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的故事（上）

    屈指算来,我与王蒙认识已有40来年了。上个世纪六十、七十年代，我以一个大学生和文学爱好者的身份，与之有过多次萍水相逢。进入新时期以来，作为一名从事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大学教师，自然把他当作自己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又先后与这位文学大师有过十多次交往。在交往过程中，他那极具个性的表情举止和妙语机锋，至今犹然在目在耳;虽属片言只语之类，亦足以窥见这位天才作家的思想火花、心态和品性，还有他那机敏和洒脱，容智和幽默。兹忆叙于后，聊供研究者参考，或以博人们茶余饭后会心之一笑。

“这就叫能上能下。”

    1964年冬，我随新疆大学"社教实习队"来到冰天雪地的伊犁河谷，那时我正读大二。由于平时爱胡乱涂鸦写点东西，也能画几笔，所以第二年开春后，我与尚书等几位同学被调到工作团团部，被派到几个公社工作队协助筹办所谓阶级教育展览馆(室)。其目的无非是把人们头脑中阶级斗争这根本来就很紧的弦，绷得再紧一些而已。
    1965年6月初的一天，窗外阳光明媚，花木扶疏，燕子穿飞，我们正在伊宁市郊巴彦岱红旗公社一间大库房里画画。自治区文联"下生活"的画家吴奇蜂老师(原自治区美协主席)在一旁热心地指导我们。突然，他朝窗外大喊一声:"老王!"我扭头一看，只见窗外有个人正手搭凉棚朝这里张望：一身灰旧的干部服，个子不高，很单薄，眼镜片映着阳光闪闪发亮。吴老师对我说:"是王蒙，知道吧？"
    王蒙我当然知道了，上中学时我就读过他的大毒草《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也听说他被打成右派后从北京来新疆了，但没有见过面。去年夏天，他在《新疆文学》上发表了散文《春到吐鲁番》，而我那时刚好也在吐鲁番葡萄公社参加"社教实习"，读过这篇文章，想不到今天在伊犁又见到他，还真有点缘份哩!不过我有点奇怪，这次组织社教工作队政治条件好像卡得很严，难道王蒙他一个鼎鼎大名的右派分子，也有资格参加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么?
    正想问问吴老师呢，王蒙已经进来了，顺手把一本什么书放到桌子上，原来是一册《哲学研究》杂志。我怀着好奇而敬畏的心情看了他一眼，第一印象很年轻，30挂零，瘦长脸，宽额头，眼神显得十分聪慧，并且闪着某种兴奋的神采。他看人的时候虽然不无警觉、审慎，但更多的是落落大方，潇洒自如。我不禁联想起以前见到过的右派分子，例如系里的几位老师，还有在公社小队里从关内文化人模样的盲流，一个个都是满脸晦气，见人总是低眉顺眼、躲躲闪闪，说话则是神情紧张、吞吞吐吐，开起会来就畏缩在阴暗的角落，一声不吭，整个是一副牛鬼蛇神的狼狈相。我还想起远在故乡的老父亲，一个在反右后期被处理遣送回家的中学教师。在家里，他不是丧魂落魄，就是长吁短叹……比起眼前王蒙这"心里没冷病，不怕吃西瓜"式的坦然自信来，无疑有霄壤之别了。
    从寒暄中我得知王蒙并不是社教工作队的，而是刚刚下放到公社"蹲点"的干部。王蒙操一口北京腔，言谈爽利，语速较快，但语调却显得软绵、平和、浑厚，他与吴老师是区文联的同事，邂逅相遇不知为什么老是说个没完；我和尚书同学无由置喙，便接着去画画了。
    我们正在一块大板壁上临摹一幅庆丰收的宣传画，是年画式的单线平涂。欢腾的人物场面己经画好，我端着调色盘踩着凳子勾描上部的葡萄；尚书同学则蹲在地上画地毯图案。正画呢，听到王蒙在下面笑道:"有意思，姓夏的，反在上，姓尚的，却在下。‘上'在下，‘下'在上，有趣的位置!"稍停，他又对吴老师说，"这大概就叫做‘能上能下'吧？"说完，两人都笑了起来。
    我不觉与尚书同学对视了一眼，不由十分惊奇王蒙的思维真是敏捷，这么快就能从日常的生活现象中发现不平常的矛盾，并加以对比联想，自然生发出某种人生理趣，而且出口成章，妙言解颐，真不愧是作家的化学脑子啊!近年一些评论家指出，王蒙小说中常常表现出一种他所独有的'悖逆性"思维。现在看来，他这种特殊的思维，在几十年前就已露出端倪了。王蒙这段触景生情调侃式的"能上能下"妙论，颇有点"夫子自道"的意味，甚至也许是他风云几十年人生的谶语哩!
 
