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锦麟这家伙》　总序目　录 目录 第一章　2003年，春天的口水 一、不寻常的开年，新春新景象 二、从一切迹象来看，这是生机勃勃的一年 三、自己的第一次，就这样献给了凤凰，稀松平常 四、所谓的“ 无限空间 ”，从空空如也起步 五、低成本启动，报纸是借用的，连唐装行头也只有上半身 六、一月下来，《有报天天读》二度加时，扩充营业 第二章 “ 中华读报第一人 ”——读报点点评 一、“ 花 ”“ 发 ”不分，“ 这厮总是将‘ 幸福 ’读作‘性壶 ’” 二、行走江湖，一张不年轻更不英俊的脸 三、率性自然，嬉笑怒骂，个人风格遂成节目气质 四、“ 非典 ”时期的经典画面，“ 情愿以为这仅仅是一种巧合吧 ” 五、限制中发挥，人性化解读 六、明星制的受益者，明星价值可以用资本来衡量 七、一己之心推论天下，尽献言责使命 第三章 “ 锦麟兄”与凤凰欲断还连的缘分 一、结缘电视，媒体生涯中的机会之所 二、相似的背景，相同的座右铭 三、“ 一个疯子和五百个疯子的故事” 四、酒过三巡之后，酒话成真 五、“ 这把年纪出卖色相”，杨锦麟更需要勇气 六、读报，彻底改变着杨锦麟的日常生活，比公鸡起得还早 第四章　成长的过去 一、日新又日新，那是特别的一年 二、祖母最初的温暖，成为恒久的记忆 三、鼓浪屿绿树古木，迎面吹来不再是凉爽的风 四、是非曲直的转变，竟是在瞬息之间 五、“ 双十”历史上失去阳光的日子 六、转眼间，成了老三届 第五章　广阔天地，“ 连小有作为都谈不上” 一、一代人全部青春鲜血乃至生命抵押 二、出发，在十五岁生日那天 三、最深刻的印象：一次次地挫败 四、难得的片刻欢娱 五、一段公案三十年后浮出 第六章　久违的厦门，我回来了 一、终点又回到起点，“ 撒尿都不朝那个方向” 二、街道临时工，穿行在下水道 三、“ 我要读书”，二十天临阵磨枪，命运改写 第七章 “ 自强不息，止于至善”——厦大十年 一、天界晓钟，催人梦醒 二、新来的辅导员，不辱师门的弟子 三、台研所新锐，目光投向台湾党外政治势力兴衰 四、二十多万字的《李万居评传》，“ 作者情况熟悉，达到相当准确的程度” 五、书途多舛，付梓出版也是一个八年 六、特别想感谢、特别要感谢的一个人 七、重返母校，“当年我们就封他为铁嘴” 第八章　新移民——香港的视角（一） 一、这里的一切是新鲜刺激，而且犯冲 二、抓住与香港直接照面的任何机会 三、频频变换身份，一年三次搬家，为了减少差饷 四、职业报人生涯，从夜的香港开始 五、喜欢上本地的鸳鸯茶，“ 维园阿伯”香港的一个政治图腾 六、那天的心情格外地好 第九章　多维度多向度——香港的视角（二） 一、台湾问题研究的民间立场 二、《 迈向两岸谈判》，《信报》十三年坚守，同一专栏最长气作者 三、加盟香港商报 四、台湾行脚——“ 世纪末的台北很‘ 政治’” 五、2000年，台湾“ 大选”现场发回的报道 六、2004年，台湾七十二小时跟拍，他捡起街上的鞭炮纸，一看是台湾自产的 七、2005年，跨越这一湾浅浅的海峡 第十章　句容现象，了解内地的一扇窗口 一、悠长假期变成一次实地义务采访 二、有容乃大，人文关怀点题句容现象 三、洞天福地的关照，高人道出与凤凰不解之缘 四、一个视角，一扇窗户 第十一章　触电的感觉真奇妙 一、电视具有真正的家庭日常性，不经意间，杨锦麟成为家中成员 二、电视是自我陶醉的，也是供人分享的 三、知道分子，公共意见领袖，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 四、始料不及的跟风，读报火爆荧屏 五、“杨先生到哪里去了” 第十二章　友朋情谊，榜样力量——曹景行与杨锦麟一、一起走过的岁月 二、默契合作，发现一个真实的台湾 第十三章 “ 杨锦麟这家伙 ”——七情上面 一、大情大性，性情中人——杨锦麟表情之一 二、靓女与锦麟兄，两情相悦——杨锦麟表情之二 三、愚人节在北大——杨锦麟表情之三 四、最想代言的广告，卖酒——杨锦麟表情之四 五、“ 血染的并不都是风采”——杨锦麟表情之五 六、《周刊点点评》野兽与美女组合——杨锦麟表情之六 附录一 老杨有话说 未能感悟惟有感怀——追寻逝去的双十岁月 和凤凰有缘，与凤凰结缘 附录二 也来读读老杨 老杨学得了吗 带剑书生 杨老师二三事 话说杨锦麟 爽 风风火火杨锦麟 有报天天读，天天杨锦麟 读报七诀 老杨，英雄啊 有报天天读：一人面对世界 话说杨sir读报 他不是“报人”，是“超人” 杨锦麟那厮 难得有位锦麟兄 文人杨锦麟：底蕴成就自信，自信方能从容 癫狂是情，通达是性——活色生香杨锦麟 老杨的否定式 大侠杨锦麟 后记 您下载的该文件来自中国人物传记网小说下载 欢迎访问:http://www.chinarwzj.com 《杨锦麟这家伙》　总序内容提要 内容提要： 《杨锦麟这家伙》系资深记者杨华历时三年采写的杨锦麟传记，今年3月即将由岳麓书社推出。 该书详细记述了杨锦麟从命途多舛的幼年、15岁上山下乡到街道临时工、大学教师，继而转赴香港，先后担任报社编辑、主笔、杂志主编、专栏作家、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等传奇生活与坎坷经历，尤其围绕杨锦麟2003年至今主持凤凰卫视《有报天天读》台前幕后的工作生活，以鲜活、生动的笔触记录了杨锦麟的喜怒哀乐，处事为人与成功之道，并独家披露大量第一手的资料。 对始肇于凤凰的一档全新节目和杨锦麟本人，总裁刘长乐惺惺相惜，亲笔撰写序言热情推介，认为：“杨锦麟读报的‘魂魄’，在于一个饱经忧患、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这五十年多年来上山下乡、学工学农、求学教书、卖文为生，在底层苦过、上层混过、内地呆过，在香港漂过的这种复杂的人生。”一句话，老杨的卖点是经历和历练。 近20位好友也对身边 “一夜蹿红”的这个家伙表示出由衷的兴趣，多有精彩爆料。曹景行有言“最难学到的，还是老杨的功力、风格”，“那种渗透到整个节目中去的激情和投入”，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老杨不好学，老杨学不了”；叶扬总结出老杨“读报七诀”，其中一条是“非勇者不可为，非贤者不可为”；吕宁思只有慨叹：“老杨，英雄啊！”至于同乡程鹤麟对“杨锦麟这厮”的点评，更是酣畅淋漓，令人忍俊不禁…… 2003年，凤凰卫视推出一档全新的电视节目，刘长乐亲自命名《有报天天读》，节目精选当天海内外主流纸质媒体的要闻讯息加以“评说”，以满足生活节奏快、没时间读报纸的电视观众对于资讯的需求，并试图开启一个全新的视角，另类的解读方式。老板刘长乐坦言，“天天读”带点“文革”色彩，而“* 语录天天读”正是这代人共有的特殊记忆。 “读报人”的水准是节目成败的关键。在刘长乐心目中，这个人既要有丰富的平面媒体工作经验，广博的知识面、精准的判断力，要有对时局的宏观把握能力，尤其是对两岸三地问题有过深入探究、体察，要有出色的新闻解读能力和一流口才，当然，还得懂电视、能上镜、长着一张“TV face”……几番试镜，杨锦麟成为这个栏目的不二人选。刘长乐为自己的发起和发现很有几番得意。 15岁，杨锦麟在喧嚣的罢课声中，三年初中一年便告“毕业”，之后随着喧腾的人潮开赴广阔天地；25岁，病退回城，奋战二十多个昼夜，在溽热中捂烂了裤裆，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大”学生；35岁，放弃研究所稳定的工作和令人艳羡的职称、待遇，挈妇将雏，他跨过罗湖桥，来到香港，在陌生的环境里，一切归零，重新回到社会底层，过起打工族的日子。做生意、炒股票、合伙办厂……在失败了很多次后，杨锦麟终于承认，人的才能是有限的，自己还得吃卖文为生这碗饭。他先后在香港《信报》、《明报》、《快报》、《亚洲周刊》、台湾的《中国时报》、《中时周刊》以及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等华文报纸杂志开设专栏。笔耕数百万字、专著也相继面世，然而，知之者寥寥。50岁，知天命之年，一不留神，杨锦麟成了家喻户晓的电视新人，影响公众的知识分子，意见领袖，走在大街上都能被人认出，用老杨自己的话说，足浴城洗脚屋是去不了了，更不要说让人给打折什么的…… 《有报天天读》从2003年1月亮相荧屏，一个月一惊喜，加时加料，广告商青睐，还有纷至沓来各种赞誉和效仿。杨锦麟果然不负众望，而刘长乐这位媒体业的“大佛”、“儒商”概括杨锦麟《有报天天读》的“魂魄”在于：一个饱经忧患、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在于五十多来上山下乡、学工学农、求学教书、卖文为生，在底层苦过、在上层混过、在内地呆过、在香港漂过的这种复杂的人生经历。在读报背后，是其集数十年功力于一身的真学问、真智慧、真见地。他以一己之心推论天下，与大多数国人同喜同悲，心灵相通。更可贵的，是他的个性率真、敢言人所不言、对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忧心”，一个读报人的七情六欲，一个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跃然屏幕，赢得电视观众的真喜爱、真钦佩也就不足为怪。 然而，读报背后，杨锦麟的故事同样精彩，《有报天天读》成就了杨锦麟的再就业工程，而杨锦麟也以他鲜明的个性、另类的表达确立了自己电视评论员的地位，当然，三年来，这档口水节目所创造的过亿元的广告收入，更是皆大欢喜。 著述《杨锦麟这家伙》，对传主的人生经历、他的成功、他的执着，虽然只是一番简单的勾画，但却有着试图深入阐释、理解的尝试，这是传主杨锦麟坎坷的经历、率真的性情、过人的睿智，他的戏剧般的命运转折，他的喜怒哀乐，他的无可奈何，都是首次以文字的形式统统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正如作者所言，其实，要说好杨锦麟这家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台前幕后、生活中电视上，甚至杨锦麟的每一个侧面都是丰富而饱满的，有着太鲜明的个人风格，而每一个熟悉或多少了解他的人，也会有自己的认知和感触，就本书而言，一个饱经沧桑、历经磨难而后大器晚成、足以激励人拼搏奋斗的青年榜样的杨锦麟固然值得敬仰，但是一个七情上面、有滋有味的杨锦麟更是本书的看点，说好这家伙，首先是有趣。 让我们用喜悦的心情来接受他。 《杨锦麟这家伙》　总序稀世老鸟杨锦麟(序) 序 稀世老鸟杨锦麟 刘长乐 《山海经》说：“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闽在海中是传说，西北有山是事实。福建境内山岭耸峙，河谷错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都被大山占去，人被挤到了海边上。辽阔无垠的大海就这样成了闽人的土地，闽人的故乡。 长期与变幻多端的海洋打交道，使闽人身上具有一种双脚离开陆地的不安定感，一种明知凶险却冒死而为的勇猛，一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机敏，一种比其他人更能吃苦耐劳的原动力。 作为闽人的杨锦麟，就是在这种地理文化环境下长大成人。 三十五年前的一个夏夜，福建西南部大山深处，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拖着超过自己体重好几倍的竹子，蹒跚而行。天越来越黑，别人早把竹子扛出山了，只剩下劲小力薄的他，在恐惧、绝望和野兽的低吟声中独自穿行。忽然，前方出现了专门回来接他的知青大哥。大哥扛起楠竹，引着他走出大山。少年心里的感动刻骨铭心，以至于必须用整整一生去回味。 这个少年就是杨锦麟，一个尚未成人的下乡知识青年。 当我听杨锦麟讲起这个故事时，一阵眼窝发烫。我们这代人，刚懂事时“饿”了一家伙，中小学时“乱”了一家伙，尚未成人“下”了一家伙。时机与时运似乎总在与我们作对。杨锦麟这个出身不好的“黑五类”，在八年知青岁月中，带着赎罪的虔诚，干农活直累到尿血，落下腰肌劳损，终身无法痊愈。他希望因此能“脱胎换骨”，但等待他的只有苦难和挫败。 偶然的机会，杨锦麟当上了小学代课老师，但没当多久，就被揭发出“黑五类”身份，立即被驱逐。有一次，知青点分到一个中专名额，杨锦麟得知自己的名字被公社知青办刷了下来，连夜赶了八十里路，想当面向县招生办“申诉”。结果还是被“调包”了，理由是对方根红苗正…… 十年炼狱，杨锦麟明白了三个道理： 一、珍惜机会。如果一个人用数年血汗、星夜急走八十里山路的哀求，尚不能争取到上中专的机会，他一定知道“机会”二字意味着什么。 二、勤劳肯干。无论是农民还是渔民，手停意味着口停。冒死出海，才能让自己活得好，活得踏实。 三、自信人生。喜欢你的人不再喜欢你，但是你自己要喜欢自己，对你有信心的人不再有信心，但你要对自己有信心。把自己当成一个皮球，别人越骂你，你的气越足，蹦得越高。 恢复高考的机会被他死死抓住了。1978年闷热的夏天，杨锦麟发奋复习了二十天，用他话说“扇扇子只会浪费时间”，最后连裤裆都捂烂了，真是苦不堪言。考试结束，他竟然没忘了像“白卷英雄”张铁生那样，给自己报考的厦门大学的老师写了一封信。信的最后是四个字：我要读书! 然而，他交的不是白卷。杨锦麟被厦大录取。 杨锦麟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当上副教授，又娶妻生女，日子过得安稳而优裕。可是，别忘了，福建先民闯荡大海、异地谋生的血脉从来没有离开他的身体和心灵，一个男人的野心在这个时候也在发芽。198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三十五岁的杨锦麟挈妇将雏，跨过罗湖桥，来到香港。 在陌生的环境里，他一切归零，重新回到社会底层，过起打工族的日子。做生意、炒股票、合伙办厂……失败了很多次后，他终于承认，人的才能是有限的，老杨还得吃卖文为生这碗饭。他先后在香港《信报》、《明报》、《快报》、《亚洲周刊》、台湾的《中国时报》、《中时周刊》以及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等华文报纸杂志开设专栏。“有半年时间，一家三口吃喝拉撒靠的只有我这一只笔。”有段时间，杨锦麟一连搬家四次，不为别的，就是为了省房租。 这种“技术含量”颇高的卖文生涯虽然无奈而苦涩，但也逼得杨锦麟把自己从未意识到的潜力开发出来，他以从未有过的勤奋不停地写作、思考。这是一种精神斗争，智力斗争。他认为，香港提供的资讯空间可遇不可求，为人们提供了观察、打量两岸三地的最佳视点、最佳维度和最佳方位。 杨锦麟的勤奋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一则真实的笑话是：一天晚上，老杨入住内地一家高级酒店，不知是喝多了还是别的原因，稀里糊涂把卫生间的门锁死了。第二天早起，想方便一下，发现进不了门，急忙呼叫服务生。趁着服务生取钥匙的档儿，老杨打开电脑写文章，以此分散内急的注意力。等钥匙取来时，他已写了一千字。方便之后，老杨仰天长“笑”：我这一泡尿值一千块钱呀，哈哈哈! 认识杨锦麟是在电视屏幕上。那是* 先生去世当天，杨锦麟到香港中天电视做嘉宾。他面对镜头的沉着老练，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他也应邀来凤凰客串过《时事开讲》等节目，我们成了朋友。 2003年，凤凰计划开办一档全新的读报节目，每天把海内外华文纸质媒体讯息精华以“评说”的方式介绍给观众，满足生活节奏快、没时间读报纸的电视观众对于报纸资讯全方位、多视角的信息需求。我为这个节目起了个名字：《有报天天读》。“天天读”带点“文革”色彩，“* 语录天天读”是我们这代人共有的名词记忆。 我以为，节目关键是“读报人”的水准。他应该有丰富的平面媒体经验，必须对两岸三地问题做过深入研究，要有出色的新闻解读能力和一流口才，还得懂电视、能上镜、长着一张“TV face”。我想到了杨锦麟。 用杨锦麟自己的话说，他这种“变音国语”、臃肿身材、长相平凡、年过半百的对象，在内地任何一家电视台，不仅没有机会上岗，即使哭着喊着争取在电视台当个保安门卫，也未必有机会，更遑论被毫不犹豫地推到前台。但是，我相信他、佩服他，我认为他一定能行！ 果然，不到半年时间，《有报天天读》火了。内地各种“克隆”节目纷纷出台，但往往形似神缺，东施效颦。杨锦麟这只稀世老鸟哪那么容易找到第二只？以正统的播音标准论，杨锦麟浓重的闽南口音简直不可饶恕，无论说国语、粤语还是英语，其实全是一个“闽南调”！ 这样的形象、这样的口音、这样的年纪，还能红，还能火，凭什么？两个字：经历。杨锦麟读报读的是什么？新闻？故事？笑料？忧国之心？都是，也都不是。老杨读报的“魂魄”，在于一个饱经忧患、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这五十多年来在底层苦过、在上层混过、在内地呆过、在香港漂过的这种复杂的人生经历。 这经历使他对自己的人生磨难记忆犹新，对民族国家的苦难理解深刻。中国从穷到乱，从乱到治，从封闭到开放、多元……时代的大变迁，他亲历其中，更在一旁思考、反省。大爱思过，大爱坦荡。 所以，读报背后，是其集数十年功力于一身的真学问、真智慧、真见地。杨锦麟懂得中国，懂得人生。他以一己之心推论天下，与大多数国人同喜同悲，心灵相通。更可贵的是他跃然屏幕的率真个性，言人所不敢言，对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忧心”的爱国情怀，如此，赢得电视观众的真喜爱、真钦佩也就不足为怪。 2005年10月，凤凰卫视的节目会上，杨锦麟是第一个上台领奖的人。他的获奖感言是六个字：“活着干，死了算。”这句话让我想起一个故事：《有报天天读》开播之初，杨锦麟每天不到五点就起床上班，注意力高度集中，导致三个月没有过夫妻生活。后来，节目“火”了，杨锦麟得便宜卖乖，把这事当成个人奋斗的事例宣扬了出去。同事们开他的玩笑：你讲这事啥意思？是不是想让老板给你评个因公致残呀？玩笑归玩笑，但他那股奋力争先的精神让人感动——凤凰的名评论员、名主持人都是自己干出来的，不是媒体捧出来的。 杨锦麟这一生阴错阳差。别人毕业了，他去上学；别人立业了，他去闯世界；别人退休了，他突然成名了。他说，五十知天命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人的一生把握自己的运程和机会非常重要，取得一点成功后，更应该惜福、感恩。 杨锦麟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个凡人怎么成了一个名人，一个报人怎么成了一个电视人，而光环之下、屏幕背后的生活又是多么单调寂寞。虽然，杨锦麟狡黠而乐天，但是，他的生活总体上是孤独的。哪一个读书读报读出点名堂的人，不是“板凳要坐十年冷”呢？好在杨锦麟是闽人，是与海为伴的人，对于孤独和奋争，常有与众不同的见解。 是为序。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一部分新春新景象 第一章 2003年，春天的口水 一、不寻常的开年，新春新景象 几近正午的太阳光下，杨锦麟站在一群年青人的队伍中，有几分显眼。 面对台下的摄像镜头、照相机，杨锦麟似乎还不是十分适应，至少未能完全放松、舒展开来，熟练地摆出几个标准蒲士。