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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岁月赤子心——略记爱国侨领魏需逊伉俪(第一部)
来源:中国人物传记网  作者:蔡亚娜  2011年05月11日 09:07

目 录

 

一.简况

二.大学时代

三.“英雄”难过美人关

四.下放锻炼

五.因病赴港

六.移居美国

七.艰难创业

八.放弃去名校深造的机会

九.投身油站

十.经营“帝王酒家”

十一.参加“新华协进会”

十二.保卫钓鱼岛主权运动

十三.保存天使岛遗址的斗争

十四.配合中、美“乒乓外交”

十五.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监控

十六.为《时代报》和《文汇报》出力

十七.反对蒋家王朝封建式的传袭

十八.促进中美建交

十九.推动“全美华人协会”的建立

二十.开办“东风书店”

二十一.致力于中美文化交流

二十二.庆祝国庆

二十三.为记者“江南”伸冤

二十四.美国华商总会

二十五.反独促统

二十六.往返祖国

二十七.雄心不减

二十八.重要的一页

 

一.简况

    魏需逊(Sui Sun Ngai),祖籍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武汉市,1930年出生。1954年结婚。伍萍芳(Mary Ping Fong Ng),1931年在出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台山,但当时伍萍芳的父亲已是美国公民,就向当地报告自己生了女儿的消息,并为伍萍芳获得一张具有美国公民身份的出生证明。

现在职务(2008年)

魏需逊:

中国侨联海外顾问

旧金山美国华商总会顾问

旧金山中国统一促进会顾问

伍萍芳:

旧金山美国华商总会理事

旧金山中国统一促进会理事


关于“中国侨联海外顾问”

    “中国侨联海外顾问”是根据《中国侨联章程》聘请的热心侨联事业的海外重要侨团负责人和侨领、著名企业家、或致力促进中国和平统一的人士。由中国侨联授予荣誉职务。每位顾问均由中国各驻外使馆推荐、并在所在国具有很强代表性和影响力。因此,顾问中不乏政治上有地位、社会上有影响、经济上有实力、技术上有造诣的社会名流、商业巨子和各国侨领。据2006年资料,中国侨联海外顾问有147位,分布在27个国家。魏需逊是2004年由中国侨联第七届委员会聘请的海外顾问。

相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旧金山总领事彭克玉夫妇出席旧金山侨界庆贺魏需逊、谭国材、伍超伟、邝宣源荣任庆宴。左4是魏需逊、左1是伍萍芳。


    关于“旧金山美国华商总会”和“旧金山中国统一促进会”下面会有较为详细的介绍。


二.大学时代

    魏需逊于1950年,考入湖北省武汉市由美国基督教教会举办的私立“华中大学”生物学系,担任年级中国共青团书记;在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的爱国行动中,他带头捐出手上的手表,当时手表的价值颇为昂贵。并积极带头参加“反侮辱、反毁谤”、“抗美援朝炒米活动”、“土地改革”、“思想改造”等解放初期的重大政治运动。

    1951年,在全国高校改革及院系调整中,私立华中大学改为公立华中大学,1952年又改制为华中高等师范学校,1953年定名为华中师范学院。学生时代的魏需逊,担任着华中师范学院团委军体委员。

    1953年7月,武汉市学生联合会组织了一个由高中、中专学生构成的“北上参观团”,到北京、天津、山海关等地参观。特地从高校抽调了3个学生干部带队。委任的团长是华中师范学院物理系大三学生、华中师范学院学生会主席杨蓝田,魏需逊被委任为参观团副团长,并承担打前站的任务。带领着95名十七八岁的学生北上。这个任务并不轻松,在1个多月的旅行参观过程中,每天都是提心吊胆,生怕学生团员们出意外。例如:坐火车时,晚上都不敢睡觉,有时刚一眯眼,发现有同学去上厕所,就要留心注意。最后,圆满地完成了北上参观的任务。

    这次经历原本没有什么出奇之处,但令人感动的是在53年之后的2006年6月22日,《楚天都市报》记者王孝武等在“荆楚网”(www.cnhubei.com)发表了一篇“古稀之年找回青春岁月,老人杨兰田激动得像个孩子”的短文,不仅追忆了那激情燃烧的岁月,还深情地怀念着当年的“北上参观团”团友们:“如今还好吗?”。经过杨兰田与记者们的共同努力,不久已经找到了7位现在已经是爷爷、奶奶级别的同团团员。同时他们还在网上,温情地寻呼:“请当年其它北上参观团的团员同我们联系”。

    1954年,魏需逊作为全学院最早的学生入党培养对象,在院党委委员的主持下,举行了入党鉴定会,并得到通过。后来却没有正式得到上级批准。

不过,仅上可见,新中国建国伊始,魏需逊就表现出对共产党、对新中国的热爱与忠诚;受到共产党、共青团组织的培养、关怀和重视;同时,也显露了他自己的政治追求和领导才能。

    1954年8月,在华中师范学院本科毕业后,留校担任生物系植物学教学工作。

    同年,伍萍芳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化学系,先后在武昌马房山中学、汉口教师进修学院和武昌中南体育学院任教。理进修研究班结业。1957年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苏联专家植物地理进修研究班结业。

    1956~1958,魏需逊被派送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苏联专家《植物群落学与植物地理》研究生班学习。回校后积极对武昌近郊植被开展研究工作。1999年,武汉大学生物系周进博士(副教授)等发表在《武汉植物学研究》(1999年17卷3期)、题为《武昌珞珈山植被及其演替研究Ⅰ.植被现状》论文的前言中还写有“魏需逊(1958)对武昌近郊植被作了概括”。


三.“英雄”难过美人关

    按照《辞海》对“英雄”的诠释,是“杰出的人物”的意思。这里把魏需逊喻作“英雄”,实在是因为他当年在华中师范学院的运动场上很是“杰出”。虽然学院设有体育系,但他作为生物系的学生,却始终保持着学院110米跨栏和200米短跑的冠军;还是足球及排球校队的队员。1953年夏,魏需逊已被选派代表湖北省参加1953年全国运动会110米跨栏项目,但因受武汉市学生联合会的任命,带领“北上参观团”而放弃参赛。

