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眼睛、大嗓门、口音重、爱搞怪……毕福剑在这个流行“花样美男”的时代的确显得太另类了，不过有《快乐驿站》和《星光大道》，再加上原有的《梦想剧场》，这位长得颇“意外”的主持人成了央视三套出镜率最高的主持人。谈到为什么忽然变得这么“火”，老毕一脸坏笑：“可能大伙突然看出我漂亮来了。”
“歪打正着”的主持人
关于踏上主持之路，毕福剑称“这纯属误会，人的一生都会有误入歧途的经历”，当时《梦想剧场》曾找了几个主持人，但总觉得他们字正腔圆的主持风格与观众的业余表演融合不到一起去。可节目不等人，担当导演的毕福剑斗胆走了上去，拿到台里去审查，领导看了，说“我看就是你来主持吧，回去把普通话练练”，就这样，一位“名嘴”诞生了。去年《星光大道》剧组千挑万选，眼看录制时间就快到了，剧组找来毕福剑“代班主持”，说好了是友情客串，不知这次审片的是不是还是上次那位领导，大手一挥，“还挑什么，老毕就挺合适的”。
经过这两次的歪打正着，老毕基本上就红了，至于《快乐驿站》倒是“正打”，不过选中他主持，完全不是因为专业主持的基本功，“还不是因为我会画画儿嘛。”老毕连谦虚都要抖个包袱，不过，这么高的出镜率的确让往50岁上奔的老毕感到有点吃不消，“我就怕观众总看我这张脸看烦了，大家愿意看，我苦点累点又算什么”。
和“七天乐”的父子情
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导演系的老毕在采访中更愿意谈的是他的节目《梦想剧场》，特别是说到“七天乐”，就像一个骄傲的父亲提到自己的儿子。从2002年国庆节诞生，到2003年春节的一炮打响，直到现在形成品牌，形成系列。老毕自豪地分析：首先，我们“七天乐”是原创节目，我们做的节目是没有人做的，这是其他节目没有的。第二，是真实。即使是闹剧，我们要呈现的也是一个真实的状态。第三，是这个“用功”的导演群体，平常都嘻嘻哈哈的，背后真是为节目绞尽脑汁。最后，得益于节目短小，在你还没看烦之前就结束了。
对主持人的定义，毕福剑觉得最重要的是“本色”，一再强调自己是导演出身，自然没那么多条条框框，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有时候连标点符号都说不对，这倒成了一种特色。更重要的是当站在舞台上，以一个导演的眼光去统筹全局，对节目现场的掌控能力是别人不能比拟的。“我在台上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处于一种完全放松的状态，自然有利于随机应变。毕竟是个娱乐节目，把我架在那西装笔挺的，人家也肯定不爱看。”
观众“上当”还偷着乐呢
前些年，中国电视荧屏上几乎是俊男靓女如云。可是这两年风向变了，央视《东方时空》起用了像崔永元、白岩松等长相并不出众但是大脑反应极快的“名嘴”。之后，主持人已经开始向实力化发展。当然，老毕就是其中一个。老毕说：“我的长项恰恰是我不是个专业主持人，和观众没有距离感。我的优势在于，我一出场，观众根本不把我当回事儿。大家一看，这人都长成这样了，说话标准不标准也就不在乎了。你要换一个正规的主持人，在现场要想把观众距离拉近，肯定我占上风。我可以尽兴地和大家开玩笑，但是帅哥们儿就不行。”说完这话之后，老毕就露出了一脸的狡黠：“嘿嘿，这样大家就不知不觉地把我当成自己人，然后就不知不觉地进了我的圈套儿。大家上了我的‘当’还偷着乐呢！”
“地球人都知道”老毕在镜头前比谁都能折腾，但是他说自己生活中话并不多。老毕声称自己是个“不愿意重复过去的人”。他说：“有些人喜欢在节目中把大家知道的事情叙述一番，而大家都已经知道的东西我就不愿意去重复。所以只要我说的事情一定是大家不知道的，因此我的节目一般不会重样。”
老毕有制胜的法宝
谈起电视节目主持人的素质，老毕说：“我觉得他首先得对节目有一个准确思维的把握。比如在主持《秋菊打官司》中，从头到尾我说的话开的玩笑都围绕《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或者都围绕陕西话，或者都围绕张艺谋一个主线去组织，绝对不会乱。其次就是驾驭现场的能力，主持人可以照本宣科，但是在观众的现场必须能够控制观众的情绪。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作为主持人你一定要是个‘博士’，你的知识一定要‘杂’。因为在现场你可能什么行业、知识都会接触，所以你必须都要知道一点。当然，作为一个娱乐节目的主持人，你还必须要有幽默感，只有具有这种素质才能让场上活起来。”
当然还有人生最重要的就是身体素质。老毕目睹了一些主持人因为身体状况不佳而病倒在现场的情形，所以有人说：“你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踢什么球？”他拿出了一句革命口号——“身体好是革命的本钱”来回答。老毕说：“作为主持人除了保持清醒的头脑之外，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大器晚成后发制人
老毕一再说自己的经历并不传奇，却经历了从苦孩子、知青、军人、大学生、科考队员、摄影师(《三国演义》)、导演、制片人、主持人的曲折过程。小时候毕福剑就喜欢给小朋友讲笑话，人家不笑就追过去打。不论日子多苦，老毕都会苦中作乐：“在北极的冰面上我还想讲笑话、唱歌呢！”毕福剑考入大学是26岁，开始踢球时32岁，正式做主持人时已经37岁，属于大器晚成的类型。毕福剑说：“我是农民出身，从小没有远大理想，十来岁只希望做个拖拉机手。1990年到中央电视台，盼望着可以开捷达去踢球。远大理想只能作为信仰，否则会老得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