 “他总不能卖给自己吧？”

    当我下来涮洗画笔时，王蒙问我，你们新疆大学好像没有美术系吧?我说，我们是学中文的，画画是业余爱好，这不是现在正跟吴老师学呢。王蒙得知我喜欢国画，就说:"那刚好，老吴是浙江美院国画系的高材生，还在新疆艺术学院兼课，正好教你。"
     "对了，小夏，"吴老师说，"把你写的那个连环画脚本拿给老王看看，他是作家，也在大学中文系教过书……"王蒙来新疆前在北京师范学院(现改名为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那段工作经历，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我翻找出连环画脚本，有点不好意思，害怕文词拙劣，贻笑大方之家。
    王蒙接过稿子，对吴老师笑道:"咱们这不是在互相吹捧么？"说着，也不怎么客套推辞，掏出钢笔便伏在桌子上飞快地翻阅起来。
    我像一个等待老师当场批改作业的中学生一样，惴惴不安地恭立在王蒙身后。为了消除紧张心情，我拿过那本《哲学研究》翻看起来。发现里边不少文章都划了加重线，记得好像是一篇谈庄子的文章，横线和批语特别多。由此可见王蒙平日手不释卷，博览群书，用功极深，原来他那"欲读书结"是早就形成了。十年后在和田又见到王蒙，我偶尔提起当年那本《哲学研究》，他证实道，那时我是在读些哲学，对庄子也很感兴趣。历代不少中国文人，政治失意时都爱读读老庄。老庄是一种寻找自我解脱的哲学，能给人以在逆境中自救自存的智慧和学问。但是多数人只能吸收其表面皮毛的诸如遁世避祸、明哲保身等消极因素；而真正能从中领悟其虚静超脱、顺应自然、无为无不为的博大精深的人生高境界，形成清明平和、朴素健康、宽容旷达的人生态度的，只是少数，王蒙大概就是其中的一个。后来，我曾读到一批研究王蒙的文章，有些学者根据他大量汪洋恣肆的作品和行文风格，探讨了道家思想对王蒙创作的一些影响，那是很有见地的。2003年王蒙用了三年时间写出了一部印数达数十万册的著名畅销书《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书中阐述的人生哲学，明显受了传统道家思想的影响，更是明白无误地证明了这一点。
    “文字倒还通顺，”王蒙“文不加点”地批改完我的"作文"后这样评论道，"就是行文有些罗嗦，你看这一句——"他指着脚本中"过了两年，大巴依(维语意为地主)又把乌拉孜罕卖给另一家巴依××××了"一句话，"这'另一个'三个字完全是多余的废话嘛，他总不能把乌拉孜罕卖给他自己吧?所以我给你划去了……"我不无愧色地默读一遍经他修改后的句子，感觉果然清通多了，不由信服地点点头。
 
 “这‘兴富'不是那‘幸福'。”
  
    8年之后，我在乌鲁木齐与王蒙又一次邂逅而遇，回想起来，那可真是荒诞而有趣。
    1973年夏天，我由和田赴上海参观全国美展路过乌鲁木齐。当时我正心劳力拙地炮制一部后来终于失败了的叙事长诗《库尔班·吐鲁木》（今天看来自然属于“造神文艺”一类了），其中一个章节《最幸福的时刻》我投给了刚复刊的《新疆文艺》。不久接到编辑来信，说决定留用，因此这次想去编辑部问问情况。
    当时《新疆文艺》(80年代初改名为《中国西部文学》，后改为《西部》)编辑部在民主路自治区文联原址。下午时分，我走进黑咕隆咚的楼内，只见垃圾满地，污水四流，大字报残骸触目可见，一派"劫后"惨象；而且楼内缈无人声，冷清得很。最后我终于发现西头有间办公室的门缝里，露出一道昏黄的光亮，便怯生生地敲门进去。
    办公室内因为窗户上贴满了旧报纸，光线也很昏暗，一个人正交叉两腿靠着办公桌看书，见我进来就很客气地问:你找谁?
    谁知这句最普通的问话却把我给问住了。原来，给我写信的那位编辑的名字我没有记准，只依稀记得与"幸福"的音很相近，便支支唔唔地说:"找一位编辑同志，他叫……兴富……幸福……"
     "倒底是哪个Xing——fu呢？"那人放下书笑起来，"巧极了，编辑部刚好有两个叫Xing——fu的同志，一个姓郑，叫郑兴富，高高兴兴的'兴'，富裕中农的'富'；一个姓都，叫都幸福:祝大家'都幸福'嘛。这'兴富'不是那'幸福'，你倒底要找哪个Xing——fu呢？"那人操着好听的京腔，表情生动，像说相声绕口令似地滔滔不绝说了一大溜，弄得我哭笑不得，只好把投稿的原委说了出来。
     "那一定是郑兴富，诗歌编辑。"那人立即做出了判断。接着他说人都下班走了，并把郑兴富同志的住址详细地告诉了我。后来我果然找到了郑兴富，他和都幸福同志后来先后担任了《中国西部文学》的主编。
    再说那天听完一段精彩的"绕口令"之后，在公共汽车上我心里忽然一动:刚才那人不就是8年前在巴彦岱见过的王蒙么？40来岁，个子不高，瘦长脸，高额头，眼镜，北京口音，手不释卷，反应灵敏，幽默风趣，极善辞令:一切特征都与那回的印象符合。至于他不在伊犁而出现在乌鲁木齐，一定是"落实政策"回来了，他本来就是区文联的人么。后来我见到王蒙的文章，得知他1973年被安排在区文化厅(后为区文联)创作研究室工作，时间刚好也对得上。不过，事后我虽然多次见到王蒙，但又不好意思将这次奇特的邂逅向他证实，谁耐烦去回忆多年前一个陌生的问路人呢?
    但是王蒙当年这段精彩的即兴式"相声"表演，尤其是那句"这兴富'不是那'幸福"的绝妙词语，如同一串“贯口”，我却记住了。后来熟读《红楼梦》时我还不由联想到，王蒙这句机锋可能是从史湘云醉卧芍药荫之前，在酒宴上讲的那句著名的酒令："这丫头不是那鸦头"的句式中化出来的。这大概不是我的主观臆测，王蒙对《红楼梦》颇有研究，那本创见迭出、挥洒自如、自成一家言的《红楼启示录》便是明证。加上王蒙非凡的记忆力、联想力和语言天才，随机来一段即兴口头创作，是完全可能的。
 
