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可以说是在中国知名度很高的文化名人，她集多种身份于一身，她是文化名人，也是名主持、名电视人，还是著名的文化商业人士。杨澜并无显赫的家庭背景，走的也是大学教育就业的途径，她能实现从丑小鸭到白天鹅的蜕变机遇天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知识和意志改变命运。杨澜的成功经验对现代青年有很强的启发指导。分析她的成功道路，不得不提改变杨澜命运四次转折的三件隐秘事。

    人生需要规划

    人们至今对杨澜那流畅自如、淡定自信的申奥演说记忆犹新，杨澜有中国新生代知识女性迷人的魅力，杨澜的微笑同章子怡然的微笑一样代表东方征服世界。

    当年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的女主持人，那个叫杨澜的小姑娘是从千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的。如今经常身着套装、淡定微笑、出没于名流社会的杨澜，已经成了中国职业女性的典范、家喻户晓的电视节目主持人、首富女性和青年女性的偶像和神话。她曾经多次资助和主持文化艺术活动，2001年资助中国纪录 片学术委员会的纪录片评奖；2002至2004年连续3年资助中法文化的交流活动，包括法国国家芭蕾舞团在此期间的赴华演出。

    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大学毕业进入中央电视台主持《正大综艺》节目；后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传媒专业硕士学位；回国后，加入凤凰中文卫视做名人访谈节目《杨澜工作室》。2000年3月，成立香港上市公司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有限公司并出任主席。同年10月，阳光卫视入选《福布斯》全球300个最佳小型企业之一。她个人也跃居《福布斯》2001年度中国富豪榜第56位。

    从著名节目主持人到制片人，从传媒界到商界，她一次次成功实现了她人生的转型。杨澜是幸运的，但这种幸运，并非是人人都有，也不是人人都能驾御的。它需要睿智的眼光、独到的操控能力，是职业经历累积到一定程度厚积薄发而来。就像杨澜自己说的那样：“一次幸运并不可能带给一个人一辈子好运，人生还需要你自己来规划。”

    第一次转折：央视节目主持人

    在成为央视节目主持人以前，杨澜是北京外语学院的一名大学生，还是一个有些缺乏自信的女生，甚至曾因为听力课听不懂而特别沮丧。直到后来听力水平提高了，才逐渐恢复了自信。她说：“我经常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有才华和极端聪明的人。”可这一切并没有影响到杨澜后来的成功。勤勉努力的她，不仅大胆直率，看问题也通常有自己独特的视角。

    1990年2月，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节目在全国范围内招聘主持人。杨澜以其自然清新的风格、镇定大方的台风及出众的才气逐渐脱颖而出。但是，由于她长得不是太漂亮，在第六次试镜时还只是在“被考虑范围之列”。杨澜知道后，就反问导演：“为什么非得只找一个女主持人，是不是一出场就是给男主持人做陪衬的？其实女性也可以很有头脑，所以如果能够有这个机会的话，自己就希望做一个的聪明主持人。”“我不是很漂亮，但我很有气质。”就是因为杨澜这些话，彻底打动了导演。毕业后，杨澜正式成为《正大综艺》的节目主持人。直到现在，杨澜也一直坚持主持人不一定非得漂亮，女人的头脑更重要。进入央视后，杨澜终于感觉到，这次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做传媒就是她喜欢的事情。靠着自身的实力与魅力，杨澜获得了“十佳”电视节目主持人、金话筒奖等。这是很多人一生都无法企及的知名度和注意力，也彻底改变了她未来的人生道路。四年央视主持人的职业生涯，不仅开阔了杨澜的眼界，更确立了她未来的发展方向：做一名真正的传媒人。

    但渐渐地，杨澜对这种重复性工作开始有点儿厌烦了。也许是一切来得太容易了，也许觉得自己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最重要的是，她开始觉得有点虚：“一开始央视让我一下子进入一个殿堂，但是我往下一看，空空如也，下边的基础都不是我自己建起来的，是一个庞大的机构赋予你支持，我觉得特别不踏实，所以我得自己从下边垒砖头慢慢起来，这样才会踏实。”

