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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纪安:改变我命运的扬州会议
来源:中国人物传记网  作者:吴纪安  2011年05月16日 01:37

    记念扬州会议三十周年征文


    扬州会议前,我是新疆建设兵团的一名农场子女学校的体育教师。

    面对边疆艰苦环境和十年浩劫,我没有气馁,只是执着地想把农场的学校体育搞好。为此,我曾用四年时间,和师生们用原始工具人拉肩扛修筑了一个有400米跑道的操场和1500平米的滑冰场;又用五年的时间,在工人师傅的帮助指导下,学会了钳工,制作了单双杠、高低杠、平衡木、五部联合器、鞍马、山羊、篮球架、排球架、足球门、垫子等一系列体育器材;带领学生种葵花,把卖掉香瓜子的钱,托上海的父母亲寄来了几十只排球,组建少年排球队进行运动训练;针对农场学生的实际,刻苦钻研体育教学法,把体育课上得生动活泼,还利用业余时间研究他们的日常游戏,编写出了《农场少年儿童日常游戏的分析及其教育引导方法》、《农场幼儿教材》和《兵团中小学体育教材》,做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成绩,很快被各级领导和群众所肯定,被推荐为自治区参加扬州会议的正式代表。

    当时,我三十刚出头,来到扬州接触到那么多的专家教授和来自全国各省市的先进模范,心里无比激动亢奋,整日跟在徐英超、袁庆成、曲宗湖等教授以及扬州地区的李习友、张耀辉等老师后面,认真地学习。看到各级领导对拨乱反正,重振中国学校体育事业的决心是那么大,认真制订了里程碑式的二个“暂行规定”,我更是鼓足了信心,觉得应该发奋图强,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光和热。

    一天夜里,睡梦中我突然被人喊醒,叫我出去一次。我忐忑不安还以为自己犯了什么错误,谁知秘书把我领进一间房内,借助绿色台灯的光线,我发现这不就是白天给代表们做报告的蒋南翔部长吗?

    原来,蒋部长彻夜未眠,看阅了会议的全部文件和经验材料。他对我的个人事迹,尤其是研究游戏特别感兴趣。他期盼地对我说:“游戏对大脑的启蒙发达,身体的锻炼,对少年儿童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甚至对民族素质的提高也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各国都十分重视,而我国还没有这方面的专家,希望你以此为终身的事业,为我国二亿少年儿童编写更多的游戏作品” 。一席话顿时让我血热沸腾,几乎是没加思索就向部长表态:我一定要为孩子们写二十本游戏书及二千篇文章。部长紧紧地握着我的双手说:“好,小吴,我等着你的胜利喜讯!”

    事后,我有些后怕,感到自己在部长面前吹牛说大话了。

    因为我是一名没读过体育专业的普通高中毕业生。三十年前,仅仅出版过一本书和发表几十篇文章。要想成为中国第一个游戏专家,当时所处的客观条件,根本就是不可能的。自治区带队参会的领导是一个维族副厅长,他对我说:“你既然已经向部长讲了,那就得为实现目标而奋斗终身,不能打退堂鼓。”回到新疆后,自治区的领导很重视我,把我当作重点来培养。

    但是,在我三十五岁那年,全国知青返城风潮渐起,年迈的父母思儿心切,为我争取到一个难得的“顶替”返沪机会。说真的,我并不羡慕城市生活,而是怕继续呆在农场,无法兑现对蒋部长的承诺,权衡再三,我无奈地放弃即将获得的石河子市政协委员和自治区首批特级教师的头衔,同时失去了中共预备党员的资格。

    回上海后,我只能从零重新开始。尽管我还有全国优秀体育教师的证书和金质奖章,但是,由于上海对返沪支青有政策限制,教育部门一直不承认我是全国优秀体育教师,也不承认我在新疆的18年教龄。我只能当名代课教师,三年后转正,曾申报过几次,直至2005年退休仍没有教师职称。