在此之前，或许更能让他写意、游刃有余的还是在香港北角英皇道上的报馆里，搜集梳理各类信息，撰写当天的社评；又或者深夜里，在自家电脑键盘上疾速地敲打着字码，好赶在截稿之前交出自己的专栏文章…… 此刻，正是香港凤凰卫视一年一度的媒体推介会现场。 深圳没有明显时令上的冬季。新年伊始，虽然才刚刚过完元旦，气候已是相当宜人。2003年，凤凰以“新春新景象”为主题定位的媒体推介活动，便在一个春意盎然的日子，高调登场。 引领着华语电视风气之先，八年来，凤凰总是鲜明地亮出自己的旗帜，不遗余力地炮制媒体盛宴，给公众、业界带来连串的惊喜。一路走来，凤凰留下的印痕，从她每年媒体推介会的主题便不难看出：1996年，拉近华人距离；1997年，融合东西南北文化；1998年，亚洲最具影响的商业华语卫视；到了1999年，凤凰则刻意营造“ 正在走向世界的国际传媒”之定位；新千年，刘长乐向外界阐明了“ 担当两岸三地桥梁”的诉求；2001年，凤凰卫视充满自信地亮出招牌：大事发生时看凤凰……2003年，凤凰的自我期许和允诺则是——延绵不断的凤凰冲击波。其实，这些都不外乎是凤凰的一种远景。因此，每年新春的媒体推介会自然是凤凰营造卖点、吸引眼球的最佳选择。 经常恰到好处地去挠媒体的痒痒，点燃媒体的引擎，试图影响媒体继而影响公众，身为媒体的凤凰可谓深谙媒体之道。每次推介活动，凤凰高层们，甚至刘长乐本人，总是会亲率时事评论员、节目主持人、新闻主播等各路精英，明星般频频高调亮相，大张旗鼓地为自己战略发展布局的每一新思路、新举措、新栏目、新版面大造声势，时常会有别出心裁之举。2003年，当然也不例外。 早在上一年的岁末，或者说更早一些时候，凤凰卫视各个部门已在按媒体推介会的要求精心策划、准备着。至于《有报天天读》，那会儿不过是凤凰卫视将要推出的诸多节目中的一档，如同他们经常会在年初推出，其中不少也会在半年一年后销声匿迹一样；而杨锦麟，不过是拟定推出的新人之一，虽然这位新人已不再年轻。 还是回到那场推介会。 现场高潮迭起，而阳光照射下的杨锦麟却有点儿昏昏欲睡。 说实在的，凤凰卫视的这场公关造势活动排场不小，阵容堪称重量级的，但台上这张面孔多少有些心不在焉。其时，以他一贯的“傲慢”态度来看，自己充其量还只是一片大绿叶。神差鬼使般地冒然闯入一个完全陌生的行业，对常常会挑战自己的杨锦麟来说，刺激有了，还不乏激情、冲动的撩拨，但前景，就好像强光下的景物，虽然耀眼，却时常依稀恍惚，模糊不清。“ 哈！真要是吃不了电视这碗饭，大不了打回原形，再回去做报纸。”首次以主持人身份亮相在公众面前，杨锦麟竟然开起了小差。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一部分这是生机勃勃的一年 二、从一切迹象来看，这是生机勃勃的一年 其实，2003这一年，无论从当日或者是今天来看，对凤凰卫视本身、对凤凰人来说，都意味深长——凤凰大事簿的记载可圈可点： 新年第一天，国家广电总局正式批准凤凰资讯台在中国内地有限度落地。 作为首个进入内地的港澳台华语新闻频道，资讯台与先期落地的凤凰卫视中文台、电影台，依托中国内地这个华语文化的传统家园，三台并举，各显其能。此举，意味着作为内容供应商的凤凰卫视，不仅版图得以扩大，加强并放大了自己的声音，其媒体产品样式也更见丰富、多样——凤凰的企图心可以说得到了大大的满足。 同年3月间，美伊战争爆发。 凤凰卫视第一时间对战事方方面面进行了直播，而持续时间之长，不仅创下华语电视媒体的记录，甚至还惊动了交战一方的美军最高统帅布什。战前，据称布什曾向身边的幕僚询问，中国香港地区的凤凰卫视会不会直播？传闻的一些细节还很有现场感，包括凤凰不仅提前拿到了布什的开战宣言，随后又受到美军特别邀请等等。但即便是传闻，许多人却愿意相信，这就多少反映出人们对凤凰号召力、影响力的认可，尤其是对大事发生看凤凰的追捧。观众的口口相传，观众的忠诚度，这些都是凤凰所期望并格外看重的。 在这场媒体几乎同步直击报道的战事中，凤凰“自己的记者”闾丘露薇和摄影师一起成为美伊开战后首批进入巴格达采访的华人记者。以往重大国际新闻事件难觅华人记者的窘况，就这样被一位貌不出众的女子所改写。穿行在硝烟中的闾丘露薇被称为“ 华人女记者第一”、“ 战地先锋”，得到了太多与美丽相关联的赞赏，并同时拥有了最多的牵挂和祝福，一朵“ 中国玫瑰”无比艳丽地绽放在炮火连天的战场。 这场长达二十五天，持续五百多个小时的战争直播，无疑是一次凤凰总动员，电视新丁杨锦麟顷刻之间也披挂上阵，被充实到直播点评的媒体大战中。而在此之前的两个月，杨锦麟甚至连热心电视观众都算不上，更不要说在电视上做直播节目。 与新闻主播同台，杨锦麟这家伙一边看着画面一边发表意见，做出即点电视时评，对一些几乎与观众同时掌握的材料剖析解读，居然口若悬河。长时间的连续节目中，他多次地对美国CNN的报道提出质疑，直言不讳，始终秉持凤凰“ 为我所用，以我为本”的原则立场，展露出“ 一位华人职业传媒人应有的理性精神和深刻文化素质”…… 一场旷日持久的直播下来，对这位率真风趣、收放自如，甚至有几分性感的老头儿，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作为一名时事评论员，杨锦麟激情奔放，幽默而善于应变，观众的好评，超乎了一般人的想象。与此同时，杨锦麟还在每天的读报节目中与观众见面，以“ 天天头条”、“ 天天有话儿”展示着他的另一侧面。“ 这家伙是属于捷才型的”——这场直播为杨锦麟在短时间内聚集了大量人气。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5月，凤凰卫视强大的记者队伍，锁定大陆、香港、台湾以及世界各地华人抗击SARS疫情的感人之举，全面报道令人揪心的疫情和人类对疫情的宣战。开播不久的《有报天天读》，成了这一时期人们了解各地疫情最新进展、防范和阻击疫情权威而有效的渠道。 那时候，不少机关、工厂、学校一度放假，电视充当了惟一了解外界、与外界保持联系的渠道，几乎取代了一切的休闲娱乐方式，以电视读报方式萃取天下大事的杨锦麟，也迅速网罗了一大批fans，甚至放假在家的孩子们居然把这档读报节目当成了学习英语的课外学堂，无意之中，成就了节目的另一个收获。虽然，老杨总是被“ 弹”国语不准，英语走调。关于这家伙口音的段子也是不胫而走。 “ 预约一整年的美丽”，美丽联盟阵线，11月渐进高潮。2003年，凤凰同时组织筹划，成功举办了“ 中华小姐环球大赛”、“ 世界小姐大赛”等。年末，获得“ 世界小姐大赛”直播权的凤凰，策划的“ 美丽眼睛看中国”活动，轰动一时。战争、灾难、瘟疫过后，凤凰搅动的美丽赛事，极大地抚慰着一颗颗饱受创伤的心灵。有评价说，正是凤凰的拉动使2003年成为“ 大陆选美元年”。 ············ 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这尊被香港媒体称之为“神秘的大佛”，曾在多个场合毫不掩饰说起他对凤凰寓意的偏爱。刘长乐就是想借凤凰这个国人心目中吉祥鸟的好意头，将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传播给世人，同时帮助中华民族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开阔的视野去认识纷繁多姿的世界。为此，他颇具匠心，“ 钦定”了凤凰四两拨千斤的媒体方略，即瞄准“ 三高”（高学历、高收入、高职务）、“ 四有”（有知识、有权力、有财力、有前景）收视群体，并影响他们，刘长乐本人对此很是得意。2003年，凤凰冲击波绵绵不断，果然影响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人。 洞察先机，凤凰的决策者们总是有备而来、有备而发，其“独得之秘”正是在于凤凰不断创新、不断自我挑战。 也许开年的那场媒体推介会，就注定了这一年的不寻常。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一部分自己的第一次 三、自己的第一次，就这样献给了凤凰，稀松平常 新春新景象，推介活动仍在继续。 《有报天天读》——凤凰卫视最新打造、堪称创举的新闻集萃类栏目，以及它的新晋主持人杨锦麟，正是在这样一天、这样一个场合正式亮相，这位曾经的报人摇身一变成为了电视人，这位以往“与本台立场无关，只代表个人意见”的嘉宾，终于修成正果，正式成为香港凤凰卫视签约主持人、评论员。陪伴他的是这一年早到的春天。 凤凰卫视执行副总裁、中文台台长王纪言此次同样亲自站台，力荐凤凰。 凤凰人对王纪言，习惯称之为“ 王院长”。“ 院长”肤色稍有些黝黑，北方人常见的大脸庞，加上智慧、激情、拼命三郎的做派、招牌式的笑容，使得他拥有广泛的人脉。逢有大事，这位凤凰卫视当之无愧的“ 伯乐”，总是亲临一线，靠前指挥。 此刻，高居台上，“ 院长”王纪言依然朋友般地与老记、嘉宾们叙唠“ 家常”，爽快地抖落着凤凰的家底：中文台节目大变身，资讯台拓疆扩土，老品牌加料，新栏目推出……宣讲者兴致勃勃，没有丝毫同行的防范较劲，对手间的芥蒂，脸上依旧挂着笑容，阳光下更平添了一份亮度，一份释然。 作为一种策略，凤凰卫视的每一次媒体推介，包括凤凰经常性的各种公关造势活动，现场助威、站台几乎成了凤凰主持人、评论员们的家常便饭。曹景行、何亮亮、窦文涛、梁冬、董嘉耀、胡一虎、鲁豫、陈晓楠、陈玉佳等等相继登场，一张张或熟悉或陌生的面孔如同明星般的备受瞩目。据说，登台亮相也是主持人、评论员签约凤凰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显然，被一套程序化的凤凰模式打造出来的凤凰名主持、主播和评论员们，都能十分娴熟与同行们应答、过招，颇有风度地与公众沟通交流，尤其是不遗余力又不着痕迹地推销凤凰、推销自己的节目，以期引发更多、更广泛的关注，哪怕是争议。 王院长面子不薄，各路媒体应该算是相当捧场。 终于，到了《有报天天读》和新人杨锦麟。“ 院长”王纪言郑重其事，强力推介。而据现场反应，这张微微发福、桀骜不驯的面孔，不外乎是在《时事开讲》的夜晚，经常和董嘉耀一起振振有词，点评台海局势，言语睿智犀利，情绪亢奋，尚不乏幽默的那个“ 嘉宾”，当然，令观众印象深刻的还有他那身一赌气做了五套的行头——唐装。 尽管是第一次以凤凰卫视成员身份在公众、媒体面前亮相，但如何恰到好处地表现自己的从容，表达自己的机智，杨锦麟几乎无师自通。这也难怪，在老板刘长乐眼里，杨锦麟偏偏“ 生就的一张TVface”。“ 我这片老绿叶今天是来自我热身的，《有报天天读》节目还没出来，大家看了再说吧。”尽管兴致不高，但自我推荐的环节，杨锦麟还不忘自我解嘲，幽上一默。 第二天，多家媒体的版面都大幅刊载了凤凰的新春造势活动，这正中凤凰的下怀。报纸上，凤凰明星大合照，杨锦麟偏立一隅，一丝笑容都不肯绽放。这副被认为“ 傲慢”、“ 酷毕”的神情，后来频频出现在书刊、报章的封面，居然成了这家伙的招牌表情。而杨锦麟自己的解读，点评两个字：“ 沧桑。” 的确，那一刻，杨锦麟显然不是被追捧的主儿，戏分不多，与现场媒体的交流，礼数、客套成分多于实质性接触，的确只能算是配角，一片陪衬的大绿叶。 还有一段小插曲，可以为老杨其时的心情做一番注脚。 深圳媒体圈子，有不少杨锦麟的旧雨新知。每每老杨来深圳，惯例几个人是要凑在一起啧点小酒、撮上一顿、海侃一番的，这次显然是个例外。推介会现场，老杨开小差拨了几个电话，只当是问候到了，碰面小酌的事只字不提，还说要急着赶回去做节目云云。不就是触了点电吗？不至于吧，这让老友记们大为不爽。 那一刻，杨锦麟有点郁闷。 此番“ 冷遇”，杨锦麟后来调侃说，作为凤凰卫视主持人、评论员被推向公众，自己电视屏幕上的第一次，就这样献了出去，稀松平常不说，还要频繁地沾着年青同事的光，不过瘾，不爽。 …………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一部分从空空如也起步(1) 四、所谓的“无限空间”，从空空如也起步 加盟凤凰卫视，杨锦麟以一个电视新人的姿态杀入，屏幕改变着他的人生、改变着他的生活轨迹，而他也以自己鲜明的个性，掌控并改变着电视的话语表达。对于杨锦麟来说，这场与电视媒体的激情相拥，使他孜孜以求的言责使命得以淋漓尽致地宣泄。电视使杨锦麟迅速地跃进到凤凰乃至媒体名人的行列，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无所顾忌，更为屏幕雷同化、众口一词带来新的冲击、新的范式——杨锦麟像极了一匹黑马，突奔而出，搅局的同时，拉动了凤凰收视率、广告GDP的长效增长。今天，任何对《有报天天读》、对杨锦麟的褒奖似乎都不为过。 时至今日，说起自己的屏幕表现，杨锦麟眉飞色舞，像被春天催发了一样亢奋。“ 面对镜头，居然没有想象的那样紧张，就好像当年在大学里对着学生、教师们讲课，并且比上课还好玩，还开心。”“ 最要命的居然会上瘾，真的很过瘾。” 然而，节目最初的日子，凤凰所谓的“无限空间”，除了“ 有报天天读”五个字，除了这个“ 糟老头”，一切空空如也。 还是2003年1月，凤凰媒体推介会几天后，正午一点，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有报天天读》闪亮登场。招牌行头一身，善辩巧嘴一张，外加电脑一台、朱笔一支、清茶一杯，杨锦麟以节目主持人身份亮相荧屏，妙语连珠，萃取报章精华，侃侃而谈，点评天下大事。 “ 老树发新枝的一年”，《凤凰私家相簿》这样定义凤凰卫视的2003年，这样定义杨锦麟，以及凤凰时事评论员“白发一族”。这一年，杨锦麟“ 首当其冲”，和先期加盟凤凰的曹景行、阮次山、何亮亮一群五十开外、被称之为“ 电视白发一族”的老人们异军突起，羊年开泰，洋洋得意，招摇凤凰。电视这玩意让杨锦麟他们过足了瘾。 都说凤凰是不断涌动创意、突发奇想的地方。 也就是一次饭局，刘长乐宴请《时事开讲》的嘉宾、评论员，割喉烫脸的五粮液三巡过后，话题也越来越酣畅，刘老板即席给出杨锦麟五个字——有报天天读。 “ 读报？！三十年前就玩过的。”的确，这对刘长乐、杨锦麟，对凤凰的几位资深评论员来说都不陌生，这甚至成为他们那一代人的一个情结、一段集体记忆。那个年代，无论田间地头、车间厂矿、营房训练场，集体读报学习、传达最高指示，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和要求，他们不仅熟悉，而且亲身经历。尤其是对杨锦麟，弱冠之年就已经在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参加读报学习和为老乡们读报，不仅有利彻底地思想改造，还有一个最大的实惠就是工分没少挣，并借机逃避繁重的体力劳动，身体正待发育却食不果腹，有报读、能读报，那可是天大的美差；时不时，还能和生产队长在田坎上抽几袋烟,合法地偷偷懒…… 酒桌上，两个“ 重量级”男人，互相重重拍打着对方的肩膀：“一言为定，干！”有人说，《有报天天读》是老板认准了老杨“ 生就的一张TVface”，为他度身定制的。这样说起来，也确是空穴来风。总之，那次碰面、那顿畅饮，“ 钦定”节目主持人杨锦麟，那“ 感觉幸福极了”。“ 有过去那碗酒垫底，老子就这么上了！” 同凤凰许多富有灵感的创意一样，老板刘长乐不仅给出了一个念头或者说是一档节目样式，同样也给出了一次创造的机会，恣意驰骋的舞台。如此巨大的空间，确实可以激发无限创意，然而，亮相凤凰卫视中文台的《有报天天读》，毕竟不同于知青时代村口田间的照本宣科，而是电视屏幕的无限放大，是纸媒体与电子媒体间的一次嫁接和转换，全新的节目样式史无先例，无从借鉴，也几乎无从下手。 在最初的日子里，一切都在仓促中进行，杨锦麟结结实实地领略了老板的所谓“无限空间”——实乃空空如也，完全是一次铤而走险。 身为资深报人，杨锦麟当然清楚，“ 读报”自然是在炒冷饭、充当二传手，但即便是这样，同样的事情，应该还会有不同的立场、观点；别人的意见表达了，自己或许还能说点什么。提供资讯信息，也提供一种观点和角度，作一番“ 另类”表达——杨锦麟试图打开另一扇窗，开启一种全新的电视表达。然而，这些仅仅头脑中的设想、理念，果真能达到预期效果吗？杨锦麟甚至来不及细细琢磨，节目的各项准备已进入倒计时。 新节目、新面孔，新到一无所有，最初的日子，最初的读报，回想起来，“ 已经全都不记得，想不起来了。简直他妈的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杨锦麟摇头晃脑，像是全然与己无关。 《有报天天读》节目组，香港拍档的补述，串起三年前的一些碎片。 镜头之一——“ 咱哥们以后可要朝夕相对了” 2002年，中秋，香港。 刚刚完成“ 9·11”事件一周年特别节目，凤凰资深编导陈保聪终于长吁了一口气。 陈保聪清楚记得那个场景，快意而温煦，秋阳般清澈悠长。 那天，听说又有新任务的陈保聪，兴冲冲地去叩王纪言“ 院长”的门。还在走廊里，就听到朗朗的笑声从“ 院长”屋内传出，不知是何许人。但陈保聪似乎已被这笑声穿透了，直达心底。 “ 这位是杨先生，杨锦麟，新节目的主持人。”王院长简单介绍过后，这位“ 新主持人”便控制了话语权：“ 保聪，以后咱哥们可要朝夕相对了！哈哈……”笑声再起，典型杨锦麟式的豪爽，快人快语。 老实说，杨锦麟留给土生土长的香港人陈保聪第一印象，说不上令人难忘。充其量是一位“ 美态可掬、肚子微凸的爽朗汉子”，倒是“ 王院长”布置的这项新任务让他不知所措。 凤凰的别出心裁，陈保聪几年下来已有所领教，但《有报天天读》——把已经摆上报摊的报纸，再拿到电视上去照读，拜托！自诩从小就在资讯自由的社会中长成，读报纸能有什么可以吸引人的呢？！再说，“ 每天十分钟（节目最早开播阶段是每天十二分钟）时间，能有多少份报纸可以读到”？陈保聪一脑子问号，满腹狐疑离开“王院长”办公室，呆坐桌前，良久良久。 八年多来，不断推陈出新已是凤凰卫视的常态，人们司空见惯；何况，凤凰评论员以“老”著称，一副颠覆的姿态招招摇摇也已经深入人心，眼下不过再添一例罢了…… 但是，《有报天天读》，听所未听，闻所未闻，究竟是什么玩意呢？ 其实，心里没底的那时远不止陈保聪一个。 那一刻，人们甚至有理由猜想，恐怕除了刘长乐、王纪言等个别凤凰高层，包括经历相似的曹景行等，从一开始就对节目怀着深深的期待。坦白地说，相信没有人会料见这档电视读报的“二手”节目，将会引发“革命性的震撼”，以及荧屏示范效应。当然，更不会有人刻意地去关注、留意一个年过半百的电视新丁的表现。人们甚至无法想象，仅仅因为老板头脑里一个抽象概念、一段抹不去的情结，经由一个半百老头儿杨锦麟知恩图报的再就业工程，竟成就了一档全新电视节目范式的诞生，并对华语尤其是内地电视节目形态产生巨大影响——如此“ 简陋”的资讯信息再度发掘、利用，就像春天里喷出的口水，弥散开去，一发不可收拾。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一部分从空空如也起步(2) 镜头之二——转岗的经历，“ 失败是成功——他妈” 流年似水。2003这一年，杨锦麟恰好是知天命的年龄。 同为报人、同为福建乡亲的董桥有言道：这是天没亮就睡不着的年龄。只会感慨不会感动，吻女人额头、不吻女人嘴唇的年岁。按董桥的说法，其实，这把年龄是有些尴尬的。“ 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杨锦麟却不然。 虽然是一次毫无期待心情的约会，有也罢、没也罢；而选择却不由分说，在上一年岁尾摆在了杨锦麟面前——居港多年，顶着报社主笔、专栏作家的衔头，往来是白丁，谈笑有酒友，加上收入还算“不菲”，足以糊口度日。说起来，杨锦麟这时候的生活多少接近了“滋润”水平。驾轻就熟，守成怡养，蛮可以就这样下去；凤凰、刘长乐的邀约无疑充满诱惑，另辟蹊径是一次挑战，同时也意味着一次冒险，而杨锦麟偏偏就喜欢铤而走险。 