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1965年6月20日，一个深沉寂静的夜里，原青海省、陕西省省长、抗日名将赵寿山将军的生命在与病魔斗争中却无力回天到了尽头。这天，因癌块不断扩散，额头上黄豆大的汗珠从这位坚强的将军苍白的面部上一滴一滴往下淌，他痛苦地紧紧咬着牙。忽然，他从昏迷中猛地坐起，嘴唇颤抖着，似乎想说什么话。“爸，你想说啥？说啥？”将军的儿子赵元介急切地问。将军这时老泪纵横地说：“仲勋！仲勋！”。“爸，听说他还好！他捎话请你珍重”儿子望着父亲点了点头说。“我见不到他了！”，寂静的深夜，将军叹了口气说了这句话后又慢慢地进入昏迷之中。就这样，赵寿山将军在与病魔搏斗中，在怀念战友习仲勋中与世长辞了，享年72岁。

一、他们都出身贫寒
 
    赵寿山欣赏习仲勋，习仲勋尊重赵寿山。他们虽年龄相差近20岁，但都出身贫寒的农家，他们都有关中人的厚道，善良，勇敢，正直一面。

    赵寿山，1894年11月21日出生于陕西省户县渭河边定舟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06年，在他12岁时父亲愁病而亡，家境困苦至极。母亲姓曹名善慧，早年从扶风逃荒流落至定舟村，与穷苦的父亲赵端甫结婚。赵寿山在村中举人赵继声及贤魏康侯的资助下考入陕西陆军小学，读完小学后转入西北大学预科，后又转入陕西陆军测量学校。之后，在冯玉祥部第16混成旅任上尉参谋兼教导团学兵团地形教官。1924年投奔杨虎城将军，历任排、连、营、团、旅、师、军长及集团军司令员。1947年3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野副司令员。解放后，先后任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陕西省人民政府省长、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国防部委员等职。

    习仲勋，祖籍河南省邓县韦棠乡习营村，祖父于清朝末年沿路乞讨，一路逃饥荒至陕西富平县淡村中合村落户。习仲勋于1913年10月15日出生，家中姊妹7人，他为兄长。在家庭生活极端困难下，习仲勋于1921年进入胡景翼将军创办的立诚中学读书。1926年5月入共青团，1930年在杨虎城将军部队任职。1932年3月，他发动“两当兵变”，任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书记。此后，历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关中分委书记、西北局党校校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西北局书记、西北野战军副政委，解放后先后任中宣部部长、国务院秘书长、副总理，广东省委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等职。2002年5月24日，习仲勋在北京病逝，享年89岁。1947年3月至新中国解放，赵寿山和习仲勋在西北野战军解放大西北战役中，与彭德怀司令员同苦共苦，并肩作战。在西北野战军高级领导中，除彭德怀司令员是湖南人外，第一副司令员张宗逊副司令是陕西渭南人，赵寿山、习仲勋和他都是陕西人。他们始终紧紧团结在彭总周围，为解放大西北做出了贡献。

二、请示中央为杨虎城将军移灵

    赵寿山和习仲勋的友谊缔结于1947年3月，经* 和中央安排赵寿山出任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这时习仲勋为副政委，彭德怀司令员兼政委。部队的政治工作其实主要还由习仲勋负责。习仲勋1930年在杨部做过兵运工作时，赵寿山已是杨部团长，因此，他们都与杨虎城将军有一定历史情缘。

    1949年底，山城四川重庆解放。国民党反动派在撤离大陆前，蒋介石下令将杨虎城秘密杀害。这一消息传到西安，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找到赵寿山，请求陕西方面去重庆移回父亲杨虎城的灵柩。这时，赵寿山就与杨拯民直接找到习仲勋。习仲勋二话未说，立即向党中央发去电报予以请示，中央很快回复，决定让杨拯民去重庆移灵。习仲勋并写了亲笔信，请求中南局、西南局的负责人予以大力支持。赵寿山则安排陕西方面做好公祭、安葬工作。不久，杨虎城灵柩运回陕西，陕西各界进行了公祭。1957年，赵寿山将军亲笔题了写“杨虎城将军陵园”。陵园现在西安市南郊长安区韦曲镇东1.1公里处。后来，习仲勋从北京回陕西视察工作时，赵寿山作为省长陪他多次到杨虎城将军陵园祭吊过。

