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发平头，笑容谦和，性格沉稳、行事低调，这是董建华给人留下的最深印象。

    任香港特首期间，由商入仕、缺少政治手腕、素有“好人”之称的董建华带领香港市民迎接一个又一个挑战，渡过一次又一次的风云变幻、波诡云谲，可谓鞠躬尽瘁。作为实践“一国两制”的拓荒者董建华在香港经济复苏并已经见到曙光的时候，选择离开，一度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其任职前后也曾成为人们关心的热点话题,今天的董建华依然为世人所瞩目……
 

从“香港之死”到“活力之都”

    董建华上任之初，正值香港楼价疯狂飙升，市民要求平抑楼价的呼声很高，董建华也认为楼价太高是窒碍香港竞争力的“罪魁祸首”。1997年10月，董建华在上任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中提出每年兴建8.5万套公屋，廉价供应给低收入人群居住（被称为“八万五”建屋计划），作为长远的建屋目标。一时间，全香港叫好，几乎全是赞成的声音。

    然而，1997年10月的香港，顺利回归的喜气尚未消散，经济危机的阴霾已经降临。董建华有关“八万五”建屋计划的施政第一炮才打出，以“地狱狂犬”索罗斯为首的对冲基金、摩根斯坦利、高盛、里昂、所罗门、怡富、惠嘉、美林及霸菱等大型证券行组成的“国际大鳄”对香港“发功”了，金融风暴登陆香港。

    早在香港回归前夕，美国《财富》杂志就预言：香港已死！并以“香港之死”为封面的专题文章预测香港回归后居民大量移民海外、犯罪猖獗、法制混乱、选举制度被破坏等等，把回归后的香港说得前途一片暗淡。一般人都认为，该文代表了西方对回归后的香港的普遍看法。然而，让人们感到意外的是，1997年之后冲击香港的，是经济而非政治的问题。

    这场风暴发端于泰国，席卷整个亚洲，搅得周天寒彻。在扫荡了东南亚各国之后，“金融大鳄”们将手伸向香港。1997年至1998年间，“大鳄”先后对香港发动了4次猛攻。

    刚掌舵特区不久，新船长董建华和他的水手们便与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遭遇。他们是否能经受得住考验直接关系到香港的繁荣稳定以及“一国两制”的落实。由此，全世界屏住呼吸、瞪大眼睛紧盯着联交所的大屏幕，特区政府与国际炒家之间的金融大战牵动人心。

    香港经济受创，股市暴跌，房地产也备受冲击，董建华的首个德政“八万五”建屋计划，由此惹起了一些争议。尽管不少国际经济分析师认为当年香港经济衰退的原因是亚洲金融风暴所致，但港人大都认为，“八万五”计划遏制了房地产市场，助长了金融风暴对香港的冲击。有人开始说，在金融风暴扫荡楼市的时期，这一计划无异于雪上加霜。

    1998年夏日一役，惊心动魄，双方杀得天昏地暗，数家欧美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同时向香港汇市、股市和恒指期货市场发动车轮战，疯狂抛售港元和恒指期货，恒生指数直线暴跌到6660点。据称，当时外汇储备已损失了80亿美元，金管局有官员分析，“大势已去”，如果不采取行动，香港很可能在5天内“断气”。8月7日，董建华发表谈话表明特区政府捍卫联系汇率的决心：“我们一定做得到！维持联系汇率将能确保香港的长远经济活力与利益，短期的痛苦可以接受。”其言语颇为悲壮。

    按照索罗斯等国际炒家的如意算盘，香港金管局会采用扯高利率的老套子，并借此打压股市。利率抬高，股市势必下跌，恒指期货也会同步下滑，然后炒家便可在期货市场以较低的价格沽空恒指期货，汇市股市双双获利。但在生死关头，特区政府一改策略，董建华花了半个钟头做了一个他上任后最重要也是极富争议的决定，随后在8月14日至28日两周时间内，特区政府共动用近1200亿港元的外汇基金入市干预，在股票、期货市场与大炒家们展开了一次“世纪豪赌”，将恒生指数上拉1169点。特区政府在期指市场获利约20亿港元，最终成功击退炒家，投机者损失估计为12亿港元。