何子杰，《有报天天读》节目另一位幕后功臣，也是后来《周刊点点评》的编导，坦言道，节目最初设计时，他们曾请过好几位主持人或评论员试镜，但并没有成功。在他看来，通常在节目中，评论员的角色往往是和主持人一起搭档，交流对话，好的评论员要有好的提问者、引导者，才会显得比较从容。即使是一些观众心目中著名的评论员，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改换跑道，担当起一个好的节目主持人的角色。面对空洞的镜头，从头至尾侃侃而谈，何子杰记忆所及，这等全能选手似乎不多，也未必都能够成功。 曹景行便是一例。 同样在五十岁那年“ 触电”，曹景行较杨锦麟先期加盟凤凰卫视，现任评论部总监。曹先生堪称凤凰“ 白头党”中最资深的一位，见识过许多主持人的“ 转岗”，他的自我经历不乏启迪——一度由嘉宾变身主持，几乎成了曹先生的滑铁卢，“ 试验证明并不成功”，甚至连曹景行自己都这样以为。报人出道的曹景行自曝其短，坦言说：“ 我只会是一个较好的嘉宾。” 跳槽电视，做自己所不擅长的，曹景行的成功秘诀竟然是抱定“ 业余”、“ 玩票”的心态。“ 电视是我五十岁以后要做的几件好玩的事中的一件”，先由幕后、继而台前，各种角色转换，曹景行都尝试过不少。看得出，曹景行不仅做到了，而且玩得很开心、很享受。 但曹先生还有一个特别的体会，在镜头面前，自己需要对手，短兵相接才会带来更多的刺激。曹景行认为，如果仅仅是作为栏目主持人，缺乏与自己确定的交流对象，空洞的镜头会让他乏味，难以挑起兴趣，更谈不上话锋、机趣的智慧碰撞。尽管曹先生也曾一度“一专多能”，最终他坦然地接受了现实。 《时事开讲》创办之前，曹景行一度担纲凤凰卫视财经节目的主持人。国际经济研究原本是他擅长的，但为期一年的节目既辛苦也不讨好，收视率不高，连请嘉宾上节目都成问题。这段不成功，使曹景行反而认清了自己的“所不擅长”，他并不气馁，及时做出修正、调整，再后来，“ 愉快地结束了这个节目”。 这正是凤凰的灵活性——舍得给主持人创意空间，大胆地为有想法的人提供施展的平台，使他们都能找到各自最恰当的岗位，各得其所。这其中当然包括阮次山、何亮亮、石齐平，以及新人杨锦麟等一群“老头儿”。于是有了“曹景行讲信息，阮次山访政要，何亮亮谈资料，杨锦麟在读报”的观众评判，似乎恰如其分。然而，事情放在2002年，放在没有任何主持人经验和经历的杨锦麟身上，前车可鉴。那时，何子杰很为杨锦麟、为这档无从着手的节目捏着一把汗。 其时，不但何子杰、陈保聪心里七上八下，杨锦麟本人也未必有多大把握。毕竟是一档全新的节目、全新的营生，而自己又是一名完完全全的新丁——脱离了报人、专栏作家驾轻就熟的路子，冒冒失失地扎进完全陌生的领域，杨锦麟对自己新的身份认定并不是十分的清晰。如果说，先期入行的曹先生的“业余”心态是一种垂范，或者说是歪打正着；那么，杨锦麟的想法则颇带有几分“江湖气”，有点“知恩图报”的味道。一般电视观众心目中主持人所必备的条件，诸如年轻少壮、相貌堂堂、标准发音、字正腔圆、电视科班……尽管，自己几乎没有一样沾边，相反自己的口音、富态、年龄等“不利因素”，只会被电视无限放大，暴露无遗，杨锦麟毕竟是杨锦麟：“老子谁怕谁，输到底不过还是卖字为生，再说杨锦麟到底字还是有几个值钱的！” 镜头之三——励志、融合，港味被定义在许多细节当中 这么想也这么说着，时间一天天过去，离预定的节目开播只剩半个多月，几乎到了凤凰新节目筹备所给出的最后底线，可杨锦麟、何子杰、陈保聪三人仍在苦苦挣扎，理不出一个头绪。 资讯泛滥的世界，过剩的只有资讯；因此，读报节目的关键不但在于读什么，而在于怎么读，节目形态和环节设置至关重要。面对一档全新的节目，从节目内容、节目编排、节目包装，直到每个环节的设计、衔接，包括图像、背景设置，片头、音乐、景致等等技术性流程，杨锦麟和他人手不够的队伍，无从借鉴，更无处“ 拿来”。一张白纸虽然可以任由他们去涂抹，但风险、失败也同时摆在他们面前。 时间仍在一天天逼近。 一个个方案最先被他们自己推倒、枪毙，接下来的依然是NO。最让两位香港同事可怖的是，节目试场，“杨sir对自己也有几分没把握”。后来，杨锦麟承认，自己那时实在有些焦虑，有些忐忑。 《有报天天读》亮相荧屏，节目宣传词清晰明了，“ 杨锦麟带你用新方法读报”，“ 搜罗全球主流媒体和重要报刊最新信息、焦点精华”，然而，何谓新方法，又如何达成？无疑，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一场成者为王败者寇的冒险。 从屏幕上望过去，《有报天天读》栏目组主持、策划、编导等，似乎一应俱全，实际不然。 《有报天天读》所谓节目组，全部人马不外乎杨锦麟和编导两个半人，再加上一位音乐助理编导，而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同时要兼顾其他工作。加班加点对凤凰人而言已是家常便饭；分身有术，一专多能，也是凤凰的通例。这两点都在《有报天天读》栏目组发挥到了极致。 相处的每一天，杨锦麟和少得可怜的三个清一色大男人搜肠刮肚、绞尽脑汁，欢笑声、吆喝声、叫骂声，甚至国骂、港骂、台骂，五花八门，统统用上了，却从来没有过叹息。坚韧、务实，不轻言放弃，杨锦麟和他的团队在不断地自我否定、自我推翻中，努力地找寻新的方案…… 忙碌的日子里，一切从零开始。“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全靠我们自己。”杨锦麟搬出曾经熟悉的《国际歌》，给自己加油，也给拍档们打气。 《国际歌》,土生土长的两位“ 香港仔”陈保聪、何子杰，起初以为杨先生这位凤凰K歌王又在哪里弄到一首时髦新歌呢，虽然是闻所未闻，简直比读报更云里雾里，但瞧瞧老杨这家伙一唱起来立马慷慨激昂的神态，似乎也受到了感染。 渐渐地，从杨先生嘴里，陈保聪、何子杰知道了更多关于大陆的“奇闻”，在他们听来，几近天方夜谭。譬如，每天在他们眼前晃悠的大知识分子杨先生，居然还当过八年农民，耕田播种，打草喂猪，打架斗殴……漫长的八年，许多的艰辛、酸楚、苦涩、无奈，都被杨先生一句带过，甚至过滤掉了，留下的都像是神仙眷侣般的自在逍遥。尤其是杨锦麟绘声绘色、绘形绘体的表演，撩拨得凤凰同事恨不得立刻放下眼前的“ 苦活”，跟着杨先生“ 奔向红区”。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一部分从空空如也起步(3) 看电影，绝对是上山下乡年代足资记忆的几件大事之一，任何一个知青都不会忘记。十几里、几十里的夜路，那时候丝毫不觉得辛苦，男男女女一路结伴而行，许多场景给了杨锦麟能说会道演绎的空间。他手舞足蹈，亲身演绎，几乎成了个人小品表演。 下乡的日子，难得有城里的巡回电影放映队，放场电影，虽然是为了“ 教育群众”，却依然成为老乡和知青农友们共同的节日。一场露天电影，四面八方的人们翻山越岭往往要赶几十里的山路。步行几十里地到县城看一部朝鲜电影《卖花姑娘》，为的就是趁机跟着电影的故事情节，放肆地热泪盈眶一场，算是一种情感和情绪的宣泄，擦干泪水，第二天照样扛着锄头出工，为那几角钱的工分仰天俯地，巧干苦干，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晒场上，每到放电影的时候，天还没黑，银幕正反两边，已经黑压压挤满了人。照例，* 接见亲王和他漂亮太太之类的《新闻简报》是少不了的。放过之后，才是正片，大多又是放过又放的老片子。终于有一次，放一部新片，记不得是什么片名了，演着演着，银幕上出现了一群女人洗澡裸露着背的镜头，还嘻嘻哈哈打来打去，“ 突然，场地上一阵骚动，就看见老乡们拿起板凳，往银幕反面跑，我们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哈哈！原来他们都以为快点跑过银幕另一边，就可以看到女人的正面……” 老杨的精彩之处，在他七情上面，绘声绘色，更在说着说着，竟然会呼呼啦啦跑动起来，自己围着桌子转圈，就好像酒桌上真有道银幕，一如当年现场“拉阔”直播……有幸看到这精彩一幕，笑得前仰后合是毫不夸张的。 《有报天天读》初创时期，这些都成了最有效的润滑剂，每每让陈保聪、何子杰一班人喷饭，灵感、创意似乎随之而来。 事在人为。 杨锦麟的经历，展现出的别样精彩，为几位土生土长的香港同事打开了另一扇窗。工作中的磨合、碰撞，包括争执，彼此之间由陌生而熟悉、由隔阂而默契，杨锦麟性格中的率真、仗义和执着，深深影响并带动着一班年轻人。 置身香港，国际化的视野、香港媒体的包装经验，不带任何条条框框限制和长官意志，陈保聪、何子杰终于渐入佳境，开始摸到门路，找到了感觉，他们用自己最娴熟的方式包装着《有报天天读》这档全新的栏目，包括对电视新人杨锦麟的包装，香港同事们设计制作的屏幕样式，点点滴滴的细节处理等等，都保证了节目国际化看点。 《有报天天读》超乎常规，正在于它诸多偏门做法和不可复制。“ 融合”和“ 港味”，这是凤凰既区别于香港也区别于内地电视台的重要指标，它们被定义在节目许多的细节之中。 “ 融合”乃凤凰利器之一。刘长乐有言，凤凰所作所为不是破门，而是开窗。各种关系混杂、各种欲望张扬的时代，人本主义的凤凰所提供的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专业平台，《有报天天读》亦无例外。 如同多个凤凰叫好又叫座的栏目一样，“有报天天读”这个名称是老板起的，主持人也是他亲自点将，节目内容和样式是凤凰创新理念的集成。前所未有的全新节目，“ 港味”成为重要的衡量标准，这不仅是因为节目包装各环节都由凤凰卫视的香港同事来完成，在内容选择上，所尊崇的也是香港这个国际大都会广泛的视野，以及凤凰“ 标准”。 中西合璧，立足两岸三地，立足全球华人的凤凰理念，各司其职，又一专多能，灵活应对的操作方式，正是凤凰卫视矢志向世界发出华人声音的媒体理想，根植于凤凰的每个人，杨锦麟和他的团队之间真正体现了优势互补。 镜头之四——大杯酒、大块肉，荤素段子大快朵颐 香港社会等级森严。 表面看上去，人们彼此之间礼数周全，尤其是社交场合、职场上，相互之间，或不同阶层、级职间的交往十分讲究分寸，就算是同僚也都刻意保持一定距离，谁都不想被认为是爱占别人便宜的人。总之，香港人绝少像内地人那样喜欢有事没事、嘻嘻哈哈地套近乎，或是公事私谊搅在一起，“ 打成一片”，以示亲密。香港人信奉的是“ 一米线”，保持距离。 另一方面，不少港人对大陆人、对新移民，甚至同样是新移民对更新一点的新新移民，心底里明显透着的一种瞧不起，“ 表哥”、“ 表姐”的称呼专门就是给大陆人用的。视大陆人为“ 阿灿”，是一些香港人比较普遍、根深蒂固的心态。自1988年迄今，杨锦麟定居香港的时间已经不短，早已为香港永久居民，可是在不少香港人眼中，他依然是不折不扣的“ 大陆仔”。 对此，杨锦麟心知肚明。 生性桀骜，杨锦麟并不刻意地“ 与群众打成一片”，一切顺其自然。但有趣的是，无论干什么行当，走到哪里，所到之处，杨锦麟都是交游甚广，人缘出奇地好，而且上上下下都好，从来不曾寂寞。褪不去的大陆背景、时代印痕，混迹凤凰的“ 小兄弟”中间，杨锦麟倍感岁月的蹉跎；感怀生命，他抱定一种处惊不变的勇气和豁达。 居港十数年，不断的跳槽和角色变换，每一次杨锦麟都忘情地投入，眼下与电视的亲密接触，恰似一次生命不羁的勃发和突围，迅速展现出一种忘我的状态，由衷的、生命的快慰，使他犹如插上双翅，尽倾性灵。 在香港同事们眼里，杨先生做起事来，勤力、认真，不知疲倦，落手落脚（亲力亲为），更让几位拍档舒服的是，杨锦麟充满磁性的亲和力让他们无法抗拒。 《有报天天读》节目基本形态虽然敲定了，但难题还是一个接着一个。思路枯竭，又是茫然一片，杨锦麟总是会有办法使大家调整状态，这位电视外行的插科打诨、“ 不正型”，常常不经意地带给人一出出惊喜，让人心悦诚服。 工作着是愉快的，何况是三个诸葛亮凑在一起。 搜肠刮肚的夜晚，三个男人，三张嘴都说累了，脑子、肚子空空如也。“ 空着肚子哪能有作为。我知道一家特棒的火锅店，走，我请客！”有时，应对杨锦麟的性情大发，何子杰、陈保聪还故作“ 惊恐万状”（和杨老师熟悉之后，他们说其实是逗乐）。其实，“ 两张受惊的面孔之下，内心泛出阵阵温暖”，何子杰后来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 香港的十八区，各有各的精彩。中环豪门夜宴中的东方文华，铜锣湾购物天堂的称心舒心，九龙尖沙咀的游人如织，旺角女人街廉价的喧闹，甚至官塘的围屋盆菜许愿树……而九龙城古旧与时新交织杂驳出的斑斓，是那时读报三人组的绝佳去处。 深宵，九龙城里的大排档、火锅城，三个“ 大男孩”大杯酒、大块肉，大快朵颐，嘻哈绝倒，快意的笑声让邻座侧目，“ 我们却是自得其乐”。 杨先生一直是两位年轻人心目中的大侠，但到了这个时候，“ 自己也好像成了绿林好汉一条，一切已不在话下”。那样的情形，任何时候回想起来，何子杰都是一脸陶醉。让看上去斯文的香港人放肆开来，杨锦麟就有如此本事。 有人说酒桌上看出一个人的品行。适逢好酒当前，杨锦麟是爽字当头，绝不言戒的，如同他的处事为人。 那时候，杨锦麟还没有矫情地叫着嚷着戒酒，或者非花雕不可，而是粗放型地啤酒、白酒掺和着一起朝肚子里灌，要的就是这份酣畅淋漓。虽然是自掏腰包请客，虽然“ 总量控制”也常常挂在嘴边，结果却总是被“ 灵活掌握”取而代之。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一部分从空空如也起步(4) 陈年花雕盛在不透明的酒壶里，外看深不见底。小酒盏、小酒壶，一口一抿，喝起来不见大江东去般的豪气，也不会割喉烫脸，但时常会让人放松警觉，更架不住杨锦麟“ 干了干了”的阵阵吆喝。“ 怎么这么快就没了！”但凡杨锦麟请客，酒席上，他肯定是最先急吼吼的那个。“ 怎么样，今天就喝到这里”是这家伙最著名的“ 套磁”，那语调、神态，像极了站在花花绿绿糖果面前的孩子，大人们不掏出钱来，孩子绝不会轻易离去，而最终投降的当然是大人。 酒过三巡，杨锦麟便滔滔不绝。单凭讲故事、抖包袱，外加贩卖荤素段子，一桌人已是前仰后合，乐不可支。号称见过世面的何子杰、陈保聪这时候只有大跌眼镜。酒是照喝不误，乐子不断，灵感频频光顾。杨锦麟和他的团队“ 打成一片”的日子，似乎离电视越来越近，节目开始似模似样了。 2003年1月6日，下午一点正，凤凰卫视中文台，一袭唐装的杨锦麟荟萃报章精华，网罗天下大事，读报、朱批，嘬一口茶，点题一个字，声情并茂，正式开始了他的读报营生。《有报天天读》，杨锦麟以一种全新的表情侃侃面对观众，翻新杨柳，宣告了一档崭新节目样式的诞生——已经出版的报纸，被杨锦麟这家伙生生搬上了电视，霎时间读报烽烟四起，俏走荧屏。 “ 接下来的事实证明，我错了，而且错得可以。”陈保聪甘愿服输。何子杰卖了个关子：“ 观众们都看到杨sir的表现，我也不用多说了。” 镜头之五——“ 搂不住的工作狂”，连夫妻幸福生活都戒了 关于凤凰的说法，流传甚广的是女生当作男生使，男生当作畜牲使。演绎的仍然是“ 一个疯子和五百个疯子”的故事。 那时候，杨锦麟满脑子都是读报、节目，走路、吃饭、睡觉，甚至连做梦、上厕所都是。“ 为了这档节目，饥一顿、饱一顿，全部嗜好统统戒了，连夫妻幸福生活都戒掉了。”《有报天天读》火爆之后，一次饭局上，老杨冷不丁冒出的如此坦白直言，满桌人喷饭。 据说，自从老杨拿自己开涮不久，网上还真出现过有关于老杨这样那样的段子，“ 你看看人家老杨……”之类的演绎，很是热闹了一番。“ 向老杨致敬”，“ 学习老杨好榜样”从此也多了一层含义。 同样是这个话题，后来，还是在酒桌上，杨锦麟终于被迫交代，这两年，不断地有商家找他这个“ 性感糟老头”做壮阳药广告，巨额金钱诱惑之下，自己也一度动了凡心，最后，思想斗争的结果还是选择放弃。杨锦麟笑称：“ 也不是我不行，而是觉得对不起观众！”笑归笑，但要论起做事情的狠劲儿，像老杨这么玩命，这么投入，凤凰人没有不佩服的。 任职凤凰卫视，工作量大时间长，加班加点已然家常便饭，司空见惯。抱怨归抱怨，活计还是照干不误。从《有报天天读》到后来主持《周刊点点评》等，无一例外。 一段时间，《有报天天读》先后还有过几位女生。照理，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但也许不觉得累的只有一半，初来乍到时如花似玉的小女子，一段时间抵挡下来，几乎都被“ 摧残”成了男人婆。 邹倚天，凤凰女生，曾任节目早期编导。回想起那段时间，她嘲讽自己“ 基本上过着香港农民的生活”。几个月下来，这位漂亮美眉眼睛充满血丝，一向自信的“ 还算姣好的容貌已露出无法遮掩的憔悴”，她甚至担心起来，长此以往，自己恐怕难以嫁出去了。杨锦麟的亢奋状态始终如一，不由得她彻底惊叹…… “ 从来没有见过他精神不振，情绪低落”，“ 每天一进录影棚，杨先生就会大声‘嘿！吼！’地吆喝几声，活像武侠片里的大侠，这样一来就搞得全体工作人员精神大振”。面对不知疲倦的杨先生，渐渐地，邹小姐也被这个少有的“ 搂不住的工作狂”带进了状态。 如果说，邹倚天最初的表现多少有点被逼无奈，那么后来同样是搂不住似的狂干起来，而且还干得十分开心。接下来，他们又在另一档新节目《周刊点点评》愉快地合作，同样故伎重演，搂也搂不住地干。这是后话。 有几件事，至今听起来还像是笑话。 杨锦麟自称“ 都市里的老农民”。每天赶最早的巴士出门，整个车厢没有几个人，一来二去几张面孔相互熟悉起来，免不了讲上几句。“ 阿叔”长、“ 阿叔”短，杨锦麟后来才知道，原来有几位清洁阿伯一直把自己当成同行。这也难怪，“ 有钱佬”、“ 坐写字楼的”谁会紧赶慢赶地在这个时间出门呢？ 杨锦麟从不去点破自己吃的这碗饭，其实与这些阿伯、阿婶大不相同；相反，他会当作是自己了解香港民生、世情的一扇特殊的窗口，并十分乐意享受他们的友善甚至口无遮拦。有时候，彼此之间的简短对话，还成为他当天读报时打开话题的引子。 SARS肆虐香港期间，又一位在隔壁大楼里打扫厕所的老兄，硬把这个戴着眼镜、捂着口罩，每天都能在车上碰面，又在同一个站下车的家伙当做自己人。“ 你一天扫几次。”终于有一天，他问杨锦麟。老杨答：“ 三次。你呢？”那人回答：“ 八次。”“ 你们老板够狠的。他是谁？”那人回答：“ 李××。你老板呢？”老杨答道：“ 姓刘。他还没你们老板狠。” 后来，杨锦麟把这段对话告诉了刘长乐本人，刘长乐点点头：“ 还不够狠，还不够。杨兄说得对。”记得有一年，老板生日，凤凰同仁将一台榨汁机作为礼物奉上，寿星刘长乐喜滋滋地绽开笑容，欣然接受，依然表示：“ 榨得还不够，还不够。” 《有报天天读》火爆后，有位内地记者“ 如影随形”跟了杨锦麟两个工作日，整整两天，这位同行几乎是一路小跑。结果，她被屏幕后面这样一些东西深深地感动，并在自己的长篇报道中记叙道：“ 争分夺秒的速度，厚积薄发的智慧，书生言责的气度，甚至那份因为腰椎间盘突出时盘腿而坐就像受刑的忍耐……都镌刻着杨锦麟天天读报纸的真实。”这位媒体同行看到的、体验到的，其实无非都是些杨锦麟每天工作的常态。 香港的繁华尚未苏醒，依然沉静在一片惺忪之中。 清晨六点，在香港凤凰卫视总部，一位年轻的内地记者，刻意赶了个大早，见到了踩着点赶来的杨锦麟。她对杨锦麟的采访正是对他工作时间的精确记录开始的。于是，人们看到了杨锦麟忙碌的一天。 “ 六时许，匆匆放下公文包，他大步流星地扑向一摞报纸，‘寄居’在资料室的办公桌边，埋首阅读、挑选、摘录当天的报纸新闻、评论，争分夺秒，嘴里轻轻地哼着无名小调。 八点十二分，杨锦麟和负责阅读外文报纸的编辑商量当天的选材； 八点四十五分，策划结束，杨锦麟继续到网上查漏补缺。与编辑确定读报内容后，他还会逐条阅读、简评； 十点一十五分，看报结束； 十点三十分，化妆，换上他的经典行头——唐装； 十一点，录播（用杨锦麟的话说，实际上是准直播，基本上是一次过，常常是他读完手中的最后一条稿，节目时间刚刚好）； 十一点三十分，结束《有报天天读》录播，杨锦麟又被拉去做其他节目，直到夜晚收工。” ………… 这里记录的不过是杨锦麟平常的一天，只要是工作日基本如此。 