    面对现实中一系列不公平,我愤怒过,困惑过,彷徨过。但在冷静中,我选择了加倍研究和写作,因为我是向教育部长做过保证的,事业是耽误不起的。

    我代课的学校在郊外的宝钢地区,去市里的各类学校观摩近千次,骑烂三辆自行车,累积行程超过二万五千里,到少年宫和里弄街道,深入到孩子们中间一块摸爬滚打,了解他们的活动特点,收集游戏创作素材,作笔记九千多篇。还专程赴江西、南京和北京等地向专家学者求教,拜王占春、关槐秀为师,自费赴俄罗斯、香港考察。在拥挤的住房里腾出一半地方布置四只大书橱,分102个抽屉存放资料。购置电脑等科研工具缺钱,我背着妻儿,数次卖血凑款,又为瞒天过海,每次输完血不敢休息,硬撑着去上体育课。

    三十年来,为了二亿少年儿童能在健康的游戏中茁壮成长,我铁心干事业,什么都不计较,什么都能忍受。这里面,还闹了不少的笑话。例如,上世纪末,我花万元买了一台复印机,上海美丽华公司派出两位师傅登门安装调试,完工后老是不走,忍不住问我:“吴老师,我们公司出售复印机成千上万,几乎全是公家买的,私人购置迄今只有二位,一位是* 头子,冒味地问一下,你是否也……是?”我笑着回答:我家除了书橱有大量的书之外,一贫如洗,像* 吗?我是专门给全中国孩子写游戏书的,因为我一直要写书,写好后要征求专家们的意见,进行反复的修改,没有复印机不行。当他俩看到我出版的游戏书后,连连致歉,佩服不已。

    研究游戏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值不值为它去玩命?许多人不解地多次问过我,还好心地劝我,别再得不偿失了!在这里,我可以举些例子:
   
    一、1982年天津市搞全国教学展示活动,时任国家教委主任的李鹏亲自到场观摩并颁奖,他看到一位小学体育教师的课上得生动活泼,尤其是一则“推球车”游戏,学生们玩得特别开心,就说:“这个游戏创编得很好,两根棍子交叉推个篮球进行接力,既简单实用,又好玩,可见体育老师是富有创造性的。”后来,这节课获得了特等奖。其实,这个游戏是我创造的,之前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小学生游戏100例》正好被他用上了!

    二、大眼睛女孩渴望读书的照片在媒体上出现后,我创作了“希望工程手拉手”游戏,很快流行全国各地,小朋友们边唱边游戏:

    你们为啥不上学?

    我们生活太贫困。

    失学人数有多少?

    每年平均一百万!

    这样下去可不行,

    大家一起想办法。

    来来来,快快快,

    你出钱,我出物,

    希望工程建起来,

    失学少年乐开怀,

    从此人人有书读,

    长大个个都成材。

    有一次,我来到东北一个偏僻的小城,发现当地的孩子们也在玩这个游戏,围观的家长很多,他们啧啧赞叹道:“这个游戏真不错,能让生活较好的孩子们,学会关爱贫困地区的穷孩子。可惜呵,现在这样的好游戏太少了,而鸟七八糟毒害孩子的东西又太多了!”我激动了,一个小小的游戏作用这么大,能流行到全国的角角落落,对所有孩子都能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自己所做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即使付出再多,也值!

    三、1990年暑假,我应邀来到广西钦州地区培训全区辅导员,其中有不少辅导员来自穷乡僻壤,他们上复式教学,不同年级不同学科就一人教,条件相当艰苦,还要兼体育课,什么器材也没有,希望我给他们多教些徒手游戏。我从早上教到晚上,传授了一百多则,他们还不罢休,再三请求我继续传授,一直搞到次日天亮,奉献了168则游戏,大家累得扒倒在泥地上,全体辅导员都嚎啕大哭,我也跟着哭。为什么?因为他们太需要实用的游戏了,但是,看到把我累得半死,实在是感动和过意不去;而我却是深深地被他们这种如饥似渴的学习精神所感动,所震撼!我作为中国少先队游戏专家,欠全国辅导员的太多太多,我愧疚,有责任呵!

