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研究员在“中国发展道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演
“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在2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过程中，中国为了应对全球化挑战，既取得了弥足珍贵的经验，也付出了相当代价。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深刻的教训，都是十分宝贵的财富，不仅对于中国自己在未来的发展，而且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迎接全球化挑战、利用自身优势实现国家现代化，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兼职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发表的“北京共识”一文，使他在海内外一举成名。这表明，近年来关于中国的讨论受到国外舆论界学术界的格外关注。我想主要原因有四。其一，20世纪晚期，拉美经济危机、东亚金融危机和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都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直接相关，而新自由主义正是“华盛顿共识”的基础，它们表明了建立在“华盛顿共识”上的“拉美模式”、“东亚模式”的局限。其二，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奉行自己独特的现代化战略和改革开放政策，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必然会有人从理论上概括和总结。其三，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新课题，它们都在努力探索新的发展模式。而所谓的“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在近年的失效，使得人们加倍关注中国的成功经验，希望从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东西。其四，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强大和崛起，势必会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甚 至对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产生深刻影响，因而也必然会引起西方发达国家的深切关注。
虽然雷默先生的“北京共识”可能更容易吸引眼球，因为它与早已声名远扬的“华盛顿共识”相对应，但我并不赞同这一提法，我更喜欢用“中国模式”的提法。“共识”的基本意义是广泛认可的或一致同意的解决方案，而“模式”在此指的是一系列带有明显特征的发展战略、制度和理念。简单地说，“中国模式”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提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实际上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在2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过程中，中国为了应对全球化挑战，既取得了弥足珍贵的经验，也付出了相当代价。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深刻的教训，都是十分宝贵的财富，不仅对于中国自己在未来的发展，而且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如何迎接全球化挑战、利用自身优势实现国家现代化，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不过在我看来，“中国模式”正在形成之中，还没有完全定型。它的一些典型特征开始初露端倪，但尚未充分展露。我认为，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应当从成功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两个方面来分析，对于“中国模式”也应当从这两个方面来观察。
一、“中国模式”的基本特征
在全球化时代，国内的改革与对外部世界的开放，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没有对外开放，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国内改革；而彻底的国内改革，必然要求全面的对外开放。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不仅需要跨国公司和外国的雄厚资本和先进科技，更需要它们先进的管理制度和思想观念。国内政治经济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观念、科技、文化和制度。对外开放既是一个资金和技术的引入过程，更是一个学习先进观念和管理制度的过程。* 同志把“改革开放”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并把它当作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战略，表明了他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处的这种时代背景的深刻认识。
发展中国家应当根据自己的国情，主动积极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同时始终保持自己的特色和自主性。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发展既有利亦有弊，究竟是利大还是弊大，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的战略选择。发展中国家并不必然是全球化的输家，而发达国家也未必是全球化的赢家。发展中国家在应对全球化挑战时也拥有自身的优势，只要政府应对得当，就可以成为全球化的赢家；反之，发达国家也有其自身的劣势，如果应对不当，同样可能成为全球化的输家。在这里，成功的关键在于将自身优势与全球化的优势很好结合起来。中国之所以成为全球化的最大赢家之一，正是采用了这样一种全球化时代的发展战略。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稳定是发展的前提，没有稳定就无从发展。但只有发展才能带来真正的稳定，而唯有改革才能推动发展。所以，改革、发展、稳定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不能求其一而舍其他。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条比较实用的策略是，先稳定后发展，以发展促稳定，以改革促发展，实现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协调和平衡。正是遵循了这样一种协调发展的策略，中国力求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软着陆，并且比较成功地实现了社会的平稳转型，在推进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整体变迁的同时，没有出现国家的失控和政局的震荡。