这位来自上海的记者，临走前，由衷地感叹道：“ 杨老师，按照你这种工作态度和工作强度，在我们那里早就评上劳动模范了！”杨锦麟哈哈笑着，指着一群凤凰同事说：“ 如果按照你们的标准，那我们可能都是。” 其实，和杨锦麟以及凤凰的伙伴们同样繁忙的，还有凤凰的录音棚，杨锦麟前脚腾出地方，又一拨录（直）播节目马上进场。因此，杨锦麟的节目只能一次过，掐着时间一次性搞定。加上这家伙一旦进入录影状态，就是一气呵成，几乎没有NG过，可能这也算是奇迹。 记得最多的一天，杨锦麟本人就做过六档节目——刚做完当天的《有报天天读》；接着就是资讯台正点新闻的点评；然后又连着做了两期《周刊点点评》，刚刚走出录影棚，临时又添加了一集《时事开讲》嘉宾。好不容易做完了，资讯台的负责人说，都八点多了，九点档《时事直通车》的点评，杨老师就做完才回家吧。就这样，杨锦麟就像是上了磨的驴子一样，一天连轴转，录制了六档节目。 尽管是忙得昏天黑地，除了做节目之外，杨锦麟这家伙的嘴始终没有闲着。他逢人就说，按照《资本论》最基本的理论依据，这就是剥削。可控诉归控诉，但看杨锦麟，好像还挺投入似的，乐意这样屁颠屁颠的，时不时又哼上小曲儿，那么地陶醉，那么地乐不可支。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一部分低成本启动 五、低成本启动，报纸是借用的，连唐装行头也只有上半身 即使在今天，络绎不绝的内地同行参观凤凰香港总部，所见到的凤凰卫视办公场所之紧凑、简陋，录影棚、直播间之狭窄和局促，一些硬件设施之陈旧，甚至还抵不上内地地市一级的电视台，着实让他们惊诧不已。当然，更令他们惊诧的还是凤凰螺蛳壳里做道场、魔术般的神奇。 从1996年开张，直到2003年的七八年间，凤凰卫视因陋就简，低成本节目启动，以一个商营电视台模式运作，尝到了甜头，积累了不少成功案例，一如凤凰所标榜的《凤凰早班车》、《锵锵三人行》、《时事开讲》、《新闻今日谈》、《风云对话》等诸多谈话类节目。于是，低成本、高收视、高效益，几乎成了凤凰高层在设计、敲定新节目时的模板。 一档新节目问世，通常内地电视台也会进行可行性论证以及审议方案、组建班子，落实预算经费等常规运作，每一环节似乎都像模像样，所谓的“ 大投入、大产出”已然金科玉律。而对于商业运作的凤凰卫视，这方面却显得有些“ 落伍”，奉行的法则依然是“ 少花钱多办事，不花钱也办事”。用刘老板的话说，最最好当然是“ 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凤凰几档高收视的“ 口水”节目，无不是这一“ 法则”的绝佳体现。引用凤凰人自己的话说就是：“ 凤凰灵活的体制，给了我们超乎预料的空间；资源不足又迫使我们‘另辟蹊径’。” “ 法则”如此，《有报天天读》只能“ 轻车简从”，低成本、轻启动，以小博大。节目开办时的简陋，绝非内地电视人所能想见；可利用的有限资源，让杨锦麟们捉襟见肘；至于“ 无限空间”，某种意义上来说，即是“ 空空如也”。 先来说说人员，一档日播节目，直接的参与者包括主持人在内，可怜到区区两个半；直接的资源，无非是每天要读的十几份报纸，还都不是归栏目组专有；就连杨锦麟的一套招牌行头，不过是深圳罗湖商业城的廉价出品，并且歪打正着，废物利用。 杨锦麟的那些行头，原本是为另一档节目准备的，就因为成本和没有客户的广告投放，节目试播几次就叫停，杨锦麟的唐装反而没有了着落，既然又有新节目，正好用上。新闻类的电视主持人穿唐装出场，又是杨锦麟首开先例。最搞笑的是，一开始时，杨锦麟的唐装都只有上半身，主持节目时，杨锦麟下身穿的不是牛仔裤就是休闲裤。幸好，演播室的镜头只会给到主持人的上身，否则非穿帮不可。而杨锦麟毕竟是杨锦麟，就这样穿着，他依然镇定自若地主持着这样那样的现场直播节目。当然，现在的杨锦麟已今非昔比。现如今，主动找上门来要给杨锦麟量身定制服装的厂家不在话下，而且面料、样式和裁剪都非常考究。说穿了，无非也是想借老杨的名望扩大影响。 关于《有报天天读》的直接成本，外界曾经有一种说法，满打满算不过是一个不足挂齿的数字（据说迄今为止还是商业秘密）。虽然，这让凤凰的一些人不太情愿接受。但有一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节目的原材料，即每天读报用的报纸杂志，并非读报栏目组独享，而是多个节目共有，并且反复使用。这种延续至今的“ 传统”，逼得杨锦麟不仅练就了超常的好记性，能在短时间之内快速填满大量资讯，还要沙里拣金，长出一双慧眼。 “ 现在的凤凰要的是少花钱多办事，最好是不花钱也办成事。”刘长乐津津乐道，近乎开玩笑般，但低成本运作，务实高效一直是凤凰的“ 杀手锏”。《有报天天读》节目一路走来，有波折起伏，也够得上火爆、出彩；但从低成本启动，到低成本运作，同时维持高产出，其运作模式依然是凤凰作风。 对于资源利用、信息共享，凤凰总是琢磨着怎样使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最少，浪费越来越小。虽然，作为常规，一般企业也都会有所顾及，未见多么奇新；但是，不仅仅作为一种经营管理目标，更提升为一种务实的理念，乃至一种境界，凤凰卫视的创新也在于此。对于凤凰而言，电视栏目或节目开办、淘汰，成本核算和经济收益，才是金科玉律。 致力于打造大传媒，已拥有多个电视频道的凤凰，通过不同媒体平台的资源分享，除了使自有资源的附加值放大，同时，凤凰花巨资购买国际通讯社等机构的信息，也得到最大限度的开发、再利用，这里也包括凤凰订阅的世界各地的报刊资源。对这些资源，杨锦麟充其量不过是每天的第一读者、第一利用者，这些报刊的反复利用、发掘，既符合凤凰巧借外援、资源整合的媒体方略，又是凤凰内部流行的“ 把骨头嚼碎了做节目”的绝佳体现。曹景行在凤凰之所以被称之为“ 影帝”，并不是曹先生连中三元，将电影表演也一网打尽，而是作为凤凰评论员、节目主持人，他影印资料数量之巨，无人企及。此“ 影”非彼“ 影”也。 尽管《有报天天读》早已不是开办初期的捉襟见肘，时至今日却依然维持着低成本运作。如今，越来越多的报刊，期望自己的版面能出现在电视上，希望能借凤凰卫视、杨锦麟的金口，更广泛地传播，并以此为荣。记者、编辑们如此，老总们也概莫能外。杨锦麟似乎富裕起来了，内地包括东南亚等越来越多的主流报刊，往往抢着在完成报纸清样的第一时间，立刻通过网络发送给香港的杨锦麟。杨锦麟成为了越来越多报纸名副其实的第一读者，凤凰卫视也因此拥有了国际、国内间更广泛的纸媒资源和信息通道。 “ 借船出海、借鸡下蛋”的资源策略、拿来主义，着实让凤凰获益良多，成功的例证比比皆是。彰显特色的改造、为我所用的整合，凤凰总是有自己的办法。有人戏言，凤凰节目是“ 剪刀加口水”，《有报天天读》更是如此。但真能把一档节目做到有人追捧，下午一点按时守在电视机旁，非要等着这道“ 饭后点心”才心满意足，怕是单凭口水哗哗无论如何也喷不出来。 “ 你可以不读报，但你不能不听杨锦麟读报。”看似简单的电视读报，被颇权威的媒体推举为“ 年度电视节目”，这的确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电视读报的节目类型，只是凤凰诸多资讯集锦类节目的其中一档。《凤凰早班车》、《媒体大拼盘》、《时事直通车》、《新闻点点评》等等，不外乎都充当着二传手的角色。对于并不新鲜的资讯，对于大同小异的节目类型，杨锦麟只能用自我鲜明的个性区隔着相互的重叠，在似曾相识之间烙下深深的杨锦麟这家伙的痕迹。把握火候、拿捏分寸之间，个人魅力、风格特征，杨锦麟把信息传播变成了最具个性化色彩的风格传播。 然而，低成本运作始终是一把“ 双刃剑”。 作为一个商业电视台，成本低廉既是相对弱小时面对惨烈竞争，维持生存、精打细算的应对策略，但多少也带些迫不得已。同时，低成本、小制作，也使得凤凰迈向所期待的具有国际影响力媒体进程，尚需假以时日。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一部分扩充营业 六、一月下来，《有报天天读》二度加时，扩充营业 时常也会以人生规划、经营之类的理念灌输提点后辈的杨锦麟，从小就不乏对未来的种种憧憬和向往——即使在他仅读了几个月的初中，就奔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知青岁月；在他终于病退回城，当起街道临时工，穿行在厦门阴湿的地下，杨锦麟都一路怀揣梦想……但到凤凰之前，无论如何他大胆设想、多次转型，电视节目主持人都不曾在杨锦麟的事业规划之中。 凤凰斗胆把没有丝毫电视经验的家伙推上屏幕，这是凤凰的灵活性。 杨锦麟成名后，“ 性感的糟老头”的封号不胫而走。对此，时常有媒体拿来调侃，向杨锦麟考证。杨锦麟连连自谦，“ 千万不要以为我和性感有什么联系，我也不觉得自己很有魅力”，不过，那个“ 糟”字，他还是蛮喜欢，认为这是含金量最高的。“ 有空的时间，可以尽情地在这个糟字上浮想联翩，哈哈！”要说《有报天天读》最开始的几期，确实有点儿糟不忍睹——没有新闻现场、没有动态画面，电视所擅长的影像、现场声统统没有；有的只是一个“ 糟”老头，几张样报，和一口未经训练且发音不准的原音，鼓噪喧嚣，稀哩哗啦挤满了电视屏幕。 《有报天天读》的节目流程大体这样：每天，杨锦麟会从超量的报纸杂志中进行筛选，替观众找出有价值的信息和资讯，充当大众的信息发掘者、管理员、新闻DJ。从信息来源方面，确切地说，杨锦麟案头上数十种报纸杂志堆积如山，没有法眼是很难沙里拣金的。 电视读报，理论上说来是对电视话语信息进行重新发现、开掘的产物。声画兼具虽然是电视的强项，但电视视觉化的传播一般来讲是难以达到文字媒体抽象表达的水平。报纸上的观点类内容，一直是电视的软肋，报纸擅长的深度评论与分析，恰恰是电视所欠缺的。由凤凰最先启动，《有报天天读》读报类电视节目，通过摘报、读报，集中报纸、电视两大媒介之长，使得电视在报道事实之外，援引报纸言论增加电视报道的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电视自身理性与深度不够的缺憾，同时增大了信息量。 而杨锦麟充分利用香港媒体的这一身份、体制差异，点评国内外主流大报的社评、头条，独辟蹊径的报道，再加上自己的解读，个性化表达。《有报天天读》就这样打开了一扇对内地观众而言全新的窗口，一条对电视而言另类的路径。 国外有研究资料表明，百分之五十的电视栏目，其寿命在一年左右，而初创阶段是新开办栏目生命最容易夭折的脆弱时期，《有报天天读》能否幸运过关，杨锦麟也捏过一把汗。 “ 坐观风云起，点评天下事”，信息量的丰富，表达的率真、不造作，越来越多的观众终于被吸引到《有报天天读》节目中。《天天头条》、《天天有话儿》、《天天两岸行》……甚至连节目最后“ 点题一个字”都不乏追捧者。因为喜欢，所以喜欢。甚至主持人的体型、口音，“ 无法克服也没有必要克服的瑕疵”，一样照单全收。 观众手中的遥控器，最终表达出超乎寻常的认同。《有报天天读》最初十二分钟的设计，是依照凤凰新节目严格的制作流程；节目渐行渐长，延时加料，最后固定为三十分钟，当然是顺应观众、顺应市场。节目收视率也像一个奇迹，在数十档凤凰自制节目当中，先是毫不费力地进入前二十五名，一路过关斩将，很快跻身前十五名、前十名，接着进入前三甲，后来牢牢地占据榜首。 据央视—索福瑞媒介收视资料显示，《有报天天读》一度成为仅次于CCTV1《新闻联播》的中国第二高收视栏目；同时，杨锦麟还开创了凤凰卫视年度个人栏目最高广告收入的佳绩。 从年初触电，踉踉跄跄地登上荧屏，一跃晋升电视名人之列，杨锦麟的一夜成名好像“ 大跃进”年代的大放卫星，让人有些不可思议。而2003年，各式读报节目滥觞荧屏，成为内地电视台节目创新最直接、最见效的收获——没有读报节目的电视屏幕，没有谈资、缺乏亮点，几乎是不完整的。 “ 转台风波”几乎酿成事件。一度《有报天天读》节目调整，由凤凰中文台移至资讯台，竟引发观众和网民的“ 强烈抗议”，直到节目原样、原时段重新恢复，这场风波才算是平息。 当然，这些是后话。 权威人士称，2003年是凤凰进一步确立其国际性媒体地位的一年；而对杨锦麟来说，这一年，知天命、知遇凤凰、知遇电视荧屏，一杯清茶、一身唐装、一家观点，一不留神就成了“ 电视时代最眼尖的读者”，《有报天天读》成为年度最具创意节目，同时确立了杨锦麟这位电视“ 新人”的媒体地位。他身体力行的读报人论政“ 拔火罐”功能与职责，开创的差异化读报的先河，无意中成为了献给自己五十岁生日最好的礼物。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一部分中华读报第一人(1) 第二章“中华读报第一人”——读报点点评 一、“ 花”“ 发”不分，“ 这厮总是将‘幸福’读作‘ 性壶’” 在凤凰，主持人的概念与内地电视台大相径庭。 简单地说，主持人采编播合一正是凤凰所尊崇的。作为凤凰的成功经验之一，管理层对节目的管理，主要任务是只讲述节目样式，往往在把创意交给主持人的时候，其实是拿出了一个宽广的舞台，如何施展就是你的事了。如此巨大的空间，使得实际操作层面各路主持人在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上都表现出相当的独特性，具体到《有报天天读》，杨锦麟也是如此。 作为学者、报人、专栏作家，丰富的阅历，经年的积累，采编对杨锦麟来说当然不成问题。然而，没有任何电视、播音专业训练和所谓“ 科班”背景，却要面对镜头侃侃而谈，靠一张嘴吃饭，“ 国语不准，英文走调”一度成为这家伙最大的诟病。踉踉跄跄，摸着石头一路过来，人们终于接受了杨锦麟大气之下的不完整。 杨锦麟的人生经历有着很强的时代印痕。在社会大潮裹胁之下，他的个人际遇颇有几分戏剧色彩，充满了动荡和不确定；而他的每一次转型，积淀成阅历，都丰盈、充实了他的人生，提升着他的自我价值。返乡之后的高考，毕业留校，潜心学问，香港十五年间频繁地变换工作，每一次，杨锦麟总是勇敢面对新的尝试，坦然接受命运的挑战。 人生旅途，相遇凤凰，相遇刘长乐、王纪言两位“ 伯乐”和他们不拘一格的创意，加上凤凰卫视另一位早就瞄准杨锦麟的副总裁钟大年极力推荐，结缘电视，虽然是他几辈子都不曾想到过的事，但缘分的不可言说，恐怕也正在于此。 加盟凤凰卫视，新奶酪的确诱人，同时考验着新人杨锦麟。 杨锦麟非常清楚，内地电视节目主持人或播音员，作为一个行当，按照科班标准，除了要有完美的声音，还要经过严格训练，标准发音是要素之一。他曾经自嘲：“ 按照当下最科学和传统的观念，我大概没有一样符合电视主持人的基本要求。”“ 窃以为，我这种变音国语，臃肿身材，平凡长相，年过半百的对象，在内地任何一家电视台，不仅不可能上岗，即使哭着喊着争取在电视台当个门卫保安也未必有机会，更遑论被推到前台，由着自己的性子干上一番。” 此话不假。在内地，许多电视台更多的是把字正腔圆、模样俊美作为挑选主持人的必备条件。照此标准，杨锦麟自然是无缘的。同样，作为一家电视台，敢不敢热卖一个主持人，也是需要勇气的，并非所有的媒体都会这么做。业内业外，都知道刘长乐擅长“ 榨汁”，而且榨得彻底，他同时还根据需要改变、调整着榨汁的方向。凤凰的许多主持人、评论员，身兼数职，好像万金油一样，正是基于凤凰主持人培养的理念。一专多能，虽然大大地增加了主持人的劳动量，但名牌主持对迅速提升节目质量是决定性的。杨锦麟和他的读报节目又是一个最直接有效的例证。 最初的日子，老杨读报，赞美的声音、数不清的模仿克隆，《有报天天读》虽然叫好又叫座，但毛病也数倍地被放大。发音不准、兼带读错是杨锦麟最招人议论的把柄。以正统规范播音，杨锦麟的口音岂止是“ 瑕疵”，简直就是不可饶恕。读报早年，杨锦麟“ 冒冒失失”地开口，更多地源于他对电视的“ 无知”，正所谓无知者无畏。 浓重的闽南口音，杨锦麟总是“ 花”“ 发”不分，“ 飞”“ 灰”不辨，吃饭从他嘴里说出变成“ 吃患”，民族英雄岳飞读成“ 岳灰”，连自己的家乡福建经他一开口也成了“ 胡见”……“ 这厮总是将‘幸福’读作‘性壶’的家伙。”这是凤凰卫视杨锦麟的福建同乡程鹤麟经常挂在嘴边开涮的一句话。 关于杨锦麟口音的笑话还真是一箩箩。 凤凰邮箱里，一度专给杨锦麟纠错的邮件排起了长队，指点纠错的、诲人不倦的，甚至调侃、痛惜，不一而足。别说，杨锦麟的大无畏还真引起了个别观众的“ 极度愤慨”。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电视媒体同行，曾经发来长长的电子邮件，一条条历数杨锦麟读音不准的“ 罪状”，严厉地要求杨锦麟即刻放弃读报，改让帅哥美女上场。老杨这家伙就是脸皮厚，还公然“ 家丑”外扬，把这事情搬到节目上去曝光，他坦然地对着镜头说：“ 这把年纪，找一份工作不容易，你就凑合着听吧。”哈！瞧这家伙！ 还有一次，在他作为名人演讲的现场，答问环节，仍有“ 粉丝”在提问最后，特别提请他纠正两个发音，杨锦麟欣然接受，但却保证不了：“ 难免还是会犯同样的错误，请大家姑妄听之。”话音未落，已是满堂喝彩。看得出，台下的听众们的确把老杨当成了自己人，一个熟识的朋友，非常亲近的人，虽然优秀，可是也会同自己一样有毛病、有短处。 闻过则改。观众的监督、厚爱，热情纠正，一度使杨老师虚心地动了真格，刻意纠正起自己太不标准的普通话。当杨锦麟拼命地卷起舌头，咬牙切齿地、煞有介事地操起京腔京调，试图发清楚每一个字的音时，结果可想而知——矫枉过正，一不留神，儿化没边过了头，别提多别扭了。 一场颇见声势的“ 正音运动”下来，杨锦麟普通话依然不正，发音依然不准，所谓字正腔圆、标准播音，看来遥不可及，只能是照亮前进方向的航标、灯塔了。这下，已经饱受杨锦麟口音“ 污染”的观众，要么将就凑合，要么全盘接受，照单全收。 在观众心目中，这位一周五天准时来到自己家中的常客老杨，识见精辟，点评到位，让人有一种“ 的确如此”的感觉。 每当午间小憩时分，他像是如约来到家中的一位老朋友，时常出现在自家客厅或饭厅，亲切、自然地读出当天报上刊载的要闻头条，放松地与你分享他的见识、观点，坦诚而富有见地的发表意见，与自己一起分享资讯；而且这家伙敢怒敢言，七情上面，遇事待人也会像自己一样兴奋感动，义愤填膺，拍案而起……流露出真性情、真模样。渐渐地，越来越多的观众似乎与这位给自己读报的家伙达成某种默契，大而化之，就像是对待身边的家人、朋友，谁还会没完没了地挑剔对方的相貌、口音，这样那样的小毛病呢？也有越来越多的网友们在网上力挺杨锦麟，他们更在乎的是一个字——爽！ 正音无功而返，杨锦麟这家伙率性而为的本色依旧，“ 性壶”生活、发挥“ 花飞”读报声声依旧。成了名人吗？怎么可以没有个性、没有个人风格呢！瑕不掩瑜，“ 杨式口音”恰恰成为杨锦麟日后的招牌之一。 电视是一种感觉媒体，受众的忠诚度，往往是跟着感觉在走。主持人是节目的代表者，因为对主持人的信赖、青睐而锁定、追捧节目，观众接受了杨锦麟大气之下的不完美。 二、行走江湖，一张不年轻更不英俊的脸 放眼望去，内地的电视屏幕，俊男靓女加美声，依然占据着绝大部分的江山。虽然近些年从中央电视台到各地方台，异军突起了一些“ 另类”主持，像崔永元、李咏、方宏进、刘仪伟、张越、元元、马斌等等，这些面孔的出现，无论从他们的表达方式、主持风格，乃至因人而设计的节目样式，都在改变着内地电视节目主持这一行当的生态，甚至有些人初出道时被当作“ 异数”，带出不少“ 震撼效果”其实也是不为过的。 CCTV名嘴白岩松曾经感慨，中国电视的不成熟以及与此相关的浮躁，主持人过于年轻乃病灶之一。一度依然年轻成了小白最大的焦虑，而“ 渴望年老”是他最大的期盼——虽然他本人当年恰恰是因为电视、因为年轻而一举成为当红的电视节目主持人。 