    第二次转折：美国留学生

    1994年，当人们还惊叹于杨澜在主持方面的成就时，她又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辞去央视的工作，去美国留学。

    在事业最明亮的时候选择激流勇退，这就意味着她要放弃目前所拥有的一切，包括触手可得的美好未来。但资助她留学的正大集团总裁谢国民先生，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觉得一个节目没有一个人重要。”这给杨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26岁的时候，杨澜远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读国际传媒专业。在异国他乡的生活，比想象中的还要艰苦。有一次，杨澜写论文写到半夜两点钟，好不容易敲完了，没有来得及存盘，电脑就死机了。杨澜当时就哭了，觉得第二天肯定交不了了。宿舍周围很安静，除了自己的哭声，只有宿舍管道里的老鼠在爬来爬去。但最后，她还是擦干眼泪，把论文完成了。谈起这段生活，杨澜说：“有些人遇到的苦难可能比别人多一点儿，但我遇到的困难并不比别人少，因为没有一件事是轻而易举的，需要经历的磨难委屈，一样儿也少不了”。虽然如此，但这段生活给杨澜带来的收获要远远比磨难多。她的视野开阔了许多，更亲身接触到了许多成功的传媒人和先进的传媒理念。在当时她利用业余时间，她与上海东方电视台联合制作了《杨澜视线》——一个关于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专题节目，这是杨澜第一次以独立的眼光看世界。她同时担当策划、制片、撰稿和主持的角色，实现了自己从最底层“垒砖头”的想法。40集的《杨澜视线》发行到国内52个省市电视台，杨澜借此实现了从一个娱乐节目主持人向复合型传媒人才的过渡。

    第三次转折：凤凰卫视主持人
   
    1997年回国后，杨澜开始寻找适合自己的机会。当时，凤凰卫视中文台刚刚成立，杨澜便加盟其中。1998年1月，《杨澜工作室》正式开播。

    凤凰卫视的两年，在杨澜的职业发展上起了重要作用。她不仅积累了各方面的经验和资本，也同时预留了未来的发展空间。在凤凰卫视，杨澜不只是主持人，还是《杨澜工作室》的当家人，自己做选题，自己负责预算，组里所有的柴米油盐，她都必须精打细算。这种经济上的拮据，对杨澜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使她知道如何在最低的经费条件下，把节目尽量完成到什么程度。

    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杨澜一共采访了120多位名人。这些重量级的人物也构成了杨澜未来职业发展的一部分，不少人在节目之后仍和她仍保持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除了会给杨澜带来一些具体的帮助之外，精神上的获益也不可忽视。同时，与来自不同行业不同背景的嘉宾交流，也让她的信息量获得极大的丰富。两年后，杨澜已经有了质的变化。她拥有了世界级的知名度、多年的传媒工作经验，以及重量级的名人关系资源，对于她而言，进军商界显然所欠缺的只是资本而已。而吴征，正是深谙资本运作的高手。
   
    第四次转折：阳光卫视的当家人

    1999年10月，杨澜辞去了凤凰卫视的工作。从凤凰卫视退出之后，杨澜曾一度沉寂。2000年3月，她突然之间收购了良记集团，更名为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控股有限公司，成功地借壳上市，准备打造一个阳光文化的传媒帝国。

    由电视界转向商界，对于这次转变，杨澜表示，她投身商界不是简单的为了赚钱，还为了实现她过去不能实现的媒体理念。

    与大多数商人的低调不同，杨澜选择了始终站在阳光卫视的前面。在报刊杂志网站上，经常可以看到关于杨澜的报道。她从一个做传媒出来的人变成了一个传媒名人。这种对传媒资源运用的驾轻就熟，使得她的阳光卫视一出生就有了许多优势。但杨澜创业不久，就遇到了全球经济不景气，杨澜立刻感觉到了压力。她几乎天天都想着公司的经营。由于市场竞争的压力，杨澜将公司的成本锐减了差不多一半，并逐渐剥离了亏损严重的卫星电视与香港报纸出版业务，同时她还将自己的工资减了40％。
   