    在这期间,就读于化学系的伍萍芳,也是经常活跃在运动场上的健将,擅长短跑。她那动人的容颜、优美的姿态、高雅的风度、不俗的气质,不仅吸引着男同学的眼球,在女同学中也是公认的美女。直到现在,老同学们相聚时,还会谈起那时有关伍萍芳的故事。如当时也是生物系的女学生,叫李妙琴,后来在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系工作。她说:“因为伍萍芳漂亮,当时我们几个女同学,在晚自习的时候,就相约着一块去欣赏伍萍芳”。至于有男同学尾随伍萍芳身后,想找机会攀谈几句,也是常有的事。有一次,伍萍芳和3个广东女同学走到草地上,坐下休息,发现不远处也有一位男同学跟着坐下,望着这边,好象要打招呼的样子。其中一个女同学就用广东话骂他是“正衰仔”(坏蛋的意思)。她们以为他听不懂,所以骂的声音也比较大。谁知,后来发现他也是广东人,当然听明白了。闹的这一场笑话,让同学们笑了好久!

    魏需逊和伍萍芳就是在运动场上相识、相恋的。他们的恋爱和结合,在当时,还引起了小小的轰动!因为当时魏需逊在同学们的心目中是要求进步的楷模;是学院共产党组织的培养和发展的对象;同学们认为,他的恋爱对象,即使不是无产阶级的工农兵,也不应该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美国华侨的女儿。所以,在私下里就有些议论。有人说他“不要江山要美人”;有人说这是“英雄难过美人关”;也有人为他担心,怕他跟这位娇滴滴的华侨女儿在一起,将来日子怎么过?更严重的是,魏需逊在认识伍萍芳以前,已经有了相处甚笃的同班女同学,为了追求伍萍芳,魏需逊心怀内疚地离开了曾经相恋过的她。

    后来,他在入党问题上没有得到批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怎么能够允许一个无产阶级的战士,具有这种资产阶级的恋爱观哩!再说,伍萍芳那么多境外与海外的社会关系,组织上也难以核查清楚呀!

    接下来的是:他们的结合,完完全全地影响和改变了他们的一生。


四.下放锻炼

    1958年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班完成学业回到华中师范学院。这时全国已是“反右”运动的尾声,各单位对已经划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一些没有戴帽的“内定右派分子”正在被清洗、处理之中。一向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忠于伟大领袖* 的魏需逊,并没有半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却被作为“下放干部”与各类右派分子一起下放到湖北省宜昌地区当阳县国营草埠湖农场“锻炼”。

    这个始建于1954年的农场,是由草埠湖、菱角湖等37个荒湖围垦而成。规模庞大,面积将近100平方公里。当时草埠湖农场的大片地方,还像它过去的千万年一样,仍在沉睡之中。一直以来,人们曾叫那地方是水窝子、草窝子、虫窝子(血吸虫)、土匪窝子;是一个田少烟稀,芦苇似海,常有毒蛇出没,有时,远处还能听见野兽嚎叫的新垦区。

    1958年1月6日,魏需逊随同华中师范学院200多名下放的“锻炼队伍”来到草埠湖。按大队和小组编制,分片、分组集体居住。下放干部、右派分子、和来自上海、湖北等地的知识青年混合编组,由领导上指定思想比较好的下放干部担任组长,管理和领导着这个组成员的生产劳动和思想改造。魏需逊当时就被任命为一个组的组长。领导着20多名组员的学习和生产。“锻炼”的内容,主要是开荒造田、填湖修路、修堤筑坝、砍芦苇、种棉花、大办钢铁等。

    湖区里当然没有现成的宿舍,到达驻地的首要任务就是自己动手在湖区内临时堆起的土台上搭盖以竹为墙、以草为顶的简陋茅屋。为了避风雨,就用泥和草将竹墙的空隙填糊;屋顶是用大木柱、木条做成的框架,上面铺有厚厚的茅草;并在框架的合适的部位,加了一些木板,便于下面住着的人暂时放置随身的物品。真是感谢这些像木盒子一样又加了茅草的屋顶,当年救了多少人的性命!

    1958年的7月初,湖北省当阳县连降暴雨,横穿草埠湖农场的长江一级支流沮漳河,水位猛涨,草埠湖农场的堤坝决口了。

    就在7月6日清晨,无情的沮漳河水,以排山倒海之势汹涌地奔泻而入,整个围垦区被淹,水势猛涨,上了土台,住房的进水不断上升,魏需逊和他的20多个组员们,被迫从下铺登到上铺,最后,唯一的生路只有上屋顶了。但是,在那大热天的清早,人们刚从梦中惊醒,只穿着单薄的内衣,大多数的人都想从下面带点用品上去。这时,魏需逊意识到情况紧急,便又吼又叫、又拽又推地把大家弄上了屋顶,自己最后一个上去。真危险极啦,当魏需逊刚上到屋顶不到3分钟的时间,由于大水的冲击力,使土糊的墙坍塌下来;再因洪水的浮力,使得木架和茅草做成的屋顶与竹墙分离后,浮在水面并随波漂移。如果再迟那么一丁点的时间,魏需逊必死无疑!如果不是由于魏需逊的警觉,房顶下面,包括魏需逊自己在内的那20多条鲜活的生命当即就报销了!

    这时,大家除了感激魏需逊外,都说魏需逊与死神擦肩而过,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不幸的是,有一位同组的、新婚不久而被下放的中文系青年教师,上来后又再下去,想取出他结婚的重要纪念物——手表。在那个时代,结婚时有个手表,就像现在结婚时有套住房一样的意义。万万想不到,就在那一瞬间,茅屋顶漂离了,他就再也没有逃生的机会,魂魄留在草埠湖了!