早已晋级名嘴之列的白岩松，在关于电视节目主持人的“ 胡思乱想”时，有过这样的见解：“ 节目主持人太多让人知道了其实中国并没有真正的主持人，而主持人太年轻则让人感受到中国电视的不成熟和与此相关的浮躁。”在他看来，中国的电视屏幕上，缺乏一张成熟长大的脸，更鲜见背后的知识、阅历的积累。 白岩松当年也是从耍笔杆子、摆弄文字“ 跳槽”电视的。至今，他仍很看重甚至有几分享受自己曾经四年多的报业经历。对比过往只见其名不见其人和如今的抛头露面，白岩松概括出其中不同的趣旨：夜深人静的时候，品味着好的文字，会给人的思想深处掀起阵阵波澜；而影像落足于人群最喧闹的当口，忽闪起人们喜怒哀乐的情感。幸运的他两样都没有落下，而且都做得不错。 但渐渐地，跻身于和自己一样甚至比自己更稚嫩的面孔中间，白岩松迫切的愿望是“ 渴望年老”。据他的说法，国外很少有三十五岁以下的节目主持人，MTV除外。如若要按照此“ 国际惯例”，说这话时的白岩松甚至连出任主持人的资格都没有，遑论如日中天的知名度了。虽然，小白的一番话道出国内电视节目主持人行业的实情和现状，但听上去多少有点矫情、倚小卖小，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味道。 其实，小白大可不必“ 妄自菲薄”，顺其自然，这道年龄的门坎总是会跨过的。对内地的节目主持人来讲，真正难的是摆正心态、增长阅历。品格的卓越，修养的深厚，真正具有内在气质的主持人，无论年龄，都会受到观众的欢迎。 初涉电视，杨锦麟的心态就是如此。不以己悲，不以“ 老”卑，坦然应对，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成名之后，有记者问杨锦麟，难道当初就没有想到过，节目没人看，读报没人听吗？“ 那又怎么样，大不了就不再上电视，重操旧业就是了！”其实，杨锦麟还有一句到嘴边的没吐出来：“ 肯定不会演砸的，不会让老板的票子白付。”老杨就是这样自信，观众就这样被征服。 除了讲求貌美、年轻、标准音，内地媒体主持人的选择还比较看重毕业院校、专业、外语程度等硬件，而西方媒体对于主持人的选择，更在乎主持人的阅历、人文素质、是非观念，物色对象会偏重资深的新闻从业者，或者业务娴熟老练、观察入微的老记者，看重的就是他们深孚众望，威服四方，他们的思辨能力、演讲能力、创造力与个人魅力。凤凰的媒体经验许多来自西方。起码，他们注重明星效应就是很有力的明证。 2003年，是拉里·金在电台、电视台从业的第四十六个年头。作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王牌主持人，他主持的《拉里·金直播》是全世界第一个开通观众热线的电视谈话节目，拉里·金是美国电视界最高荣誉艾美奖的得主，被《时代周刊》誉为“ 麦克风大师”。按照内地电视台的标准，拉里·金早已过了退休年龄，可他却越做越火，历经二十年而不衰。这位身价极高、爱刨根问底的公众代言人，在节目中的颔首、摇头和叹息，观众都不难感受到他的真诚、善意、尖锐、犀利和机敏。这正是他的魅力。 沃尔特·克朗凯特1962年起独自一人主持CBS晚间新闻，上任后经过五年时间的顽强努力，打破了NBC晚间新闻称雄天下的局面，使CBS晚间新闻占据收视率之首。美国许多的年轻人承认，他们是听着“ 沃尔特大叔”的报道长大的。除了他本人曾五次当选为“ 美国十大有影响力的决策人物”，而围绕他的继任人丹·拉瑟的争夺，美国三大广播公司由秘密而演化为公开的交战，在八十年代初上演一出闹剧，“ 大拍卖”的结果使得这位出身贫寒的得克萨斯穷小子成为开创了天价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一支“ 最热门的股票”。 为什么主持人的争夺日趋白热化？依照美国电视界权威人士的说法，如果一个新闻节目成功的所有因素加起来等于十，那么主持人的因素则占八。就此一点，凤凰的体会可以说是最深，落的功夫最足，对主持人的挖掘也最充分。当然，凤凰的“ 榨汁”还受制于自我的局限。 凤凰的人才路径，不外乎一是直接招募业内高手，即“ 挖角儿”；二是对有潜质的人量体裁衣，制造高手。杨锦麟显然属于后者。在刘长乐眼中，像杨锦麟、曹景行、何亮亮这些满腹锦绣文章的文人，先前并没有在电视上露过脸，在大陆电视相信俊男靓女主持人票房价值时，凤凰却相信思想比脸蛋更有力量。于是，土洋结合、中西合璧、各司其职、一专多能、两岸三地通用的操作方式，专业的运作规则，凤凰逼出了自己的高手，打造出熠熠生辉的明星阵容。 杨锦麟毫不讳言自己“ 年龄一大把”。照他看来，半百年纪，这正是电视节目主持人的黄金时期，比起那些一档节目做了十几、二十几年依然活跃荧屏的超级大腕，杨锦麟常常自嘲，无论是自然年龄还是“ 电视龄”都相去甚远，需要继续磨练，假以时日。因此，杨锦麟十分清醒，他以平常心读报，以平常心担任主持，恪守本色，从不欺场。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一部分中华读报第一人(2) 三、率性自然，嬉笑怒骂，个人风格遂成节目气质 杨锦麟的媒体经历是从香港开始的。 照理说，报刊的编辑、主笔、总编，十几年的笔耕，发表过逾百万字的文章，在香港最顶尖财经类报纸开设十几年的专栏，还出版有几本专著，要说杨锦麟的名气也不小了。然而，这一切仅仅限于在业内，是圈子内的知名度。 电视却完全不同。时至今日，电视不只是一种技术或工具，它正改变着人类的文化，有人说它更像一种新宗教。可听可看，电视媒体的视听双通道，决定了电视节目最大的特征在于它的视听互补和声像兼备，形态丰富而多样。作为节目与观众之间的中介，电视节目的主持人具有信息载体的功能，他所传播的意见是立体化、多方位、参与式、整合后的观点，更具有易受性和感染力。由此，在节目中抛头露脸的主持人受欢迎的程度，对节目至关重要。有人把主持人参与节目的程度深浅，作为衡量其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有人把人格化传播与对象化传播，作为电视节目主持人最显著最具代表性的特征。 在电视控制了公众话语权的今天，不少名人都争先恐后涌向电视这个新教主了。而杨锦麟“ 触电”偶然的因素很大，友情出演的成分不低，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征兆，也来不及做任何成名的准备，或者只是说改换一个新的“ 工种”，一次再就业工程，至于凭借一档电视栏目而一读成名，一发不可收拾，这的确让杨锦麟有些措手不及，更引发他的连串思考。 风起云涌、波诡云谲，大事不断发生的一年，在为2003年进行盘点和梳理时，媒体不约而同地用上了这样的字眼——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全面进入决策层，SARS猛烈袭击，香港社会政治局势急速变迁，台海危机再起波澜，英美联军攻打伊拉克，萨达姆被俘落网……对媒体而言，这样的世界真可谓多姿多彩。将世界各地发生的大事要闻、各方面的观点立场，尽可能多地传递给观众，这对媒体老姜杨锦麟来说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多年的传媒界浸淫，这套“ 专门手艺”他已然十分娴熟。但就电视的表现形态，习惯了纸笔营生的杨锦麟的确又面临一个全新的挑战。 虽然说，传播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追求效果、产生影响，电视并不例外。但毕竟介质不同了，对象也大不一样。作为节目主持人，栏目的核心和灵魂，如何在短短二三十分钟的节目中，进行有效传达而达至最终目的。而海量的信息曾经并且目前依然是凤凰时事类节目的一大特点，仅中文台，以资讯信息、观点评说见长的节目绰绰有余，不少已声名在外。到了杨锦麟究竟该从何处落脚并起步呢？《有报天天读》又如何来体现其独特的存在价值呢？老辣的杨锦麟最终的杀手锏只能是采用个性，用个人风格来区隔读报与同类资讯节目的不同。不可替代也无从复制，于是这成为了老杨读报节目最核心的价值，也成了他最独特之处。 “ 非典” 肆虐，人心惶惶。杨锦麟充分施展了言责的难能可贵。 《有报天天读》从1月间开播到3月，还是节目的培育期，也即是行内人所谓的危险期，新节目能否成活、能否聚集人气，正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刚刚摸到了一些镜头语言的规律，浅试初尝，杨锦麟在镜头面前稍微放松下来。一场波及全国的“ 非典”疫症把读报人杨锦麟推到了公众面前。 关于“ 非典”已经有太多、涉及面太广的记述。几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杨锦麟在当时的节目中都做了很好的诠释，读得很精彩，即使今天回放，依然饶有意味。 2003年4月间，定于18 日召开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被延迟到20日。当日，原为主角的卫生部前部长张文康却没有出现，高强以卫生部常务副部长身份对媒体宣布的论断也与之前张文康所言大相径庭。据当年早早赶到会场的一位老记者回忆，张的名牌是到了发布会正式召开前临时被换了下来的，也许外人看来不过是细微的变化，而此举的实质意义却是，当日下午，新华社获权发布消息，张文康被免职，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孟学农也被免去党内职务…… 重大人事变动带出的是随之而来的疫情防治的发力，后来有媒体总结称，“ 非典”大考催生了“ 官员问责”，杨锦麟是最早发出拷问声音的新闻传媒人。在香港，依靠对资讯的大量掌握，借助《有报天天读》的节目平台，那些日日夜夜，每天捂着大口罩的杨锦麟一边比平日更早出门赶到公司，除下口罩做节目的时候，用七情上面形容杨锦麟的读报状态，实在一点也不夸张。焦虑、义愤和悲悯，对官员的推诿渎职的怒其不争，对每天各地新增病例不断上升的无能为力，老杨的言责发挥得淋漓尽致。节目中，杨锦麟不断地发出质询，对公共危机处理、对预警机制、信息披露程序、公共知情权、公共医疗卫生体系等等，作为一个曾经体制内的媒体人，他的洞见、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观众们看到了什么是专业操守和专业精神，体味到了一种深厚的悲悯、人文关怀，真正的媒体的力量。 四、“ 非典”时期的经典画面，“ 情愿以为这仅仅是一种巧合吧” 有些说法广为流传，虽难以证实，但很多人愿意相信，这正是老杨的魅力。 据称，“ 非典”时期，《有报天天读》不但被内地民众作为了解外界信息的最佳渠道，亦是他们最喜欢的节目，而且杨锦麟在节目中尖锐的点评，还是两岸高层了解民情的重要渠道，制定应策的重要参考，甚至直接促成了当时某些重大举措出台。有人赞誉这是杨锦麟的铁嘴直接促成的，老杨却说，“ 情愿以为这仅仅是一种巧合吧”。 总之，“ 非典”期间，《有报天天读》收视率飙升，人气指数、观众满意度飙升，杨锦麟的知名度更出乎意料地迅速飙升。不少人开始四处打听，此老兄究竟是何方神圣，如此胆大放言，还言之凿凿，该是有人指使，而且后台还很硬吧。一时间，杨锦麟成了神秘人物，云遮雾障般的。 不知道该不该说是这场突发灾难成全了电视新丁杨锦麟，或许准确的说法还是杨锦麟牢牢地抓住了这次机会，就像八十年代的伊拉克战争之于CNN，“ 9·11事件”之于凤凰卫视崛起的知名度，尽献言责使命的同时，杨锦麟为电视读报这种别样的节目、为自己另类的电视生涯打造出一个全新天地。整个事情就好像是大师李敖经常挂在嘴边、自鸣得意的一句话“ 随遇而偷”，意思是说，人要善于因祸而福，转败而成也。 遇难呈祥，电视界的一匹老黑马，在最短时间迅速上位，在2003年，非杨锦麟莫属。 五、限制中发挥，人性化解读 作为凤凰一专多能、“ 全天候”节目主持人，杨锦麟熟知自己节目全部内容，包括每一个生产环节，往往他就是内容的制订者。 看一看杨锦麟每天大量地阅读数十种报刊后为节目制定的“ 菜单”或者叫做串联单，大体能看出他为一期节目所做的准备。薄薄的两页纸，简单的排列，外人看来不明就里，也许以为微不足道，而业内人士清楚，这就是杨锦麟每天读报的重点，篇幅极其简要全因这只是一个纲目，其余全靠杨锦麟临场发挥。 每天节目开场，杨锦麟爽快地和各位打着招呼，“ 《有报天天读》，杨锦麟又和大家见面了”；紧接着，是他有针对性地选择当日最具新闻价值的事件或人物，加以简单评述，观点鲜明。随即，节目自然地进入了每天读报的第一环节“ 天天头条”，接下来，“ 天天焦点”、“ 天天有话儿”、“ 天天两岸行”、“ 天天浮世绘”，整个环节张弛有度，有条不紊。可以感受到，观众的收视习惯、特性在节目各个环节的设计中被充分地考虑、照顾到了，电视媒体的优势被最大限度地放大。 读报不难，读好不易。 有人慨叹，落寞的印刷媒体时代的文人们，不是败给了节目主持人，而是败给了电视。这话听上去不无道理，却不尽然。一档电视节目的基本形态一旦成型，主持人，确切地说就是杨锦麟，才能使节目鲜活、灵动起来。善于掌握时机，把握分寸，在合适的机会表达恰当的思想，杨锦麟赋予了《有报天天读》旺盛的生命的激情。节目突出了主持人的地位，把杨锦麟的才华、智慧、风度、个性、魅力等重要元素统统推上屏幕，使电视节目更具有人性味、可看性。 节目中，杨锦麟展露出的那种生机勃勃、豪爽大度、妙语连珠、迅速的反应能力和判断力，令人拍案叫绝。他那生动、充满活力的言谈举止和创造力本身，就是一种调动观众情绪的魅力。如此说来，这个占据了大量优势的家伙，一周五天为大家电视读报，想不火爆都难。 作为电视节目与观众之间的中介，杨锦麟成为了节目的一种标志，一个耀目的招牌。 对于自己这份突然的“ 迟到的荣耀”，有人好奇，通过邮件询问杨锦麟，电视上的言谈举止、七情上面，老杨是否经过排演、刻意为之，是否在有意识地“ 表演”，演技过人？杨锦麟否定了这种说法。 在杨锦麟看来，虽然职业特性决定了主持人必定是“ 做给人看的”；但主持人的有效传达，本质上说来是对节目的一种再创作。作为主持人，杨锦麟每天把经过自己和助手挑选的各种材料，根据话题和节目流程的需要，有序地串联在一起。基本的新闻实事是无可更改的，而杨锦麟的贡献，正在于他创造性地发挥，在于他将已经见诸报章的信息，通过一张嘴甚至肢体语言生动地再现在电视上，他在描绘事物的感觉上的具体性，为观众清楚地提供了认识事物的路标、指南和评说。《有报天天读》一天天的节目积累下来，观众不仅对节目的内容、观点兴趣盎然，而且对节目主持人的表达形式、个性的张扬热烈追捧。换言之，读报节目怎么说，是对主持人最大的挑战。 像曾经刻意地为自己浓重的闽南口音大搞装修一样，杨锦麟不是没有考虑过在镜头面前的标准“ 蒲士”，正襟危坐、不动声色、面带微笑或者干脆面无表情……对着镜子龇牙咧嘴的最终结果，“ 去他的，就这么着了”，终点又回到起点，依旧我行我素，面对空洞的镜头如同面对朋友、熟人、家人，真性情，真豪气，放松、自然就好。 其实，杨锦麟也有自己的秘籍，概括起来就是极强的感受力。按理说，杨锦麟的电视读报节目，确实是有很大风险的，电视所擅长的新闻现场、影像镜头都不具备，所涉猎内容还是报纸已经刊登过的，并不新鲜，而正是凭着清醒而可靠的感觉，杨锦麟十分善于辨别和抓住特定活动空间的层次、关系，将观众引入特定的屏幕空间中，为他们提供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窗口，并以易于感受的方式将这个窗口提供的内容诉之于最普通人的感官和感情中，枯燥的读报居然出现了最佳视觉效果，不能不令人称奇。 屏幕前的口语表达总是在限制中进行的，杨锦麟非常善于在限制中发挥，将个人风格彰显得淋漓尽致。 作为电视媒介的中介，主持人的风格直接关系到电视传播的效果。主持人在主持节目时，不论自觉与否，总会表现自己的精神面貌、对现实的独特感受、认识以及特有的文化素养。 杨锦麟始终对电视主持有自己的定位和诠释，他坚持认为，电视主持人并不是艺术家，也不是表演，只是特定的客观对象需要信息和表达。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一部分中华读报第一人(3) 六、明星制的受益者，明星价值可以用资本来衡量 凤凰卫视的主持人如明星般耀眼，这些明星们自然又成为凤凰当然的名片。“ 明星效应”支撑起凤凰的品牌效应。 依照商业领域的推销手法，融进了流行文化的崇拜心理、趋众心态、时尚需求、知名度等要素，凤凰的明星制，其背后支撑的理念是凤凰卫视对主持人的美学经营。 关于这一点，刘长乐曾在一个公开的演讲中津津乐道。凤凰把吸引人才作为经营之道，给他们提供发挥才能的舞台和自由，给优秀的人以彰显，并对那些能力超群、成绩冒尖的人才予以品牌化包装，把主持人当作凤凰拳头产品的一部分来爱惜、经营和推广。在这个形成波浪形的连绵生态链中，有个性化的主播、主持人系列，如吴小莉、窦文涛、陈鲁豫、许戈辉、胡一虎、曾子墨、谢亚芳等；然后是时事评论员系列，曹景行、阮次山、杨锦麟、何亮亮、石齐平等；战地记者闾丘露薇、卢宇光、郑浩、隗静……明星制，放大了凤凰的影响力，成为凤凰聚敛人才的一股引力，形成电视行业与众不同的凤凰模式。 显然，杨锦麟是凤凰明星制的受益者；同时，他为凤凰的明星效应打开了另一扇窗口。正如《有报天天读》所做的不是破门，而是开窗。 在善于和敢于制造明星的凤凰，其实，主持人的工作成为一项非常复杂的劳动过程，他需要有创造和再创造。 凤凰主持人的劳动内容和组织方式是与众不同的，主持人真正的内涵是采编播合一。这样的劳动全过程，看起来是增加了主持人的劳动量，但实际上对产品质量的迅速提升才是决定性的。因此，主持人“ 明星制”的革命，带来的不仅仅是成本的降低，而且是节目质量的提升，还有人员潜质的开发，不仅让别人刮目相看，而且让他自己都想象不到。 年轻的凤凰元老级人物窦文涛曾颇为动容地对朋友说过，凤凰对我有恩。 大学刚毕业的时候，窦文涛的想法很简单，认为自己与社会、与老板不过是契约关系。直到进了凤凰，他体会到并不都是这样，“ 这里真的是有人帮自己，把你推上一个又一个高度”。凤凰的当家小生，对自己一路走来的轨迹如此清醒，的确不容易。 凤凰常青节目《锵锵三人行》把中华文化传统和当下观众的收视习惯、审美取向有机结合，窦文涛找到了自己做电视的感觉。他以一档形式上并不新鲜的谈话节目独辟蹊径，话题选择新颖独特，观点超凡乖张，语言洒脱幽默，内容的包容性和边缘性，使节目常做常新，聚集了广泛稳定的收视群。投身凤凰，窦文涛最大的得益在于，凤凰卫视为他提供了一种宽松、宽容的语言空间和心灵空间。 窦文涛的感触是由衷的。的确，刘长乐对这个崛起较早的凤凰名牌栏目，花费了不少心血，包括前期节目的名称、样式和做法，并寄予厚望。然而，他最大的支持却是节目一旦开播后，就不再过问，从来也不看。刘长乐用他这种无为，抵挡了对节目左一个、右一个的建议批评。 董嘉耀说，自己在内地每周只上三个半天的班，经常优哉游哉地和朋友散步、打球，到了凤凰以后却苦不堪言，每天十几个小时，甚至几天不能睡觉。但他是充实的，内心充满了激情。他从自己的工作经历看到了华语媒体在世界上的进步，对大陆新闻改革的推动。 ………… 凡人变“ 凤凰”的故事，在凤凰还有很多很多。 一个媒体，一个电视台，敢不敢热卖一个主持人，是需要勇气的。尝到了甜头的凤凰依然在不遗余力地打造明星。凤凰卫视对于主持人的宣传，用“ 推销”这个词，分量显然已经不够了。建立主持人形象和塑造形象，凤凰会调动所有的资源对自己的主持人包装、推广，包括媒体的采访、屏幕宣传片等等，完完全全是“ 热卖”。凤凰卫视的明星制是一个完整的商业链条，明星价值的资本化——明星的价值以资本来量化。 杨锦麟是刘长乐的一个案例。在没有成为电视主持人（明星）之前，作为一个资深报人、专栏作家，应该说，杨锦麟同样拥有广泛的言论空间和舆论平台，以及行内的知名度。