    四、有一次,癌症俱乐部的领导求我帮助,能否让晚期癌症的病友们乐一乐,因为他们都是些即将离开人世的人,绝望得如同木鸡,尤其是一些老头老太,非常痛苦不堪,唱歌、吟诗、跳舞和听笑话都不管用了。我就专门为他们设计了一则“把孙子撒尿”的亲情游戏,我将一个大布娃娃的两腿内安装可乐瓶,瓶内装清水,再接二根细管子通到小鸡鸡处,请老人们玩,只要用双手一挤,孙子尿就会射出,看谁能撒到前面的大痰盂罐中多,就有奖。结果,把他们都逗乐了,重新又找到了活下去的乐趣。临走时,他们抱着我感谢,希望我能多来,带领他们做亲子游戏。呔,尽管我这个人一直很倒霉,不得志,但比起他们来,必竟幸运多了,能给临终者以关爱,这不是也很有意义吗?

    五、上海球厂工程师薛永德发明了粽子球,为中国争得了第一个球类方面的专利,但苦于没人会玩,推广不开,他找到我,我帮他创编了一个系列的粽子球游戏,印成一本小册子,后来,终于打开了销路,赚取了外汇。

    六、某区有一群弱智生,区进修学院领导办了一个班,邀请了许多名师高手给予特殊教育,企盼收到效果,但实验了好久,也不见有什么好转,无奈之下,把我叫去。我通过做“叫号接龙”等游戏,来激发这些孩子的兴趣和潜能,没有几节课,他们就在欢乐中学会了做造句和小作文,家长们坐在教室后面,都感动得泪水哗哗直流,觉得自己的孩子有希望了!

    为孩子们写游戏和教游戏,实在是一件快乐而又美好的事情,再多的苦恼和不幸都会忘个精光。特别是团中央少工委不拘一格公开召聘游戏专家,我以出50题被录用49题的优异成绩而被请到北京,坐在中央电视台的主任评委的位置上,给全国的辅导员选手打分,确实非常开心,扬眉吐气极了!然而,也有痛苦和悲伤的时候,那就是教师节之夜。人家欢天喜地,我这个不被家乡政府有关部门承认的满族教师,却连续24届彻夜未眠。我曾拿清朝的武训作比,武豆沫“打一拳二个钱,踢一脚三个钱”,靠乞讨办了几所义学,慈禧太后出于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在天坛召见了他,还赐了黄马掛。我是在新社会搞游戏,倾其一生心血为全中国的孩子们创编了上万则游戏,为什么连个正式的教师称谓都没得到?!记得有一次,我一边流泪一边翻看着当年部长亲手颁发给我的大红奖状,心里默默地想:就因为深爱祖国的花朵 ━━ 孩子,给他们写了点儿歌和游戏,文革动乱期间,被四人帮打成现行* ,逮捕入狱。那时我才二十来岁,思想十分单纯,戴着手铐蹲在黑洞洞的牢房里越想越冤,不由得心一横,想以死来表明自己的清白。谁知刚想“慷慨就义”,突然牢门被推开了一道缝,借着昏暗的灯光一瞥,原来是我教的学生周毅霞和周保廷姐弟俩。他俩一边伸进小手乱摸,一边轻声喊:“吴老师,我们代表全班同学来看您了。”顿时,我好激动,连忙迎上去,紧紧抓住姐弟俩的小手,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他俩抚摸着我那血肉模糊的手腕,边哭边问,“老师,你疼吗?”“老师,同学们可想你了,都盼着你回去教我们读书、做游戏呢!”多好多可爱的孩子呵……