 "* 岂止讲了两次，是三次！"
 
    1975年8月的一天，我正在供职的和田电影公司绘制电影《创业》广告画(当时我的工作是美工宣传)，王蒙和王嵘同志(原新疆作协副主席、小说家)突然出现在面前。那时我已开始在新疆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诗歌和小说习作，算是新疆作协重点联系的业余作者，所以他们来到和田，就来找我了。那时我在文化沙漠般的和田小城里寂寞苦撑，做着文学的梦，难得遇到文学上的高人来指点交流，因此他们来组稿使我倍感亲切和兴奋。
    晚饭后，我提了一兜桃子去宾馆看他们。王嵘系我乌鲁木齐高级中学的学长，王蒙在巴彦岱也有一面之交，彼此都算是熟人了，所以谈得比较融洽。交谈中不知怎么讲到高级中学了，说是乌市名校高级中学出文人，像电影明星马精武(当时在很红的电影《艳阳天》中扮演饲养员马老四)啦，美学家邢煦寰(曾是我在新大读书时的班主任)啦，还有自治区几位知名画家如穆宏等等。
    "你也别谦虚，你王嵘也是个伟大的作家!"王蒙伸出大拇指打趣说。
    "哈哈，忘记了，你王老二还是我们高级中学的女婿哩!"王嵘也是个爱开玩笑的人，当即向王蒙反唇相讥。原来，王蒙的爱人崔瑞芳老师从伊犁回来后就安排在高级中学(当时已改名乌市第六中学)教物理。
    "那，人家高级中学可不一定愿意沾光呢!"王蒙仍旧笑着说，话中有话，大家心照不宣。
    我忽然记起几年前在红卫兵的传单中，见到社会上传抄的几种* 的内部讲话，就问王蒙:"好像* 在1957年两次提到过你，什么'将军们在围攻王蒙'、'难道北京就没有官僚主义了吗'、‘我可不是王蒙的儿女亲家’等等……不知可是真的？"
    "* 岂止讲了两次，是三次!"王蒙突然很激动，声音也提高了许多。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他那不无悲愤而又委屈的表情和声调。
    "那为什么，……"我只说了半句，就不说了。
    "房子里太热，出去走走。"王蒙站起来，好像不愿多谈那些不愉快、也说不清的敏感话题，当时毕竟还是“文革”时期。王蒙后来在1994年华艺出版社出版的10卷本《王蒙文集》第4卷的说明里写道:"《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引起了轩然大波。由于* 的过问，1957年初作者幸免于难。反右开始后终不免，个中奥妙非我能知。"最近，撰写《王蒙评传》的北京学者贺兴安先生在泰安告诉我，他虽经过多方调查，王蒙当年错划为右派的缘由仍然无法搞清楚。也就是说，过了40多年，王蒙错划为右派这桩历史公案，至今还是一个秘密。
    穿过一座小侧门，我们来到地委后大院，走上一条葡萄架长廊。此时院中寂静无人，微风中掩映于葡萄叶丛中的电灯忽明忽暗，拉长了我们幽灵一般的身影。我说:"别看我们和田又小又偏僻，可接待过不少大人物哩，像周总理、贺龙、罗瑞卿、郭老、王震，还有外国首脑如西哈努克、尼迈里、阿尤甫·汗等等，都在这条走廊上散过步……"我如数家珍，历历道来，实际上是为了掩饰某种自卑感；其中也不无"谁不说俺家乡好"的夸饰心理。
    "那你就来一首长诗：《沿着巨人们走过的足迹》，怎么样？"王嵘笑着向我建议道。
    "那可不行，"我故意故意笑道，"刘少奇的脚印也混杂在里面了，他六六年初来和田，也在这条长廊上散过步……"
    "刘少奇也走过这条长廊?那好，"王蒙立即低下头来观察地面，仿佛在寻找那几行"罪恶"的脚印，"咱们今天也沿着叛徒、内奸、工贼走过的路——"说着他挺起瘪瘪的肚子，上衣后襟空空荡荡，背着手，学着大人物的姿势踱起方步来，活像是戏台上的老生，十分滑稽。
    王蒙在小说《画家'沙特'诗话》中，以幽默的调侃的笔调，塑造了一位可笑复可悲的画家萨卜鲁（原型当为原自治区文化厅油画家列阳）的形象。在小说结尾的诗中，王蒙写道:"小说游戏心非戏"，感情是很沉重的。王蒙那天晚上在长廊上"游戏"，其实内心是非常痛苦的，属于一种维吾尔人"塔玛霞儿"式的苦中作乐。
 
 “我又不求他来当文化科长。”
  