    魏需逊等在茅屋顶上漂浮了一整天,在夏天炎日的烘烤下、在茫茫大水的熏蒸中,没吃没喝地一直熬到傍晚,水势平稳了,才盼来了救生的飞机和船只。魏需逊让组员们先后上了船,自己却邀了另外一个组员留在了漂浮不定的屋顶上。因为守住屋顶,就等于守住了组员们放在木板上那仅有的随身用品。就这样,他俩在屋顶上又饥又渴地坐着漂浮了一个通宵,直到第二天再次遇救。

    房子没有了,人们只能在近旁丘陵的高坡上搭建窝棚。魏需逊又忙着撑木排、划小舟,往返于高坡与漂浮的屋顶之间,冒着屋顶有随时散架的生命危险,为同伴们打捞那仅有的生活用品。没有吃的,就把那漂在水面上发臭了的死猪、死鸡等捞上来用白水煮了充饥。大约过了十几天,洪水才完全退却。接着又忘我地与疾病和瘟疫的抗争;积极地投入生产自救……

    那时的魏需逊,在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多年教育下,培养出的一颗红心,已经在重大的灾害面前,经受了生死攸关的考验!

    与此同时,身患肝炎的妻子伍萍芳,独自在武汉,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浑身上下都被认为是浸透了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气味的美国华侨的女儿;加上又是 “下放干部”的留守家属,怎么说,也光荣不起来,自然也就得不到领导的重视与垂青。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属于“另类”的她,只有自己拖着带病的身躯,一边勤恳、努力地上班做着教师的工作;一边含辛茹苦地在家抚养着年幼的儿女。物质贫乏、生活拮据;没有丈夫在身边分担;没有娘家亲人在近旁呵护;也没有地方可以倾诉与求助;可想而知其中的孤单、困难、酸楚与无奈。如果不是由于她对魏需逊那分真爱的精神支持,想必是很难熬过来的!

    最难能可贵的是她那心甘情愿,无惧无悔的品德,让她在以后半个世纪漫长的时间里,好像这段经历与他们无关似的,不仅从未提及,还数十年如一日地伴随着、支持着魏需逊,跟着中国共产党、拥戴和维护着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五.因病赴港

    1959年初,魏需逊随部分下放干部一起调回华中师范学院地理系,接着被派往昆明云南大学“生物地理研究班”学习两年。因为苏联专家、莫斯科大学生物系的系主任也正在这个研究班讲学。

    1960年底学成回来,时逢高等院校第一次评薪定级,魏需逊被提升为华中师范学院地理系讲师。

    他原本可以沿着这条已经铺垫好了“又红又专”的道路走下去,成为一名社会主义祖国的学者。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改变了他的一生。1962年夏初,因急性胃穿孔,做了胃切除手术。接着暑假,伍萍芳独自回香港探望年迈的母亲。

    1962年8月,经组织同意,魏需逊赴香港疗养。因1962年正是我国遭受自然灾害时期,按照当时湖北高校教师的粮食供给,每人每月23市斤粮票,但每人每天只供应1两大米,其它只能吃杂粮。为了体谅和照顾刚刚切除了胃的需要,学校同意魏需逊携带5岁多的小儿子同去香港。在当时来说,这确实是组织上对魏需逊最大的信任和关爱。加之,在出境的过程中,又受到学校、同学、乃至口岸素不相识的解放军的帮助,所有这些,魏需逊至今都铭记难忘。

    当时出境赴港,国家有一条明文规定:即广东籍的学生可以在假期往返香港,香港当局规定,须在8月31日前入境(暑假)。而魏需逊在武汉办理好各项手续来到广州已经过了8月下旬,当他通过深圳罗湖口岸抵达香港时,被香港拒绝入境。原因是他不是广东籍的学生,没有学生证。他持有的是湖北省籍的教师证,不能出境。无奈之下,只有即刻返回罗湖。正在罗湖口岸值勤的一位解放军惊奇地问他:“您这人怎么上午才过去,下午就回来了?”。当这位解放军知道原委后建议说:“您赶快回去换个学生证。” 魏需逊迟疑地问:“可以吗?我已经这么大年纪了!”,答复是:“有人这么做过”。这是因为解放初期国家建设的需要,办了很多干部培训班;有些正规学校也可以招收调干的学生,于是使得许多年纪较大的干部具有了学生身份。其中有些干部也因工作需要前往香港,就是以学生资格持学生证出境的。于是魏需逊赶回广州,请原先在华中师范学院体育系后来在广州体育学院工作的朋友文福祥连夜乘火车回武汉华中师范学院代为办理,得到学校的大力支持,补办了学生证。文福祥又连夜赶回广州,当魏需逊拿着学生证再次出境去香港时,正好是8月31日,学生出入罗湖口岸的最后限期。

    魏需逊在香港休养,但由于胃切除后,健康恢复很慢。待到健康日益恢复,再想回来,已过了原定回归的日期。迫于当时大陆的政治形式,能否回来,已是疑虑重重。因为,在那个时代,“逾期未归”被视之为“叛国”。

    为了生活,魏需逊通过曾任崇基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史地系系主任黄福銮教授的介绍,到香港“现代教育研究社”任编辑,编写中小学教科书。

    1965年,他们在伍萍芳父亲的一再要求下,在两难的抉择中离开了香港。


六.移居美国

    这是件大事,所以还得从伍萍芳的祖父说起。

    伍萍芳的祖父伍江(又名伍于铨,Yee Tai Ng 1864~1950),16岁时,由家乡广东台山的族人带去美国做劳工。成年后,回家乡成亲,并多次途径香港在美国与台山之间往返。1901年,37岁的伍江,再次乘船返美,于1901年2月22日凌晨,这条满载世界各地200多名穷苦移民的船只,驶近旧金山时,遇到大风浪的袭击,在旧金山金门桥外触礁翻沉。当时,虽经附近意大利渔船的奋力营救,但只救起了80人,其中亚裔10人。在这10个亚裔中有3个中国人,伍江就是这3个中国人之一。为此,伍江获美国移民局特准,成为美国籍居民。后来,旧金山的华侨还特地筹款感激投入营救的意大利渔船,每条渔船赠送了200美元,100多年前,1901年的200美元可不是小数啊!