    改革开放后,《人民教育》《文汇报》等十三家新闻单位报道过我的事迹,怎么回到故乡继续奋斗,我从教的历史却被抹掉了?全国优秀教师却没有资格评教师职称?我想不通,准备改行了。但是,转而再想,现在的孩子们更可怜,应试教育压得他们苦不堪言,家教陷进误区,加之转型期社会上有些不健康的刊物、歌曲、卡通侵蚀,尤其是沉缅于网络游戏之中不能自拔,害得他们心理上出了偏差,我再放弃游戏这块阵地的争夺战,老部长能答应吗?当夜我梦中见到他,老人家严肃地批评道:“小吴呀,你是不是把个人的得失看重了?过去你我不是都受辱蹲过监牢吗?怎么现在经不起考验了?应该振作起精神来,教龄和职称有啥用!?要百折不挠地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呵!”后来,我想通了就不再悲泣,而是把这一夜当作加油站,总要给孩子们奉献一个高质量的稿子。 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搞的游戏研究是面向全体少年儿童的,是专门为共和国人才基石做夯实和凝固工作的,每一位公民从小到大,都少不了游戏的启发、沐浴和滋润,否则就很难全面健康发展,我通过刊物等传媒直接为两亿少年儿童服务,其工程量之大,简直就是精卫填海,每天必须超负荷地做做做,写写写,根本不可能再有时间和精力去为自己争地位、谋福利了。要想兑现向部长许下的承诺,完成艰巨的任务,只有认命、忍耐、苦熬、清贫、委屈和彻底无偿的付出。这一点,随着岁月的推移,我越来越看穿,我经常想: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年代,都少不了无数无名英雄的无私奉献,才能推动历史的发展,如果你也索取,我也索取,大家都索取,向谁去索取?做人还是踏实一点好。社会主义初级探索阶段嘛,什么奇闻怪事都会有。不过,说实话,改革开放的主流必竟是好的,它已经开始允许教师有点儿个性了,只要你真的愿意去追求目标,我们的大环境为每一个人都提供了成功的空间,这跟专制年代毕竟大不同了。至于小环境经常有点儿麻烦和苦恼,那对任何人来讲都是免不了的!如果你扛得住,就成材了;受不了,也就垮掉了。

     苍天不负有理想有抱负的人。这些年来,我除了认真完成教学和社会公益任务外,在上海教育学院体育系补读了大学的全部课程,拿到了毕业证书。还冲破阻力和困难,出版了27本游戏书,与他人合作出十多部体育教学的专著,发表科研论文六十九篇,撰写体育教学经验以及其它文章二千零四十五篇;在百多种刊物上发表游戏作品13000多则,终于成为广大孩子所热爱和崇拜的“中国游戏大王”。在长期逆境中,兑现了向蒋部长的承诺。第十六届教师节,中央电视台国际网站发表了我写的《无诲的承诺》文章,其中《小学生游戏100例》一书再版四次,发行量高达50万册,还被翻译成维吾尔文、朝鲜文等版本在民族地区发行。有些游戏作品被编入全国师范体育教材,有的被国外翻译刊出。1988年团中央少工委确认我为新中国第一位少先队游戏活动专家,特聘我为全国辅导员技能技巧大赛、全国辅导员风采大赛评委兼出题人。我为中央、东方等电视台、广播电台策划过少儿游戏节目数十次。自从开展全民健身运动以来,又为各行各业提供大众娱乐游戏上千种,编著三十万字的《大众娱乐》一部。《打锅》和《擦地板运动会》两项成果被编进国家体委《中华健身方法》第三卷。国家教委教育管理信息中心、中央教科所把我的条目编入进《中国当代教育教研成果大典》,国家九五规划大型史册《百年中国儿童》也刊有条目。论文《在体育教学中培养学生创造能力的研究》《大众娱乐游戏概论》《上海市中小学廿年游戏改革回眸》等荣获全国首届学校体育科学大会、全国五届、六届体育科学大会奖励,《写好新体裁“教改前沿”的探索》于2002年七月,参加首届中美论文报告会的国际交流。以中国专家身份为亚太七国女童军领袖讲过学。应邀为各省市教育、体育、共青团少先队系统讲学或培训533次。2003年初被中国体科会218研究中心特聘为副秘书长和专家组成员,成功地策划了颇有影响的全国中小学体育观摩大赛、2004年的全国骨干教师创新研讨会。2005年被聘为中国体育教师网顾问兼游戏大王说游戏专栏版主,我率领的“团队拓展校园化课题”科研团队荣获全国少先队十大魅力奖,2006年被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聘为“全国三代人游戏与童年”课题研究员,2008年荣获“突出贡献”奖,获各级奖励表彰数百次,二十多种报刊媒体报道过事迹。

