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疯狂的大跃进年代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良匠不能斫金，巧冶不能铄木”，不知为什么那时候一些人偏要“斫金、铄木”，违背事物的客观规律，做出一些违“理”的蠢事。

    五七年九月考进临江中学。一进中学，正碰上学校反右斗争。一次在饭厅开全校师生大会，批斗右派老师。一个是教化学的范老师，一个是教几何的易老师。两个老师在前面弯腰低头站着，一个个教师学生代表上去批判他们。批判会的第二天，他们就让人押着上山挑煤炭了。听邻居一个高中同学讲，这几个老师的课都教得好，同学们特别喜欢他们的课。

    还有一件事很好玩。一天每个学生发一个饼子，全校学生到牛石寨下的一个坡上赶麻雀，那时麻雀被人纳入“四害”之列，动员全国人民共诛之。同学们一人拿一树枝，大家把麻雀赶到天上，声嘶力竭地吆喝，不让它着地，直到叫麻雀累死，滚下地来。麻雀的确吓得满天乱飞，但累死的却不多。好在那一次我们学生免费吃了一个饼子，许多同学刚走到地方，饼子就进肚家坝了。

    第二年，在总路线光辉的照跃下，农村建立了人民公社，各行各业轰轰烈烈掀起了大跃进运动。人们鼓足干劲，热火朝天地超英赶美，那时口号是十年超过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到处都在放卫星、报喜讯。什么稻子亩产超万斤，玉米亩产五千斤。到处在建铁厂、钢厂、伐树林， 修万猪场。

    农村男劳力都上山炼钢炼铁。妇女在家搞深耕密植夺高产。学校也轰轰烈烈开展了勤工俭学活动。学校操场成了小麦高产实验田。我们把操场挖了一米多深，全校学生积了几座山一样的肥料，一层土一层肥料填满坑，然后撒上密密的麦种，这叫深翻密植，可以放卫星。后来麦子出来了。密不透风，虽然搭了架子，大风一吹，全倒伏了，也没放成卫星。那时校园里还垒起了许多小高炉，发动全校学生捐废铁炼钢。学校还办起了养猪场、养兔场、养鸡场，学校烧煤由各班学生轮流到南山上去挑。一次学校建楼用木料，全校学生半夜出发到九龙山去扛木料，傍晚回来，一个个累得精疲力尽。

    上中学时，每天沉迷在课外书籍里。中午和课外活动时间都到学校阅览室看报、看杂志，那时我感到是最好的享受。我几天借一本书，学校看，回家看，下课看，上课也看，一次上政治课，偷着在下面看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琳娜》，老师突然叫我站起来回答问题，我不知老师问的什么，结果所答非所问，弄得全班哄堂大笑。老师从我桌里搜出了托尔斯泰的书，批评了我，说我好高骛远，盲目崇拜“托尔斯泰”，责令我写了检查。从此，同学们就叫我“托尔斯泰”了。那时我的确崇拜“托尔斯泰”，还崇拜鲁迅。初中时我已浏览了不少中外名著，虽然很多是一知半解，囫囵吞枣。那时，我就立志长大了当作家、当诗人，我还画了鲁迅头像，挂在我小小的破书房里。虽然上课爱偷看课外书籍，但英语课、理科课我不看，专心听老师讲，所以中学代数几何等理化课都是四分、五分（五分制）。英语我是班上的科代表。语文、政治、历史等文科临到考试前，突击看看书，也能考出好成绩。上初中后，就开始学写诗，经常在校报上发表，可得到几张稿纸。因为爱好文学，还和高中的一些文学爱好者结为朋友，常在一起讨论文学问题。上初二时，学校举行文艺汇演，班主任张老师让我写了一首《勤工俭学颂》的诗，叫同班一个爱好音乐的女同学谱曲，由全年级合唱，获得了一等奖。后送县里汇编进一个歌颂大跃进的诗歌集了。

    七、挣扎在困难时期

    一九五七年，经过伯父努力，终于打听到了父亲的消息。父亲没有死，仍在大足县。他已在解放前又娶了老婆，并已有三个女儿。他在五二年三反时因贪污二千元公款，被劳改了两年。现在大足县以劳动为生。父亲的消息没有给我们带来喜悦，却给我们带来了灾难。这对母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不停地抽烟，动不动给我们发脾气。一次我和弟弟偷偷到河里游泳回来，母亲知道后，气得拿起棍子打我们。那时我们爱到河里游泳，母亲怕我们出事，不准去，为此还专门在我们腿上盖上私章。那天检查发现私章没有了，知道我们游泳了。她边打边骂边哭，说：“你们爸爸坏，你们也不听话，我活着还有啥意思……”突然她一头撞到墙上，头上流出了鲜血，吓得我和弟弟跪在地上扶着母亲直告饶，下保证。母亲纺纱也不如从前那样拼命了，她恨父亲，她每天忙着找人写状子上法院，告父亲重婚和遗弃子女罪，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可后来法院判决，说父亲是解放前重婚的，追究不了刑事责任。那时，农村实现了合作化，先是成立合作社，没多久又变成了人民公社。城镇手工业也要改造，纺纱、织布、弹棉花的也集中起来成立了纺织合作社。母亲纺的纱子越来越少，而且纱子也越来越不好卖，市场上机织布多了，而且又好又便宜，买土布的就越来越少。母亲纺纱已维持不了一家人的生活，好在那时我们弟兄已能挑煤炭卖，挣钱补贴家用，生活还勉强维持下去。

    五八年农村人民公社化后，随后成立了公共食堂，过起了“共产主义”生活，大家敞开肚皮吃饭，走到哪里吃到哪里，还不掏钱。一九五九年，情况突然发生变化，公共食堂没有干的可吃了，不久稀的也没有喝的了。我们也在纺织社公共食堂吃蒸罐罐饭，供应的粮油也越来越少，记得那时一个月分一调羹清油，泡饭吃，那是最大的享受。平常菜里没有油，水煮菜。过年可以分二两肉吃。食堂里经常发生父亲偷儿子的饭、或是弟弟偷哥哥的饭，为了多吃一口饭，夫妻吵架、兄弟打架是常有的事。本来供应的就少，再让食堂事务长、炊事员扣一点，所以总是吃不饱肚子。城市居民虽然吃不饱，但由国家供应，三顿还有吃的。农村就惨了。公共食堂也从吃两顿稀的、减到吃一顿糊糊，糊糊稀得可以照人的影子。后来这一顿也保证不了。那时农村不准家里生火煮东西吃，有人盯着，谁家房顶上冒了烟，立刻有民兵去检查，发现烧火了，先砸锅掀炉子，后押到公社队部审问。那时，人们为了生存，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偷胡豆、豌豆，有的偷种在地里的种红薯，虽然泼过大粪，洗洗照吃不误。不让在家煮，就吃生的……要是抓住了，轻则挨打游街，吊在树上示众，重则按破坏生产送进劳改队。明月大队有一对叫“盐罐”的双胞胎孤儿，父亲母亲都饿死了，弟兄俩有晚上偷地里种红薯吃，被民兵抓住，绑到大队部场上，用钉锤敲他们的牙齿，敲得他们嗷嗷大叫，满嘴淌血，幸亏生产队长过来阻止了，才没把牙齿全部敲掉。更惨人的是临江镇河对面的草街子，有一个女兽医，先是吃掉了自己的儿子，后来又把邻居潘医生家一个八岁的男孩哄到家里杀掉腌在坛子里。一天她的侄女来了，在她家里找东西吃，翻到床下面的坛子里，伸手抓到一截小孩的腿出来，吓得回家告诉了她母亲，她的事情败露后，在河坝枪毙了。那时许多人都得了浮肿病，腿肿、脸肿，走路乏力。据说三年困难时期四川饿死了2000多万人。临江农村也死了不少人。有一次放学，刚出校门，就见我们中学前面的大路上一个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我们过去一看，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汉饿死在了路上。那时饿殍载道，这样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所以也不奇怪了。住在明月坝的大舅、二舅、三舅、外婆、三舅家的大表弟都是那一年饿死了的。在明月大队，一家人死光的不在少数。农村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惨象。好在我舅舅家，舅母、表姐、表弟还都活过来了。我那时曾问过舅母，农村咋还没有吃的？舅母说五八年下半年劳动力大炼钢铁走了，虽然稻子、红薯丰收了，但家里缺少劳力收不回来，很多都烂在地里了。存粮敞开肚皮吃光了。收点粮食又让干部浮夸虚报，大多交了上去。剩下不多的粮食咋够吃呢？也有撑死的人，有一次我们到九龙山给食堂挑米，挑米的人总是要想办法倒点米出来，推成面做成面团吃饱肚子。那时候人都饿极了，一个挑米的人，一下吃了三斤多米的面团，硬是给撑死了。那时，红薯叶、野菜、树皮、树叶、芭蕉根都成了食品，听说一些地方还吃观音土，吃了拉不出来。那时人们最大的理想就是吃一顿饱饭。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觉得很荒唐。
   
