已。海子自身的精神解放和对未来的诉求找不到出路，找到的只有死亡。这就是诗人海子抑郁的个人理想主义的终结。

    海子的逝去和理想主义的终结意味着一个结束也意味着一个开始。结束的是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无限探求和彼岸救赎，发出的叩问至今没有得到解答。开始的是一个喧哗的时代。信息爆炸、消费娱乐盛行、无厘头对传统的嘲笑与解构、后现代主义等等的出现，无疑宣布了诗人的淡去和英雄的死亡。只是中国这块土地，需要走的路还很长。

    如今，海子所代表的那个年代已渐行渐远。而海子，作为那个年代精神核心的一部分，必将永远被人们所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