    那天晚饭后我又去看望二王。到了宾馆，房间里只有王嵘一个人在看书，原来王蒙被地委王书记请去聊天了。
    "不服不行，人家王蒙就是不一样，啥人都能谝(聊天)得来!"王嵘是个老新疆，一口乌鲁木齐方言:"那天在巴扎上，他用维语跟卖瓜的维族老汉也谝了半大天，老汉楞松(一个劲儿)让我们吃瓜。你们王书记也爱连(同)他谝，刚在饭厅里没谝够，又叫到房子里接着谝。我想看书，就一个人回来了。"他把一本带来的《世界文学》递给我，"这里面有个苏修的中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写的真棒，王蒙也看过了，你拿去看看。"
    第二天见到王蒙，问起与王书记聊天一事，他沉吟了一下，然后说:"* 不是说过 '要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吗，王书记是个文化人，家属还在阿克苏，一个人很寂寞。你们和田的人来找他的很多，但不是请示汇报，就是告状诉冤；我是局外人，一不找他鸣冤叫屈，二不求他来和田当文化科长，同他谝谝，他何乐而不为?现在的官难当，有句话讲得真妙:群众无政府，政府无主义……。"王蒙的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系列中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什么都有，但写得最好的人物形象当推各级党政干部和文化人，其次是少数民族农民。我想这同他善于与社会各阶层各种人物有着广泛深入的接触和了解，有很大关系。
    "少有的聪明人!"后来见到胖胖的、有点学者风度的王书记时，他向我这么称赞王蒙，"脑子快，口才好，懂的也多，连农业也懂……"我想，这也是知人之论吧!
 
 “哪几来的 '眼镜叔叔'呀！”
  
    王蒙他们就要去喀什了，我一直想请他们来家吃顿便饭，以尽尽地主之谊，但都被婉言谢绝了。那时候和田形势很糟，社会上搞什么批林批孔批"水壶"（维吾尔人当时对《水浒》的戏称），多数单位都瘫痪了。商店货架空空，连饭馆也常关门。居民生活很艰难，粮店有时一连数月没有食油供应。甚至只出售原粮，人们只好背上生包谷粒到郊区水磨上磨了来吃，苦不堪言。因此他们的拒请，完全是体谅我的难处。
    王蒙他们第二天动身去喀什，晚上我去送行，才得知长途班车出发得很早，来不及在宾馆吃早点。我看准这是个机会，便真诚地建议说，干脆早上先到我家随便吃点什么吧，汽车站离我家也很近，200公尺不到。他们不好再拒绝，却反复叮咛说要简单一点，就弄些面条之类稀的，热乎乎的吃了舒舒服服好上路。我自然答应照办。
    天刚蒙蒙亮，王蒙他们便提着简单的行包来了。说来惭愧，我当时住在一间不足12平米的土平房里，除了几件简陋的家具外，连一把像样的椅子都没有。只好搬出两把一元两毛五买来的小木凳子，请二位屈尊歇脚。我也没有厨房，就在门口胡乱砌座炉灶露天做饭；劈柴煤砖就堆在旁边，落满了灰土树叶，像个垃圾堆。房前倒有个葡萄架，可是葡萄树早死了，只好在光光的木架子上搭一块破席遮阳。
    "可惜就要走了，"王蒙同情地环顾一下我的穷家对王嵘说，"要不咱们可以帮小夏盖间小炭房当厨房。打土块(土坯)我很在行，当年在乌拉泊'五·七'干校，我一天能打好几百哩……"
    "那可不敢当!"我不好意思地赶快解释，"和田很少下雨，住家户都是露天做饭——其实也怪我自己太懒，又有临时观点……"
    "那冬天呢"王蒙仍很关切地问。
    "冬天在房子里安个洋铁炉子，取暖做饭一举两得。"
    说着，饭熟了。我连忙把兼作案板的刀痕累累、油渍麻花的小圆桌搬进屋，支在床前，抹净，摆上辣子碟、醋瓶和筷子。妻子也就陆续将几碗葱花菠菜面条端上来，倒也红红绿绿、热气腾腾的小半桌。饭菜齐备，我便不无赦然地请客人入座进餐。
    正要动筷子，妻子说等等，说着从什么地方摸出一只小瓶子，拨开瓶塞，在客人碗里小心翼翼地滴了几滴。立刻，小屋里弥漫出一股诱人的麻油香来!前年我回河南老家带回来一壶小磨香油，妻子心细，不知什么时候偷偷藏起来一瓶，现在拿出来应急，算是多少挽回一点面子。于是在麻油香气的氤氲中，大家也就开始踢里吐噜地吃起来。他俩还连声称赞好香，说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送行饺子接风面"，但凡家里有一盒罐头或几个鸡蛋什么的，我也不至于如此寒碜，让客人吃一碗素面条就上远路哇，阿弥陀佛!
    床上3岁的女儿忽然醒了，一骨碌爬到床边，瞪着亮晶晶的两只大眼晴望着陌生的客人，好奇地"咦"了一声。王蒙听见后，立即朝女儿做了一个鬼脸，捏着嗓子说:"咦——哪儿来的两个‘眼镜叔叔'呀!"仿佛被生客说中了心思，女儿咧嘴笑了。
    王蒙那时限于处境艰难，根本无法进行创作，但是文艺创作的习惯性思维，又常驱使他随时随地去揣摸人的心理，包括小孩子。这回他模仿女儿的口吻说话，就可以看作是他的一次模拟性创作。一位正值盛年，具有非凡创造力的天才作家，只能用这种即兴的"口头文学"与毫不懂事的婴儿交流，可真是中国文学的悲哀。
    半个多月后，王蒙从乌鲁木齐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还郑重地附言道:"代问晶晶小友好!"他还记得女儿的名字呢，只不过根据耳音，把女儿小菁的名字错写成谐音字了。

王蒙的故事（下）

 
 "谢谢小王的香油面条。"
 