    后来，母亲被纺织社派到黄家湾踩花房踩棉花，就是用水力带动棉花脱籽机给棉花脱籽。一次我去看母亲，晚上住在那里，四面只有烂箔席挡风，冬天的寒风在外面呼呼的狂叫，盖着被子身上也觉得冷嗖嗖的。母亲一个人住在这里，每天晚上就是这样度过来的。天没亮，母亲把我叫起来，她给我弄了一小袋棉花籽，让我们回家炒了吃，还弄了几截报废的牛皮带，让我回家泡了煮着吃。她怕耽误我明天上课，让我早点回家。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是最看重我们的学习，家里再困难，也要我们弟兄上学读书，不准我们耽误一点学习。我背着东西，从洞上回家。没想到被巡夜的民兵抓住，把我送到派出所，说我偷了公家的东西，派出所还没收了我的东西和学生证。后来，母亲在那里还为此事挨了批判。

    母亲走了以后，我和弟弟到学校住了一学期，在学校吃住，学校给我们弟兄享受助学金，解决了我们弟兄的生活问题，那时一个月的伙食费只有四元五角。学生定量标准还算高的，但吃饭依然紧张。学生八人一桌，蒸一盆饭，八个人分，为了精确，同学们用木棍制做了土天平分饭，分好后抓阄。就这样，也经常为分饭吵架，饭吃不饱，连清水菜汤也要认真分着喝。记得一个学生偷食堂馍吃，在学校公告栏里公布了他的处分决定，开除了学籍。

    没有多久，母亲又被镇上下放到农村当社员。她选择到明月坝奔坎子二舅那里。那时，城镇人口上山下乡，与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教育不同的是，下乡的大都是老弱病残、无靠山无社会关系的工人、小手工业者、商人及无业人员。可能是城市负担太重，把包袱卸给农村。这给本来就无粮食可吃的农村雪上加霜。下放的人生活就可想而知了。

    母亲去了后，队里安排她在公共食堂做饭。我们去看她，她就把自己那一份饭给我们吃，她生怕饿着我们。公共食堂撤了后，她就跟着干农活了。她还种了自留地，我们每次去后，她都要给我们拔些菜，让我们背着回家吃。我和弟弟本来在学校住校，后来学校不让我们街上的学生住校了，我们的户口没有随母亲迁到乡下，所以仍回家住，走读上学。我们每个星期六星期天上山挑煤炭卖。每次去看母亲，也给她买点盐和烟等日用品。母亲和我们也算不幸之中的大幸，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总算活过来了。我的一个姓魏的同学随家里下乡后，父母饿死在乡下，最后弟弟被送进了孤儿院。一九六三年，我去新疆以后，弟弟把母亲办回了镇上。母亲一生辛苦，又守一辈子活寡，因家无靠山，无男人，饱受社会欺凌，终于积劳成疾，得了气喘病，后来又发展成肺气肿，终于在一九六六年正月十一日去世。那时她还不到五十周岁。母亲去世时，我和弟弟都没在身边，我在新疆，弟弟去了云南。临江镇上的人都说她一生命苦。
   
    八、相依为命的兄弟

    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虽然这一生，老天也未降大任于我，可从小就让我们弟兄稚嫩的心灵经受痛苦，瘦弱的身躯经受劳累，经常忍饥挨饿，让我们事事不顺。我们从十一二岁就开始上南山挑煤炭。第一次挑煤是好奇好玩，跟着人家到煤炭厂挑了十五斤煤炭。自那以后，家里烧的煤炭就由我和弟弟挑了。如前所述，五七年后，母亲纺纱不能维持生活后，我们就开始挑煤炭卖了，以补贴家里生活。五八年母亲下放农村后，我们弟兄就完全以挑煤为生，边挑煤炭卖边上学。那时南山上有许多小煤厂。我们常去的煤厂有新厂、温眼药、李大成、太阳庄、天宝楼等煤厂。远的还有张良臣、芭蕉沟煤厂，它们在南山顶上，路远的煤厂煤炭好，块煤多，挑到街上好卖。我们在星期六（学校勤工俭学日）星期天半夜出发，摸黑路爬到煤厂，到煤厂天还没亮，就等煤窑出煤装煤。去晚了害怕装不上好煤，煤块少了不好卖。为了挑好煤，即使在寒冬腊月天，也要用双手在煤堆里扒煤块，手指冻得失去知觉，扒起倒肷，流出鲜血。有时好不容易扒好一挑好煤，煤厂过称人生气了，要么不过称，要么给你倒掉。在煤厂买好煤挑几十里山路回家后，在街上找买主卖煤，有时转一天还卖不掉，只好挑回家，抽时间再去卖。那时挑一挑煤，只能挣几角钱。有时星期六星期天下了雨，那就只好挤上课时间去挑煤。半夜去，早上挑回来，赶上第一节课，有时迟到了还要站在教室外面，挨老师批评。怎奈一周不挑两挑煤，就维持不了生活。正如当地名谣所说，“煤炭贩子一碗米，半夜三更就搞起，落得三天麻麻雨，锅儿鼎罐倒挂起。”有时为了多挣点钱，我们一天还要跑两趟。有一次挑张良臣煤厂的煤，我一天跑了三趟。这个煤厂在南山顶上的毛丫头，最远最高，煤也最好卖。从临江到煤厂是三十里坡路，一去一回是六十里。那天我和弟弟半夜到煤厂，到下午连跑了两趟。这时又碰上一个同学让我陪他又挑了一趟，第三趟回家已是晚上了。那一天我一口气跑了一百八十里路，在临江算是创造了一个记录。那时为了生存，也不怕苦和累。挑煤最费鞋子。妈妈一年给我们做几双鞋也不够穿。为了省鞋，我们买草鞋穿，没钱买草鞋就打赤脚跑。夏天在烈日下，地下烫人，烫得双脚直跳，脚上有时烫起泡，疼得钻心，还咬着牙快跑，跑得越慢烫得越狠。冬天踩水过河，脚冻得象刀在扎。挑煤是繁重的体力劳动。肩上挑着重担，硬是一步一步跑几十里山路才挑到家。挑煤最艰难的，是快要到家的几里路，肩上的担子越压越重，肚子又饿，口又渴，觉得路老是走不到头，累得挪一步也感到困难。由于长期挑煤，我们弟兄的脚上肩上都是茧子。那时正是青少年发育时期，我长大后个子矮，这与我小时压担子不无关系。我们弟兄开始挑几十斤煤，后来越挑越多，一次可以挑一百几十斤了。有时，挑到路上，我们弟兄突然有一个病了，就采取“牛碾米”的办法，让病了的休息，由另一个人把自己的煤挑到前面放下，然后再回来挑病了的煤，挑到地方放下后，再挑自己的煤往前走……，这样反复不停地把两挑煤挑到家里。我们弟兄小时候就是这样相依为命，同甘苦共患难，顽强地生存着。一次挑煤炭，在半路上突然下起了大雨，路是土路，又是下坡，道路泥泞，又烂又滑，只得冒着雨一小步一小步挪脚前行。突然，弟弟滑倒，一挑煤炭滚下了山崖，我和弟弟哭着溜下去捡回煤筐。还有一次，我和弟弟到新厂挑煤，半夜出发，快到煤厂了，天还没亮，走着走着，突然弟弟掉到崖下去了，吓得我哭着喊着弟弟，摸下山崖找弟弟，幸好弟弟掉到草丛里没有摔死，只是受了伤。当时，我和弟弟抱头痛哭。除了挑煤炭卖外，我们还搬运其他东西，这比挑煤好，不发愁卖煤炭的事。那时经常挑柑桔筐到陈家场，大约六十里路，一天挑到。一二十个挑夫走在一起，柑桔筐子象一条长龙，我当挑头走在前面，很是自豪。一次我挑红糖到万县市，一百六十里路，翻两座大山，一天跑到，挑夫们都为之惊叹。

    我和弟弟相依为命，就象石头缝里的小草，倔强地生长着。弟弟比我小近两岁。他从小聪明，嘴巴能说，无理也能辩三分。他虽然在外面有些调皮，经常惹事，不时有学校的老师、街上的邻居来家告状。但回家来就老实了。母亲走后，他跟着我挑煤炭，从不叫一声苦，也从不乱花一分钱。弟弟很有孝心，我到新疆走了后，照顾母亲的责任就由他一人承担下来。虽然他小时候有些调皮，常惹母亲生气，挨打多，但他很理解母亲。据舅母说，他复学到开县城上高中后，星期天回来给妈妈洗衣服、熬药，还到街上茶馆里捡烟锅巴（烟蒂）给妈妈抽烟。弟弟命大，生命力特强，一生真正是九死一生。我和他到河里游泳，两次都差点淹死。第一次在河里被浪冲走，被一个船老大救了起来。第二次在洞上游泳，游着游着不见了，我急得哭了起来，幸亏一个劳改后回来的地主，把他救了起来。那时我就想，地主也不都是坏人。后来弟弟到云南工作后，又经历过车祸，一氧化碳煤气中毒等等，都差点要命，但他都死里逃生。