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市场经济的逻辑力量在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它已经成为全球的抽象。因此，经济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导向。但是，市场决不是万能的，市场失效在发展中国家甚至比在发达国家更容易发生。因而，公共部门同样要在资源的合理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是克服市场失效的必要手段。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是必需的。市场经济并不必然排斥强政府，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要强政府还是弱政府，而在于它在何时何地应当强大或弱化。中国在大力推进市场经济的同时，始终维护政府的强势地位，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这是社会持续有序发展的重要保证。
推行增量的经济与政治改革，以渐进改革为主要发展策略，同时进行必要的突破性改革。为了避免剧烈社会动荡，适应全球化挑战的改革必须十分审慎。一方面，由于改革的复杂性，简单的“休克疗法”不足为训，而应当采取渐进的改革策略，努力实现经济转型和政治发展的软着陆；另一方面，政治经济改革并不只是一味地缓慢进行，该突破时必须果断突破。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一个基本原则是，必须从总量上增加大多数人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使多数人从改革中得到好处。人们之所以说中国的改革获得了成功，并不是没有看到部分人的相对利益受损，而是看到绝大多数人的整体利益因改革而得到了明显增加，使每一个人的绝对收益或多或少得以增多。
二、“中国模式”备受全球关注
一种完整意义上的发展模式，决不只有成功经验，也必然有其深刻教训。根据这样的思路，我认为，作为以相当的代价换来的教训，“中国模式”的以下战略选择也同样值得高度重视，在未来发展中甚至会变得日益重要。
以经济发展为核心，追求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社会发展首先是经济发展，只有经济迅速增长，才能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不能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社会发展，更不能将发展简单等同于GDP的增长。发展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目标，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是一个社会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过程。经济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人口增长、国民素质、社会安定、文化教育等相协调，最终促进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按照我的理解，作为执政理念和总体战略的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正是这样一种社会全面进步或协调发展的战略策略。
必须把效率和公平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追求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平衡发展。效率和公平都是发展所要追求的价值，从根本上说两者不可偏废。在改革初期，为了打破绝对平均主义传统，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策略有其合理性，但是，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政府必须及时调整策略，将效率与平等放在同等地位，对困难群体和落后地区实行必要的政策性倾斜，避免财富和权利在人与人之间造成分化，避免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社会经济发展出现新的不平衡。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现在的中国，无论是政府领导人还是社会舆论，开始日益强调社会公平。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平与效率至少应当具有同等地位和价值。
在全面推行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同时，适时进行以民主治理和善政为目标的政府自身改革和治理改革。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一个民主化过程。民主作为一种普遍的人类价值，主要不是发展的手段，而是发展的目标。以人的自由、平等、尊严为核心的民主政治本身就是一种基本价值，正像福利是一种基本价值一样。政府不仅担负着领导经济发展的责任，也担负着领导旨在深化民主的政治发展重任。如果说，善治是全球化时代的理想政治发展目标，那么，善政便是达到善治的关键。政府既要推动以法治、参与、人权、透明、稳定为目标的全社会的民主治理，也要推动以分权、效率、责任和服务为目标的自身民主治理。政府要担负起在全球化时代实现现代化的重任，自己首先应当成为民主的表率和创新的表率。
政府在全球化时代要对公民承担更大的责任。全球化在某些方面确实削弱了传统的国家主权，但在另一些方面却加强了国家的权力。全球化时代，公民的风险不是减少而是明显增大，公民的权利要求不是削弱而是增强了。政府的能力不仅体现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还日益体现在维护和增进公民的社会政治权利方面。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政府必须有更强的能力保护并且增进公民在安全、人权、福利、参与、就业等方面的权益。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虽然全球化对传统国家主权的严重挑战正在成为现实，但国家主权和国家权力，仍然是保护公民权利的最重要保障。
政府与公民社会的良好合作、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良好合作，是善治的实质所在。市场经济必然导致公民社会的产生，全球化和民主化则要求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政府对公民社会应当采取鼓励和合作的态度。政府应当积极培育和扶持公民社会组织，为民间组织的成长创造良好的政治和法律环境。政府应当让民间组织在社会管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使民间组织也成为治理和自治的主体。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都是平等的法律主体，它们对社会进步承担着同样的责任，公共部门应当增强与私人部门的合作与交流，充分发挥私人部门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在全球化时代，民间组织和私人部门也是全球化进程的主体，政府和公共部门应当创造有利条件让它们更多地参与国际合作与交流。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是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现代化战略，因此，要真正认识它的意义，必须对全球化的性质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有一个正确认识。