而一旦跻身电视、亮相凤凰卫视，做了《有报天天读》以后，他的知名度在短时间内迅速飙升，而且节目开播的第二个月即有广告进账，接下来更是连续攀升，一档栏目当年就创收二千多万港元，到了第二年，也即2004年广告收入已是接近六千万的进账。据说这相当于内地某个省级电视台一年的广告收入。虽然，这不能完全等同他的个人身价，但至少体现了一种明星价值、品牌价值。难怪有人说，落寞的印刷媒体时代的文人们，不是败给了同侪，而是败给了电视。 刘长乐坚持认为，如果明星是品牌价值的体现，那么，凤凰卫视的明星在整个无形资产中间占的份额应该是很大的。因为在无形资产的组成要素和结构中，主持人、评论员、记者占了很大的比例。而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他们又是一种特殊的有形资产。 在明星们为凤凰卫视增添附加值的同时，凤凰也把这些附加值量化到了很多明星们的头上。用资本将凤凰和明星们紧紧地维系在一起，凤凰除了给明星主持人高薪之外，还给予相应的股权激励。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凤凰的大腕明星们获得的股权数量仅次于凤凰少数几位高管人员。由此可见，凤凰对明星价值的资本化程度在国内无出其右，仅此一点就足以让内地业界同行们艳羡、称道。 七、一己之心推论天下，尽献言责使命 凤凰经常研究观众最真实的需要，“ 杨锦麟今天给您读报”，不只是一句简单的广告词，悲悯天下，杨锦麟始终把自己定位一个媒体从业员。 凤凰聘请了独立的调查机构，然后进行研究，把观众收视率最低的节目淘汰掉。而淘汰不是目的，重要的是吸取教训，进行对比，摸索一些规律，这是商业电视台的规矩和无情。 说实在的，人们在谈论媒体的时候，往往对谁拥有这个媒体并不是很感兴趣，人们关心的是媒体的内容是否吸引人，是否有趣。人们经常比较不同的媒体，然后进行选择。这种选择没有停止的时候，这是很残酷的一件事。 凤凰开播之初，刘长乐分析梳理出凤凰五大优势：地缘优势——地处香港，游刃有余；人文优势——三地精英，相得益彰；合资优势——实力雄厚，后劲十足；基础优势——原体健康，市场现成；时间优势——继往开来，适逢大运……加盟凤凰，杨锦麟也带来了自己明显的优势：学者、报人的从业经历，内地、香港不同的生活历练，以及对台湾问题长时间的潜心研究，当然还有这个性感的糟老头的挡不住的个人魅力。 《有报天天读》，凤凰和杨锦麟个人以及团队的努力，使高高在上的电视变成为平民化，低视角，使严肃刻板的教化功能变成为宽容、理解、沟通；使自视高贵的精英文化变成直接的心理体验和感受，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定位和表述。 作为曾经的报人，如今从事卫星电视事业，杨锦麟觉得，有幸在这个大新闻不断、社会裂变不断的时代里，这份职业经历，意味着有比一般人拥有更大的发现视角和表述空间，同时也意味着必须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和生存危险。对他而言，这是值得的，也是快乐的。 从总体而言，杨锦麟成长的时代，恰处在一个信息和文化同样封闭却又是思想混乱的时代。该读书求学的时候，他面对的是是非颠倒、愚昧颠狂、毫无理性的争斗，在强烈的社会动荡之中，刻苦、勤奋和执着成就了他。大学时代的系统学习，对历史的借鉴和反思，没有把他引向一味的苦涩和沉重，他听懂了历史传来的依稀的信号，及时地在他前行的每一步中吸取了积极的影响，大跨步地跳了过去，因而，他获得了提升。杨锦麟是当时大陆较早把台湾问题纳入自己专项研究领域的学人，也是较早取得成果，引起两岸同时关注的青年才俊。 杨锦麟出生和成长在厦门，求学在厦门大学，他有一种学院派的端庄和周正，而这种周正之中又兼容着鲜活和灵敏，于讲求责任担当的使命间，同时不弃平实大度的精神风味。有道是，出了门的“ 闽人”都不是“ 虫”。香港这个国际都会的浸染，多样丰富和光怪陆离，又使杨锦麟成为实际意义上相当勇敢的冒险家。他一路成功，却从不安分于惯性延续，时常在人们的陶醉之际告别辉煌，不惜从零开始，重新寻找起点，即使遇到关口，咬咬牙，他都一一闯过，冒险被融进了默默的奋斗之中。 不断想做新的事情，不断地多方出击，杨锦麟的生命因此多了一层体验。他始终将从容与豁达，积极与务实，勤勉与有为结合在一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聪明的态度和积极的人生方略。他的专业知识、他的社会经验、他的阅历识见、他的新闻敏感、他的才情率真，一股脑地用在自己的节目当中。如此这般地点评时事要闻，萃取报章精华，《有报天天读》怎能不火，杨锦麟怎能不成功呢！ 杨锦麟读报读的是什么，是新闻、是故事、是幽默、是忧国之心，也许都是，也许都不是。在刘长乐看来，锦麟兄读的是一种经历，一个十五岁就下乡到农村的知青，十六岁在山区小学代课的老师，二十三岁时在厦门的下水道里掏污泥的环卫工人，二十天补完初中到高中全部课程，考入高等学府的超龄大学生，几近不惑之年跨过罗湖桥，一切从头开始……一个经历过大时代的洗礼，有过多次职业选择，有过丰富人生阅历的人，应该是最懂得中国的人，他以一己之心推论天下，自然能与大多数国人同悲同喜，心灵相通。这是老板的评价。 对媒体人杨锦麟而言，至真至诚，即为道德。不脱离现实中国的现实环境，又倡导理想主义的道义担当；于坚守社会的批判精神中抱有一种明朗的建设心态。追求大气和精细，内容的厚重和形式的新颖；具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同时又敢于说不的勇气——这便是杨锦麟给自己读报的定位，也是他的创造。 每每被人问及《有报天天读》的尺度，杨锦麟的回答非常明了——善意的、负责的、积极的，只要“ 参考消息敢登，我就敢读”。在观念和表达上，《有报天天读》以全球华人乐于接受的方式表达、诠释；认可西方价值观中的一些正确表述和做法并不是故意让我们难堪（为难），不再用誓不两立的、贬低的甚至敌视的态度看待和评论事件，包括对中国改革进程中的种种弊端如贫富分化、金融坏账、法制淡薄、贪污腐败等等和不尽如人意之处的批评。这同时也是凤凰卫视，站在全球华人的立场，在时事评论和新闻报道方面所秉持的一贯立场。 算是英雄相敬吧，大陆发行量数一数二，品牌价值连续位列内地印刷媒体之首的《参考消息》，破例地将一篇关于杨锦麟的专访，大篇幅刊登在该报的重要版面。 凤凰一次次地将注意力投向渴求关爱的华人，一次次成为最早报道并最先赶到现场的华语媒体。英国海滩上惨死的偷渡华工，尼亚加拉瀑布无辜被毒打的华人游客，发生在西班牙的排华事件，往往都是先有《凤凰正点播报》、《时事直通车》第一时间的报道、现场连线、专家点评，而杨锦麟又通过他的读报，给以诠释、呼应、点评，体现一种人文关怀。这种形而上的理念，通过杨锦麟精心准备的节目，作极具亲和力的解读。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一部分与凤凰欲断还连的缘分(1) 第三章“锦麟兄”与凤凰欲断还连的缘分 一、结缘电视，媒体生涯中的机会之所 与电视结缘，于杨锦麟纯属一场意外，起码在他五十岁的生日之前。 2003年1月，《有报天天读》正式亮相荧屏，杨锦麟以独特的方式说解新闻，以个性化的方式，区别着凤凰看似雷同的评论性节目。这档全新的节目从推出到赢得口碑，杨锦麟蹿红的速度实在惊人，仿佛是在一夜之间。 如今，杨锦麟已欲罢不能地深陷其中，完全不想自拔。 有一个场面，从节目开播到三年后的今天，依然如此，许多凤凰同事可以为证——每次节目录制完后，刚刚从亢奋中解脱出来的老杨，居然还会在节目播出时，盯在电视屏幕前。这会儿，他完完全全成了自己的观众、粉丝，从头到尾为电视里的主持人加油，精彩之处还情不自禁地击节、高声叫好。同事们常常可以看到杨锦麟对着节目中的自己大声嚷嚷，“ 这家伙，胆子也真够大的，真敢说。”当然，偶尔也有摇头叹息自责时，那是发现自己又读错字，说错话之后。 加盟凤凰卫视，这是一段又苦又累、又艰难又刺激、又开心又充实的日子。 香港已故著名词人、电视人、广告人，沧海一声笑的黄霑，可以罗列有关他的头衔还有很多，包括花甲高龄戴上博士帽等。他曾经说过，在香港没有怀才不遇的说法。杨锦麟喜欢他才气逼人，会唱不少他的歌，也认同他这番话。 居港生活十多年，对香港所处的文化状态，杨锦麟曾做过这样的表述。 首先，作为一个大都市，香港并非人们潜意识中所鄙弃的文化沙漠。其次，香港作为东西方、外国和中国文化桥梁的积极功能，并没有因为九七回归而受到阻隔和中断。在他看来，香港依然是中国地域中流行文化、经典文化、通俗文化最前卫的城市，还是俗文化的集大成者。当然，这个城市所有的文化形态，无一不受到商业性的牵制和影响。文化人只能生存在狭小的空间，文字工作者不能不为五斗米折腰，文人们只能是在小圈子里彼此取暖、彼此鼓励、彼此相轻视和惺惺惜惺惺。 但是，在杨锦麟眼中，香港始终是充满活力、充满变数的机会之都，是为所有有能力的人准备的——要么你不适应这座城市的游戏规则和生存法则，要么你根本就不是香港所需要的人才。 从1988年跨过罗湖桥，杨锦麟越来越喜欢上这块转眼间已经生活十五年的弹丸之地，更愿意把香港看成是自己媒体生涯规划中的理想之地、机会之所。 凤凰卫视诞生在香港，总部也设在香港。 1996年3月31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开播。如同台标所寓意的，凤凰振翅于飞，作为一种有担当的媒体理念，“ 拉近全世界华人的距离”，凤凰显示了他矢志成为国际有影响力媒体的雄心和胆识；作为一种另类的突破，为内地观众提供一个不同以往内地媒体观察世界的视角和渠道，凤凰显示了他差异化的竞争策略；作为一种职业事业化的追求，向一切有识之士提供一个梦想舞台，一个发挥造梦潜能的空间，凤凰显示了他人本主义的色彩——这些恰恰与杨锦麟所尊奉的善意的、负责的、积极的书生言责的使命不谋而合。 凤凰的起步是艰难的。“ 凤凰于飞，和鸣锵锵”，尽管时至今日，香港人惯性收看凤凰卫视的群体人数还十分有限，但从开办之初起就关注凤凰，认同其理念，这里有杨锦麟作为学者、资深报人的敏感和洞察力，似乎也注定了彼此之间冥冥之中的某种缘分。但那时，更多的时候，杨锦麟只是远远地观望着、打量着，偶尔也以嘉宾身份亮相，做一次漂亮的节目。 加盟凤凰，做签约主持人，那时候杨锦麟与凤凰，似乎缘分未到。 二、相似的背景，相同的座右铭 刘长乐，因凤凰而声名鹊起的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被尊为传媒智者、儒商，香港人眼里“ 神秘的大佛”，有关他本人的经历，屡屡获得的殊荣，透过他公开场合的激情演讲，加上媒体各种报道，已经极其详尽了。刘长乐是善于制造和扩张凤凰媒体影响力的老手，尽管他并不张扬自己，行事低调。同样杨锦麟的这次转型、转行，刘老板的刻意“ 制造”也起着决定性作用。 俩人大体属于一茬人，可要叫起真来，刘长乐还略长杨锦麟两岁。但在公司里，刘老板和许多人一样，张口闭口锦麟兄长、锦麟兄短，老杨竟也不客气地满口答应。当然，他也会很识相地回敬老板一些“ 大礼包”，段子张口就来，绕着绕着就把老板也编进去了。两个人各有各忙，偶尔也会在凤凰香港总部逼仄的走廊上相遇，一旦温良恭俭相互礼让起来，走廊更是拥堵不堪，索性他们就在走廊上聊开了。读报节目最初的几个月，外界对于《有报天天读》的各种反映，许多就是在这种场景，老板告诉杨锦麟的，神情流露，一次比一次兴奋。 同为老三届，他们在上世纪那个特殊年代接受过大体相同却不完整的教育；弱冠之年，一个在革命大熔炉里经受千锤百炼，一个上山下乡战天斗地，接受再教育。虽然，个人经历不尽相同，而理想主义情怀、悲天悯人，时刻铭记着对国家、民族使命的承担，对工作疯子般地投入……他们俩人更多的是心灵和气质上的相通，相互呼应。 少年时，读俄罗斯的作品《船长与大尉》，书中两句话，刘长乐记忆犹新：一句是“ 探求奋斗，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另一句是“ 永远做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时至今日，杨锦麟一直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中保尔·柯察金的名言勉励自己，“ 在命运铁拳的痛击下，即使头破血流也绝不回头”。苏联文学和俄罗斯英雄的形象，无疑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图腾和精神偶像，而如出一辙的选择，这种思想的力量使他们趋近，意气相投，支撑他们不断前行。 如今，俩人都已是知天命的年岁，体态一样雍容，还有一个热爱佛学，一个相信缘分…… 在资讯泛滥、全球化、一体化的时代，人们读同样的书，说同样的话，用同样的方式表达思想、情绪，而那些独行天下的个性，不甘平庸的人，雄视宇内的志向，张扬生命的狂舞，特别需要激情的释放，如何让思想在激情之中翩翩起舞，让个人特点的火花处处闪现，特立独行，与众不同，表现出活泼昂扬的生命精神。刘长乐尝试着用凤凰，用他设计的节目去改变，用明星的力量去推动——创造有创造性的节目，以华人的眼光看世界，给世界以华人的看法和意见。凤凰力图创造不同凡响的节目，提出了给观众以另类选择。 的确，香港有许多媒体人，他们在凤凰之前就存在着，拥有教授、博士、硕士头衔，浪迹海外多年，或曾受聘于西方媒体，有许多不同点，却又有着一个共同点，就是对华语传媒在世界上的次要地位不甘心、不服气。刘长乐看来，这些人是为凤凰而生，为凤凰而准备的，他们只在等待一个契机，等待凤凰的召唤。 杨锦麟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传媒老板，刘长乐承诺，“ 凤凰卫视就是向一切有识之士提供一个做梦的舞台，给你一个发挥造梦潜能的空间”。凤凰卫视许多节目都有刘长乐的个人印记。这首先源于他多年亲身经历和媒体情结，也在于他敏捷的思维和快速决断。原则依然是低成本轻启动，一如当年田间地头、工厂部队，人们熟悉的场景，围坐一起有人为大家读报，或是收音机里的新闻和报纸摘要，电视、凤凰卫视为什么不可以做呢！就叫做《有报天天读》，于是，杨锦麟走进了刘长乐的视线。 其实，凤凰与杨锦麟最早的接触，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末，从曹景行开始筹备《时事开讲》，甚至更早一些，那时凤凰最想用的是这家伙的脑袋，他的智慧和才情，抛头露脸的机会是充任嘉宾后才被发掘出来的。虽然是“ 不代表本台立场”，可就这样配角儿的活计，杨锦麟居然十分上镜、抢眼，这也让老杨茅塞顿开，相信自己真是有观众缘。凤凰不断地搞搞新意思，从《锵锵三人行》、《三剑客》等几个电视栏目的创意之初，老杨都被请出来试镜，节目虽因各种原因最终夭折，但上上下下都下意识地感觉到，凤凰卫视笃定有一档适合杨锦麟这家伙的节目，否则可惜大了。 从早期的特约嘉宾开始，与凤凰时远时近，欲断还连，读报最终成就了杨锦麟由宾而主的“ 天天”机缘。在杨锦麟的记述中，这就是冥冥中注定的人生邂逅，命运安排。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一部分与凤凰欲断还连的缘分(2) 三、“ 一个疯子和五百个疯子的故事” 许多人都知道，关于凤凰“ 一个疯子和五百个疯子”的说法。 不断地激发创造力，刘长乐不怕凤凰人的疯狂，只怕他们疯狂得不够。刘长乐自己为人行事比较低调，而对凤凰的主持人、评论员却希望他们高调张扬。凤凰卫视第四年之时，刘长乐曾感言：这四年时间里，我用了更多精力启发大家的想象力，或者也是在启动自己的想象力。他认为，设计一些勉为其难的事才能成功。 在刘长乐心目中，办传媒不单是技术，而是艺术；媒体竞争不像是赛跑，更像是舞蹈；他倡导媒体团队理念不是交响乐而是爵士乐。他乐于提供一个空间、一个舞台，强调个人的发挥，希望每一个人的个性在凤凰这个舞台上完美地体现。 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在这位凤凰的领军人物看来，当观众拥有越来越多的选择权，就决定了竞争必须靠风格胜出。凤凰模式是打造凤凰风格的第一步。刘长乐期待的是，新闻立台，凤凰不仅要及时迅速，给足信息量，还要独特、精致，有夹叙夹议的风格，要点穴解渴，一爽到底——刘长乐以此为标准，并以这个标准为美。 凤凰卫视的使命是在一个生生不息、此消彼长的时代大舞台上，如泣如诉地展开的。拉近全球华人的距离，构建两岸三地的桥梁，使人文主义深入人心，使文化传统得以记录保留，使民族自尊与自信得以彰显。凤凰卫视应运而生是时代的呼唤，是物竞天择的结果，向世界发出华人媒体的声音是天意使然。 在凤凰卫视，许多创新和革命性创举正是由刘长乐发起、策动并组织完成的。关于这一点，刘长乐不无得意地总结过其中几大益处：一是可以有长远思维，将发明创造视为一个体系，一个由互相连接的创意构成的网络，保证节目的文化品味和影响力；二是可以跨越行业和技术性问题进行思考，善于利用其他领域的创新激发自己的灵感，他颇为得意的《有报天天读》、《网罗天下》两个新节目就是跨媒体思考的结果；三是可以保持自身活力与热情，增加自信；四是能够在公司内部形成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新氛围。 创造力不是超能力，而是一种精神状态，不放弃本身就是一种创新，一种魅力。一种听起来几近天方夜谭般荒唐或不可思议的事变成漂漂亮亮的事，是创造力的另一种境界。刘长乐非常乐于享受。 一场节外生枝，使凤凰卫视筹备多时的北京申奥直播，几乎泡汤，刘长乐却变戏法似地把直播从地下室搬到了莫斯科红场边俄罗斯大饭店顶层，三十六个小时内奇迹般地重生，并以强大的明星阵容，盛大的嘉年华会见证了北京的胜利。直播成功完结的那一刻，凤凰人悲欣交集，哭倒一片。 化险为夷，攻守自如，智慧全在内心。 有人概括凤凰精神时，说过一句话 ：“ 这是一个疯子和五百个疯子的故事。”在刘长乐看来，包括自己在内，凤凰有一大群被称作“ 媒体疯子”的人，永远被自己的热情燃烧，脑海里不断冒出新的创意。他们对重大事件有着不可遏制的渴望，一走进演播厅和拍摄现场就情绪高昂；采访现场，他们被认为是过度活跃，一旦有大事发生，他们过度兴奋紧张，常常会连续工作十几或几十个小时，自我陶醉，乐在其中。 而这正是他想要的。尽管如此，有时刘长乐还批评他们“ 疯得还不够”。 凤凰聚集了一批怀才不遇的理想主义者。干活相当生猛，能量相当大。刘长乐认为正是凤凰为他们搭建起一个展示才能的舞台，提供了尽情发挥的空间，让这些理想主义者有了一种认同和归属感，找到了灵魂获得自由和解放的一种工具和途径。 凤凰的疯子群体里还有另一道别致的风景，凤凰白头评论员队伍。凤凰不懈的专业主义追求，或是直接招募业内高手；或对有潜质的人量体裁衣，制造高手，曹景行、阮次山、何亮亮、杨锦麟等，一批从来不曾在电视上露过脸，却满腹锦绣文章的才子文人、资深报人，隔行不隔山，差不多都是在半百的年纪才开始投身电视，却都在短短时间内成为了电视明星。因为，较之大陆电视推崇俊男靓女主持人的“ 票房价值”，凤凰相信思想比脸蛋更有力量。 四、酒过三巡之后，酒话成真 这个夜晚，杨锦麟格外记得。 《时事开讲》一周年，刘长乐和中文台台长王纪言、副台长钟大年设宴酬谢客串节目的几位嘉宾。宴请，对老板而言，也许只是聊表心意而不鲜见的礼数客套，但于当时各位嘉宾而言，意义非同寻常。 那一晚，喝的是高度五粮液，割喉烫耳，吃的是麻辣入口的川菜，劲道十足。海侃之间，刘老板说道，《时事开讲》是一个新的尝试，投入少，成本低，效果却很好，值得继续努力。酒席上，他十分巧妙地把对自己的批评转换成对部下的表扬、嘉许，检讨起当初自己的不是。 