    弟弟高中毕业后考大学，成绩考得很好，他是班上学习尖子生。但由于父亲劳改问题，政审不合格，未考上。那时正在抓“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回家后，仍挑煤炭，也到小学当过代课教师，还干过小工。后来，外地几次来临江招工，弟弟报了名，但都被镇里姓周的文书卡住了。一次弟弟实在气极了，找周文书讲理，一怒之下，掀翻了他的办公桌。第二年，弟弟又参加高考，这一年政策有些松动，弟弟被录取到一所大学，恰好弟弟刚刚招工去了云南。录取通知书到镇里以后，被文书卡住，退回县招办，说是此人逃跑新疆了。实际上文书是知道弟弟招工去了云南。弟弟是在云南来招建筑工人时，在居委会张代表的帮助下，才招工到云南当上了建筑工人。后来由于他积极上进，表现出色，领导赏识他的才干，调任秘书，后又当教育科长、办公室主任。改革开放以后，自学法律，辞去公职，当了律师，后成为一级律师，在当地颇有名气。如前所述，弟弟从小思维敏捷，能言善辩，胆子也大，在学校老师讲课讲错了，他就敢和老师辩论，可以说弟弟从小就具有当律师的基本素质。弟弟很重感情，特别是亲情。他对我这个当哥的很尊重，每次见面后都要给我买高档的东西，从穿的衣服鞋子，到戴的手表，刮脸的刀具，都是他买的，还给我小孩买衣服，特别是小女儿上大学，每学期都要给钱，毕业后找工作，他亲自到四川来托人。我家装电话，买房子他都给予帮助。不要说对我，他对么老子，对同父异母的姐妹，对舅母对他的岳父岳母、姨妹、舅子都是慷慨帮助。他还把失散多年，当了一辈子农民的同母异父的姐姐接到昆明去玩，他亲自给姐姐洗头。一九九九年暑假，昆明举办“世博会”，他又把我和妻子，还有四川、重庆老家的一些同学接到昆明玩，共叙旧情。二OO一年十月一日，弟弟还携一位老同学特地到新疆来看望我。同学和朋友们都羡慕我们弟兄的感情。小时同甘苦共患难，几十年后依然情深似海。

    九、失学谋生计

    一九六一年秋季，国家困难波及到学校。中学突然宣布停办。那时，不但许多学校停办，很多工厂也下马，工人遣散回家。学校给我们发了一张肆业证，那时我和弟弟正准备上高中二年级。一些出身好的学生保送去上万县干部学校。其他的学生回家由当地安排。镇上少数几个同学回家后被安排到税务所、供销社、粮站、信用社、广柑站当临时工。这些安排的同学家里都有当官的。我们这些就只好在家待业了。那时我是多么羡慕这些上干校和被安排的同学，他们都有一个好爸爸。

    回家后，开始我和弟弟仍然挑煤炭卖。后来一个同学约我跟他一块跑万县，做小生意。那时国家政策统得很死，动不动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物资极度缺乏，不要说粮油、肉、烟、酒、糖定量供应，就是电池、肥皂、牙膏、火柴等日用品也要发票证购买。就连针、线、鞋、袜临江也买不到。可在万县市有时就可以买到。我跟着几个同学就开始跑万县。一般是吃了晚饭就出发，走一夜，翻过两座大山，天刚亮就到了万县市。在万县街上各商店排队买东西，大都是针、线、鞋、袜等日用品，运气好还可以买到劳保工作服。买好东西吃过晚饭又往家赶，赶到家里天就亮了。吃过早饭又往农村跑，我们走村串户，一家一家去推销，卖时还提心吊胆，怕被干部抓住没收。其实，农村的老太太和妇女们最欢迎我们送货上门雪里送炭。跑一趟万县可以挣到四五元钱，比挑煤炭卖要强。记得有一次我们去万县，走到半路上实在累了，见一辆爬山的汽车走得很慢，我们偷偷爬上车厢里，吓得大气也不敢出。后汽车到了万县，司机走后，我们才下来。那是我第一次坐汽车。我跑万县做生意存了八十多元钱。正好后来到新疆做路费用。六五年临江镇一工作人员给我工作的下三场发来调函，说是我在家“厌恶劳动，投机倒把做生意，牟取暴利，畏罪逃跑新疆、企图叛国投苏……”真是荒唐可笑，恶毒之极。

    学校停办以后，总想找到一分稳定的工作，哪怕是下苦力也好。我曾随一个同学到很远的花园井里面一个煤厂，找他的弟弟。他弟弟在煤厂挖煤。让他弟弟找厂长收我们当挖煤工人，结果厂长说他们不缺挖煤的。后又到旁边五煤厂去找一个同一条街上的人，他在煤厂是当官的，没想到找到他，他理也不理我们。那时想当个挖煤工人就没有门。（幸亏上帝没有让我当挖煤工，有时未成之事未必是坏事）

    一天，镇里召集回乡学生在镇政府开会。县里来人了解停办学生的安置情况。镇里那个工作人员先汇报了安置情况。他说得天花乱坠，镇里如何重视，安置如何妥当，他说的安置全是假话。他一讲完，弟弟立即站起来揭露他的谎言，弄得他脸一下白得像纸一样，十分尴尬。我和其他一些同学也随后站起来谈了镇里不安置回乡学生问题。这次座谈会，使镇里恼羞成怒，特别是那个工作人员嫉恨我们兄弟，以后处处报复我们。不久就要我去镇里土陶厂挑煤炭，限定时间，不去就吊销我的户口，下农村。如前所述，弟弟上大学、招工，他千方百计卡住，后来又给我和弟弟分别发了调函，对我们家庭和本人造谣污蔑，想置我们弟兄于死地而后快。

    六一年十二月的一天，我到土陶厂报了到。土陶厂在黄家湾里面的南山上。主要生产陶碗陶罐陶盆。报到时就安排我挑煤，就是从山下一个煤厂往山上陶厂运煤，烧陶器用。运煤工大多是受管制的人，什么地富反坏分子，小偷小摸等，我上班挑了七八天煤后，厂长见我人老实，又有文化，就叫我管理他们的伙食。土陶厂条件很差，地上睡统铺。那时吃的主要是蚕豆和高梁，高梁还要自己磨成面，做面团吃。工资一月才挣十元钱，还不如自己在家挑煤炭卖。好在十天半月回家一次，可以挑一担陶器给临江的杂货店，挣点运费。

    十、向往新疆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一九六二年元月，春节前夕，土陶厂放假过年，我回到家里。一天，一个朋友突然神秘地问我去不去新疆。我说我想去。他说，听说陈某某老师要到新疆去找对象结婚，她想约一个伴同行，并愿意帮助找工作。因为她还带着两个孩子，路上需要人帮助照顾。陈老师原来是书院小学教音乐的老师，她唱歌悦耳动听。她的丈夫曾经是我小学二年级的班主任。没想到陈老师还要去新疆。原来这个朋友是受陈老师之托给她找旅伴的。我一听，喜出望外，这真是天赐良机呀！说实话，我早就有了去新疆的愿望。这几年镇上相继有一些人跑新疆，听说新疆不要户口，去了可以安排工作，那里需要大量建设人才，特别是青年学生有的去了还可以培养拿工资上中专。前面提到的母亲纺纱行业里教唱《新疆好》的女青年也去了新疆。学校停办以后，几个老同学也跑新疆去了。我那时，真羡慕那些跑新疆的人。其实，在我心中对新疆早就有了朦胧的美好的印象。流行一时的《新疆好》的歌曲，在学校图书室看到的《人民画报》上《新疆石河子新城》的图片，还有地理课上老师讲的新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课本上兵团农场拖拉机耕地的图片，都使我向往那个美丽的地方。另外重要的是，我那时急于想找个工作，能改变我和家庭困难的处境。当时，母亲在农村，已无力抚养我们，就是学校复学以后，弟兄两个长期上学也是很困难的。如果我有了工作，有了工资，弟弟复学就不要再挑煤炭了。弟弟比我聪明，他将来考上大学有了出息，也就改变了我们家的命运。然而当时镇里安排我在土陶厂工作，连自己也顾不上，更不要说顾家里了。何况，我也不想在土陶厂挑一辈子煤炭，断送自己的前途。“男儿生身自有役，那得误我少年时”，当时，我就想过，“人挪活，树挪死”。只有跑新疆才是我唯一的出路。从那时起我就留意新疆的资料，打听临江人在新疆的情况。然而新疆又无亲戚。所以不敢贸然行动。现在机会终于来了。我当即就答应愿意随陈老师去新疆。第二天，朋友来说，陈老师也答应了。说过年以后就走。和陈老师同行的还有龙某某，也是到新疆找对象结婚的。还叮嘱我要绝对保密。那时去新疆是秘密进行的，谁跑新疆被镇里抓住，那是不堪设想。龙某某在镇上也算名人，她是镇演出队的主角，我们经常看她的戏。她的妹妹是我们的同学，她的丈夫也是小学教师，没想到她也离了婚，到新疆找对象。