    这是早年美国一起有名的沉船事件,在1901年2月28日出版的英国报纸《The Examiner》,曾报道过这一事件。

    后来伍江长期旅居美国,成长为知名的爱国华侨,每次回家,都会为家乡留下善举,受到乡亲们的敬重,尊称他为“于铨王”。晚年回国定居,1950年在台山辞世。

    伍萍芳的父亲伍德(又名伍时禄,Henry Ng 1890~1990)。出生在祖籍台山,10多岁时,被父亲伍江带去美国,先在旧金山,后来转居到一个叫哈佛埠的小镇,并担任该镇华人社团“安良堂”的主席,长期与爱国华侨司徒美堂先生(1868-1955)有良好的交往。到百岁高寿时,1990年在纽约过世。
 
    伍德1927年回到家乡,亲自设计建造了“德文书院”,后来改名为“来安小学”,为几十里方圆的乡里培养了好几代人。

    伍萍芳的母亲李爱(Oi Lee 1889~1997)在侨居纽约时,曾担任过纽约市“老人协会”会长。她自己也享有了107岁的高寿。那段时间,曾受到纽约市政要的关注,每逢选举,都会有人去拜访她。

    父母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之后,唯一的心愿就是要让子女在祖国受到良好的教育。所以母亲多数时间是陪伴哥哥们在香港、广州等地读书。伍萍芳出世后也是一样,在当时认为最好的教会学校接受中、小学教育。但是,由于抗战、解放、上学、结婚等原因,已经34岁的伍萍芳还没有与亲身爸爸见过面。在伍萍芳75岁高龄老父亲的一再要求和血缘、亲情的驱使下,在左右为难和矛盾无奈的心情中,他们远离了祖国。

    那时,还有一个年仅7岁的女儿留在湖北武汉爷爷、奶奶的身边。待小姑娘初中毕业后,随着1968年* 向全国人民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在全国掀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大潮中,她也被派到农村“插队落户”,一直呆到1973年,那个地方所有同去的知青同学都回了城,只有她,还背着“叛徒”子女的家庭出生,孤零零地在乡下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时,有谁胆敢推荐或接受比“黑五类(地、富、反、坏、右)”还要黑的孩子进城哩!可怜这颗无辜的小小心灵,所承受到的政治歧视、委屈、孤单和伤痛,别人是无法体会的。与此同时,远在大洋彼岸的父母,也日夜揪心地为女儿牵肠挂肚,只能泪往心里流!

    当时,伍萍芳的父母哥嫂都在美国东部的纽约,姑姑和叔婶们也都在西部的洛杉矶,并且都有了几十年的居留历史。亲人们也都分别要魏需逊、伍萍芳一家到纽约或洛杉矶落户,好有个照应。在一般人看来,到异国他乡,投亲靠友,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何况他们都还不是一般的亲友哩。但最后,魏需逊、伍萍芳选择了没有任何至亲的旧金山,为的是不增加亲人的负担,也可以减少彼此间日后有可能产生的矛盾和摩擦。他们要依靠并强迫自己去努力奋斗,生存、创业。

    于是,魏需逊、伍萍芳和儿子,一家三口到达旧金山后,在唐人街租了一个小房间,只能摆一张床,在地上放一张小床垫。厕所、厨房都是公用的。真正是一无所有、白手起家。对于他们俩来说,打从来到这个世界上起,就没有过过这样的贫苦日子。特别是伍萍芳,连煮饭都还不怎么熟悉,在那个满是电器的狭小公用厨房里,插座、插头、电线互相交织,有一次,伍萍芳在厨房煮饭,开错了炉头,结果,把别人家的锅烧糊了,自己家锅里的米还是生的!好在邻居们的处境也相差无几,大家互相体谅、帮助,总算安下了身。


七.艰难创业

    下一步就是要找工作。对于“又聋又哑”的他们(外语问题),找工作该有多难!想来想去,“美容”这份工作见效快,于是决定让伍萍芳先去学美容,一年就可毕业。谁知开始时,连学习都那么难,面对全是英语的课本,下课回来,全家都在忙着帮她查字典,这样一个字、一个字、一段、一段地去啃、去学。伍萍芳白天学美容,晚上到唐人街一家电影院打工,工作是带观众找坐位。一年学习毕业后,考到了牌照,到别人开的美容院打工,直到1968年才在唐人街开了一家自己的美容院。接着就是没日没夜地工作,在唐人街,伍萍芳的美容院总是最后一个打佯的。老天不负苦人心,生意逐渐有所起色,并雇了4名工人,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劳资关系。这在美国根本就不存在有问题,根据常规,将所得利润按比例分成即可,一般是老板拿5.5%;开明一点的老板最低拿到4.5%。

    但是,在“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到美国去当老板,尽管这个老板小得几乎不能再小了,但毕竟是老板,是老板就是资方,是资方就有剥削,这使他们矛盾极了。他们没有忘记在祖国所接受过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教育;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过自己会去剥削别人。但在现实生活中又必须开店赚钱谋生,还要多多赚钱支持进步社团的爱国活动。怎么办?唯一可行的就是把劳资分成比例拉大,变成40%和60%。自己拿小头的40%;工人得大头的60%。这在当时的美国可能都是绝无仅有的了。他们认为,只有这样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代价,才能努力减少对工人剥削的负罪感,才不辜负在祖国所受到过的社会主义教育。

    对于一个出身于海外爱国华侨家庭、养尊处优的千金小姐伍萍芳来说,由于爱国而坚持在大陆求学,并和思想上要求进步的魏需逊结了婚;经过那艰难的岁月,学会了自爱、自立、自强、自尊;不依靠近在咫尺、唾手可得的娘家人的援助;放下架子,勤学苦练;吃苦耐劳,白手起家地艰苦创业。处处体谅、尊重和迁就魏需逊的意愿,始终如一地与他同甘共苦,并驾齐驱地参与爱国活动;任劳任怨接待无数过往的宾客;无怨无悔地主动瞻养和帮助他在大陆的亲朋好友等等,魏需逊能有现在的成就,实实在在地有着伍萍芳这位贤内助的心血和功劳。


八.放弃去名校深造的机会

    伍萍芳开在唐人街的美容院,经常可以接触到各方面的顾客。68年开张后不久,有一次,一位常来的女客人在与伍萍芳的谈话中了解到她的家庭状况,深表同情与关切。她说:“您先生有这么好的基础,为什么不继续求学?”,并说:“她的先生在旧金山湾区的斯坦福大学任教,可以帮忙”。这位女士真正地说到做到,很快就为魏需逊谋求到了去斯坦福大学生物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还得到学费全免、外加提供一个人的生活费用的优越条件。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喜从天降、求之不得的良机。