起初，刘长乐并不看好这档节目，理由是与此相类似的节目凤凰已经过于多了。竭力反对过一轮之后，刘长乐勉强同意让这帮疯子试一试，然后自行了断。而眼下，节目的成功、短时间里树立的口碑，尤其是节目所带来的深宵时段的广告收益，不能不让他倍感欣慰。一个绝非黄金时段的口水节目，带来口碑还赢得了丰厚的市场回报，一度成为“ 中国电视频道午夜时间最昂贵的节目”，这给了凤凰人一针强心剂，所谓的收视率、黄金时段同样是可以来创造。 看得出来，刘长乐意犹未尽。 席上，曹景行、邱立本、杨锦麟，一个个重量级的嘉宾人物，激荡脑力，不免感怀，诸多的集体记忆随着酒精的挥发被撩拨起，不知道“ 天天读”这个词汇是不是就这样“ 挤”上了酒桌，闯进了刘长乐的脑海中。 按刘长乐的说法，“ 天天读”本身就是一个鲜明的符号，来自于大陆“ 文化大革命”时期“ * 语录”、“ 最高指示”奉若神明的天天学习，琅琅上口，它的文化信息量延续着历史的纵深感。尘封的往事，话题一旦打开，在座的几位当年初高中的老三届，不是当兵就是下乡，话缘自是十二分地投机，连语调都格外地相似，酸甜苦辣的滋味只有过来人才能品尝得透。 聚众读报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事，也是最直接且行之有效的一种学习、宣传方式。而能被指定给大家读报，这在当时可以算是一种荣耀。有意思的是，刘长乐和杨锦麟那个时候就是常常给大家读报还很受欢迎的人。 ………… 那一刻，宾主都陶醉了。心花怒放，思想也像是从杯中流出的琼浆玉液般的。 “ 每个人一生中，都会有一种属于自己的酒，就看你是否耐心等待……”说不准高度割喉的五粮液就是当晚所有人自己的心头好，那一夜的气氛，无疑达到了相当的高度、相当的醇厚，一些当时的“ 酒话”，不少成为了日后凤凰节目改版的标准、新版节目的由来。 那一晚之后，不久，凤凰资讯台正式开播，何亮亮、阮次山正式加盟凤凰，成为了曹景行这位在“ 五十一岁的时候，凤凰年龄最大的财经节目主持人”（后来转为时事评论员）的同事，而两位新人的年龄都已在五十开外。 关于“ 读报”的海侃，显然也不只是停留在酒桌上，而是深深萦绕在刘长乐的脑海。“ 《有报天天读》，这个节目的创意是我，连名字都是我给起的。”后来，刘长乐在公开场合常常提起他的这一创新品牌，神情不无得意。 在凤凰这样一个商营电视台，老板的个人喜好，或者过往的某种情意结，都可能影响一档节目的生死命运。许多次，凤凰上档新节目，始作俑者都是刘长乐本人，但即使是老板，考虑最多的也只能是企业的最大利益。《凤凰早班车》、《时事开讲》等凤凰栏目火爆之后，凤凰早新闻、深宵时段的节目在创下了高收视份额、高广告投放之后，刘长乐又想如法炮制，充分发掘午间时段的收视和广告收益，说白了，还是想要少花钱、多办事。作为一个传媒大亨，企图心和公德心，利润和品牌，都是刘长乐所看重并追求的。 资讯台的开播，何亮亮、阮次山先一步“ 转正”凤凰。其时，杨锦麟已是凤凰的常客，客串着几个不同时段的栏目，像《时事开讲》、《新闻今日谈》以及一些专题节目等，充任意见领袖。以评论员的身份亲赴台湾，杨锦麟采访了台湾“ 选举”全过程，发表的意见非常专业，因而也颇有影响。香港回归五周年时，杨锦麟担纲凤凰卫视大型专题节目《新路》的总撰稿，可以说是临危受命。专题片的前几稿不尽如意，节目播出时间迫在眉睫，这项艰巨的任务最终落到了杨锦麟肩上。不眠不休，一连六天，杨锦麟几乎是一气呵成，八万五千字，交稿时间不但比约定还提前四天，而且稿件的质量更是得到凤凰高层的接受和认同。借着这次回溯，杨锦麟也对自己的香港经历进行了一番认真的打量和梳理。转眼之间，2002年，杨锦麟已在香港生活整整十四个年头了。 从1998年开始与凤凰卫视接触，杨锦麟不但与凤凰结下友朋情谊不浅，同时也给凤凰的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一度为了“ 客串”凤凰资讯台的新节目《三剑客》主持，杨锦麟专门请人，一口气定制了五套唐装，兴冲冲又是煞有介事地进入九楼的摄影棚，唇枪舌剑，口沫横飞，才不到一个月，就自我感觉良好，然后就是给自己放了几天假，到台北探望好朋友。不想一回到香港，才得知节目竟被管理层给砍了。因为节目制作费太高，加上广告商对节目兴趣索然。节目没了，杨锦麟的这几套出镜服装，几乎成了摆设、陈列品，这一顿折腾很是让杨锦麟郁闷。他下了狠心，今后凡是上凤凰的节目，都把这几套唐装穿上，“ 物归原主”，总要把它们穿烂了再说。后来，这几套成为老杨标牌行头的唐装，直到《有报天天读》面世，才有机会重见天日，歪打正着。再后来是，不少厂家找上门来，愿意提供服饰，希望能借老杨的人气，使自家的牌子扬名。这是题外话。 从第一次客串嘉宾主持，断断续续，凤凰卫视的欲拒还迎，杨锦麟说，只是机缘未到，而那个酣畅淋漓的夜晚，刘长乐似乎又在向他发出召唤。 酒席上的话，因为投机，韵味悠长。接下来的事情，颇有几分喜剧色彩。《有报天天读》，刘长乐最终选择了杨锦麟。 刘长乐倡导创新，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身为董事局主席，他需要掌控全局，作为有过十数年媒体经历的人，他还是一个对这个行业充满了激情的人。“ 石子下面便是沙滩”，他抱定“ 人的创造性”无穷无尽，同时他体恤创新的不易，为自己的蓝图规划，他提供了创新所需要的品牌推广、技术开发、市场组织、资金筹措等强有力的支撑。 凤凰卫视不断创造传媒业的一个个传奇，杨锦麟是传奇的一部分——服务凤凰的同时，他自身也成为凤凰品牌的组成部分。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一部分与凤凰欲断还连的缘分(3) 五、“ 这把年纪出卖色相”，杨锦麟更需要勇气 电视有一对一的节目理念。 每期节目必说的一句词，“ 杨锦麟给您读报”，不仅仅是客套，而是用心良苦。杨锦麟期望的是让观众感到自己的节目是对着一个人，一个家庭，一群志趣相投者，而不是动辄面向中国、世界的大而无当。给观众的感觉应该是，我需要你，你需要我，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如此，忠诚度才能建立起来。 杨锦麟以电视新人亮相凤凰，荣登新人榜，在凤凰这个公认的华人视听区里，读报成了一道别致的风景。杨锦麟的电视空间、读报边际，其实是不断开拓和试验出来的。 现如今，被誉为“ 中华读报第一人”的杨锦麟，以其在观众眼中的无可替代性而受到追捧。而当初弃报投电，这一决断于杨锦麟确实是需要勇气的。 别具一格启用人才，凤凰的人才战略为业界所津津乐道。凤凰吸纳人才，有直接招募业内高手，即挖“ 角儿”，但更多的是通过专业运作规则，依照特定情境，逼出高手。对此，擅长中西合璧、土洋结合、灵活应对的凤凰有自己的一套绝活，那就是对有潜质的人不问出处，量体裁衣，度身定制节目，灵活应变，打造高手。杨锦麟、卢宇光、梁冬们，就是这样被凤凰的人才路径开启，又迅速被凤凰成形的工作程序、包装模式“ 程序化”而声名鹊起的。 按照凤凰卫视的规矩，新节目需要提前三个月出台详细的流程菜单，然后按部就班地严格实施。对杨锦麟这个外行而言，让人挠头、心力交瘁的事情，从2002年最后几个月就开始了。 “ 凤凰就是这么大胆，对一个完全没有这行经验的人，只给你五个字‘有报天天读’，咣当一下，整个节目就交给你了，所有办法你自己去想！”言谈之中有些许埋怨，但刺激挑战和新鲜感，更是让杨锦麟跃跃欲试。 敢不敢启用杨锦麟，节目会不会砸锅，刘长乐的抉择需要充分的勇气；而在当今华语电视屏幕充斥着年轻粉嫩面孔的趋势下，年过半百的杨锦麟，没有任何电视专业训练，却要走上前台，愈发需要勇气。 一如他生命中的多次历险，杨锦麟大胆尝试敢于尝试的一切。由嘉宾“ 晋升”主持人，冒冒失失地，杨锦麟独立担纲起凤凰一档全新的节目，从节目内容定位、基本形态、形象包装等等，面对一个空洞的镜头开始了。“ 我们这代人习惯了面对挫折”。 说实在的，电视对于杨锦麟来说，是一条正途还是岔路，那个时候，甚至连他自己也无从把握。岔路，意味着自由的方向，与过往完全不同；但如果迷失了，也许就是葬身之地。来凤凰之前，杨锦麟从来不曾有过独立主持一个电视节目的经历，遑论经验。而不断地冒险、自我挑战似乎同样是杨锦麟生命历程中最具鲜明特征的性格。“ 大不了就是以后不做了，不做主持人还可以做嘉宾，打回原形也行，又能怎么样！”这番自说自话，听起来有些个阿Q的味道，却每每让他背水一战，绝处逢生，杨锦麟再一次向自己发出挑战。 杨锦麟喜欢引用凤凰卫视中文台副台长刘春的话，“ 凤凰高层往往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横溢才华”。凤凰卫视管理层的勇气、创意给了杨锦麟一个服务公众的机会，老杨格外看重这个抛头露面、释放影响力的平台。他太愿意把握这个机会，牢牢地把握着，为凤凰卫视构建世界华人电子媒体的理想愿景，效绵薄之力；同时为放大自己的声音，登高而呼，尽献言责的使命。 “ 平生第一次冒冒失失走上电视，既没有对观众有一个起码能够交代的容貌、仪态，也没有任何奇异贵重的脑袋，摸着石头过河也罢，淌水而过也罢，一切都是从头学起”，杨锦麟也有过自谦，“ 这是一次年过半百、重新学步的开始”。 凤凰卫视启用主持人方面胆大包天，不乏成功案例，“ 教训”也是有的。 笑柄之一，曾经的主持人梁冬，“ 香山的红叶都疯（枫）了”，“ 女子杯世界足球赛”、“ 卖女孩的小火柴”、“ 小鱼钓猫的故事”等等，诸如此类的口误，实在令人捧腹。据说，单是这位老兄的，有心人居然搜集到几十条。这位现已离开凤凰的主持，曾经也是董嘉耀的同窗好友，两人一同进入凤凰卫视，怎么也意想不到地成为了当红的电视主持人。“ 梁冬同学”一度以自己绝对另类的节目样式，试探了娱乐报道的底线。 卢宇光，2004年中国电视节目榜“ 最佳电视记者”，主办方《新周刊》的评语为：在别斯兰人质现场，他是惟一的华人记者，在命悬一线的生死关头，他恪守本职，借着对人性的关怀、专业的经验、记者的本能，及时发出了“ 世界传媒史上的经典声音”。卢宇光亦非电视出身、记者本行，他的一夜成名正在于临危受命而不辱使命。由凤凰外围的朋友摇身一变为特约记者、驻莫斯科特派记者，都是在那次人质劫持事件的第一时间和第一现场——卢宇光短短两天时间内的身份变迁，这在现今内地电视台无论如何都难以做到，但凤凰卫视成功了。 然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 电视外行”卢宇光的镜头，仍是凤凰人的一个“ 标准”，一段笑谈。凤凰内部，倘若有谁的画面拍的不好，他们会说：“ 这是怎么拍的，怎么比卢宇光的画面还难看？”“ 卢宇光这小子，也能拍出这么漂亮的镜头！”凤凰的“ 大胆”，还包括从空姐成功转行的曾子墨；先前性格内向，不善言辞却最终在镜头前喋喋不休、由天气小姐继而畅饮新闻下午茶的主播佳佳……英雄莫问出处，由外行变内行而拔尖，凤凰深谙此道，臻至境化，已为业界所津津乐道。 尽管昔日的梁冬已另择新东家，而对他这位曾经“ 不合格主持人”的发掘、启用，理应该成为凤凰人力资源管理上的一宗个案。至于在俄罗斯人质事件中奋不顾身的卢宇光，他的名字已成为喧嚣的2004年媒体大事件中，值得大书特书的精彩之笔。如今，越来越多关于俄罗斯的新闻被卢宇光传递开去，他的镜头运用渐现专业化的端倪，画面开始老到起来。卢宇光用自己的职业操守再一次证明了“ 大事发生看凤凰”的影响力，也许更多、更新的机会和荣誉还在等待着他，而在卢宇光看来，职业精神是一种内心力量，一个人的工作态度折射着人生的态度，而人生态度决定人一生的成就——他对自己的要求依然是恪守本分。 卢宇光和杨锦麟，虽然是同事，但其实并不熟悉。不过，在别斯兰事件之后，卢宇光接受内地某著名网站访谈时，还特别引用杨锦麟的话说，千万不要把我们看成是英雄，我们从事的是自己份内的职责，我们只是“ 养家糊口的人”为稻粱谋。 养家糊口，居然能玩得这么奋不顾身，这么全情投入，只有在凤凰卫视才能寻找到。这真是一帮疯子！杨锦麟这家伙一不小心，就成了其中的一个。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一部分与凤凰欲断还连的缘分(4) 六、读报，彻底改变着杨锦麟的日常生活，比公鸡起得还早 自从在电视上给大家读报，每天清晨赶到报馆，杨锦麟总会和还没有下夜班的同事碰面，同事们格外记得，早上不到六点，杨老师已经围着一堆油墨喷鲜的报纸，开始他一天的工作，生活的序幕从此拉开。 《有报天天读》之前，杨锦麟大体上是一个昼伏夜“ 写”的报人，既担纲报社的主笔，还要保证自己的专栏不能断稿。那时，杨锦麟每天的作息时间表，基本上是按部就班，上午在家休息或写稿，下午去报馆，参加编前会、写社评。晚上，交了稿件，走出报社，才是杨锦麟稍稍放松的时候。 铜锣湾、湾仔、跑马地、旺角、九龙城一带香港夜间最热闹、最喧嚣的地方，食肆林立、美味处处，夜猫子们多会选择在这一带宵夜、开怀畅饮，媒体人士更是把这里当成收工之后喘气、放松的好去处，这当然也包括相互交换意见、打探消息和报料、挖料。 深宵，一帮老友各自散去，回到家里的杨锦麟则开始在电脑上敲字，酒力有时让他犹如神助，那时候许多家报纸的不同专栏，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下写成的……香港诸多专栏作家，大抵如此。 然而，居港多年的习惯终于被彻底颠覆。这一切便从《有报天天读》开始。 美国CNN有一个著名的“ 失败者和局外人”理念：“ 我们是美国广播界的弱势者和局外人，我们为此而自豪。我们与众不同的开端使我们处于竞争的前沿，我们失败不起。严酷的竞争是有利的，它使我们确保精干、节俭和警醒。” 2004年10月26日，在北京采访正在访华的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刘长乐亲自挂帅，在一线掌控、指挥。安排下午三点的采访，刘长乐本人十二点半就到了，和阮次山一起做功课，希望为将要开始的采访准备得充分再充分些，期待着能挖出些新小东西。说来很凑巧，当天在场的另一支采访队伍，恰恰是失败者理念的创造和信奉者CNN的队伍。 “ 他们的人一直在聊天，讨论如何吃饭的问题。我们做完采访已经五点多了，仍然没有去吃饭，而是忙着去发稿。”刘长乐一边很是关注对方。就是这次采访，鲍威尔被凤凰卫视问道，美国是否认为台湾是一个“ 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位美国前国务卿面对镜头侃侃而谈，清晰地传递出这样一条信息，美国的一贯政策很明确，只有一个中国，台湾不是独立的国家，台湾并不是享有主权的国家。这是美国一项坚定不移的政策。 之前，美国布什政府对台湾问题从未有过如此明确的态度，利用鲍威尔访华的机会，在北京，中国人得到如此明确的态度，而这样的答案是通过凤凰传递出来的。无疑，专家学者对此给予高度评价，称此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刘长乐事后总结道，这次，凤凰把自己摆在了弱者的地位，试图与强势媒体一争高下，“ 我们终于做到了”。 杨锦麟在电视上解读过凤凰的这次报道，还利用自己的专栏进行了评述，称“ 鲍威尔震撼”宣示了美国立场昭然，对陈水扁和* 势力无疑是致命的一击。凤凰的做法就是这样，凡属自己的有价值的节目或报道，各个栏目之间总是会相互呼应和联动，将其效应放大并发挥到极致，《有报天天读》自然不例外；而杨锦麟的发挥除了自己作为凤凰人的自觉，也在于他作为资深传媒人士的职业素养。对他和他的节目而言，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哀兵必胜。读报最初的日子里，杨锦麟始终把自己放在电视新丁的位置上，虽说是“ 堂堂正正”地做人，确在“ 如履薄冰读报”，几十年的生活习惯终于被一档节目、几十份的报纸彻底打破，这对杨锦麟而言可以说是不小的代价。从节目筹备开始，每天清晨六点，杨锦麟几乎是踩着点准时赶到凤凰的香港公司总部，开始他一天的工作，直至今日。 “ 比公鸡起得还早是肯定的了”，杨锦麟自嘲。开始读报的时候，杨锦麟和太太有一个约定，晚上十点必须保证休息，全部事情交由太太处理，规矩最终还是被杨锦麟自己打破了。读报节目火爆荧屏，“ 读报第一人”的老杨立马成了香饽饽，凤凰人尽其才不说，四面八方的邀请让老杨分身无术，一加再加的是工作，一减再减的只有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当然，这是后话。 从晚睡晚起、早睡早起到现如今的晚睡早起，甚至几天几夜没有合过眼也是常有的事。老习惯彻底保不住了，只有随机应变，还好老杨有一样没变，就是无论去到哪里，手提电脑是必不可少的。三年来，杨锦麟满世界的飞来飞去，积攒的公里数比他过去数十年的总和还多，不小心还成了航空公司的VIP，这位备受欢迎的宠儿，每每到埠进酒店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打开电脑上网，“ 别说一天，就是几个小时不上网，我就会觉得自己和外面彻底失去了联系，就成了聋子瞎子哑巴”！2004年底，杨锦麟少有地请了几天假陪着太太外游，朋友盛情将他们安排在一座景色绝佳却荒无人烟的小岛，本意是想让他们彻底地放松一下，杨锦麟事后说，那是他到香港十多年来惟一连续三天没有接触过电脑的一次，“ 我感觉好像是一种罪过，自己怎么可以这样”？老杨居然为此事不安了许久。“ 为什么不可以，老子不是也过来了！”好在杨锦麟总是会为自己找到不需要理由的理由。 2003年1月，杨锦麟惊艳出场，一个不经意的创意，在经历了初期的青涩、艰难和无序之后，终于拓展出自己的一片天空，彰显着应有的力度。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一部分成长的过去(1) 第四章 成长的过去 一、日新又日新，那是特别的一年 岁月如流，人生如寄。每个人的生命都隐含着一本厚厚的家谱，让他同遥远的过去相连。 杨锦麟自报家门，称自己是福建厦门人，可“福建”经他的口一说，听起来总是“ 胡建、胡建”的，浓重的闽南口音如假包换。若按照国人所谓的祖籍，杨锦麟的老家该算是辽宁。 据考，闽南人的祖先多来自北方的中原。杨锦麟的先人们，说得再远一些，也是从山东出发，闯关东后定居辽宁的。追溯起来，老杨祖父那一代携家带口，一路南来，在厦门散枝落叶，所谓闽南人喜好“ 过番”“ 出洋”，在祖辈身上已经现出端倪。难得的是，祖父还赢得了身后的好名声。 杨锦麟的曾祖父是前清秀才，这让杨锦麟颇有几分得意，原来自己识文断字的几把刷子，来头不小。算是有读书人的真传吧，杨锦麟的曾祖父和祖父，都写得一手好字，可让他名气在外，不逊于书法家名望的，是他们的仗义疏财，好打抱不平的豪气。 家道兴盛时，东北老乡们在厦门遇到难处，上门求助，或索求墨宝什么的，祖父总是慷慨救助，欣然命笔。如若碰上断了生计没饭吃的，祖父马上吩咐添碗加筷，热情待客。“ 杨家好像是他们的饭堂，管饱管够还分文不取”。祖母讲起来，那时家里总是人来人往，热闹无比。“ 现在我们能管别人的饭，那是我们的福份。”祖父经常这样告诫家人。 杨锦麟的父亲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大家庭，先前客居厦门的杨家，此时已经枝叶茂盛，儿孙绕膝。 1953年9月，杨锦麟出生了。说起来，这是一个寻常的年份，却不平静。 生命生生不息，不过是历史链条中的一环，的确平常。关于这一年，新生的共和国的旗帜上，又有着许多意义深远的开启和结束。 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新年这一天便开始了。 元旦。《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迎接1953年的伟大任务》社论。