    王蒙那封信还特意写道:"多谢尊夫人的香油面条。"妻子看后笑道:"这个王蒙也真有意思，一碗面条还值得他挂在心上！"
    但是哪里知道，这仅是此后绵延一二十年的一碗面条的故事的序曲呢。
    时隔6年，1981年夏，我到北京参加一个文学讲习班，行前，给已调回北京的王蒙写了封信，祝贺他的短篇小说蝉联三年荣获全国文学奖（依次是《最宝贵的、《悠悠寸草心》和《春之声》》，并告诉他我已调到新疆师范大学中文系教书，想趁赴京之便去看望他。王蒙很快就回了一封信，信中详细介绍了他在前三门的住址和他平时在家的时间。未了，又附了一句:"向尊夫人问好，谢谢她那碗香油面条!"我心里笑道，这个王蒙可真是幽默成癖，不可救药，动不动就要纳斯尔丁·阿凡提一番哩!
    然而，一碗面条的故事还在继续中。
    1985年秋，已是中央委员和作协副主席的王蒙，作为当时新疆人民政府主席司马义·艾买提同志的特邀贵宾，回到乌鲁木齐参加自治区成立30周年庆典活动。那天在南门人民剧场听完王蒙关于当前文学现状的报告后，我随着人流走到门前广场，一眼发现王蒙正和几位文艺界领导站成一排，准备合影留念。我离他们不远，很想过去问候一下，又怕打扰领导们的活动。正在进退维谷时，只见王蒙快步向我走来，边走边扬手招呼道:"夏冠洲，你好!"我怔了一下，没想到在这种场合王蒙会以如此亲切的口吻主动问候我，感到很有面子，连忙迎上去同他握手。他看着我，忽然笑道:"回去代问小王好，谢谢她的那碗香油面条!"我楞了一下，一时不知该怎么应对，王蒙己转身过去了。
    又是谢谢面条，王蒙这是怎么回事?在路上，我细细捉摸王蒙这句话，忽然明白了，在那种情势下，思维敏捷的王蒙选择了这句具有象征意味的简单问候，含义十分丰富，耐人寻味，真是胜过了千言万语。
    时光又过去了5年，1990年11月，王蒙携夫人崔瑞芳老师回疆"探亲"，体验生活，为创作他构思多年的《季节》系列长篇做准备，返京前，下塌于乌鲁木齐昆仑宾馆。八楼离我们学校很近，我得知后便去看望他们。谁知王蒙把我介绍给他的客人时第一句话又是：“你们都不知道，在和田，我吃过他夫人做的香油面条哩!"
    俗话说事不过三，这可是王蒙第四次"谢谢面条"了。难道拙荆果真有什么特异功能，竟能将一碗中国人最普通的面食做成山珍海味，让见过大世面、开过洋荤的王蒙，十几年来一直余香满口，念念不忘于斯?真是匪夷所思!
    直到1991年11月，这个盘中哑迷才算最后揭开。
    "那一碗面条。可是给我和王嵘几天的卡路里呢!"那天，在北京东城王蒙那座小四合院的寓所里，他深有感慨地对我这么说。接着他描述了旅途上他和王嵘的遭遇。
    车发和田，一路上饭馆都不开门，连一个卖馕的也没有。他俩饿着肚子颠簸了半天，汽车又在大戈壁滩上抛了锚，直到后半夜好容易才算赶到叶城县。叶城正在放映难得一见的新电影，吸引了倾城的观众，所以全城的饭馆都一律关门。王蒙他们自然也吃不上饭，黑灯瞎火、人地两生，饿得两人眼冒金星，四肢瘫软，几乎路都走不动了。幸亏王嵘手头有个通讯录，这才东问西找，终于冒昧敲开了一位素未谋面的投稿者的家门，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原来如此!
    这是1975年秋天，也就是"四人帮"覆灭的前一年，两位中国作家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的一段奇特而艰辛的经历。拙荆两碗面条(全称应为"香油葱花菠菜素面条")，竟然以无比坚硬的神力支撑了两位作家的生命，真是功不可没。难怪王蒙在心中萦绕成一个"面条情结"，十几年来再三再四地念叨感激不休哩!
    文学也是一种生命体验的表现。饱食终日的人，决然写不出那种真切的饥饿感觉来的。王蒙至今尚未把这段刻骨铭心的体验写进小说，但是在中篇《杂色》和长篇《失态的季节》中，我想他一定动用过了。右派音乐家曹千里和右派诗人钱文等人物，在饥饿中对食物的那种渴望和乞求的心理，不是一般人能写得出来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艰难困苦，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实在是一种不可预支的精神财富。
 
“我还处理过共青团员日绵羊的事哩。”

