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演员到女导演系列：徐静蕾升职记

    以前我演的那些角色，要不就是谈恋爱谈得昏天黑地，要不就是死等情人。我再也不想拍那样的电影。我就不是这种人的，如果我有这样的女友，我会教育她一下：你别这样，自己有自己的事干。

    “杜拉拉”的公司集体旅行，去了泰国芭提雅，这是电影里最“大”的产品，泰国旅游局支持了影片在芭提雅的拍摄，这也是受到冯小刚《非诚勿扰》的启发。 （CFP/图）

    张颐武从《我和爸爸》里看到了王朔的影子：“王朔毫无疑问是1990年代中国大众文化的重要人物，他在当时的影响确实无人能及。但2000年以来，王朔似乎已经淡出了公众的视野，沉寂了好几年，有点像徐静蕾的电影《我和爸爸》中的那个当年纵横江湖的‘顽主’，变成了沉默寡言的‘居家男人’。” （徐静蕾/图）

    女演员到女导演系列

    我拍前两部电影的时候，很多人说不是我拍的。我自己知道是我拍的，因为我不是一个好导演，那两部片子里的很多毛病，只有我才会犯。

受访 徐静蕾

采访本报记者 石岩 发自北京

    “以前我演的那些角色，要不就是谈恋爱谈得昏天黑地，要不就是死等情人。我再也不想拍那样的电影。我就不是这种人的，如果我有这样的女友，我会教育她一下：你别这样，自己有自己的事干。”徐静蕾的口吻轻松而实诚。

    在北京市朝阳区长大，看着“大北窑”从一片荒地长成“国贸”、长成“中国最繁华的CBD”，徐静蕾要借《杜拉拉升职记》完成一个长久以来的愿望：拍一个城市的、时尚的、“像现在的生活的片子”。

    4月15日，徐静蕾自导自演的第四部电影《杜拉拉升职记》将在全国公映。“杜拉拉”成本不到2000万，算是徐静蕾自导自演作品中投资最大的一部。

    《杜拉拉升职记》是一部描述白领生存法则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杜拉拉用非潜规则的方法在职场打拼，靠个人奋斗获得成功。小说2007年出版后三个月，销量就超过10万。

    导演张一白欣喜地发现，“杜拉拉”话剧、电视版权都卖出去了，反而电影版权还没有。他当即买下版权，而导演，张一白认定了必须得好哥们徐静蕾——她不单是演员、导演，还是《开啦——职场》的主编。

    从开机开始，“杜拉拉”新闻不断，请“全球五百强”的人力资源总监做“荣誉编剧”；请“时尚女魔头”帕翠西亚·菲尔德给主角做造型……不要以为这只是娱乐新闻。每个娱乐头条都是一次营销的开端。“荣誉编辑”志在吸引企业界的目光，菲尔德则是为时尚圈寻找的赞助由头。短短几个月，“杜拉拉”的赞助商一圈圈扩大，到中国电影集团公司成为投资方。

    一个经常被提及的“战果”是：通过广告植入，目前投资已经回收三分之二。

    徐静蕾你要多读书

    现代人青春期太长了。我妈妈25岁就有了我，再过五年又有我弟弟，从25岁，她的生活就不是她个人的生活。现在我35岁了，我还是没想改变目前的生活状态。

    我身边有一帮朋友，都三四十岁了，有了孩子，可还跟孩子一样：孩子成绩不好，他们会说没事，成绩不重要。跟我的父母那一代人完全是两码事。

    我爸爸特别高大全，看到电视里有亲热的镜头，他比你还不好意思，赶紧换台。直到现在，他还经常说：徐静蕾你要多读书。他反而不问我什么时候结婚。

    总之，那一代父母不是特别人性化，或者从不让子女看到自己人性化的那一面。而这一代父母展示出来的全是人性的、有缺点，有时候甚至很讨厌。也没见得孩子有什么不好。

    这就是《我和爸爸》的由来。
   
    我说的“我的父亲”只是我的朋友。我说我拍的是我爸爸，可能我拍的是我男朋友。

    我父亲那一代人随着年龄的衰老，表现出一种巨大的悲剧感。他们不再能适应社会。我爸爸年轻的时候很强壮，什么都罩得住，可是慢慢地，他不再那么厉害，在家里说话也不再那么有权威。他是第一代下海出去干公司的人，可他折腾了一辈子的东西，其实就是一个小买卖而已。一个是我爸爸，一个是我身边一个比我大很多的朋友，我就想在电影里呈现这样一个过程：刚开始的时候，还混得挺开的，后来突然脑溢血、中风。