    只是在这巨大的诱惑面前,魏需逊在冷静地思考,家里还有幼儿要生活与培养,伍萍芳的生意还刚刚起步,她柔软的肩膀是否能在他学习4年这么长的时间里,扛得起这一个家?俩人商量来、商量去,仍踌躇不决。后来,还是伍萍芳想到,不如打电话问问在纽约的堂叔伍藻池。伍藻池早年留学美国,解放前回国后,在广东国民大学任教。1946年11月,曾作为“中国民主社会党”的代表,出席过国民党时代的“国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又去美国定居。当伍藻池接到魏需逊和伍萍芳的电话后,明确表示:“不要去读”。原因是,如果去读的话,先需要用2年的时间去补习英语,接着,再用2年的时间去做专业工作,毕业后,最多也就是当教师。当教师接触面小、工资低、而且也不会留有更多的时间做其它的事。与其如此,在这4年中还不如先做生意,解决生活问题。伍藻池的建议使魏需逊忍痛舍弃了求学之道,一心从商。

    与此同时,伍藻池的儿子、也就是伍萍芳的堂弟伍鸿熙,此时正在旧金山对岸的加洲大学伯克利分校数学系当教授,伍藻池也把魏需逊和伍萍芳的情况告诉了伍鸿熙。实际上,伍萍芳和伍鸿熙小时在广州常在一切,彼此非常熟悉,这次联系上以后,自然过从甚密,并逐渐与伍鸿熙同系的华裔数学大师陈省身(1911~2004)、族裔研究系教授王灵智(1938~)以及伯克利分校的其它的知名华裔学者们有着良好的交往,这些人后来也都成了魏需逊的挚友。再加上学校有许多中国留学生,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当魏需逊所参与的爱国社团初露头角的时候,伯克利分校的部分师生都成了魏需逊等爱国侨胞社团所推行的各项爱国活动的积极支持和参与者,长期以来,都是旧金山的一支举足轻重的爱国力量。


九.投身油站

    至于魏需逊,一天也没有闲着。刚开始,白天在一家杂货店当帮工,这点收入当然无济于事,于是清早先去伍萍芳打工的那家唐人街电影院扫地做卫生,晚上到夜校补习英语。周末在一家汽油站卖汽油。一人打3份工。在那头3年,魏需逊和伍萍芳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休息。难怪我们在大陆的在各种媒体里常常会看到、听到移民们在异国他乡生存、奋斗的血泪史。

    当时比较幸运的是他们认识了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在一家德裔美籍人开的汽车加油站工作,汽车加油站还兼做汽车维修。经这位朋友介绍,魏需逊周末到这个汽车加油站打工,并努力学习对汽车的维修技术。他买书自学、刻苦钻研,又不耻下问、不怕苦、不怕累地勤劳工作。经过近2年经验、技术和经济的积累,魏需逊就和这位朋友、再邀请了一位从台湾来的会计师朋友,3人合伙想开一个自己的加油站。然而,创业之初,意想不到的困难是没有一家汽油公司愿意让他们代售汽油。原因是嫌他们没有经验。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与所有的汽油公司都打过交道,结果仍然渺茫。可喜的真是“天无绝人之路”。1968年初,正当这3个伙伴一筹莫展之际,有一家油站的老板,嗜好赌博,输多赢少,最后无钱向他上面的阿科公司 (Atlantic Richfield Co.,简称ARCO)交付油款,濒临倒闭。于是魏需逊等3人绝处逢生,阿科公司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接手这个濒临倒闭的油站。3人中推选了魏需逊去油公司接受培训,从此魏需逊学习并走向了经营油站之路。正式开张营业之后,他们采取了三大原则:第一,薄利多销,把油价压到全市最低的水平;第二,优质服务;第三,馈赠客户小礼品,专门从香港订购了小钱袋、小玩具等礼物,免费送给来加油的车主,很受欢迎。使得这个新开的油站生意极好、门庭若市。原先那个嗜赌老板的油站,每个月只卖1-2万加仑油,他们接手后,每个月卖到3-5万加仑,后来每个月最高量竟然可以卖到15-20余万加仑。这么一来,他们自己赚了钱,更为油公司的老板效了力,又取得了社会信誉,阿科公司的老板可满意啦!一年以后,不仅阿科公司,连其它各家大型的油公司,如:壳牌(Shell)、美孚(Mobil)、Phillip 66等也都纷纷主动找上门来,谋求合作。想想两年前,他们在这些油公司门前碰壁和受到冷落的情景,这会,真是时来运转、扬眉吐气了。当时美国的油公司有一条规定,一个人不可以经营2个油站。如果要多开油站,就得用其它人的名字。于是这3个原始股东就分别用自己家人的名字开设新油站,先后曾经开到了10余家,聘请雇员达100多人。有的油站还24小时通宵营业。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都根本扭转。不过,能达到这样火红的情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他们在旧金山走过了一条异常崎岖的道路,也经历着无数的惊险和磨难,隐藏着难言的苦涩与辛酸。比如,有的人加了油不付钱就把车开跑了;甚至个别抢匪抢了钱、还把加油站的工人劫持到车上,再扔到老远的郊外,最后,要求告警察,才能把工人找回来;还有在离旧金山市区较远的加油站,个别的工作人员卖了油以后,卷款潜逃,远走高飞等等。更糟糕的是那位负责会计的股东,有偷税漏税的行为,受到政府降价和罚款的重惩,好多年才把罚款还清。原来共同创业的伙伴,也为此而分道扬镳。总之,建业维艰、立足不易啊!因为在美国不是每个人都能随随便便地获得成功的。魏需逊和伍萍芳只是旅美侨民中极少数的事业成功者之一,这种成功,决非侥幸。