全球化是我们这一时代的主要特征，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能否获得成功，一个关键性因素就是如何处理全球化与民族化、普遍化与特殊化的关系，国家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也直接体现为控制和管理全球化的能力。在谈到全球化问题时，常常可以听到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全球化就是东西方的趋同，是人类走向大同世界，是经济社会的一体化和同质化。由此产生出两种极不相同的全球化对策：一种认为应当舍弃一切去寻求全球的同一性；另一种则认为应当以自己的传统特色去抵御全球的趋同倾向。这种观点，从根本上说是片面的和不适当的，缺乏对全球化过程辩证性质的认识，由此得出的结论就很可能是错误甚至是有害的。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的充满矛盾的过程，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既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含有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全球化是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统一。对于目前中国的特定发展背景而言，全球化意味着现代化加中国化，或者说是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因此，要真正保持中华民族的特色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就必须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它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反之，越是发扬我们的本土优势和民族特色，就越能掌握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动权。这听起来有点自相矛盾，其实，全球化就是一个矛盾和悖论。但它是合理的和现实的，因此，我常常把全球化称为一个合理的悖论。
一个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能否成功地达到社会现代化的目标，关键一点就是政府驾驭全球化的能力。中国现代化战略之所以成功，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政府拥有较强的驾驭全球化的能力。这一能力得益于以下这些应对全球化挑战所采取的措施：对全球化进程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和预见，从而选择了主动、积极而又独立的全球化战略；提高政府官员素质，及时将具有全球眼光和战略思维的知识精英选拔为公共部门的领导人，并且广泛开展以知识经济和全球化为主要内容的官员培训；发展起一套灵活的、适应能力很强的制度和机制；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内社会政治环境；政府对社会和市场拥有很强的宏观调控能力。
就内部而言，综合国力竞争，是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竞争的根本所在。综合国力有多方面内涵，简单说，可以分成两个方面，即所谓硬实力和软实力。提高硬实力，就是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国家经济总量，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巩固国防力量，这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基本途径。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国家软实力也变得日益重要，例如，国民的文化、教育、心理和身体素质，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民族文化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国家的人才资源和战略人才储备情况，政府的凝聚力，社会的团结和稳定程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等等。因此，在全球化时代，要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增强国家实力，仅有经济和军事力量远远不够，还必须有政治、文化和道义力量。
就外部而言，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是民族国家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必要条件。全球化进程，特别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使国与国的相互联系和依存空前增强。国内经济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经济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力，取决于国与国经济社会的交往与合作程度。因而，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不仅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需要，也是经济一体化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平发展是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经济社会振兴的必由之路，对中国而言，也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唯一选择。也正是因为人类走进了全球化时代，中国的稳定发展事实上也已经有机地融入国际的社会稳定发展进程，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对世界和平事业的直接贡献。
总之，“中国模式”借鉴了许多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与教训，同时又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它既是对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概括，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人类发展道路的有益探索。(出自文汇)
俞可平，1959年出生，政治学博士，研究员。现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联合国政府创新咨询专家。曾任美国杜克大学、德国自由大学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政治哲学、中国政治、比较政治、治理与善治、全球化、公民社会。主要著作包括：《西方政治分析新方法论》、《社群主义》、《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公益政治和权利政治》、《全球化与政治发展》、《增量民主与善治》、《全球化与国家主权》、《政治与政治学》、《治理与善治》、《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全球化的悖论》、《全球化：西方化还是中国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