三、妥善处置青海省地方叛乱

    1950年3月6日至1952年11月9日，赵寿山时任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

    赵寿山刚上任，青海省发生了昂拉叛乱。解放初，国民党反动势力策动，由当地藏族头人领导、组织的藏族部落判乱，震惊中央。当时，项谦是昂拉部落第12代千户，集神权、族权、政权于一身，其权威在部落中至高无上。赵寿山领导的青海省人民政府在藏区开展的工作尚未全面铺开，项谦本人和部属对共产党的政策心存疑虑。反动势力借机为项谦赠送了大批枪支、弹药，马匹和金银财宝。项谦在拉拢下，强令昂拉地区群众购买枪支弹药，扩大武装力量。

    习仲勋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赵寿山将叛乱事件上报习仲勋后，习仲勋立即指示：正确解决昂拉叛乱，不仅对解放昂拉藏族同胞关系极大，而且对共产党在其他藏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站稳脚根，建立人民政权，开展工作关系极大，甚至对甘、川、康藏区，乃至西藏也有重大影响。要求必须坚持在充分军事准备的基础上，采取以政治争取为主的十分慎重方针，首先是用和平方式解决。对项谦一定要采取反复争取，特别宽大的政策。

    赵寿山主席按照习仲勋指示，组织各级干部在藏区开展了扎实的政治思想工作。据统计：从1950年9月至1952年4月，省委、省政府派出省级领导干部和藏族部落头人、活佛等上层各界爱国人士50余人，先后17次赴昂拉地区劝说项谦，明之以理，可谓苦口婆心、苦心置腹。期间，在1951年9月，工作组在第8次政治争取失败时，赵寿山主席十分不安。当时，青海省正在召开各族各界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各千、百户，盟、旗长及宗教领袖。他们对项谦的麻木不仁深感义愤，会上纷纷要求政府出兵。最后，省海省委向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及党中央发出了出兵清剿的请示。习仲勋这次仍然指示：争取和平解决昂拉问题于我政治上甚为有利，应当仔细向喜饶嘉措、班措行辕等藏族人士征求如何争取昂拉千户意见。

    赵寿山主席根据西北局和习仲勋书记的指示，又继续加强政治争取项谦的工作。先后有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三赴昂拉，藏传佛教领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两派代表持亲笔信赴昂拉劝说项谦，并以宗教领袖身份向项谦担保，只要与匪特划清界限，人民政府就予以宽大处理，绝对保证项谦本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千户和省政协委员等职位不受影响。

    项谦对于政治争取置之不理，依然让群众广植鸦片，并聚众千余人袭击人民解放军。赵寿山主席这时表现的十分沉静。当时，青海一些活佛、襄佐、千户、百户及各界人士上书请求省政府清剿，希望尽快肃清昂拉武装叛乱。面对政治争取无效，群情激动一致要求清剿的局势，赵寿山主席又向西北局习仲勋书记和中共中央请示。这次，西北局、党中央正式批准了军事清剿报告。但指出，军事清剿目的是进一步争取项谦。只要项谦脱离匪特，弃恶从善，人民政府仍将予以宽大处理。

    1951年5月1日，人民解放军发起强大攻势，不到2天时间彻底摧毁昂拉反动武装。项谦带少数人马出逃，躲进丛林。1952年7月11日，项谦在赵寿山派出的代表劝说及党的政策感召下，终于走出丛林，回到昂拉，归向人民政府。当时交出长短枪16支，子弹2583发，望远镜一架，马5匹。青海省人民政府兑现承诺，项谦先后担任尖扎县县长，黄南自治州副州长，为地方群众做了好多有益工作。1952年9月8日，《人民日报》载文介绍了青海省争取项谦、平息叛乱的情况。1952年10月1日，赵寿山主席在《青海日报》发表了题为《三年来的青海工作》一文，对剿匪工作也作了客观，全面总结。

