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香港指出的，“红色资本家”荣毅仁的一生，见证了中共与资本家“既爱又恨、由恨到爱”的历程。他在中共建政后选择留在大陆，在1959年选择将商业王国无偿上交给国家，在改革开放初期选择东山再起，最终富甲中国，每次都是国运与家运的“重大转折”。他敢与中共结盟，又能借此重建荣氏王国，足显其智能与魄力。
2005年，当荣毅仁再度引起公众关注，他已是逝者。此前，他沉默了7年。
7年前，荣毅仁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副主席。遗体告别仪式上，几乎两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齐集，并称他为“伟大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战士”，外界由此猜测他早已入党。
2005年11月3日，荣毅仁的共产党员身份得到了确认。当日上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丧礼备极哀荣，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等9常委到场送别。本港媒体披露，新华社当日播发的荣毅仁生平指出，荣毅仁于1985年7月1日“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前，荣一直以“党外人士”身分活动，但实际上他秘密加人中共已经20年。
官方新华社发出3500多字的“荣毅仁同志生平”，为荣毅仁盖棺论定，予以高度评价，指荣的“一生是伟大光辉的一生，是爱国奋斗的一生，是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他的逝世，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
同一天，另一事件成为媒体焦点，福布斯2005中国富豪榜揭榜。荣智健家族位居榜首。
荣毅仁的人生，在89岁时画上句号。他和他家族的命运沉浮，暗合这个国家几乎整整一个世纪的历史。对社会主义中国而言，他最重要的使命，似乎是在每一个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向世界亮出自己“红色资本家”的身份——对于必须对另一个世界保留一条通道的北京来说，这就够了。对他和他的家族而言，每次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都会有一次把握财富的机会降临，当然，荣氏经营家法不会让这些机会有丝毫浪费。
1949年，留守大陆，协助统战
1916年，无锡“棉纱大王”荣德生诞子荣毅仁。成年后，荣毅仁陆续入主无锡茂新面粉公司、上海合丰企业公司、上海三新银行等家族产业。
1949年大陆政权更迭，荣氏家族子弟与一些上海资本家纷纷出走，荣毅仁父子却选择留在了大陆。在以研究老上海历史著称的学者薛理勇看来，当初荣氏父子固然是出于对共产党的信任，但也有留守家族企业以观局势的初衷。
“荣家原来被称为‘棉纱大王’、‘面粉大王’，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集团。但他们商业帝国的基础是制造业，很难搬迁，即便在上海沦陷时期，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也选择了留下，并在‘孤岛’时期一度获得短暂的高速发展。所以在1949年，荣家外迁时，只能抽离资本，进行资本外迁，企业很难外迁。”
不管怎么样，留守者很快就转变成为新政权的积极“建设者”。1950年，荣毅仁任上海申新纺织印染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抗美援朝时，荣积极捐献飞机大炮支持前线，一举成为新中国的新闻人物。之后他积极响应工商业改造。
不过，如某统战部官员所言，对于北京方面来说，荣最大的贡献不在于把家产交给国家合营，而在于他以资本家的身份协助北京工作，“起到了统战的最大作用”。
1956年，积极配合社会主义改造
上世纪50年代，作为一个获得独立不久的原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新中国亟需经济原始积累。这个国家以非凡气魄，迅速实现了包括工商业在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彻底废除各种复杂的产权关系，将劳动成果集中起来，直接用于国家基本建设的安排。这个过程中，公私合营无疑是对资本家的巨大考验。而“民族资本家的首户”——荣毅仁，给予了中共最积极的配合。
1956年，荣将所有财产“主动”上交给国家，每年只取5%的定息。1957年1月，陈毅受* 委托，专程到上海“助选”，荣顺利当上了上海市副市长。
自此，荣正式步人中共政权领导层。
那一年，荣41岁，这是荣选择留在大陆后的第一次重大转折。当时，一张照片广为流传：荣和毛一起看着纺纱女工劳动。
从公开消息可以看出，那时的荣紧跟执政者的思维，甚至还有所“超前”。1956年，荣在学习了毛关于工商业者要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等一系列讲话后，想到一个在当时既重要又敏感的问题：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但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阶级关系有了调整，这个对抗性矛盾是否可以转化成为非对抗性矛盾呢？
此后，在全国人大的一次小型会议上，荣向毛当面提出这个问题，被毛称为“蛮会用脑子、提问题”。不过，一些朋友为他捏了把汗。
1957年2月27日，毛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对此问题作出回答：“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平和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此后，讲话收入毛选第五卷，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
尽管荣是毛赏识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首户”，“文革”期间，荣还是受到了冲击。即便如此，荣仍对中共保持高度忠诚。据大陆公开报道，1966年的一天，大批女红卫兵突然冲进荣毅仁在北太平庄的家里，不但大肆打砸，还用荣家的摄像机把经过录下来，要寄给荣在海外的亲戚。荣毅仁清楚录像寄出去的影响，给了这些红卫兵假地址。
正因为荣“非常拥护党的各项政策，坚决执行”，加上他“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代表”的身份，“文革”后，北京为荣落实政策的决心颇大。时任上海统战部副部长的叶尚志，负责执行给民族资本家的定息支付（公私合营后，中共承诺，每年给民族资本家5%的定息，但‘文革’期间被冻结了）。叶在采访中表示：“落实政策时，定息资金在上海的比重最大，全国24亿上海就占了12．5亿，这在当时是天文数字。其中，荣家在上海占的比例很大，最后我们都坚持一一支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