    过年前，母亲也从农村回来了。我把准备去新疆的事告诉了她，也谈了我为什么要去新疆的想法，母亲听了，也没有表示阻拦，只是叹气，说去新疆找出路也好，只是新疆太远了。第二天，我们一家人，妈妈、弟弟和我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这是我们家的第一次合影，也是最后一次合影。这张照片至今还保存在影集里。

    陈老师决定过完年，正月初四就动身。正月初三，我去和朋友蒋先骅告别，他比我高一年级，特别聪明，我们都是文学爱好者，做的都是作家诗人梦。所以我们成了好朋友，我们倆经常在一块谈诗论文。他父亲在农村教小学。母亲在家，常年有病，他们兄妹四个，他是老大，家里生活也困难，有时，他和他的二弟也跟我们上山挑煤炭。他的伯父在镇上颇有名气。在镇上开糖果店，他的房子有三层楼房，当时是临江镇最高的楼房。因为我和蒋先骅的关系特别好，所以才和他告别。没想到他一听我要去新疆，他也要跟我一块去。他当即去跟他父母商量，他父母亲也同意跟我们去新疆。

 
    十一、新疆行

    正月初四吃过早饭，母亲含着眼泪又叮嘱我一番，“儿行千里母担忧”。由于保密，母亲只能把我送出门口，由弟弟送我。没想到这一别，和母亲竟是永别。我和弟弟挑着煤筐，装着到芭蕉沟挑煤炭。走在路上我又叮嘱弟弟，要他照顾好母亲，想办法把母亲弄回来，自己不要丢掉功课，复学以后考大学等。到了平坦溪，一会儿蒋先骅和贺茂光也来了。贺是送蒋的。贺在开县师范上学，也因学校停办回来了。他也是我们的朋友，过去他家开茶馆，后来镇里不让开茶馆了，家里生活困难，他和他的弟弟（同班同学）也经常跟我们上山挑煤炭。这人很讲义气，性格豪爽。我们在平坦溪与弟弟和贺茂光话别后，就直奔开县城了。好在我倆都没有带行李，一人挎了一个小布袋。听说新疆冷，缺辣子，所以我就带了几斤辣子面，还有几本书。我们就这样离开了临江，离开了山川秀丽的家乡。然而当时除了留恋自己的母亲和弟弟外，对家乡一点也没有留恋之情。它对我们一家似乎太冷酷了，太不公平了。

    我们走到开县城已是下午了，我们在开县城找到了陈老师和龙某某，在临江我们约好在开县城会合。第二天一早，我们到汽车站乘车离开了开县城。当天傍晚，我们到了万县后又买好去重庆的船票，第二天一早，坐船驶往重庆。我第一次出远门，也是第一次坐轮船，虽然坐的是五等舱，睡在最底层的大统铺里，也感到美极了。

    从重庆坐火车后一路西行到宝鸡转车。在宝鸡转车的人很多，大都是四川去新疆的。等到晚上，火车一来，大门一开，排好的队伍一下乱了，人们挤在车门口，争先恐后往车里爬，还有的从开着的窗户往里爬，我和蒋先骅一人抱一个小孩拼命往车门口挤，陈老师和龙某某紧跟在我们后边，我们好不容易挤到车门口，爬上了车。这时，火车呜呜叫了几声，又要开了，乘务员硬把车门关了。只见车下面还拥着一群人没有挤上车。一个农民模样的操着四川口音在门口喊：“等一等，我的孩子还在下面！我要下车。”旁边一个人问他，你孩子多大，咋没挤上来？那人指了指掉了鞋的脚，操着四川口音说：“就这么大，挤车的时候掉在下面了。”原来，我们四川人说鞋子读普通话是孩子的音，惹得旁边人笑了。我们挤进车厢里面浑身被汗湿了。车厢里挤满了人，有的坐在座位上，有的坐在过道里，有的站在过道里，有的站在车厢两头，还有的睡在座位下面。汗味、烟味混杂在一起，车厢里面原来坐着的大都是西北人打扮，有的穿着羊皮背心，有的头上扎着毛巾。座位上两个好心人，叫两个孩子坐在了他们身边。没有座位的站着坐着或蹲在过道的，都是刚上车的四川老乡，不论穿着学生装的青年，还是头上裹着白布的农民，身着工作服的下放工人都有同一特征，开口是“啥子”、“龟儿子”、“格老子”，身不高，脸色黄。从天府之国到原本昔日流放之地新疆，都是背井离乡，到新疆去找饭碗找工作的，这不由我想起当年山西人“走西口”，奔内蒙，山东人“闯关东”奔东北。这是为什么，因为在家里活不下去，想到新疆找个活下去的地方，新疆有希望。我们一直站到兰州，车停后，下去不少人，我们终于坐上了座位。火车飞驰。有人喊，看长城，只见厚厚的土墙时断时续地在地上躺着，象一条条小龙蜿蜒着蠕动着。一会儿，又看到 了嘉峪关，看到了玉门，这不由又使我想到了“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诗句，窗外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没有一棵树、一间房，全是沙子、小石头。一派荒凉景象，但是听着广播里播放着《新疆是个好地方》的歌曲，我仍然向往着，新疆有绿洲、新疆有希望。邻座的几个人都是从西安上车的，好象是唱秦腔的演员，他们 是乌鲁木齐秦剧团到西安秦剧团挖走的名演员。一对青年男女一路争争吵吵，好象是因去乌鲁木齐发生分歧，女的哭闹着要下车，要回去，最终还是被同行的劝住了。同行的人中有一个是乌鲁木齐秦剧团的司机，坐在我对面。我见他很热情，一路上找他询问新疆的情况，他不厌其烦地给我们介绍。从他那里知道，现在新疆找工作也比较难，只有到兵团农场去，可以找到工作，到那里去开荒，有窝窝头吃。他说兵团的前身是解放军，现在还是部队性质，他劝我们去兵团。我想，只要能找上工作，就是开荒也要去。陈老师听后也说，她未见面的丈夫来信说，他们那里现在也不好找工作。实际上，她也怕我们跟她去了，找不上工作，拖累他们。车快到哈密了，我和蒋先骅商量决定，我们不跟陈老师下车了，到乌鲁木齐找孟继孟去。火车到了哈密，陈和龙带着孩子下车了。我和蒋乘车继续前行。由于火车当时只通到盐湖，我们只好在盐湖下车，改乘汽车到乌鲁木齐。盐湖一片冰天雪地，只有车站上几间房子，还有几间小商店小饭馆 。走时家乡已是春暖花开，可这里冷风刺骨。我们身上穿着薄棉衣，冻得浑身发抖，耳朵象针在扎。想解手，找不到厕所，只有露天上围着苇箔，里面乱七八糟堆满冻着的屎宝塔。脱下裤子解手，下面象刀子在割肉。这就是新疆的春天。这是我第一次尝到新疆冷的滋味。我们从盐湖坐加班车到了乌鲁木齐，身上钱已花光。我们去找孟继孟。他是川主街我家对门的一个青年学生，比我们高几个年级。临行前，我到他外婆家要到了他的通讯地址。他在乌鲁木齐粮食厅机械厂工作。我们好不容易在乌鲁木齐二宫找到了机械厂。我们进厂里找到了孟继孟，他身穿工作服，见我们后很热情。孟和我虽是邻居，因比我们大，没有和他打过多少交道，仅认识而已。只是见他经常参加镇上的宣传演出，经常在家门口拉二胡。他五八年来新疆，一来就送到粮食学校上学，毕业后分到机械厂当技工。我们从心里羡慕他。机械厂生活不错，比我们在家好多了。孟在乌鲁木齐托朋友给我们找工作，找了几天，各个工厂都不收人。孟说，他们五八年来的时候一走到哈密，到处都摆着招人的摊子，一个比一个条件好，特别是对年轻又有文化的，先送你上学校，那时招人的地方太多了，你想上哪就上哪，报完名，汽车就把你接走了。从六零年开始，城市实行压缩政策，在乌鲁木齐就不好找工作了。星期天，他带我们出去，说是找他的一个女朋友，找她帮我们先落上户口，她是派出所的。那时，街上已开始化雪，到处是流淌的污泥雪水，街上不但跑着汽车，还跑着毛驴车、马车。跑了一天，没有办成。看来，乌鲁木齐是没有希望了。最后商量决定，还是到兵团农场找谭易云去，他在沙湾农七师下野地第三农场。谭是孟的舅舅。他也是五八年跑新疆来的。孟给我们买了去沙湾的车票，还给了路费，第二天一早，我们就乘车离开了乌鲁木齐。后来，我曾多次打听他的下落，但都没有联系上。据他表弟说，孟在四清以后，下放到伊犁了。我们在危难时，他帮助了我们，我们永远也忘不了他的恩情。