 
四、冷静解决群众反映问题
 
    1952年11月9日至1959年7月赵寿山任陕西省省长近7年之久。1952年初，习仲勋已调到北京中央政务院工作，8月起又任政务院秘书长。赵寿山对习仲勋遇事冷静，体贴民情，做事善解人意的作风十分佩服。他们都有群众观点。赵寿山从不以老大哥，老资格居功自傲。

    1954年底，陕西一个群众向国务院写信，反映统购统销中食油供应紧张，棉花、棉布购销不合理，某些地方存在大吃大喝，干部群众关系紧张，农民饥饿问题。习仲勋感到事关党的农村政策，涉及党的干部工作作风，事情问题严重，必须向党中央实事求是加以反映。习仲勋作为政务院秘书长，立即给陕西打了电话，赵寿山省长实事求是讲了实情。习仲勋没有让赵寿山追查这件事，而是商量着及时向中央人民政府总理周恩来、主席* 俱实报告。习仲勋的秘书很好起草了报告，但内容中没有陕西群众那封信中的实例。习仲勋要求把事例加上去，说这样可以反映真实民情。秘书于是就说：“一是有人认为，现在食油比旧社会还紧张，因而用怪话说：食油四两，想起老蒋。二是反映说，有位农民赶着木轱辘大车跑运输，车轱辘因没有润滑油发出“吱吱”的叫声，这位农民气得叫骂：‘我都没有油吃，你还叫唤啥哩！’说完就向车轱辘撒了一泡尿，发泄对食油供应政策的不满，这些事例粗俗”。习仲勋说：“反映民情民声，虽然欠妥，但事例真实、生动，可以加进去，有说服力。议事要言之有物，有理有据才对”。

    报告就这样送到* 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处阅后，中央非常重视，立即批示有关方面尽快解决，赵寿山省长按照中央批示，组织有关领导进行了研究，解决了这一现实问题，缓解了地方社会矛盾。

    1957年，习仲勋到陕西视察时，一天他和赵寿山等省领导到西安习俗社看戏。赵寿山陪习仲勋看了几出戏，他们边看边评论。戏演完了，习仲勋和赵寿山等领导接见演员时，易俗社一位老艺人冲到台前大声喊：“* ，共产党解放了我，现在却有人想压制我！”这个老艺人看样子有问题要说，习仲勋冷静了一下没说什么。整个剧场一片哗然。赵寿山显得十分尴尬，他见习仲勋未说什么，就陪着下了台离去，当天事情就过去了。第二天，易俗社针对昨晚发生的事情研究解决办事。这时，习仲勋亲自打来电话询问事情是如何处理的。社领导说：“事情正在研究，还没有方案”。习仲勋说：“那位老艺人解放前受压迫，吃过不少苦，现在可能对某一方面工作有意见，你们要妥善解决，千万不能借此再去整他！我已给赵省长打过电话，我们都为老艺人担心啊！记住，千万不能整人，要设法解决问题。”

    在各方面关心下，易俗社老艺人的问题得到解决。

    1958年，习仲勋从北京来陕西视察。赵寿山省长陪同检查时，习仲勋说：“不吃大餐，就吃地方小吃”。他们就在渭南吃了时晨包子，在大荔吃了臊子面，在富平吃了油饼，在三原吃了烙馍片、稀饭，在西安吃的是软面。京剧大师梅兰芳到西安演出，赵寿山不请大师到酒店吃饭，而邀请他们到西安桥梓口甘露巷6号家里用了餐。

五、找* 替习仲勋说情

    1962年9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因所谓“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受康生诬陷，蒙冤受屈达16年之久。战友出事，同志遇事，一向耿直的赵寿山不顾别人劝告，亲自找到* 主席为习仲勋说了一次情。