    1982年前后,他们曾和朋友在旧金山开办过一家旅行社,名为“中美旅行社”。开办之前,是魏需逊和伍萍芳自费回国,与有关的旅游景点联系洽谈。当时经营旅行社的目的有两个:第一,那时大陆已经拨乱反正、国门初开,希望能方便更多的华人、华侨回祖国探亲会友、参观访问,加强与祖国的联系与交流;第二,那时,华侨的生活水平都很低,一般老华侨都比较贫困,筹集不到较多的经费来开展爱国活动,希望通过经营旅行社赚点钱来贴补社区的费用。但是,在合伙经营的3人中,只有一人是专业、专职的,在经过好几批组团以后。由于经营不善,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而停业。


十.经营帝王酒家

    到了1984年,听说在旧金山对岸的屋伦市(Oakland)海边游览区里有一家餐厅要转让,魏需逊、伍萍芳和池洪湖(现在也是中国侨联海外顾问)、黄运基等几位朋友对此颇有兴趣,合作接手,请了知名的装修技术人员(曾参加过北京人民大会堂的装修)来重新装修,更名为“帝王酒家”。在经营两年后,合作者们因志趣他投,“帝王酒家”便改由魏需逊夫妇独资经营。

    魏需逊和伍萍芳倾心经营“帝王酒家”。目的仍是抱着他们开办旅行社的初衷,即加强中美交流和提供活动经费。他们在“帝王酒家”,既是老板,又是小工,只要是自己能做的,什么都干,连桌布、餐巾都是伍萍芳带回家亲自洗涤熨烫,硬是化亏为赢,有声有色地把酒家经营成为旧金山湾区驰名的、一流的中国式酒家。1987年8月7日,香港《文汇报》特约记者高鲁冀,曾在《文汇报》(卫星传真美洲版)发表了题为“中外客人喜欢的帝王饭店”一文,详细推介了“帝王酒家”幽雅的环境、怡人的情调、有丰有俭的上乘菜式和高水准的服务,使中外客人、特别是高层次的文化界人士,频频光临而流连忘返。接着,旧金山的中英文报纸《中报》记者宽林祥也于1987年8月20日在《中报》发表了题为“帝王酒楼誉满湾区”的文章。

    1989年1月28日,香港《文汇报》(卫星传真美洲版)又刊发了以“魏需逊假屋伦帝王饭店举行庆农历新年聚餐会并欢迎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郑万珍履新”为题的特稿。特稿介绍说:新年聚餐晚宴是由魏需逊的公子、外科医生魏熹主持。出席晚宴的嘉宾有郑万珍(1933~),郑万珍是马来西亚归侨,祖籍广东梅县,当时新任驻旧金山总领事(1988-1992任驻旧金山总领事、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侨联主席、中国大使馆新闻参赞等职);驻旧金山副总领事周文重(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旧金山附近的屋伦市市长威尔逊(屋伦与中国大连是友好城市);阿拉米达市(Alameda)市长克瑞卡;旧金山市市议员谢国翔;旧金山市大法官郭丽莲、邓孟诗;加州大学教授王灵智;IBM销售经理高大伟;还有其它各界贤达等多人。宴会自始至终都在充满着温馨、热烈的气氛之中,宾主不断地为中美之间的友谊举杯,期盼着继续加强中美之间的合作;使中美友谊日益增强。

    “帝王酒家”还曾为市议员谢国翔举行过盛大的Party,为他竞选筹款。

    “帝王酒家”在营业期间,为无数在旧金山高校就读的中国留学生提供了劳动服务的机会,为学子们解决了留学期间的经济困难。

    后来的无数事实在证明,通过“帝王酒家”联络着的各方友人,都曾为促进中美友好有过一定的贡献。“帝王酒家”所起的作用远远不只是提供休闲消遣、品尝佳肴的处所;真正地也在为促进中美友好尽心尽力。

    不幸的是1989年10月17日傍晚5点04分,旧金山发生了一次历时15秒钟的里氏7.1级大地震。

    陡然之间,地动房摇,玻璃碎片四处散落,高速公路双层桥的上层断塌,正在桥上迎面疾驶的许多汽车,接二连三地落到下层桥面……

    这一天的这一时刻,对于魏需逊来说,是他再一次的绝处逢生,又逃过一劫!

    事情是这样的。按照平时的常规,魏需逊和伍萍芳每天下午5点钟从家中开车出发,经过高速公路的双层桥,到对岸屋伦市的“帝王酒家”上班。在桥上的行驶时间约需10来分钟,那就是说,平时的“5点04分”前后,他们正在桥上行驶。这一天,刚出门不久,伍萍芳突然感到浑身不舒服,心里难过(现在看来,可能是地震前气候环境变化所致),于是就近停驶、下车,到附近商店走走,想顺便买些东西。就这一会工夫,商店里的商品、货架等已面目全非,但却万幸地留住了魏需逊和伍萍芳的性命。

    天降之灾,使“帝王酒家”毁于一旦,150万资金付诸东流。但是,在“帝王酒家”开张之初,曾招聘了两名刚赴美不久的大陆厨师。出自同胞之情,一到“帝王酒家”,魏需逊就以“特殊技术”为由,开始替他俩办理居留身份。他们在“帝王酒家”工作了5年,获得美国政府的批准,只等排队办理手续了。旦夕之间,酒家停业了。还没有领到居留证的俩位厨师怎么办?大家各自东西,既不违法,也不犯错。但厨师没有了工作单位,前面所进行过的申请程序即告作废,即使能够找到新的工作,一切都要从头来过。厨师短期之内找不到工作,又没有居留身份,就意味着必须离开美国。于是,魏需逊和伍萍芳又设法筹集了60万美元,于1990年,远在有1小时车程的购物中心,租了一个房屋空壳,经过装修,专为俩位厨师开了一家小型餐馆,同时还在附近买了一套小屋给厨师及其家属和其它工人作宿舍。那时,美国的经济情况不好,餐馆在每天赔本的情况下经营了2年,一直熬到俩位厨师拿到了居留身份证。在这期间,俩位厨师,不仅在个人利益上,毫发无损,还将妻儿家小接来美国,安顿妥帖。至此,魏需逊和伍萍芳才将餐馆以10万美元贱卖、停业、退休。如今,每当谈及这件往事,魏需逊和伍萍芳都一笑置之!