    十二、根扎下野地

    车到沙湾县城三道河子，我们就下车了。那时的沙湾县城只有几十间平房，比起家乡的县城差远了。下车以后我们到沙湾车站想买去下野地的班车票，沙湾却没有去下野地的班车，只有步行或者坐拉货的便车。正发愁时，碰上了两个下野地第三农场的人，他们也想等去农场的便车回去。我们一听，高兴极了，总算路上有伴了，不然还要走冤枉路。他们是农场一队的，他们不认识谭易云，但知道谭易云所在的七队。他们叫我们跟着他们就行了。等到半下午，也没有去农场的便车。他倆说看来今天不会有便车了。于是决定步行去下三场。我们吃了饭跟着他们离开了三道河子沿着公路向西走去。这两个人高个姓党，甘肃人。矮个姓王，河南人。他们到玛纳斯河边找铃铛刺，农场扎磨地用的耙子。我们走到一个叫安集海的地方，天就黑了。我们离开大公路由西转向北走。一路上，也没有人家，只在远处有点点灯光闪烁，偶尔听到几声狗吠声。我们走了很久很久，脚累得越挪越慢。天快亮了，我们终于走到了下三场一队，他们工作的单位。他们安排我们在集体宿舍睡了一会。天亮起床以后，姓党的给我们送来早饭，让我们吃过饭后又送我们到前面的大路上，告诉我们，顺着大路往东走，前面是场部，过了场部再往前走，一会就到七队了。

    我和蒋先骅顺着大路走了大约一个多小时，终于走到场部门口，门口牌楼上面书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一行小字，下面书写着“农七师下野地第三农场”几个大字。这时大门口一个人出来，我上前找他问去七队的路，他告诉我们往东走。正说着，从里面出来一辆小毛驴车。那人说：“这是七队卖牛奶的车。”说着他跟赶车的人说好，让我们坐上了去七队的毛驴车。没想到几个月后，我竟成了这毛驴车的赶车人。

    到了七队后，赶车人把我们带到了谭易云家，见着了谭易云夫妇。谭易云父母在川主街开斋铺（糖果店）与我们家前门斜对门。但他在乡下务农。过去我见过他，但没有说过一句话。听说他在解放前当过伪军官。他与我的父亲曾同过学，同在我的伯父手中读过书。他的儿子和我同在开二中上学，学校停办后到新疆找父亲安排了工作。我的幺老子与谭的妹妹是好同学，所以我们两家很熟，过去我还给他写过信，但没接到他的回信。

    谭叔叔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问了家乡和我们两家的情况。吃过午饭后，谈到来新疆找工作的问题。他说，现在这里不收人了，所以接到我的信后，也不好给我回信。我们一听，头上象浇了一盆冷水。难道我们还要回去吗？回去怎么交待，再说回去也没有路费。真后悔不该贸然行动。后来，谭叔叔给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叫我们自己到场部找人事科，就说来这里投亲戚找工作，结果亲戚调回口里了，回去没有路费，请场里安排做个临时工。要是他们不安排，就赖在办公室不走。他说，其实农场现在也有安排新工人的，只不过要有当官的关系。他的关系不行，由他出面，反而不行。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和蒋先骅步行到场部，进了大门找到厂部机关人事科办公室。我们犹豫了一阵，最后还是鼓起勇气推开了人事科的门。一个满脸笑容的女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按谭叔叔教给的话，说了我们想参加新疆兵团建设，想找工作投亲不遇的情况，女同志询问了我们的情况，特别问了我们的文化程度，我们说是高中生，她听了说：“好，我同情你们这些有文化的青年，只是现在农场不招收新职工了。”最后，她叫我们等一会儿，她去找首长反映一下我们的特殊情况。一会儿，她回来了，带着我们到政治处主任办公室见一个姓张的主任，张主任询问了我们的情况后，问我们：“你们想干什么工作？”我回答说：“想学技术。”张主任笑着说：“好啊！理发喂猪都是技术，你们愿意去吗？”我们回答说：“愿意，干什么都行。”那时我心里真的这么想，只要让我留下来干什么都愿意，决不吃回头草。张主任说，你们是高中生，在农场好好锻炼，以后会有出息的。就这样，张主任把我们留下了。这时候，悬在心上的一块石头才落了下来，心里激动得直说“谢谢”。当时，农场高中文化的还不多，这恐怕是他们爱人才，留下我们的原因。女同志又带我们到人事科填了一张职工录用登记表，给我们开了一张到七队当试用工的介绍信，我们在新疆终于找到了工作。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女同志叫白玉华，那个主任叫张致兴。是他们改变了我们人生的命运。我们一辈子从心里感激他们。我曾经在西瓜刚下来的时候，给他们送过几个西瓜，以表示感激之情。没有多久，他们都相继调出了下三场，就再没有他们的消息。在那个年代，没有户口的外地人能找上工作，只有在新疆才可以办到。据说那时自流到新疆的有一百多万人，约占新疆人口的六分之一。新疆最先对外开放、广纳人才。新疆之所以发生历史性巨变，与这项政策的实施有很大的关系。就这样我们的根扎在了下野地。我在这里生活工作了三十多年。

    十三、耕耘在田野上

    我们回七队后，把工作介绍信交给了姓麻的队长。麻队长叫我们三月一号上班工作。随即安排一个姓王的组长，带我们到职工宿舍，给我们安排好睡觉的床铺，床铺是土块垒成的统铺。这时候，有人给我们送来了被子、单子、褥子，随后一个人给我们送来了衣服、鞋子，还有洗脸用的盆子，王组长给我们介绍说这是队上的文司务长。宿舍里已有五六个职工。他们对我们很热情，有的送来香皂，有的拿来毛巾等，他们问我们从哪里来，问家乡情况，问我们冷不冷。他们里面有河南的，甘肃的，山东的，还有我们四川的。当时，我心里感到特别温暖，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从在火车上遇到乌鲁木齐秦剧团的司机开始，碰到的一个个新疆人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们都是那样热情、纯朴、真诚。

    当天，我就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告诉母亲和弟弟，我在新疆找上了工作。我想，母亲和弟弟知道消息后，也一定很高兴。

    离上工还有三天，谭叔叔让我们到他儿子工作的拖拉机修配厂去了一趟。他儿子谭晓明比我小，我上高中后，他还在上初中，记得他还是开二中少先队的大队长。六一年，学校停办，他就到新疆来找他父亲，那时，他父亲还在下野地拖拉机修配厂当工人。后来谭叔叔因为历史问题，下放到农场来。拖拉机修配厂很大，厂里停着许多维修的拖拉机，有红光耀眼的“东方红”，还有许多绿色、蓝色、黄色的拖拉机。谭说，下野地六七个农场大修的拖拉机都在这里维修，现在地要开冻了，农场等着这些拖拉机回去春耕春播，所以厂里每天加班加点地干，谭是钳工班的工人。他领着我们参观了工厂，晚上住在他那里谈临江镇开二中学。我们真羡慕他，当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工人。我们要能在修配厂当工人多好呀！听谭说，他们厂不收新工人，听说上面指示还要精简一批工人支援农场第一线。

    公元一九六二年三月一日，我们正式上班了。王组长给我们发了一把砍土镘，这工具象锄头，但比锄头大得多，是园形的，是新疆干农活的工具。我们跟着来到一块玉米地一看，哇！好大的一块地呀！一眼望不到边。农场的每块条田，都有几百亩，有的一千多亩。此时，地里的土还没化冻，象铁板一样硬。上面还盖着一层积雪。今天的工作就是清地，砍掉玉米杆，然后背到条田边上，等化冻后，拖拉机犁地整地播种。清地的人很多，有两个大组的人，大概有五六十个。砍玉米杆一人一行，有的用砍土镘砍，有的用大镰刀砍。手起杆落，人们你追我赶，干得热火朝天，有说的，有笑的，还有唱秦腔河南梆子的，地头一个人在用铁皮喇叭喊着，那是文教给大家鼓劲，好不热闹。我从来没有干过农活，一会儿就落在后面好远了，上午人家砍两行了，我们一行还没砍到头。胳膊已疼得不行了，手掌也磨起了两个泡。王组长见我们不会干活，下午给我们找来绳子，让我们背玉米杆，把砍倒的玉米杆收拢后背到地边，下午背玉米杆的还有一些女职工，他们背在背上象一座小山，而我们背上才一小捆，还爬不起来。王组长叫我们不要急，慢慢来，能背多少就背多少。王组长是个河南人，个子也不高，对我们很关心。晚上睡在床上腰酸背疼。同宿舍的老职工说：“小伙子，不要怕，开始干活都一样，以后慢慢就好了。”