    当时的历史真实情况是在1956年，作家李建彤受工人出版社之约撰写长篇小说《刘志丹》。李建彤，刘志丹弟弟刘景范之妻，1949年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1958年动笔，1960年春，习仲勋对《刘志丹》一稿谈了自己意见。1961年，作者根据习仲勋意见写出第四稿。1962年春写出第五稿。1962年7月28日，《工人日报》开始连载《刘志丹》，《中国青年》《光明日报》也发表了部分章节。1962年7月下旬至9月下旬，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康生要求中宣部不准刊发《刘志丹》。8月24日，康生又致信中央办公厅，说：“小说《刘志丹》不是一个单纯的文艺写作的问题，是带有政治倾向的”，并要中央书记处处理此事。9月24日，八届十中全会召开第一天，* 正在讲话，接到康生一张纸片给他：“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9月27日，全会决定成立康生负责的专案委员会，对习仲勋等人问题进行审查。1963年5月，审查小组写出了对《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认为“小说夸大和歪曲了西北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为高岗翻案，是习仲勋反党集团的纲领。康生认为：
1、书中人物罗炎基本上是高岗，是为高岗翻案。
2、刘志丹搞武装斗争，做农民工作，建立根据地，是剽窃* 思想。
3、书中把陕北写得太好，是与中央苏区分庭抗礼。
4、小说中的人物许钟就是习仲勋，是为习仲勋篡党制造舆论。
    之后，习仲勋被撤销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赵寿山知道这件事后，坐卧不安。当他决心找* 主席替老战友、乡党习仲勋说情时，一些同事、朋友知道了说：“赵老，你不要命了。习仲勋被批倒了，你还想当第二个吗？现在风声紧，谁还敢出头？你这不是寻着挨斗呢！”赵寿山说：“仲勋这人我了解，他为党做事早，赤胆忠心，现在叫人冤屈了，我就要替他说这个公道话！”

    在中南海，赵寿山以国防部国防委员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身份见到* 主席。他是1942年经* 批准的中共特殊党员。* 见赵寿山替习仲勋辩解，既没有批评赵寿山，也没有对习仲勋问题给个答复。赵寿山回到家里，发了几天牢骚。习仲勋听到赵寿山面见* 主席，替自己直言辩解十分感动，托人捎话嘱咐他保重身体。1965年习仲勋被下放到河南洛阳市矿山机器厂劳动改造。当得知赵寿山患癌症时，托人捎话代他问好，嘱咐一定要保重身体，说后会有期，将来一定会见面的。但是，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下是不可能见面的。赵寿山直到弥留之际还在念叨道：“仲勋，仲勋”“仲勋，仲勋我见不到你了。”

    赵寿山自1959年7月从陕西省长任上调北京工作，直至习仲勋被打倒，这几年时间，与杨明轩等经常互相窜门，互请吃家乡扯面，喝茶、下象棋，逗孩子玩，给孩子买些好吃的东西，有时听听秦腔。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习仲勋和赵寿山都教子严格，赵寿山的女儿赵铭锦虽然毕业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但一直在陕西卫生厅防疫站工作，儿子赵元介也始终在陕西戏曲学校工作。习仲勋长子习富平，虽然是文革前中国科技大学自动控制专业毕业的大学生，但毕业后一直安排在陕西户县终南山一个山沟某单位工作，一呆十三年，后来才调解放军后勤学院。他的另一个儿子习近平，也在延安老区工作了多年。

    江山不老，岁月常新，人去友情在。1985年6月，在赵寿山将军逝世20年之时，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于6月15日在北京撰写了《深切怀念赵寿山同志》一文。他这样回忆：“今年6月20日，是赵寿山同志逝世20周年，我以十分崇敬的心情，对这位老战友、老同事表示深切的怀念……他在担任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和青海、陕西两省省长，以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等职务中，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爱国爱家爱人民，胸怀大志，忠贞不渝，他识时务，顾大局，正直坦诚，爱情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