    1993年9月，为完成一项王蒙研究课题，我到北京师范大学做了一年访问学者。第二年元月初，我带了不少疑问去拜访王蒙。王蒙当时住在朝内北小街，原为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先生亲眷的住室，解放后前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先生又在此住过多年，是一处独门独院的普通四合院。院中也有几棵枣树，不过没有长在后院，而是在前院，与鲁迅先生当年北京八道湾家中那棵著名的枣树有所不同。
    在近两小时的访谈中，王蒙纵谈了他的经历和艺术观。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他竟毫不忌讳地向我大讲早年曾处理过像中学生日绵羊这等趣事。王蒙说，你我都在社会基层呆过，与那些一上来就一直在大城市大单位工作的文化人不一样，我们有共同语言。在伊犁巴彦岱，我当过公社副大队长，亲自处理过维族农民邻里间偷鸡摸狗之类的纠纷，这些都是上不了纲线的生活琐事，这养成了我崇尚实际的思维习惯。其实我年轻时就接触过实际，二十来岁时任北京东城区团委副书记时，就曾处理过许多乱七八糟的事，“像日绵羊的，是个共青团员，还是干部，他有个怪癖，常到附近农村去日绵羊，后来让人抓住了。你说叫我怎么处理他？这叫什么事呀，流氓分子？这些事好像都在《恋爱的季节》里也写了。”说到这里，他忍俊不禁地大笑起来。
    我补充说：“像小说里男青年因失恋剪掉自己的生殖器呀，强奸* 呀，这都与政治没有关系。”
    王蒙答道：“是呀，没有关系。”接着他总结道：“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不能作简单的判断，简单的线性思维逻辑判断。”“有些作品里面的是非是小葱拌豆腐，什么是黑什么是白，很清楚。我的作品就不是这样。人生是多种多样的，政治是非、生活是非有时是很难说清楚的，有许多事是进不了那些条条框框里去，进不了模式，既不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也不是官与人民大众的矛盾。……”
    当我谈了父亲与王蒙差不多是同时(1958年5月)被错划成右派后,王蒙说：“以前没有机会讲你的经历，所以说，我谈的问题，你一听就明白。一下子我就想起你在和田过日子的情景，起码你知道一碗面条是怎么做的。……我对事物的看法，本身就不是那么简单。我反复给人讲，凡是把复杂的问题说得像小葱拌豆腐一青二白的，凡是把复杂问题的解决看成是探囊取物、顺手牵羊者，皆不可信。”
    王蒙又提起那碗面条的故事了。我对王蒙把我视作同道甚感庆幸，更对他所谈的人生经验和看问题的思想方法颇感兴趣。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访谈后，我把这次访谈的录音做了摘要整理，并经王蒙亲自删节修改，以《生活·创作·艺术观》为题，在《北京文艺》上发表了。由于文章披露了王蒙过去鲜为人知的经历和真实的内心世界，后来被《读书》杂志作了文摘，好几种评论集也收录了。其实，这应该算是王蒙老师与我合作的一篇文章。
 
“巴彦岱的青杨现在也少多了！”
 
    2001年金秋9月，王蒙携夫人和秘书崔建飞同志又有一趟新疆之行。他们先到伊宁巴彦岱探望了各族乡亲，回到乌鲁木齐又先后被邀请到新疆大学和我们新疆师范大学做学术报告，并接受了两所大学名誉教授的聘任。
    在我校做完学术报告后，学校派了辆车送王蒙一行去机场，直飞北京。我与王蒙老师同乘一辆车为他送行。车行间，王蒙望着路两旁的街景和绿树，若有所思。忽然他感慨道：“乌鲁木齐变化很大，现在白杨树几乎看不到了，当年路边到处都是一排排高高的白杨树。”我说，是的，当年散文家碧野曾有一句妙语形容说，白雪和白杨平分了乌鲁木齐四季，倒是是准确的。但白杨树生长期短，缺乏观赏价值，春天又爱扬花，弄得城市很脏，讨厌人，所以现在都被榆树、白蜡树等树种陆续取代了。
   “巴彦岱现在的青杨也少多了！”王蒙不知为什么又联想到伊犁巴彦岱。他的思绪似乎跨越时空，回到生活过七年的巴彦岱田野。
    王蒙自1979年改正后离疆返京，此后20多年来曾多次回疆“探亲”，几乎平均每隔两三年就要回来一次。最近他刚回过伊犁，一定发现了那里的青杨树比起当年印象中的来要少多了，所以才有这句深沉的感慨。王蒙曾在很多作品中都提到过伊犁的青杨，特别是在其散文名篇《故乡行――重访巴彦岱》（此文曾使旅美华人作家聂华苓女士读之落泪）里，有四五处段落就用深情的诗意文字反复描绘过青杨的雄姿倩影。我不由猜想，他此次伊犁之行可能见过我刚在《伊犁河》上发表一组散文《伊犁诗话》，因为里面有一篇就题作《巴彦岱的青杨》。文中我根据1998年春到伊犁师院讲学期间，故地重游重访巴彦岱所见所感，介绍了当年王蒙巴彦岱的几位乡亲的近况，我还特意抒写了如今巴彦岱青杨树少多了的莫名失落。问问身旁王蒙秘书小崔，他证实了我的判断。原来《伊犁河》主编郭从远文兄，果然给王蒙赠送了这期杂志。
    2003年10月，我赴青岛参加中国海洋大学举办的“王蒙文学创作国际研讨会”（王蒙即为该校文学院院长，系实职）。会议颇具规模和水平，气氛热烈。我向大会赠送了一幅自书诗的书法习作：“劫波历尽成大道，文坛挥洒凭巨笔”，算是向从事文学活动50周年、已70大寿的王蒙老师表示衷心祝贺。可惜会期紧张，王蒙活动特多，未能与他深谈。会后《山西文学》主编韩石山先生来信约稿，我即将《巴彦岱的青杨》那一节作了大的修改展开，寄去用原题发表了。今年8月初，我应邀到中国作协北戴河创作之家休养了10天，王蒙老师和崔瑞芳老师贤伉俪刚好也在这里休息创作，终于有机会同王蒙老师作了几次长谈。有次在创作之家院中交谈时，王蒙提到《山西文学》上我那篇散文，说配发的他在巴彦岱与维族老乡坐谈的那幅生活照印得不够清楚，可能是反拍的。说话间，他望着远处一丛虬枝盘屈的青松，神情茫然，若有所思地说：
   “巴彦岱的青杨现在是少多了！”
    这是王蒙第二次对我发出对巴彦岱青杨树少的感叹了，他的意识此时一定在飞快地流动，由此及彼，自由联想到伊犁的那些亲切的青杨林。当年巴彦岱房前屋后、村边地头，到处都生长着青杨树，挨挨挤挤，以挺拔高耸的身躯护卫着绿洲，体现了一种昂扬奋发的团队精神，给人的印象极深。青年时期的王蒙曾为它们付出过艰辛的汗水，树下也保留着王蒙不少难忘的记忆，因而青杨已然成了王蒙心目中关于伊犁、其实也是新疆的象征物，那上面承载着王蒙太多太多的感情。所以王蒙曾说，伊犁成了他与家人一个永恒的话题，在很多作品中都念念不忘伊犁的青杨。现在物换星移，人们观念在变，伊犁的青杨已种得不多了，但王蒙对巴彦岱仍旧一往情深。青杨树的倩影已在他心中扎下了根，永远牵动着他的情思，成为他心目那枚拂之不去的“恋疆情结”的一种意蕴丰厚的意象。正如王蒙在《故乡行》中信誓旦旦宣布的那样：
 “我将带着长逝者的坟墓上的青草的气息，杨树林的挺拔的身影与多情絮语……带着巴彦岱人的盛情和告诫，带着这知我爱我的巴彦岱的一切影形声气、这巴彦岱的心离去，不论走到天涯海角……”
 