    再说,地震后,“帝王酒家”受灾停业,约有20来位员工顿时失去了工作。他们本可以立即到政府那里申请失业救济。但魏需逊却给每位员工多发了一个月工资,让他们有个缓冲回旋的余地,又不影响正常的生活。等这些员工慢慢去办理、领取失业金时,连政府的工作人员都惊讶,您们怎么遇到了这么好的老板!

    魏需逊和伍萍芳在美国用这样的侠义之情待人接物的事例,不胜枚举。还是以“帝王酒家”时期为例:在“帝王酒家”营业期间,1989年6月,中国发生天安门“* * ”。当时,在中国领事馆有两位工作人员对“* * ”有看法,便擅自离开了领事馆。在当时,中、美、台等各方斗争复杂的旧金山,领事馆工作人员擅自离馆是有风险的,为了避免骚扰和保障这两位同胞的安全和生活,也为了防范被敌对势力所利用而走向反面,魏需逊便收留他们在“帝王酒家”工作。这时的魏需逊,自己也十分矛盾,对“* * ”思想也不通。于是和几个同样思想不通的朋友,邀请驻旧金山的总领事郑万珍在魏需逊家中座谈,结果并没有解决思想问题,他们还是不同意“六四”处理的方式。乃至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他们都没有去总领事馆。直到3年以后,第一任驻旧金山的总领事胡定一(1979—1983驻旧金山总领事)来美公干,在旧金山的宴会上相遇,魏需逊向胡定一讲述了自己思想情况,胡定一劝解说:“向前看,‘六四’处理的方式对否?让历史去做结论吧!”。他才放下了思想包袱。


十一.参加“新华协进会”

    那时美国的唐人街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初来乍到,当然不敢轻举妄动。慢慢地他们注意到在旧金山唐人街有一些华人社团。这些不管是按姓氏、地区组合的团体;或是按工商业不同性质组合的团体,由于历史的原因,多数倾向于台湾国民党,唯有“华人进步会”以争取工人的利益、尤其是华裔的权利、福利著称。该会以青年人居多,也有些退休老侨。七十年代初,魏需逊和伍萍芳开始参加“华人进步会”的活动,逐渐发现“华人进步会”的活动有些过左。比如:他们提出要在毫无基础的华埠(旧金山中国城)建立共产党,这个主张得不到老华侨的支持,老华侨们认为:尽管美国表面上允许共产党的存在,但实际上控制很严,如此下去,会引起麻烦。因而老华侨们被逼退出“华人进步会”,另外组织了“新华协进会”。不久,有些从台湾移民来美的年轻人(亦有老侨加入)又组织了“新风社”。“新华协进会”和“新风社”这2个社团组织成了当时旧金山华埠爱国进步活动的主力。他们组织话剧团,演出“升官图”、“将军族”等反贪反腐的戏剧;也组织歌咏队,唱大陆解放初期的革命歌曲,类似的进步活动,在旧金山中国城日益活跃。魏需逊和伍萍芳就从“新华协进会”这个小小的平台开始,竭心尽力地投入到爱国行动之中。伍萍芳还曾做过一届“新华协进会”的会长,魏需逊并未加入过“新华协进会”的领导层,但他的见解得到“新华协进会”应有的尊重。1970年底,他们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购得目前仍居住着的房屋,经济条件开始好转,因此,在经费上,除周锐老先生外,他们可谓是支持“新华协进会”的“大户”。每逢国庆、文艺表演、开会、宣传、租用场地等需要预支开销之钱时,几乎每次都由魏需逊和伍萍芳垫付,为数3000-5000美元不等,有时多达8000美元。这在30年前,美元与人民币的比值在接近1:10的情况下,这也实在算是个不小的数字了。事后,还回来的钱数经常不足,他们也就算了。与此同时,他们也常克己解囊,资助朋友们的燃眉之急!作为一个刚刚立足、脱贫的新移民,能够这样地出力出钱,实在是因为他们心中想念着祖国呀!

    “新华协进会”的会长大多数时间是老华侨余达明老先生担任。余达明在20世纪30年代曾被收押在旧金山附近移民岛的小木屋里。在拘留期间,余达明将先前无数被拘留的华人留在墙壁上的100多首抒感泄愤的七言诗句抄录记下,后来带到了旧金山,于1976年发表而公诸于众,为旅美华裔移民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美国共产党对余达明是非常尊重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美国共产党派了领导人到北京祝贺,* 送给美国共产党一只乌木雕刻的和平鸽。这位领导人回国后,就将这只和平鸽转送给了余达明。余达明通过“新华协进会”认识了魏需逊以后,对魏需逊十分器重,1995年,在余达明去世的头一年,余达明把这只和平鸽交到了魏需逊手中,至今这只意义非凡的和平鸽还妥善地保存在魏需逊家中。这只用简陋木盒装着的乌木和平鸽,上面没有任何文字说明。魏需逊表示,待核查清楚后,将送回到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珍藏。

    “新华协进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连会址都没有,更没有活动的场馆,商量工作和少数会员的聚会、议事,就利用伍萍芳的美容院在夜晚打佯以后在她的铺头里进行。这样,伍萍芳的美容院就成了社区爱国活动的最早根据地,连其它的爱国社团有活动时,就会想起古道热肠的魏氏夫妇,常借用打烊后的美容院开展活动。

    早期,“新华协进会”活动的范围很小,多数只在唐人街搞些拥护新中国的宣传、游行等小型活动,但却常常受到国民党势力的抵制,并以伍萍芳的美容院为目标,打破美容院的玻璃、砸坏美容院的门、用油漆乱涂美容院的墙、还用油漆在美容院的墙壁写上大大的“毛虫”等字,意思是“* 的虫”、“共匪”。更可怕的是让人放出风气,扬言要打死魏需逊。在这危难的时候,“新华协进会”所组织的一些进步爱国活动得到了“美中友协旧金山分会”的支持和参与,因为“美中友协”有美国人参加,自然胆子就大一些,对方也收敛一点。更难能可贵的,在这段时间,伍萍芳不仅没有心疼她辛辛苦苦刚建立起来的事业——“美容院”,还常挺身而出,站在了第一线来代替魏需逊的位置,因为她持有美国国籍,即使遇到麻烦,也不会赶她出境。如:1974年在旧金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25周年国庆时,伍萍芳向大家讲“中国之旅”,介绍她1973年底回国探亲及祖国发展的情况。1976年* 逝世,社区从政府那里租了一间公立小学(卡马多小学)进行追悼活动,就是伍萍芳出面,在追悼会上朗诵悼念* 的诗文。1977年4月30日,旧金山包括“新华协进会”在内的左派团体,在旧金山唐人街花园角广场举行“支持中美邦交正常化大会”上,也是伍萍芳站在台上,宣传中美建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真使人想象不到,从小娇生惯养的伍萍芳,到美国后能够如此地吃苦、耐劳、坚强、勇敢地参加爱国活动;分分秒秒地支持和保护着魏需逊,无论是荣是辱、是祸是福,都和他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