    清完地以后，又到地里撒肥料，地化冻以后，拖拉机犁好地，我们又去平地，打毛渠。农场虽然用机器种地，但许多工作还要人去干。

    一天下午，我们组在地里打毛渠，我和王组长在一块干。突然王组长走过来说：“小鬼，赶快回家。”我感到奇怪，说：“毛渠还没打好哩。”心想，何况还不到下班时间。王组长用手向西北方一指，说，“你看，黑风就要来了。”我抬头一看，太阳还在西方照着呢！只是天边有一层黑云向上翻滚着。组长拿起口哨吹起了紧促的哨音，组里的职工们听着哨音后，提起砍土镘就往地头跑。我跟着组长跑到地头，太阳被黑云遮住了，一会儿大风呼唤着裹着沙子、石头刮过来扑在脸上，打在身上，一些职工的帽子刮到了天上。转眼天黑了，象晚上一样。刹时风沙象一群疯狂的野兽发出怒吼声，林带的杨树一根根刮断了，刮得人迈不了步，就是站也站不住了。王组长背对风沙抱住我，艰难地挪着脚步，一直挪到一个凹地里才蹲下来……那时的黑风，现在叫沙尘暴。新疆的沙尘暴真厉害。那一天生产队刮丢了几十只羊。还有几个妇女被刮到沙包窝里迷了路，队上派人找了一夜，才找回来。

    三月下旬，队里又安排我到瓜菜班干活，蒋先骅仍在大田干。瓜菜组有十多个职工，大多是老弱病残的职工，谭叔叔也在里面。主要是种瓜，也种一些蔬菜。这里的活比大田要轻一些，到瓜菜组有点照顾的性质。我们先是打瓜沟，后浇水，种瓜，主要种西瓜和甜瓜。瓜苗出来后，定苗，追肥、整枝等，转眼瓜秧变成瓜蔓，瓜蔓上又开了花，结上了小西瓜。新疆的瓜很甜，这是由于新疆的气候温差大，“早穿皮袄午穿纱，晚上围着火炉吃西瓜”，日照又长。下野地西瓜在新疆颇有名气。每到七八月份瓜熟蒂落后，乌鲁木齐、克拉玛依来拉瓜的汽车络绎不绝。乌鲁木齐市场上热卖的“下野地西瓜”，就出在我们下野地农场。

    其实，我们种的甜瓜，一种叫“白兰瓜”的更美，个圆、白皮、绿瓤、晶莹、透亮，吃着比蜜还甜。我们种的瓜产量也高，十几个人每天从早忙到晚地摘瓜，怎么也摘不完。不管谁到瓜地去，西瓜甜瓜随你吃个够，不要钱。有家的人买瓜都是用架子车拉，那时瓜才几分钱一斤。现在再也吃不上那么甜的瓜了。其主要原因，那时追的是有机肥料和油渣，还追苦豆子。而现在追的多是化肥。

    这些农活我过去从来没干过，一切都是从头学起。想起来可笑，我到新疆来又成了农工，也可以说是拿工资的农民。每天天刚亮，钟声一响，就起来下地。钟其实就是挂在树上的一个旧马车轮轴。早饭、中午饭都送到地里吃，下午傍晚才收工，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春播动员会开过以后，地里活多了，就小礼拜改大礼拜，十天一个星期，只能休息一天，洗洗衣服，到场部商店买点日用品。虽然工作紧紧张张，但大家每天仍是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地劳作、不叫苦、不喊累、任劳任怨，每天除了下地干活，晚上刚吃过晚饭，集合钟又敲响了，每天晚上不是在礼堂开会学习，就是到粮场上突击剥玉米皮或棉桃。只有周六晚上可以休息，自由活动。晚上开会学习抓得特紧，一般是队长总结和安排工作，指导员传达文件或念报纸。指导员姓赵，河南人，文化低，可能是小学三年级文化程度，念的磕磕巴巴，经常还念错别字。如有次念“如火如荼”，他读成“如火如茶”、“心旷神怡”读成“心广神台”。好在他念错了，也没有人提出来。学习时，职工坐在下面，很多都在打磕睡。职工实在太累了。晚上在粮场上突击干活时，倒很活跃，大家有说有笑，有唱有闹，有个职工叫李小三，河南人，干着干着，他脱掉衣服，赤裸着上身，用手掌拍打着胸背，说起诙谐的快板，如“一个强盗来偷缸，瞎子看见翻进墙，聋子听见脚步响，哑巴喊着抓强盗，瘸子追着上了房……”，每次都逗得大家哈哈大笑。那时还有一些河南人最喜欢唱改了词的豫剧花木兰，什么：“你要不相信，脱了裤子看……”。晚上最高兴的是，农场电影队来放电影，夏天就在礼堂外面。人们一吃过晚饭就在那里坐着等看电影了。有时农场演出队也来生产队演出，节目都是配合政治、宣传好人好事、给人鼓励的。如果场部晚上有上面剧团来慰问演出，生产队晚上就放假、让职工步行到场部去看。记得那时兵团的京剧团，秦剧团都来农场慰问演出过。

    生产队的人都来自五湖四海，有河南的，甘肃的，山东的，四川的，上海的，也有江苏、安徽、贵州、辽宁的。河南人最多，主要是五六年来的支边青年或投靠他们的亲人。那时人们叫河南人为胯子，因穿大裤裆；叫四川人为耗子，因四川人吃老鼠；叫甘肃人为洋芋蛋，因甘肃人以洋芋为主食；叫山东人为大葱，因山东人爱吃大葱。虽然大家来自于不同地方，说话乡音各不同，但大家都和睦相处。特别是四川老乡更加亲热，一人有难，大家关心，互相帮助。

    在农场，经常碰到老职工问我，这里的生活习惯不习惯？我说：“习惯。”是的，我没有感到不习惯。可能是由于我们从小就生活在苦难中，所以对农场的生活很满足。工作再紧张，也比我挑煤炭好。吃的虽然是玉米窝窝头，窝窝头里还掺和着一些甜菜渣或苜蓿粉，但让你吃饱。虽然那时白面（麦面）少，但一星期还可以吃一次白面馍或是包子。平时还可以吃到河南人做的糊糊面条。菜主要是萝卜、白菜、土豆，打一份菜有时还吃不完，每星期还可以改善一次伙食，吃到一次猪肉或羊肉。中午吃菜、晚上喝汤，有时汤里还漂着鸡蛋花。在那个年代，有这样好的伙食，确实比家里强多了。这叫我怎么不心满意足，知足常乐嘛。记得我每次给母亲和弟弟写信，都给他们夸这里的生活好，叫他们放心。

    那时，农场经济比较困难，经常不能按月发工资。刚工作时是试用工，工资是三十六元一角四分。一年后，转为正式工，工资是三十八元九角二分，六零年以后来新疆兵团当工人的，在北疆，大都是这个工资，人称3892部队。这个工资在当时相当于家乡县长的工资了。我每月生活费和买书等零用钱，大概要二十多元，如果发工资，可以给家里寄十五元。如果农场没有钱发工资，就发给职工十几元的零花钱，工资保留着，每月存在队里一张牛皮纸的保留工资卡上。有时零花钱也发不下来，就印瓜菜票当钱发给工人，在农场内流通，可以买瓜买菜，也可以到场部商店买一些卖不掉的商品。所以自己在农场生活倒不成问题，但就是不能保证每月按时如数给家里寄钱。如前所述，母亲回镇上后，又没有工作。只是帮人做鞋挣点钱。母亲的鞋做得特别好。每年还给我做一双寄来，至今我还珍藏着一双做纪念。弟弟仍在家挑煤炭，挣钱也不多，后来又复学到开县城里上学，加上母亲积劳成疾，还要看病吃药。我知道母亲每个月都盼着我寄钱回家，虽然她来信从来不找我要钱。那时，如果哪一个月不发零花钱，我就发愁了，有时只好托辞写报告，找生产队领导借点钱寄回家。一直到六三年七八月份，国家给兵团拨了一大笔钱，农场经济才慢慢好起来，基本上可以按月发工资了。