    在金融风暴的吹袭下，特区政府挺了过来，没让香港出现“崩盘”。然而杀敌一万，自伤三千，这一胜利实在来得惨烈——从1998年第一季度起，香港经济持续五个季度衰退，为战后最严重的一次；股市从1997年8月最高峰的16673点急跌至1998年8月最低谷的6600点，一年间跌幅超过60%。数以千亿计的财富瞬间蒸发，香港似乎一夜之间变为一座危城。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一周年庆典上，行政长官致辞号召港人“拿出前所未有的勇气”去战胜困难。

    在1998年的那场动荡中，董建华及特区政府面临的挑战不仅来自外部炒家，还来自因金融风暴而引起的内部矛盾。英国人离开香港时留下两个难题：高地价、高楼价政策和联系汇率政策。特区政府成立后，本来应该着手解决，不料金融风暴袭来，令董建华陷入两难的困局。金融风暴使香港不仅不能改变联系汇率，反而要死守下去。再加上此前的“八万五”政策已令楼市低迷，香港股价、楼价一时双双暴跌。一个两难的局面出现，于是，许多人诟病政府政策。

    另一波批评之声由特区政府动用外汇基金入市干预引发。学者、商界纷纷指责特区政府破坏了香港一贯的自由市场运作体系，西方传媒的批评更为强烈。一场经济领域的战争，政治硝烟四处弥漫。

    从一开始，历史便没有给董建华和他的班子适应的时间，即使在金融危机过后也没有喘息的机会，危机接踵而至，地下暗流涌动，特区政府始终颠簸于风口浪尖。而处在风暴眼的董建华更是不得不咬紧牙关，鼓起十分的勇气，接受命运与历史的挑战。是非功过，谁人评说？顶住，没被打垮，已是英雄本色。金融危机肆虐之时，董建华在给亲人的家书中说道：“雨过天晴后，我们便会更加坚强、更具实力。香港现时需要的，正是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其实，我们一直具备这种精神，只要大家将它发挥出来，逆境过后，便会是顺境。”

    为使香港恢复经济活力，香港特区政府采取了诸多措施。一方面加大公共工程投资，增加就业机会，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退还税收，冻结收费，纾解民困；同时，厉行疏堵结合，进行金融改革；并且，积极提升创新科技和高增值产业在经济体系中的比重，先后推出“中药港计划”和企业“数码港计划”。

    守得云开见月明。到1999年第二季度，香港经济终于结束了连续五个季度的负增长，取得1.1%的增长。拐点出现了，香港走上了复苏之路。

    而更具戏剧性的是，2001年5月8日，曾经报道“香港之死”的美国《财富》杂志竟然选择在香港召开“《财富》全球论坛”，同时对外宣布：香港没有“死”！并且还高度评价说：“香港仍是亚洲乃至全球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之一。”有趣的是，当年策划“香港之死”封面专题的编辑总监乔夫莱·科尔芸也参加了这次财富论坛，有记者不忘旧事，问他：“如果现在《财富》为香港再做一个封面专题，你怎么形容香港？”科尔芸思考良久，最后回答说：“活力之都。”

率港府险度“戴口罩的春天”

    风雨过后，首届香港特区政府在2002年6月30日结束5年任期，董建华也面临着去还是留的抉择。

    2001年12月13日下午5时44分，董建华在“支持董建华连任大会”上，向在场的1000名嘉宾正式宣布参选香港特区第二届行政长官。董建华说，竞逐连任行政长官，是他一生中最不容易的选择。他的“初衷”是只做一任，但现在事业刚开始，香港正在困难之中，在前进中，在希望之中，没有一件事，比“此时此刻和广大市民紧密站在一起，更加重要”。