“为了看你，我把脖子都看歪了！”
 
    在北戴河创作之家的日子里，我忽发奇想，要给王蒙老师画一幅速写。我计划将8年前出版的专著《用笔思想的作家――王蒙》进行一次大的补充修订，将来出版时好把这幅画像用上。我自幼喜爱绘画，当年曾在吐鲁番、伊犁、和田等地画过上百幅人像素描或国画写生，大都能比较准确地抓住对象的相貌特征，十分钟左右就能画得基本上“乌乎夏希”（维语：像、一样）。近年因忙于文学教学和科研，很少画画，兼之年龄也大了，捕捉形象能力和线条表现力均有所下降。但就在前年，我还不揣浅陋，曾分别为云南丽江纳西族洞经音乐发掘推广人宣科先生，和阿尔泰喀纳斯吹奏苏尔古乐的图瓦老人依尔德希画过速写像，看到的人都说有八分相像。因此为王蒙老师这样熟悉的人画像，应该说还是有一定把握的。
    这天午饭前，王蒙夫妇如约来到院中大核桃树下。恭候多时的我连忙打开速写本准备画像。王蒙在白色铁圈椅上坐下，我也选好角度坐在他的侧面专注地观察。这时，同在创作之家休养的杨晓芬女士也来了，坐在另一旁与王蒙说话。王蒙笑着对她打趣道：“20多年了，你还是驻颜有术，风采依旧呀！”杨女士与王蒙是《新疆文艺》编辑部的老同事，久别重逢，共同回忆起20多年前的历历往事，两人竟有说不完的话。他们还谈起杨女士当年复旦的同班同学、北京名作家梁晓声来。王蒙一边应我的要求，头部扳着不动，目视前方，可是又要照顾杨女士的情绪，做面对面的亲切交流，只好下意识地将脸转来转去，最后甘脆身子不动只将脖颈扭向了杨女士。杨晓芬的爱人在一旁忙着为我们照像，也让大家不要动。王蒙坚持了一会儿感到不对劲，就拨浪鼓一般转动着脖颈对杨晓芬喊起来：“你看，为了看你，我把脖子都看歪了，扭痛了。对着美女直了眼扭脖子，这照出来的像成个什么样子？”说得在场的人都笑起来。于是杨晓芬就把椅子挪到王蒙对面。王蒙不用扭脖颈了，两人继续谈活。我又一次调整位置，接着画像。
    本来一开始我还是信心十足的，一旦动起手来时却有些紧张了，唯恐画不像，扫了大家的兴，贻笑大方。谁知这一私念萌动影响了我的发挥，笔下愈加迟疑起来，手仿佛也不听使唤，脑子里一片空白，眼前王蒙的面容五官竟是一片模糊，硬是找不到一点准确感觉。现在经过这么一折腾，我更紧张了。王蒙仍旧不停地说着笑着，开阖的嘴唇牵动面部肌肉，连带眉眼、鼻翼、眼镜均不停地动。他此刻谈兴甚浓，面部表情生动，妙语如珠，周围人不时开怀大笑。可是这么一来可苦了我，王蒙的面部特征更不易把握了。画着画着，就成了毕加索的“立体派”，王蒙脸的轮廓有好几个移动变形的侧影。我急了，很想再一次命令王蒙“季米乌特隆”（维语：不要动），可是又不好意思，不敢。只好硬着头皮起了几幅画稿，总是不满意。王蒙还在兴致勃勃地谈笑风生，我却渐渐失去了信心，延宕不得，只好草草画完，画纸上仅具一个面形而已，不要说神似，连形似都远没达到，极不成功。末了，我甚至没有勇气给王蒙看一下拙劣的画稿呢。王蒙的小孙子倒是过来翻开画夹看了，童言无忌，低声说了句不太像。有其祖必有其孙，王蒙这位刚上小学的小孙子极为聪明，背古诗的功夫常令大文豪的爷爷常自叹弗如。
    这是我平生最失败的一次人像写生，对象竟然还是我最崇敬、也十分熟悉的人。这使我十分懊丧。但我并不觉得丢了面子，人的精力毕竟有限，我毕竟不是所谓的专业画家，想来大度的王蒙老师一定能够原谅我的。只是兴师动众地无端折磨人家十来分钟，辜负了王蒙老师的一片信任，还让他本来就有病的颈椎再度扭曲变形，倍感痛苦，使我深感过意不去。只好在这里要向王蒙老师表示歉意，恕我不自量力，献丑了，冒昧了！
    话虽如此，我还是觉得此番失败仍有所得。它让我有机会与王蒙近距离地接触了一回，观察到他说笑时细微的表情变化，让我感受到我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也真切地体味到了这位前部长高官的平易近人处。王蒙那天说，北戴河的好处就是气候好，海滩好，来北戴河主要就是来游泳的嘛。所以他天天穿着拖鞋到老虎石海滩游泳，一逞泳技，晒得面孔黝黑，清瘦了许多，但精神却异常矍灼。一位著作等身的七旬老人有如此健康的心态，幽默风趣仍旧，思维敏捷依旧，真令人钦佩和欣慰。此外，我也从中悟到一种艺术道理：越是熟悉的人，越是近距离，就越是不易把握。距离为美嘛。
 