    十四、牛奶·毛驴车

    八月份，场里突然通知我参加师里办的学习班学习，虽然不知是什么学习班，但到师里的学习班学习，总是好事，所以心里很高兴。当时农场归农七师管（1975年划归农八师），师部设在奎屯，而这次师里学习班却办在十九团农场。十九团就在我场东边，是邻居。我背着行李走到十九团，在场部机关报到以后，一辆马车又把我拉到一个生产队。安排在一间大房子住下。地下铺的麦草，睡地下。这个学习班原来是学习什么新式挤牛奶法，还是兵团委托农七师办的。学习的来自兵团各师农场牧场，有南疆喀什、阿克苏、库尔勒的，有北疆阿尔泰、伊犁、塔城的，还有东疆哈密的，都是些小伙子和姑娘。负责办班讲课的是十九团畜牧技术员，叫薛党生。他教我们新式挤奶法，先用热水敷牛奶头，然后挤牛奶，挤剩下的让牛犊子吃。过去老式挤奶是先让牛犊子吃，把奶吸出来后，再把牛犊子拴在一边，然后挤奶。说是新式挤奶法可以提高奶牛产奶量，而且很卫生。来学习的大都是来自于牛奶场，会挤奶。我还是第一次见挤牛奶的。我原来没想到来学习班是学习挤牛奶的。学了近十天，我也学会了挤牛奶。我不由想起来农场时，张主任讲的话，这也是一门技术嘛！

    学习回来，就把我安排到队上畜牧组牛奶场工作。这时，蒋先骅调到卫生队学卫生员去了，后来留在卫生队当护士。当时，我真羡慕他，他学的才叫技术，我学的是什么技术啊！卖牛奶的毛驴车把我拉到牛奶场。牛奶场夏天不在队上，还在离队上四、五里地的甘沟，牛奶场的人都住在地窝子里。地窝子就是在地下挖一个房子，顶上用树枝麦草盖上，再上一层草泥。建场初期，农场职工都住这种简易房子。地窝子有两间，一间做饭，一间住人，睡的是土炕。房子很简陋，连桌子凳子都没有。地窝子旁边是牛棚，牛奶场有三十多头奶牛，主要供应场部用牛奶。牛奶场有六个工人。组长姓张，年龄最大，五十岁左右，湖北人，他原是9.25起义的军人，原来他负责卖牛奶，他老婆在牛奶场打杂、做饭。放奶牛的两个，高个姓安，五六年河南支边青年，矮个姓卜，比我还矮，也是河南支边的，当过铁路工人，还当过志愿军到朝鲜打过仗，他经常吹过去的革命经历。放小牛的也姓安，外号“老虎”，是老安的弟弟。早上，我和他们一块挤牛奶，还是用老式挤奶办法，我学回来的先进挤奶法他们不感兴趣，嫌麻烦。挤好牛奶，吃过早饭，大家分头干自己的工作。放牛的放牛，卖奶的卖奶，在家的打扫牛棚。我去以后组长就叫我卖牛奶，他负责全组工作，并轮换着顶班，让每个人休假星期天。从此，卖牛奶的生涯开始了。

    我每天起床挤好牛奶，吃过早饭赶着毛驴车，拉着一大铁桶牛奶去卖，先到队上，然后驾车到场部。那时，牛奶一公斤才七、八分钱。由于喝奶的人多，经常供不应求，场部打奶的人排着队等着我，就象列队欢迎首长，有时排队的乱了套，拥挤着抢着牛奶，有的甚至提前到半路上等着打牛奶。不过夏天牛奶多的时候，有时还得吆喝着“卖奶子”，到场部各单位转一圈才能卖完。在场部卖牛奶 认识了不少人，如子女校的于老师，每天找我打牛奶给孩子喝。当时我想，这一辈子能调到学校当个老师就好了。没想到以后我真进学校当了老师，而且后来还当了于老师的校长。那时，场部的许多大人小孩都认识我，叫我卖奶子的“小鬼”。主要是我当时个子小、年龄也不大。时间长了，场部一些单位的领导，听说我是高中生，人又老实，想调我去工作。如拖拉机修理厂厂长想调我去学车工，机耕队队长想调我去学开拖拉机。我听后喜出望外。特别是开拖拉机，在家的时候，电影里看到开拖拉机的，特别羡慕。但生产队不放我走，我也没有办法。不过年底队上把我评选为五好职工，还参加了农场先进表彰及春播动员大会。五月份又评为学习雷锋先进青年，参加了场里的“五四”青年节表彰大会。那时领导群众对我的印象很好，说我人老实，听话，能吃苦，服务态度好，学习雷锋助人为乐。当时，全国正开展学雷锋运动，对我触动很大。每次到场部去，生产队的一些职工让我给他们代买东西，代寄信汇钱，还有到场部看病坐便车，我都全心全意服务，使他们满意。

    我一边工作，一边抓紧时间读书学习。那时我仍然幻想着将来当个高尔基式的作家。我订了《人民文学》、《文艺月报》等文学杂志，买了不少文学理论和写作书籍。我每天一坐上牛奶车，就埋头看书。好在拉车的毛驴是老母驴，很通人性。它知道路线，哪里是卖牛奶的地点，它自动停下。走在公路上，它知道挑好路，避开坑凹的地方。前后有汽车来了，它自动让到路边上行走。如果天变了，要来暴风雨了，它自己就加快脚步往家跑。它能听懂我的话，我说走，它就走，我喊停，它就停下来，我说快，它就快跑，我说慢，它就慢行。我不在，别人休想赶它走，用鞭子抽它也不走。有一次，卖牛奶回来，我躺在车上睡着了，它一直把我拉到牛奶场才停下来。只有在它听到公毛驴嘶鸣着叫它的时候，才呼应着鸣叫着乱跑。有时卖完牛奶回来，还帮助去放小牛犊。我把牛赶到草地上吃草后，照样好看书。草地很大，还有放羊的、放猪的，记得有个放羊的小马爱唱宁夏的花儿，边放羊边唱，声音高亢激昂，很好听。还有个放猪的小段爱吹笛子，在草地上吹着动听的歌曲。天上飘着白云，地上青青的草地，羊儿叫着，牛儿喊着，猪儿在草地上追逐欢跑，好一幅草原牧歌图。

    晚上，在地窝子里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光，坐在床上，或看书或写作，没有桌子就在腿上搁一块板子。记得那时还练习写了一些诗歌和几篇小说，给文学杂志或报纸寄出去了，但都退了回来。只是在农七师《跃进之声》报上发表过几首小诗。一次看了《老兵新传》的电影后，还想构思一部描写兵团农场创业的电影剧本。是啊！看农场的今天，整齐的条田，碧绿的林带，清清的水渠，金黄的麦浪里驶着康拜因，东方红在地里播种希望……要知道这里—下野地，五七年还是没有人烟的戈壁滩，那时这里只有野兔、黄羊、豺狼。是前辈们五七年来这里造田开荒才改变了这里的模样，成了祖国的粮仓。他们毫不逊色于北大荒老战士的功绩。是应该大笔书写他们，可是自己深感力不从心。那时在生产队文教的鼓励下，也给农场广播站写了不少通讯报道，经常在广播上广播我写的东西，这自然也引起了人们对我的关注。

    七队有两个四川老乡对我特别好，一个是姓刘的木工和他的妻子，他妻子是组长，特别能干，四川岳池人，他们经常把我叫到他家吃饭。他们有个女儿在下野地管理处医院当护士，长得很漂亮，经常回家来，他们有意撮合我和他的女儿，他妻子对我说，她女儿对我有好感，让我给她女儿写封信谈谈。当时，我有些自卑，自己一个卖牛奶的，我一直未敢写这封信。还有一个是四川长寿人，姓吴，会烹饪，在伙房当炊事员，听说在家里是开饭馆的。 他很喜欢我，打菜时打得特别多。他还送给我床单和一些小东西。他有一个女儿在内地上中学，他准备接来，他想我做他的女婿。后来，我调出了七队，也就没有和他来往了。

    十五、兵团武装战士

    1963年10月，场里调我到武装值班一连当武装战士。1962年，新疆发生了伊塔事件，伊犁塔城大量边民被苏联策动，逃往苏联。伊塔事件后，兵团进一步加强了武装工作，各农场恢复和新建了武装值班连队。值班连队农忙参加生产，农闲进行军事训练，遇到紧急情况就拉出去执行任务。新疆兵团是新疆稳定的重要支柱。中央对新疆一直很重视。所以兵团肩负着三个队的任务，一个是生产队，一个是工作队，一个是战斗队。武装值班连队就是三个队最好的体现。这次场里组建的武装值班连抽调的都是优秀青年。这是政治任务，所以生产队想留我也留不住。那时能调到武装值班连还是很光荣的，所以我也很高兴。当年虽然我调出了七队，七队在年底仍把我评为农场五好职工。