    说到从商与从政的区别，董建华曾这样说：“从商时，你要做一些投资的决定，赚钱当然很高兴，蚀本的时候自己便要自负亏损。但做特首就不同了，关系到680万人的福祉。但你做特首也是要做到收支平衡，政府要有储备，所以做决定时不容有失，绝对不可以错的，这个责任真的十分之重大。在商界中做了一个决定后，很快就可以赚钱，在政府及社会整体的运作里的确是需要时间的，各种程序规则，同时亦要平衡各方面的利益，所以往往一个政策的推动，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缓慢的程序，必会败给其他一同竞争的城市，在这一方面我们也要设法改进。这就是从商及从政之分别。”

    2月28日，下午5时，香港特区第二任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提名结束，董建华成为唯一获得有效提名的候选人并自动当选。

    7月1日，新的任期开始了。在就职典礼上，董建华意气风发地说，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条充满艰辛，也充满光明和希望的道路。

    在上一任期内率先向董建华发威的是“金融巨鳄，”而这一次董建华与特区政府首先遭遇的竟是一种小小的病毒。

    2003年3月10日，香港威尔斯亲王医院突然向外宣布：在过去的几天内有来自8A病房的10多名医护人员出现发烧以及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并发现该病具有传染性。当日，医院便封锁8A病房。威尔斯亲王医院对病源的调查最终锁定在8A病房的一名病人身上，感染的大批医护人员都与这间病房及这名病人有过接触。

    而从3月中旬开始，位于九龙湾的淘大花园陆续有居民发病，到3月30日，淘大花园感染人数达85人，占全港感染者的1/5。全港感染者猛增至400多人。很快出现病人死亡，香港陷入了一派恐惧之中。次日，香港特区政府颁布了隔离令。

    这种不明原因的所谓瘟疫后被命名为SARS。当时，世界卫生组织对香港发出旅游警告，中小学生也开始放假。

    在这突如其来的事件中，特区政府处变不惊，沉着应对。4月11日下午，董建华宣布：对付非典型性肺炎是目前香港最重要的工作。并于当日下午，将4月19日定为“全民清洁保健日”，号召全体市民行动起来，把香港变成一个真正的清洁城市。

    4月14日起，香港所有与患者有紧密接触的被隔离人士在隔离期间禁止离境；同时，香港航空公司为所有离港人士量体温，防止可能已受感染的人士离开香港。

    对此，世卫组织专家在赴港考察后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战斗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不顾个人安危，坚守岗位，救死扶伤，有的医护人员还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夜以继日，千方百计地寻找战胜SARS的“克星”。社会各界全面动员，自发地举办一个接一个抗SARS的大型活动，群策群力，场面十分感人。

    “非典”疫情发生后，中央政府一直全力支持和帮助香港的抗疫斗争。4月12日，正在全国抗击“非典”斗争第一线考察工作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深圳会见了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胡锦涛表示：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广大香港同胞的福祉和健康，十分关心香港“非典”防治工作，全力支持和帮助香港夺取同疫病斗争的胜利。

    5月8日，中央政府支援香港的第一批医用物品顺利运抵香港，并很快下发各医疗部门。

    5月18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卫生部长吴仪在日内瓦出席世卫大会期间，会见了世卫组织总干事布伦特兰及其他官员，向国际社会传达了香港“非典”疫情受控的信息，并积极争取世卫撤销对香港的旅游警告。

    5月23日，世卫组织宣布从即日起撤销对香港的旅游警告，这让董建华振奋不已。

    “非典”作为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病毒袭港，事发突然，然而特区政府很快便有系统地开展一连串的实质性工作，将防治作为首要工作，身为特首的董建华更是事事勇于承担，处处亲力亲为，始终站在抗击“非典”的最前线。疫情开始在威尔斯亲王医院爆发时，他即亲赴这个重灾区视察。屯门医院男护士刘永佳在“非典”病房工作，受到感染而殉职。此时，人们是谈“非典”色变，但是董建华却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亲自参加刘永佳的葬礼。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董建华同夫人赵洪娉一起参加有关活动。

    在宣布世卫组织将香港从疫区名单除名的决定时，董建华感慨地说：“每一次当我想起在SARS这场疫情中逝世和牺牲的人，我都感到很难过……我对所有逝世和牺牲的人表示哀悼。同时，我代表全香港市民对受难者的家属和所有受影响的人表示慰问和关怀。”