    2001年夏，杨澜作为北京申奥的“形象大使”参加了在莫斯科成功申奥的活动。同年，她的“阳光文化”接手了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之——新浪网，开创了网络和电视相结合的时代，又与四通合作成立“阳光四通”，开始进军网络业和IT业。这一切都给公司所有员工带来了信心。终于，阳光文化在2004年3月31日的2003财政年度中取得了盈利，摆脱了近两年的亏损。之后，阳光文化正式更名为阳光体育，杨澜同时宣布辞去董事局主席的职务，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文化电视节目的制作中。

    杨澜的财富人生

    刘晓庆曾经自称是中国最富的女人。没有人也没有数据来证明这种说法。有数据证明的是，日前中国官方首次就我国十省市高收入人士作出的调查显示，中国最富的女人是杨澜。调查数据显示，杨澜及其夫吴征以6400万美元的资产名列第三。 而在美国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第二次为中国大陆五十名首富排定的座次榜上，杨澜同样榜上有名。杨澜及其丈夫吴征所持有的港交所上市公司股份为6400万美元，排在了第38位。

    就像当年离开中央电视台令人震惊，杨澜在1999年9月辞去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时，同样令香港观众感到诧异，正当人们猜测杨澜会成为××电视台的主持人时，她却以8.4亿的身价成为香港商界一颗耀眼的新星。

    2000年1月，杨澜动用约3500万元的资金，与友利电讯主席高振顺联手收购了良记的控股权———良记原是香港一家主营建筑的公司，经营长期处于低潮（根据良记22日收市价五角五分计算，当时杨澜以每股两分的代价收购良记）。3月17日，良记正式更名为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有限公司，并公布了公司发展方向，建设以历史人物传记片为主要产品和资源的宽频网站，为各媒体及网络电视观众提供服务，杨澜出任主席。8月7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控股有限公司主席杨澜共同主持了在香港举行的开播庆典。由于人们对杨澜普遍看好，在股民的竭力追捧下，杨澜所拥有的良记股份市值在短期内一度迅速暴涨至8.4亿元。

    杨澜回忆自己最难最累的时候是在去年，当时她在怀孕，不敢将自己累着，怕对孩子不好。但当时刚刚开始买壳上市，营运、架构、节目、人员、公关等千头万绪。刚开始谈公司架构的时候，她正好刚怀孕，开会时都要跑出去吐，然后嚼两个口香糖继续开会。“现在好多了，架构都搭好了，两岸三地的同事都有了一些默契，节目变成自动档了。香港台湾的主管都做得很好，我们也是学了GE的做法，是扁平式的管理，而不是像金字塔的管理，不是一级向一级汇报，各地都有相当的独立性，只要他们的预算达到他们的既定目标，就OK，可以拿奖金。相对来说，我也有自己的时间来做自己的节目，人一辈子总是要做一点自己的事，有的时候可以拉开很长的时间做，有的时间你只能强度很大地做很多的事。这是你自己无法选择的，如果机会来了，你没有把握住它，懒懒散散，那么过去就过去了，机会年轻时该拚一下就要拚一下。”

    即便成功如斯，但杨澜却觉得自己在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一点都不顺利。“顺利与成功不是一回事。幸运的是每做一件大的事最后都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比如去美国读书，然后再从凤凰出来做阳光卫视，这些都是很大的跳跃。但在跳的时候都很不顺，现在回头看是成功的，并不证明我跳的时候没有痛苦。为什么要改变一个环境，是觉得自己的某些东西没有得到发挥，没有得到发挥肯定会痛苦。因此，每一次要改变的环境肯定是与周围不和谐的东西已经达到极限，所以每一次选择的过程都很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