    一到武装一连，就统一换上了灰军装，与抗战时八路军穿的一样，还发给我一支五四步枪。我被编到一排三班，班长姓张，当过志愿军，河南人。连长姓陈，刚从现役部队转业来的连长。从此，每天开始了军事生活。早上听着军号出操，上午、下午训练，主要练队列、刺杀、射击、投弹，还要到雪地里练战术，实施防御和攻击，有时还上一些军事常识理论课。半夜后轮流站岗两个小时。我们还进行了实弹练习，虽然时间很紧张，训练也很辛苦，但觉得很有意思，这辈子也总算过上了军事生活。1964年3月，场里从武汉军区来了一批转业军人，全部分配在武装一连和二连。我班分来了两个战士。四月份连队转入生产劳动。先是扒苹果树，一连原来是个园艺队，种了不少苹果树，新疆由于冬天很冻，所以入冬前要把苹果树埋上。春天化冻后才扒出。扒完苹果树，连里又安排我们三班负责种菜，因为张班长是种菜行家。当时，掀起了学习* 著作热潮，在地里干活休息，也要学* 著作。晚上还要写心得体会，每周还要开讲用会。由于我是高中生，班长安排我负责组织班里学习* 著作。我们班多次受到连里的表扬。我和班里同志和睦相处，在学习和劳动上表现突出。五月四日，我被批准参加共青团，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不久又被团里评为学习* 著作积极分子。在武装连印象最深的是保卫夏收。农场麦熟以后，场里安排值班连战士到各生产队保卫夏收。我和老杜分到一队，晚上在麦场或麦地站岗，主要是防火、防盗、防阶级敌人破坏。那时，我背着枪，在星空下，巡视在田间地头，瞪着双眼，听着地里发出的蟋蟀声，深感自己肩上的责任，也为自己是一名保卫战士而自豪。

    十六、一人一所学校
   
    1964年7月，保卫夏收回来，连里通知我调到子女校当老师。这真是喜从天降，梦想突然成真了。同时，调到学校的还有几个转业战士。从此开始，我就步入了教育战线，开始了我的教育生涯，在教育上从小学到中学，从教师到校长，从农场到城市，在教育战线上工作了近四十年。我也不知教过多少学生，只知道，我的学生差不多分布在全国各地。我从心里感激决定调我到子女校的人，是他改变了我的命运。不过，我至今也不知道是谁决定调我的恩人。

    我们到子女校时正赶上学校放暑假。教师到下野地管理处中学集训学习，我们也一块到该中学政治集训。那时下野地9个农场只有这一所中学，当时，只有初中，还没有高中，是下野地最高学府。没想到后来我到这个学校当了中学教师，后来，又当了这所中学的校长。学习回来后，学校领导又对我们几个新教师进行业务培训。主要是学习备课。教务主任叫姜宁，他找来老教师的教案本，还找来教科书，让我们模仿着备课，学习写教案。开学前，学校领导安排我和一个姓张的老师到九队创办分校。同时，还有一些教师分到一队、十一队、种畜队、八队办分校。原来农场连队没有学校，连队学生从一年级开始都到场部住校。为了解决学生就近上学问题，场里根据上级指示到连队办分校，以解决连队职工子女上学困难问题。

    九队分校离队部还有四五里路，在一个麦场旁的旧羊圈里。教室有两间，用土块垒的课桌和凳子。房顶有的还漏着天，条件很简陋。这就是那时兵团艰苦奋斗的作风。学校只设一、二年级两个班，我和张老师一人教一个班，一个班只有十几个学生。由于自己说的四川话，在课堂上按方言教读，用方言点名常引起学生哄堂大笑。如点学生杨新国的名，我读杨新国（gui）。弄得我很尴尬。我于是下定决心，要好好学普通话读音，学习老教师的教学方法，学习写好黑板字，做一个合格的教师。每个星期，我都要抽时间回场部子女校听老教师的课，学习他们的教学方法。读不准普通话的字音，我就请教张老师，每篇课文教之前，先读给张老师听一听，让他帮助正音，放学以后，我就在黑板上练习板书，那时我的板书也很难看。就这样，我就逐渐上路了。还有一个尴尬的事，就是每次回场部学校，一些学生过去认识我，看到我后，就说，“卖牛奶的来了。”有的还学着我的腔调喊“卖奶子呦。”

    十一月，学校又通知我到十二队创办分校。随后十二队派小马车到三队来接我。十二队是农场最偏远的生产队，离场部大约有二三十里路。学校设在队部的一间办公室里，教室、办公室、卧室三位一体，校长、教师集我一身，记得伯父、幺老子在乡村小学也是一人一所学校。学生有二十多个，原来这些学生都在十七队分校走读，由于家长和生产队强烈要求，所以学校才不得不决定十二队也办分校，让学生就近上学。虽然学生不多，但有三个年级。我一个人教三个年级的课，要备六门主课的教案。除了语文、算术外，还要教自然、音乐、体育、美术课。语文、算术上复式课，给一年级讲课，二、三年级做作业；给三年级讲课，一、二年级学生做作业；给二年级讲课，一、三年级做作业。这样有静有动、动静结合地上课。中心校姜主任来检查教学，听我的复式课后，还给予了较高的评价。那时，我不但给学生上课，而且还领着学生种了一小块地，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有时还给学生排一些文艺节目，到队上给职工演出。那时，我还兼任生产队的团支部书记，参加队上的社会活动，组织生产队青年学习，带领青年业余时间突击栽树，造青年林。那时真是意气风发、精力充沛、不知疲倦。我还经常抽时间，到每个学生家访问，和家长们建立了融洽的关系。学生在家不听话了，家长也到学校来找我去解决。许多家长经常邀请我去吃饭。一次我感冒发烧躺在床上，学生和家长拿着鸡蛋，端来鸡汤、面条，不断地来看望我，我那时感动得热泪盈眶。那时，学生最高兴的是，我们和十一队分校、九队分校的学生共同举行少先队活动。三个分校的学生聚集到三个学校的中心地，一个树有测量三角架的大沙包上，玩军事游戏，攻占沙包夺红旗。张老师还吹着军号，我们几个学校的老师也戴着红领巾，和学生一道爬沙包，抢占制高点……那时我们也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仿佛回到了自己的童年。

    我们分校的教师，每周星期六下午都要回场部中心校开会。我离场部最远。星期六上午一上完主课，就往场部赶，第二天下午才回学校。新疆人少地方大，从十二队到场部几十里路没有一户人家，路上行人也稀少。冬天下雪以后，路上如果没有马车经过压过，连路都没有，只好踩着厚厚的积雪，艰难地边探路边走。如果遇到暴风雪就更惨了，雪片直往脸上扑，打得眼也睁不开，耳朵冻得像刀子在割。风大了，连站也站不住，只好蹲下。有一次，因为有事在场部走晚了。走到半路上，天就黑了。走到一个羊圈旁边时，在微弱的月光下，突然看见前面有一只象狗一样的东西蹲在前面左侧的一个沙包上，两眼闪着绿荧荧的光，我一惊，那是狼，看来那只狼想吃羊圈里的羊，吓得我一时间身上的汗毛都直了。我停住脚步，想着如何对付这只狼，我解下腰间的宽皮带提在手上，皮带上的扣子是铁的，权当武器。我用手电筒照了照那只狼，没想到这时候羊圈里的狗汪汪叫了起来。那只狼竟然自己走了，总算是有惊无险。

    还有一次差点见了上帝，冬天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住在场部中心校的教师宿舍里。睡到半夜，我觉得心里憋得难受，醒了，只觉得头晕头疼，想起来，动弹不了。不好！我喊醒同宿舍的三个老师，他们也都不行了。大家一下都明白了，煤气中毒了。原来宿舍是建校初期盖的窑洞式的房子，冬天为了保暖，前后窗户关死了，不通气。而取暖的煤炉跑烟，煤烟出不去，造成我们煤气中毒。幸好有一个陆老师还能动弹，他挣扎着起来开了门，呼叫旁边宿舍的老师来救人。原来和我一块在九队分校教书的张老师进来后，把我扶出窑洞，在宿舍门口的雪地里转圈，说：“在外面转一转，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就好了。”真的，转几圈头就不晕了。没想到我拖着的鞋不知什么时候掉了，光着脚板在雪地走也不知道，脚已冻得失去了知觉。张老师把我扶到学校医务室，发现脚已冻肿了。有人说：“赶快到炉子跟前烤一烤。”校医王医生说：“千万不能用火烤，火一烤，脚就坏了。”她叫人到雪地里装了一盆雪，然后她抓着一把一把的雪，搓我冻肿了的脚，开始我也不疼，搓呀搓，一会儿，我的脚感到有点疼了，她才说：“现在你的脚可以保住了。”后来，我厚厚的脚板皮全掉了，重新长出嫩皮。我这双脚多亏王医生有经验，要不然就成了残废人。我从心里感激王医生。文化大革命时，学校红卫兵说她是旧军官太太，受尽了折磨、屈辱，好人遭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