    此外,在当时、当地的各种华人进步社团组织,如“华人进步会”、“华人权益促进会”等所组织的各项进步活动中,也经常可以看到魏需逊夫妇忙碌的身影。

 

十二.保卫钓鱼岛主权运动


    这是“新华协进会”成立以来,所进行的大型宣传、游行、示威活动。

    事情的原由是:在日本经过一系列“积极运作”之后,终于在1969年所发表的《美日联合公报》中,将钓鱼岛正式划归日本所有。美日联合公报决定:将琉球于1972年5月15日“归还”日本,其中包含了历来属于台湾的钓鱼岛。这个决定深深刺激着在美中国留学生的国家观念和民族底线。1970年12月19日,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的留学生沈平、李德怡等人拍案而起,率先组成了“保卫钓鱼岛行动委员会”(以下称“保钓”会),强调以行动“警告日本”、“抗议美国”、“呼醒国人”。因为钓鱼岛的归属,关系到中华民族的荣辱,使得不同政治立场的留美华裔学生,共同团结在爱国主义的大旗之下。在短短两个月时间,“保钓行动委员会”几乎遍及全美各地近60所高校。1971年1月29日,北加州旧金山湾区9所高校的500名留学生(主要是香港和台湾的留学生)在伯克利分校的呼吁下,自发集结在旧金山市,掀起了“保钓”游行示威活动。时间定在1月29日,暗合当年的“12.9”爱国学生运动(1935年12月9日,北平数千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在这次“保钓”游行示威活动中,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美国首位亚裔校长田长霖(1935~2002),彼时正是伯克利分校热系统工程系的系主任,他不顾个人利益,站在旧金山唐人街的花园角(华人聚集的广场)慷慨陈辞,公开批评台湾处理“保钓”的态度。事后他还受到恐吓,有人扬言要对他“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因为田长霖与当时的台湾立场相左,所以被列在了台湾当局的黑名单上,将近十年的时间不准返回台湾,更是多次被排挤在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名单之外。

    而在这次游行中也受到不明分子袭击,有保钓人士被人用铁棍打伤以致不省人事。

    这时的魏需逊,积极配合大学生们的保钓运动,在唐人街召开集会、印发传单、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大张旗鼓地宣传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并和“新华协进会”一起,走出唐人街,和学生们汇合,进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等活动。通过这次活动,不仅使得旧金山后来成为海外“保钓”运动最活跃的地方,还使魏需逊加深了与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等爱国师生的联系;结识了很多爱国的朋友,也使“新华协进会”不断的壮大和成熟,为日后走向更公开、更大型、更加多元化的前台奠定了基础。

 

十三.参与保存天使岛遗址的斗争


    旧金山对面的西海湾中,有一座花木葱茏的美丽小岛,原名“天使岛(Angel Island)”,据说是因为看上去像个睡觉的天使而得名。这是一个多么充满梦幻般诗意的名字啊!但是天使岛的历史却不如它的名字那般温馨,它所记述的其实是一部华人的屈辱史和血泪史,对于华人来说,它曾经是“恶魔岛”,后来就叫它“移民岛”。因为20世纪初,许多来到美国的中国人都是从这里先上岸。

    当年,美国修建天使岛移民站目的之一是执行1882年美国开始实行的“排华法案”。美国联邦政府于1910年开始启用移民站,实际上就是那后来臭名昭著的小木屋。一批批华裔移民,当他踏上美国土地时,迎接他的就是将他拘押在天使岛监狱般的小木屋里,等候移民官漫长的甄别审查、检疫和严格的盘问,再裁定是否同意他们入境美国,或是遣返。有的被拘押长达数周、数年、甚至长大20年之久,饱受折磨与凌辱。其中,有些被囚禁者,只能绝望地等待遣返回国;有人挺不住而悬梁自尽;有人精神崩溃,削尖筷子自戕;有人在近乎绝望的境况下,将自己的痛苦、沮丧和愤怒刻

    在木屋的墙壁上。在此期间,约有17.5万名华人被拘审,当年孙中山也曾在此被强行拘留。与魏需逊和伍萍芳相识、相知的旧金山的老侨领就有周锐,当他1923年刚踏上美国土地时,迎接他的就是将他拘留在天使岛,审查了一个多月;还有“新华协进会”的会长余达明等。

    直至1940年后,美国政府取消拘审移民的政策,才将天使岛移民站关闭,并准备拆除小木屋等设施。此事遭到华裔侨民们的强烈反对,要将天使岛移民拘留所遗址保存下来。魏需逊、伍萍芳参与的“新华协进会”,积极投身到保存天使岛遗址的斗争行列之中。发动群众签名,反对拆除移民站;魏需逊还和另一位爱国华侨余荣广参加了州政府举办的“公听会”,强烈表达了华裔侨民们的意愿。在华裔学者麦礼谦(1925~)、胡恒坤等及“新华协进会”等华人社团在内的各界有识之士不遗余力地呼号力争下,终于在1974年,加利福尼亚州议会通过议案,成立了“天使岛移民营历史公民委员会”,研究保存“木屋”关押所遗迹。两年后加州议会拨款25万美元对遗址进行了初步修缮。并将天使岛建成为州立公园;1978年,为纪念华人移民的痛苦经历,还在州立公园内建立了“天使岛移民历史纪念碑”,并在那块黑色石碑上刻有一副概括了当时华人移民命运的对联:“别井离乡飘流羁木屋,开天辟地创业在金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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