    2005年秋,我满60岁退休,曾算过两笔账:1、为了筹措科研经费,自掏腰包23万元,而工作42年所有的基本工资加在一块仅18万,等于终生白干,还倒贴5万元。2、执教40多年,折合14600天,除去文革动乱十年无法写作,剩10950天,而发表的作品竟然达到12940篇(则),也就是说,平均每天有1.14个作品变成铅字,而这些都是在业余时间完成的,这是一种怎样超负荷的拼搏呵!校长舍不得我离开学校,从05到08年连续三年返聘我留校当科研顾问,今年第四年了,又下了聘书,请我当课改指导专家。2007年,我自费去贫困县培训体育教师和少先队辅导员,2008年暑假,又自费参加中国民间奥林匹克教育执行团队,赴四川地震重灾区作了12天奥教和心理扶慰的工作,受到欢迎。

    上海市宝山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兼局长楼伟俊同志曾多次来到宝钢三中,感慨地说了三句话:“1、你来宝山二十四年,为国家所做出的贡献,我代表局党委和三中领导表示由衷的敬佩。同时,认为没有给你解决职称问题是错的,正式向你赔礼道歉!2、尽管你不在乎,我们一定要给你解决;3、您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我认为,现在这年头,能有这样平易近人的领导,知道关爱人材,能主动代前任领导做检讨,实在是不多见的,说明在各级组织里还是有共产党好干部的。我知足了,一个字的要求也不会向组织提。

    四十多年的孜孜追求,当年的楞头小伙子而今已变成了两鬓染霜的老头,虽然失去了很多,但庆幸的是,在扬州会议精神和老部长的谆谆教诲和鼓舞下,我在事业上始终没有退却,后三十年比前十五年的成果增加了十多倍。如今,我的阳光历奇游戏作品已传遍全国各地,渗透进各个教育领域,在向素质教育转轨中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每当我看到各族孩子们欢乐游戏时的情景,尤其是2002年1月,我来到清华大学参加全国第一届学校体育科学大会,在校史馆我见到了蒋部长的遗像,他号召我们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教导,又在我耳边响起,在扬州会议那天夜里跟我讲的话,又重显了,我再也忍不住,不由失声痛哭起来。啊!我总算可以告慰作古的老部长,当年的小吴并没有食言。倘若上苍有灵,老部长肯定是会很欣慰的!要是部长能活着,哪该有多好呵,我就有机会向他老人家倾诉了!

    眼下,为了弘扬扬州会议的精神,为了落实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勤奋学习,快乐生活,全面发展”的指示,让全中国的孩子们都能健康快乐地茁壮成长,我愿意一如既往,一直干到生命停止的最后一刻!感谢扬州会议给了我艰苦历奋斗发愤图强的坚强信念,感谢老部长的一句话,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其实,说真心话,我只不过是千万体育教师和关爱中国学校体育事业人群中的一份子,一滴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正是有了全国人民三十年的共同努力奋斗,才换来了今天中国学校体育翻天覆地的巨变。

     2009年4月15日

 

    相关链接:


    扬州会议简介

    文革十年浩劫,使中国遭受深重的灾难。当时我国的学校体育卫生是什么样子呢?53%的小学、73%的初中、94%的高中减少或停止了体育课,全国三分之一的学校保证不了两课两操两活动,80%以上的学校没有推陈出新行体段标准,学生健康下降,合格率仅11.8%。

    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国家体委、卫生部和团中央于1979年5月15至22日,在江苏省杨州市召开了全国学校体育卫生工作经验交流会议。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共311人,来自29个省市自治区教育、卫生团代表182人,大中小学领导55人,一线体育教师十余人。另外,列席200余人。

    会议前两天,交流45份经验,尤其是杨州地区的学校体育搞得好,成了全国学习的楷模。期间对该地区19所中小幼进行参观。徐英超、叶恭绍、曲宗湖三位学者做了学术报告,当时的部委领导黄中、崔月犁、李海峰发了言,蒋南翔部长也专程到会,作了重要讲话,还集体讨论,形成了二个文件,即著名的“学校体育和卫生的规定”(当时叫二个暂定规定),从而在学校体育卫生工作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为今后的发展指导明了方向。

    它是一次在中国学校体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30年过去,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饮水思源,今天,我们的学校体育卫生事业有了巨大的发展,这跟杨州会议功劳有直接的关系,作为中国的体育教师,谁都不能忘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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