 “看来，那碗面条的故事要绝响了。”
  
    在北戴河王蒙住房里那次晚间长谈中，我问他目前的创作情况，他说正在写几篇小东西，每天上午写作，下午游泳。我汇报了我们正在做的那项国家大型课题《新疆当代多民族作家》的进展情况。他很关心，答应明年出书时为我们写一篇序言或题几句词。我还向他谈了今后准备继续深入研究他的种种想法。但谈得更多的还是私交的往事。交谈中，王蒙又提起1975年在我家吃面条的事来。他纠正道，其实我和王嵘在你家吃完面条后当天并没有走成，因为汽车站当天没有发车，在途中戈壁上抛锚、挨饿、好不容易讨到一口吃等系列遭遇，只是第二天上路时才发生的故事。这么说来，拙荆当年那碗菠菜香油素面条48小后还能对王蒙他们起着支撑生命的作用，那么，这碗面条就愈加神力无穷了！
    说到这里，王蒙问了我的年龄，然后笑道：“看来，那碗面条的故事是要绝响了！”记得王蒙是第二次说这句话了。1999年9月，他来疆主持《中国西部文学》“支边青年征文奖”颁发仪式时，就曾对我说过一次。我当时没有深想，只是随口答道：“不，故事还会继续的，欢迎将来有机会到寒舍再吃上一碗我爱人做的面条。”现在，岁月不饶人，王蒙已年届七旬，我也年届花甲，都已步入或即将步入老年了。往事纷纭，往事如烟，30年前交往中的一桩普通生活琐事，是不值得过多重复的。但是，有道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当年社会底层中贫贱时那一段真诚无私的情义，将穿越时空的限制，永驻心中。
    2001年秋，王蒙秘书小崔告诉我，我那部专著《用笔思想的作家――王蒙》，被美国和加拿大作家协会作为联名推荐王蒙为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人的一个依据。这消息使我殊感意外，也颇感欣慰：辛勤笔耕毕竟没有白费。只是那本书虽然不无学术原创性，但属于一部急就章，很不成熟和系统，更谈不到深刻。8年来，王蒙的文学事业又有了巨大的拓展和提升，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王蒙文存》，竟多达23卷，还不包括他大量的书信和日记。王蒙仍处于他写作的高峰期，以他身体的状况，至少还可以写上十来年，将来如出全集，恐怕40卷也挡不住，真可谓洋洋大观，文坛罕见！王蒙已然无可争议地成为上世纪下半叶和新世纪初中国一位成就最卓越的文学大师，一位具有很高国际声誉的跨世纪的文化巨人。十分有幸的是，王蒙与我们新疆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这正是新疆的骄傲。16年在新疆不同一般的经历，很大程度上玉成了一代文豪王蒙。今后只要有机会，在有生之年我还要把王蒙研究继续进行下去，因为自感尚有研究他的许多学术优势。不过，此举早已超越了私人的感情层面，而变成作为一个不无笨拙鲁钝，却又十分执着的文学爱好者的终身事业。我是越来越意识到王蒙在我国文学事业中的意义了。从早年有缘结识王蒙为动因起始的王蒙研究，现在应该成为我文学生涯中的一种理性的主题。
        文已完而意犹未尽，兹赋排律一首附后，平仄无所计也。诗曰:
        杂花生树燕子飞，(1) 萍水相逢乌孙地。(2)
        京华激昂红"少共"，  边塞落寞灰布衣。
        有缘得识春风面，    无才追摹鸿鹄意。
        删繁就简石成金，    负重忍辱笑破涕。
        能上能下真君子，    "兴富""幸福"费猜疑。
        神侃深夜非谋官，    漫步长廊岂演戏!
        荒年乱世无兼味，    瓦灶绳床只素食。
        天真效戏婴儿语，    慷慨欲逞鲁班技。
        契阔终念面一碗，    跋涉唯仰油两滴。
        妙言解颐庄亦谐，    奇语洞烛幽与微，
        春光唱彻心无憾，(3) 蜡烛成灰意未已。
        劫波历尽成大道，    文坛挥洒凭巨笔!
 
 注：
 (1) 巴彦岱，蒙语意为"燕子飞来之地"。
 (2) 伊犁地区属古代乌孙国。
 (3)王蒙1963年底于赴疆途中火车上曾作咏志诗数首，中有"春光唱彻方无憾，犹有微躯献塞边"之句。
 　　　　　　　　　　　　　　　　   2004年9月20日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