在“旭日东升”时从容离去

    从2002年初开始，香港与内地开始了长达一年半的磋商，由于自由贸易区多为国与国之间的互惠安排，而香港与内地的这种商谈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进行的，因此被规范地叫做“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磋商，CEPA由此得名。2003年6月29日，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正式签署CEPA协议。

    CEPA最早源自董建华提出的“类自由贸易区”构想，这是他在2001年11月赴京述职时向中央领导提出的。2001年，中国入世，港商喜中生忧，担心失去中介优势，在香港商界、学者、专业人士的呼吁下，特区政府形成了“类自由贸易区”的构想。董建华提出这个构想后，当即获得中央支持。

    2004年1月1日，《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正式实施，内容包括3方面：允许众多香港产品零关税进入内地，放宽内地对香港服务业的准入领域以及贸易便利化。香港经济增长困局也在这一年得以打破。有内地经贸专家评论：此举意味着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内地向香港敞开了庞大的市场，打通了香港的“经脉”。

    CEPA对香港发展至关重要。据统计，2004年全年抵港的内地旅客高达1200万人次，其中三分之一是个人旅客。以零关税进入内地的香港产品总值约达11亿港元，600多家香港企业进入内地服务市场。董建华在当年的施政报告中表示，CEPA开启了香港与内地利用制度性安排推动全方位经济合作的新阶段，与内地的区域合作使香港获得更大的综合优势和得以扩展经济腹地。

    “香港经历了几年的艰辛，终于面临重大的发展机会。”董建华在一次记者会上表示，“香港的经济复苏，市民经济信心的恢复，都受到CEPA的影响。”香港贸易发展局首席经济师梁海国分析说，这个影响不仅带动了香港内部经济的反弹，以及内部消费和投资的增加，还带起了香港经济持续向上发展的好势头。

    在第二个任期内，董建华领导香港特区政府不仅成功地抗击了“非典”的肆虐，还锐意改革，克服全球经济放缓的不利影响，推动香港经济战略转型，促成香港与内地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关注教育，纾解民困，为港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总体上保持了香港经济、金融和社会的稳定。2004年，香港经济迎来了金融危机之后最好的年景。更为重要的是，回归后的香港不仅没有变成“死港”，其自由开放的市场体系反而更趋完善，在应对全球化的经济挑战中更具活力，香港也因此连续13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

    2003年的香港初见“曙光”，2004年已是“旭日东升”，香港经济达到金融风暴以来的最佳状况。2004年的最后一天，港股指数定格在14230点，全年上升13%，多项指标创下历史新高。

    然而此时，带领香港走出困境，迎来旭日的董特首却要离去了。

    2005年3月10日下午5时30分，董建华步入香港特区政府总部新闻发布会现场，甫一站定，他拿出老花眼镜戴上，语气缓慢地读出自己因身体欠佳宣布辞职的决定。他感慨地说道：“8年前，我接受中央政府任命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香港市民一起开始走一条从来没有人走过的路，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我有幸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这个特殊的位置上，报效国家，服务香港市民，这是我一生的光荣。”

    3月12日，温家宝总理签署了国务院第433号令，批准董建华辞去行政长官职务。

    同日下午，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闭幕会议上，董建华以高票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2005年3月13日，才自北京返回香港的董建华身着一件黑色棉夹克和一条灰色运动裤，独自一人返回办公室收拾自己的东西，约18时15分离去。临走时，他与政府总部大堂人员倾谈，显得十分轻松洒脱，使那些为他服务了多年的大堂工作人员感到十分亲切而又依依不舍……

    如今，董建华已将权杖交到了曾荫权的手里。不再担任香港特首的董建华，这样表达他对未来香港的期待：“将来的香港是一个安定、公平、民主、有爱心、方向明确、目标一致的社会，一方面鼓励自强不息灵活应变的精神，另一方面照顾老弱无依。未来的香港市民，将会更富足、更知书识礼；我们对回归后新的身份及拥有中国的根源，感到很自豪；我们立足香港，背靠祖国，放眼全球，对前途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