    干吗不让凳子演凳子

    当时谁也不认为我能拍电影，尽管我已经是一个著名的电视剧女演员了。

    我在学校的时候，拍了几年电视剧《新言情时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那个时候没有像我这样的演员，赶上天时地利人和，所以还比较火。可是我拿到剧本，发现都大同小异。改演电影吧。从2001年起我就不接电视剧了。

    从2001年起，《开往春天的地铁》、《我爱你》……电影一堆一堆的来，但还是一样的东西。

    那么多角色，我从来没有被哪个戏打动。比如我拍《将爱情进行到底》，打动我的不是那个电视剧，打动我的是那段时光。李亚鹏、张一白、王学兵一帮人，哪是拍戏，是去上海玩，拍完戏就是卡拉OK，男的喝大酒，第二天醉醺醺地来上班。

    很多人说我的公众形象是《爱情麻辣烫》定下来的，可是对我来说，就演了七天，就号称演了一个电影。

    我从来不觉得表演是创作。说白了光打在脸上，它是逆光、侧光，还是曝光不足，还是曝光过分，你的表演都会呈现完全不同的样子。表演上附带着太多的东西，跟你没太大的关系。演员是很被动的。姜文有一次不是说吗，你是一个桌子，人家干嘛非让你演一个凳子，人家干嘛不找像凳子的人演凳子。

    演员的工作太靠运气，这不是我想要的。

    不就是摄影吗

    就在我对表演这个工作越来越厌倦的时候，一个朋友开始在我耳边，像念咒一样，不停地说：你当导演吧，我认识很多导演，不觉得他们怎么样……

    他怎么就觉得我能当？

    属于突然想起来就拍了。我跟几个投资人谈过，包括韩三平，当时他还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是我的直接领导。可是我发现我没办法说服人家。我去拍电影？能不能拍完我都不确定。正好当时赚了一些广告的钱，也不是很多钱，有点觉得钱多了没地方花，就自己投资。开始投了一百多万，没想到后期那么复杂，超了预算，最后是两百多万。

    开拍之前，我心里特美：什么时候电影院里放一个电影是我拍的，那是什么感觉！可到了现场，我突然发现我不能跟摄影师沟通。我跑到走廊里待了半天。我确实不知道用什么语言去跟人家讲。尽管我觉得自己挺会拍照片的。不就是摄影吗？我懂啊，画画都学过！

    我人生的挫折在20岁之前基本上就经历完了，那次算是一个坎儿，当时我撂挑子的心都有了，反正也只拍了一点。

    粗剪之后，我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第一放映室看片，越看越不好意思坐在那儿，怎么那么难看呀！可是隔了几年，我又看了一次。我觉得挺好的，虽然手法上非常干巴，但是一个指到人心里的东西。

    怎么那么啰嗦

    到现在我最喜欢的还是《我和爸爸》——虽然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得了很多奖。

    “来信”我只看过一遍，是在日本做胶片时看的，当时我就觉得：怎么那么啰嗦，那么多旁白？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那点情怀。。

    “来信”是《我和爸爸》的一个延续：我还能拍电影。
   
    那是一个冬天，阳光特别好。我想找一本书看。随手就抽出了《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边看一边哭得不行。但跟我上大学、在宿舍看的时候哭，是完全不同的感觉。那时候我觉得那个女的好可怜，碰到了一个负心汉。这次看，觉得那个男的太可悲了，他以为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结果证明完全不是，不明真相地过了一生。

    十年过去了，为同一本小说难过，完全是基于不同的原因。我当时就决定拍这个。

    开始我想把故事放到现在，因为女主角是个交际花，题材有些敏感。算了，改到民国。

    但民国戏就不是我那点钱能拍的了。我又去找了董平，他说你要多少钱，我说1500万。

    “来信”之后，有人找我拍《武则天》。投资也不小。一度甚至到了8000万。后来他们资金出问题了，一直拖着。我是没有耐心的人，就像装修，好不容易装修完了，我又不想住了。惟一的收获是当时我看了很多关于唐朝的书。

    以前我拍电影从来没有在投资上费过劲。《武则天》让我觉得怎么这么麻烦。那我还是拍一个小片玩吧，就是《梦想照进现实》。

    拍完“梦想”，我对导演这个工作非常自信。我拍前两个电影的时候，很多人说不是我拍的。我自己知道是我拍的，因为我不是一个好导演，那两部片子里的很多毛病，只有我才会犯。“梦想”的空间那么局促，两个人一直窝在里头，讨论“生存还是毁灭”，你反而要想尽办法寻找不同的表现形式，否则那片子没法看。“梦想”是我的毕业作品。

    两个晚上看完小说
   
    “梦想”之后，我三年就没做跟电影相关的事，除了演点广告，演几个大配角，《投名状》、《新宿事件》……陈可辛、尔冬升导演，李连杰、金城武、刘德华、成龙、金城武跟你演对手戏，有拒绝的理由吗？我连剧本都不看，因为他们都是对自己有要求的人。他们也不会白白设计一个女的角色，多少有点戏，所以就去了。

    但我真不觉得，我那三年跟电影有什么关系。我在开公司、办电子杂志。

    杂志有玩玩的想法，也有事业的成分。演员和导演好像不是可以长期做的事情。有一个朋友说，你办电子杂志吧，在网络上推广很容易，不用花很多钱。我说好吧，这也算一个事。

    头两年特别费劲，什么都不懂，什么成本核算，根本掰不开镊子（北京土语，意为不开窍），也不知道该找谁。认识一些作家，第一期就做了王朔和韩寒，但是一本杂志不是光靠这个撑起来的。

    现在从容多了。我们发行量最高一期，各个平台下载数据是1200万，平均也有三四百万。《开啦》已经成了一个品牌，有人跟我们合作开发银饰；艺术研究院想在年轻人中推广中国艺术，也来跟我们谈合作。

    做了三年公司，我的观念发生了一点变化。以前我爱看复杂的、慢的故事，现在我晚上回家看的都是都市的、挺水的那种女性肥皂剧；看杂志也是，就愿意找轻松好看的封面。《南京！南京！》可能拍得很好，但我真不喜欢看。我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日本人太可恶了，中国人那段历史太可怜了，我不想看一帮人演的片子，纪录片比那个震撼多了。有一次我看《yes,man》，我明明知道这是典型的美国白痴励志片——“明天你可以再来过”那种东西，但我需要这种东西。

    如果我拍电影，我也想拍这样的，轻松、时尚、浪漫、美好。《杜拉拉升职记》就显得特别合适。它让我觉得新鲜、有意思，我两个晚上就把小说全看完了。

    写坏人太容易

    一开始，我并不想演杜拉拉。第四部了，我能不能轻松地当一次导演？

    请帕翠西亚·菲尔德是我的主意。当时他们都觉得我疯了。

    去年和前年，我都在美国住过两个月。认识一些跟电影有点关系的朋友，我去找他们帮忙联系。结果人家就答应了。后来一度说来不了，因为《欲望都市》要开拍，时间上来不及。特别幸运的是，《欲望都市》在迪拜遭到了抵制，当地政府不让拍，毕竟是阿拉伯国家。这么一来，刚好把我的时间弄出来了。

    我们的故事，跟小说不太一样。杜拉拉没有从广东转战北京、上海的经历，上来就是一个北京女孩找工作。为了突出跨国公司的氛围，我们把男主角写成了ABC（只会说英文的华人）。小说里的两个配角黛西和萝丝被合并成一个人，并且跟王伟和杜拉拉组成三角关系。但这个三角关系不是直接的，一个是前女友，一个是现女友。

    本来我们有一个更为复杂的故事。一边采访一些公司高管，一边也把我们写的故事讲给他们听，那次在上海，讲到后来我自己都觉得太繁琐了。我也看过《穿Prada的女魔头》，故事其实非常很简单，没有那么跌宕起伏。

    我的兴趣不在职场规则、勾心斗角。我不想在电影里写坏人。挺好的一个故事，干嘛非要出现一个坏人。写坏人太容易，干点偷鸡摸狗的事，报个假单子，背后插人家一刀。这回我就想拍一个很漂亮的、让人觉得美好的电影。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