新生的共和国开始进入大规模国家建设，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文字的记载看上去很简单。 这一天，香港《大公报》社评这样写道：“ 中国人民三年来在各个战线上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今天开始以有力的步伐，踏上全国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第一年了。”“ 全中国，以至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要为这一个光辉四射的新年而欢呼鼓舞！” 的确值得欢呼。过来人都清楚，那是一个何等火红的年代，刚刚摆脱了饥馑离乱，战火硝烟的新中国，站起来了的人民，意气风发，激情满怀。新中国工业化时代，以后若干个五年计划，正从这里出发，这是元年。 杨锦麟人生序幕也正从这一年拉开。 几天之后，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指示发表，所谓“ 新三反”运动启动。 还是年初。* ，共和国的开国领袖以他革命家的气概和浪漫诗人的豪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表讲话，关于一场“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他胜券在握。“ 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就准备跟他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高亢的嗓音，激越昂扬，声震四座。战争的结果最终印证了这位大人物的预言，1956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署，历时三年的战争宣告结束。大名鼎鼎的艾森豪威尔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战败将军，败给了年轻的人民志愿军。 虽然，共和国在1949年宣布成立，但直到1953年，经历了八年抗战和大规模解放战争的人民解放军，其实并没有放下手中的武器，而是在西北、西南、东南沿海等多个地区与国民党残部、地方武装进行最后的战斗。一场鏖战就在离杨锦麟家乡不远处激烈进行。7月间，台湾的蒋介石军队万余人，突然对福建东山岛发动袭击，终于被人民解放军击溃。历史记载寥寥数十个字，但对杨锦麟一家，这场保卫东山岛的战役非同寻常，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父亲在这场战役中，出生入死，建立了功勋，获得了福建省政府颁发的一等功臣的称号。 这是在大陆。 无独有偶。海峡另一边的台湾，同样在这一年开始实施其第一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新年伊始，蒋介石发表“ 告同胞书”，叫嚷“ 军事第一”、“ 反攻第一，复国雪耻”。 ………… 之所以对杨锦麟出生这一年，不厌其详地描述，是因为任何个体命运都和他生长的环境密切相连。这一年发生的事，与杨锦麟，与他的家庭冥冥之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相当长时间里影响着这个大家庭的方方面面。 福兮祸兮，毁誉哀荣，皆从这个不平静的年代而起。 生命繁衍不息，一脉相沿，本是最自然、本色不过的。但生下来是一个男孩，对这个大家庭成了格外重要的事。 锦麟这个名字是祖父起的。祖父的得意之作，寄寓着这个看重男丁的大家庭对后代的期望，吉祥、富贵、前程锦绣，全都包含了。可被叫的这个人那时却很难体味到，并不领情，怎么这么多写不完的笔画。就是这个名字，不仅让童年时代的小锦麟犯怵，在随后靠拢组织的年代里，他和革命小将们一起嗅出了其中“ 封资修”的味道。 小时候，家里悄悄请人给杨锦麟看过八字，算命先生批字说，命相里有文昌的人亦不多见，这孩子竟不止一个，于是连连道贺。老爷子甚是宽慰，对这个孙儿格外高看一眼。杨锦麟幼时得宠，自是理所当然。 三岁开始，祖父亲自教杨锦麟习字读诗，或许真是深得遗传，杨锦麟学得很快，祖父感到的惊奇和喜悦连缀一串。三岁看老，祖父甚至无数次地为孙儿的未来铺排、畅想着……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一部分成长的过去(2) 二、祖母最初的温暖，成为恒久的记忆 幼年的回忆温暖、朦胧。一些平凡而美好的印象，总是让一代代人把关于“ 童年”的记忆定格恒久，成为甜美的回忆。 厦门，温和湿润的季候风吹拂，草坪的气息、露珠的光泽，鼓浪屿金沙白浪、绿树古木，一切是那样的美丽而迷朦，而大家庭的和睦才是杨锦麟幸福快乐的憩园……距离杨锦麟家乡不远处，一位生在闽南坂仔乡村、求学厦门，虽是始终未见显赫，确浪得大名的人物曾经慨叹：“ 一个人一生出发时所需要的，除了康健的身体和灵敏的感觉之外，充满家庭的爱情和美丽的自然环境便够了。”说这番话的是享受闲适散淡人生的林语堂，他和他晚辈同乡杨锦麟，得天独厚，在出发时全都幸运地拥有了。 年轻的共和国如初升太阳般鲜亮耀目。“ 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人民当家作主的由衷喜悦，不停歇的政治运动的轰轰烈烈，新时代的一切，对于沉醉仰望星空、俯看虫花，崇尚随意所为、自由无碍的林语堂、林博士，相隔已是太遥远，无论从时间抑或地域上。但对杨锦麟，出生在1953年，除了“ 家庭的爱情和美丽的自然”温暖包裹着，给了他充足的孩提时代的快乐，那个特殊年代的火红、喧嚣，如影随形，成为他那代人褪不去的印痕。 前尘往事，杨锦麟说，对自己影响最大最深，最令他难以忘怀的是自己的祖母，那位善良勤劳、持家有方、豁达大度，“ 我所知道的人中，最伟大的女性”，“ 她从不求报答，却把自己全部的爱奉献出来，全心全意照顾她的所有孩子们。” 那个年代，父母们永远大公无私，热火朝天地建设新中国，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满腔激情地投身各种名目的运动。拉扯孩子一类的小事私己，要么甩给身边、乡下的父母，或者干脆寄养到亲戚家。那时候，许多老人的身边常常是围着几家孩子，俨然今天私立的小型幼儿园。 杨锦麟和兄弟姐妹几个全都由祖母一手带大。 祖母无微不至的呵护照顾，杨锦麟体味了无私的给予和最初的坚韧。有人评价杨锦麟有着一副古道热肠，称道他的侠义、悲悯，对此，杨锦麟毫不谦逊，也不忸怩，“ 这一点也很像我的祖母”，“ 真要说我有什么痛苦，最大的痛苦，就是想帮人而时常能力有限，帮不上，着急上火。” 印象中的祖母大字虽然不识几个，却一肚子故事传说、民间智慧。自己的生活经历、身边的事例，她都可以用来告诉孩子们做人道理。 祖母出了名的爱干净。据说，日本人打到厦门，全家人四处避难的时候，家什、值钱的东西根本来不及收拾，一个铜制的洗脸盆，祖母却走到哪里带到哪里。流离失所、颠沛之中的老老少少，便是靠着祖母洗洗涮涮、缝缝补补的操劳，靠着她每日提着竹篮，沿街贩卖五香花生，才勉强维持了那个流离失所的家庭曾经的体面。 杨锦麟自称并不十分喜欢回忆往事，“ 每天忙的跟龟孙子似的，哪还有时间怀旧”。但祖母是一个例外，关于祖母一直是杨锦麟十分珍贵的记忆温暖，让他对荏苒的光阴串起一种流连眷恋的感觉，往昔不再是云烟一片。 祖母的名字叫做米环。很简单和普通不过的名字，却是杨锦麟和他的兄弟姐妹们，甚至是他们的子女们记忆中的永恒。 三、鼓浪屿绿树古木，迎面吹来不再是凉爽的风 厦门，相传是白鹭栖息的海上花园，别称鹭江、鹭岛，正由此得名。厦门还是著名的港口，曲折蜿蜒的海岸线，星罗棋布的岛屿，形成天然的防波屏障。温和多雨的亚热带气候，使得美丽的鹭岛夏无酷暑、冬无严寒。与厦门市区隔海相望的鼓浪屿，是著名的“ 钢琴之都”，岛上错落有致、红瓦圆顶的欧美式建筑，别具特色，因而享有“ 万国建筑博览城”之美誉。 浸润、享受着大家庭的温情和自然的美丽，杨锦麟一家其乐融融，生活在这海上花园。但这一切似乎又很短暂，和日后所经历的漫长苦难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978年的“ 超龄”大学生，在五十年代末，正值含苞欲放的“ 祖国的花朵”，天真烂漫。杨锦麟天资聪颖，这才五岁多一些，家里横竖是关不住了，送进学校无疑是长辈们所能想到的最好的选择。 小鸟在前面带路，太阳照耀着杨锦麟们，推开波浪的小船，飘荡在水面，一切是那样生机盎然，又如此绚烂多姿。脖子上系着红旗的一角，杨锦麟和少先队的伙伴们时刻准备着、准备着。但是，孩子们渐渐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同学都能接革命的班，爸爸、妈妈单位里传出的坏消息，很快波及到学校、班级，一切的一切都改变了——迎面吹来的，不再是凉爽的风。 不知从何时起，杨锦麟开始注意到自己越来越少有份参与学校的集体活动，无论学习成绩多么拔尖，无论自己怎样努力表现、争取，也无论先前自己还是其中一分子。总之，许多事情都在刻意地绕开他、远离他，而他却没有答案。 杨锦麟对自己的过去不想提起，宁愿忘却。“ 记忆所及，好像无忧无虑的花季跟自己的少年时代无缘。”即使初中一年级仅有的一次参加合唱团的集体荣誉，杨锦麟拼命表现，“ 也不知道自己尚未发育的尖细嗓子，究竟能否为本校大合唱壮行色、添光彩”，即使是一次难得的歌唱表演，对他亦毫无乐趣可言。 对于过去，他十分决绝地说：“ 没有什么值得我去记忆，没有什么值得我去留恋。”曾经，生活的窘迫是那般沉重。说起来，他的心下定是一片苍凉。 挫折对每个人来讲都只不过是一种阅历——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已是若干年后，杨锦麟长大成人。 生长，永远是主题。 回想起来，杨锦麟也说不太清楚，年少的自己究竟属于哪类性格，多少有些怕羞、内向，并不擅长和人打交道。“ 一件小事，有趣的事”，恍如隔世，从旁佐证了杨锦麟性格的另一面，这是他童年时代难得欢娱、难得表现的片刻。 2004年岁尾的几天，杨锦麟回乡探望年迈的父母。曾经教过的学生从福州赶到厦门看望老师，聊兴正浓，学生突然问起，杨老师听说你小时候还参加过诗歌朗诵比赛，什么我家住在大海边，蓝蓝的海水，蓝蓝的天……杨锦麟几乎从座位上弹起来，“ 我当时非常惊讶，真有这事，忙问学生。原来这位学生的表哥表嫂是我隔壁班同学，经常和他讲起。四十多年前的事，他们竟然历历在目，真不知道我那时还有什么傻事。”自己已全无丝毫印象的孩提时代的“ 作秀”，被今天的学生不经意地张扬开来，当老师的万分感慨，一时语塞。 鼓浪屿参天古木，红花碧草掩映的亭台、屋檐，几乎每一扇窗户都有叮当的琴声，乐韵飞扬，经年月久，弥散不消，引发多少咏叹。如果说，一场童年的歌唱，一次童年的吟咏，也许是难堪、无趣，也许是得意洋洋等等，孩子毕竟是孩子，忘记总会来的很快，取而代之的是更新鲜的一天，奔跑着追逐明天的太阳，才是常态。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开始让年幼的杨锦麟陷入迷朦、无所适从…… 荒诞和离奇接踵而来。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一部分成长的过去(3) 四、是非曲直的转变，竟是在瞬息之间 二十世纪最初那几年，少年林语堂，且行且念，在鼓浪屿的海边，默祷上帝，给他以所求。这个牧师的儿子，自称享乐主义者，吃好味道的东西便能给他无上的快乐，不过他那时所谓的最好味道，最念及的不过是餐馆里卖的一碗素面、一个芝麻饼、几块糖果，如此而已。若干年后，即使置身熙熙攘攘的纽约，也常让他想起渔樵之乐——夜半垂钓，口含烟斗，手持钓竿，看湖光山色，看鱼虾扑跳。 转眼已经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依然是鼓浪屿海边，连跑带跳丢着石子过来的是杨锦麟。照理，少年杨锦麟与同时代的玩伴并没有太大差异，多的只是因为学习成绩还算不错的一点优越感。家里墙上那张记录下福建省人民政府授予父亲的一等功功臣嘉奖令，无疑代表着这个家庭乃至整个家族一份巨大荣耀。比起曾祖父和祖父辈仗义疏财的口碑和坊间赞誉，父亲几乎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荣誉，毕竟至高而无上。 当然，少年杨锦麟不可能想象出，当年父亲曾经一个人独自站在江水滔滔的桥墩底下，只身阻挡着刚刚从苏联引进的打桩船对桥墩不断的冲撞，长达二十个小时，几乎冻僵了，几乎因此丧失了性命，因此确保了东山战役惟一的运输管道——漳州江东桥畅通，所建立的功勋与自己生命之间的关系；但若干年后，杨锦麟时常提到，如若父亲在那场战斗中不但成就了英雄业绩，也由此成为了烈士，杨锦麟就成了孤儿，尔后人生故事就要改写。1953年，正是杨锦麟出生那年，儿子几乎是伴着父亲的捷报而来，双喜临门让杨锦麟一家赶上了。 感怀身世，童年时那些快乐和深忧的时光，杨锦麟深深体味了什么叫做造化弄人。显然，这都是后话。 造化，其实一直在捉弄人。 “ 厦门沦陷前，父亲参加了当时抗日救亡儿童剧团，年仅十二三岁的他，以童子军大队长的身份，参与协助运送弹药，抢救伤员，在当时的陆军医院不眠不休数天数夜，坚持到最后一批才撤离到‘万国租借鼓浪屿’。”年幼时，父亲的形象高大，百分百儿子心目中的英雄人物。然而，这一切异常地短暂，不等杨锦麟兄妹们细细品味、陶醉，已被一个个“ 地覆天翻”的运动裹胁而去，扫荡一空。 五、“ 双十”历史上失去阳光的日子 1965年，杨锦麟以骄人成绩考入初中。 他的母校，是与辛亥革命齐名，享誉八闽大地的双十中学。台海关系紧张的六十年代初，学校一度更名为第八中学。所以，杨锦麟的履历表上，当其时填写的也只能是第八中学。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 文革”结束，学校重新恢复为原来的“ 双十”。 当年的升中考试，杨锦麟是校方争抢的优生。如果不是八中捷足先登，杨锦麟很可能被另一所名校——厦门一中挖走。倘若这样，在那里他会遇到一位同乡、知青农友、厦门的女儿，著名诗人舒婷。 说到底，还是为了省钱，省下一笔搭公交车的钱，八中离杨锦麟家近。要知道，现在看来不过区区小数的车资，当年杨锦麟全都靠自己去挣的。厦门溽热的天气让人筋疲力尽，木板房里，整个暑假，兄妹几个没完没了地糊纸盒，简单几个动作重复又重复，机械无趣，一边劳作，一边算计，然后变现，结果不过是一个学期的学杂费。 杨锦麟最终没有就读厦门一中，时任校长的王毅林对孩子的父亲、自己的老朋友颇有微辞。王校长口里叨叨着，老杨连个就近照顾世侄的机会都不给，实在也是因为惜才心切，不愿失去一名好学生。 与王毅林校长的交情，在父亲看来是自己一辈子最珍贵的记忆。这不仅因为王校长解放前担任过厦门地下党城工部（市委）书记，还在于俩人曾有过一段并肩相处的经历。这是父亲一生中最值得珍惜的记忆。 对这段小插曲，几近四十年后，年已半百的杨锦麟在双十校友总会出版的《感悟双十》一书中慨叹：“ 当年，如果因此而进入一中，我也就没有感悟双十的福份了。” 《未能感悟惟有感怀——追寻逝去的双十岁月》，是杨锦麟应双十校友总会所作。这篇杨锦麟鲜有的回忆过去的长文，起因于“ 双十”总会几代校友几度敦促，一番盛情难却，杨锦麟确实也有割舍不断的母校情结。“ 感怀双十”，还有杨锦麟无法推托的第三个理由——惊叹于厦门老三届知青群体追思过往，不懈的执着。为此，他还仔细拜读过《告诉后代——厦门老知青人生纪实》，这本厦门知青合著，被称为是“ 二十世纪中国老三届知青最大的一部书”。 厦门老三届知青的执着有目共睹，实例为证。 2001年，纪念厦门特区创办二十周年的系列庆典，专门安排了“ 中国厦门老三届知青文化周”。1969年9月，短短一个月时间，仅仅二十万人口的厦门，就动员了近三万人，背井离乡，到闽西落后边远山区插队落户，全城动容。三十五年后，“ 2004厦门知青文化活动年”——厦门似乎动员了全城，全年都在为此祭奠、追忆、找寻和唤醒。整个活动的最高潮，当早年名闻全国的三位知青英模侯隽、邢燕子、董加耕出现，竟然让年过半百的厦门知青排起长队签名合影，过足了“ 追星一族”的瘾。 回到杨锦麟开学第一天。 新生入学典礼设在校园宽敞的草坪上，这一天，阳光灿烂，照耀着祖国的花朵们，甜美的笑脸和炯炯的目光充满着期待。校长用宏大的嗓音致辞，一句接一句发问的声音，不等杨锦麟听清楚，整个操场，应声四起，好似“ 千营共呼”的军旅之象。就是这一幕，足以令初一新生杨锦麟欣喜，要说亢奋也不足为过了。 新校园、新环境、新老师、新同学，一切从“ 新”开始，这种情绪持续着，第二学期很快到了。 1966年，“ 文革”爆发，这场由校园、从文化知识界起始的革命风暴，在多重因素的催化下，如火如荼，很快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社会政治运动。杨锦麟就读的八中，往日的风轻月白荡然无存，校园里也已经开始放不下一张书桌，所有那个时期各地上演的人间悲剧，八中无一幸免地演绎着。 那时候，个人崇拜在中国已经迅速蔓延，追随、捍卫是大多数青年人的自觉，加入“ 红卫兵”则是最鲜亮的标志之一。杨锦麟当然不甘落后。 一次，学校发给杨锦麟一张申请表，要求他“ 如实填写家庭成员及政治履历、历史问题，不得隐瞒”。杨锦麟兴冲冲地赶回家报喜，阳光洒在这个快乐的少年身上，一路上连小鸟儿都在枝头歌个不停。奇怪的是，父母亲却没有想象的那样兴奋，祖父脸上掠过丝丝不安，也许，他已经感到了什么。 果然，自从那以后，许多事都和以前不一样了。这种戏剧性的急转直下，因何而起，又从何而来，杨锦麟是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点点回过味道的。总之，一切都变了。 其实，家里的气氛早在学校填表之前就不同往日了。以前热闹的门庭稀落了，父母的笑声也少了，祖父、祖母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只是，学校里的革命正天翻地覆、轰轰烈烈，追赶革命形势都来不及，杨锦麟正在积极进步，根本无暇也无从顾及家中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前兆。 这一天终于来了。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一部分成长的过去(4) 晚饭过后，天色渐暗兼带细雨，密密匝匝，到处湿漉漉的，像是连声音都湿了。父亲少有的关起房门，神色凝重，欲言又止。望着父亲，杨锦麟脑子里突然冒出“ 背影”两个字，那是他读过的课文，朱自清的名篇。父亲的衰老也是像突然间到来的，其实，父亲那时正值男人最骄傲的壮年。 杨锦麟感觉屋子里空气慢慢稀薄，让他窒息。时间在那一刻停滞了，屋外同样一片寂静，只有雨声。 不知道过了多久，父亲嚅嗫、呓语般，终于把自己被定性为“ 敌我矛盾”的真实，告诉了杨锦麟——这个尚不满十四岁的男孩。 日后看来，这实际上是一次成人间的谈话。 父亲捶胸顿足、失声饮泣。那双充满负疚愧责、茫然不知所措的眼睛，深深定格在杨锦麟的记忆中。 从此，杨锦麟面前的父亲不再伟岸。 “ 也就是从那一刻始，我知道了什么叫做政治上的原罪，十四岁花季少年，就这样戴上了原罪的铁镣，这付铁镣伴随我走上不断自责、努力赎罪的人生道路……” 如果说，历史为每一代人提供的机会大致相等，那么，它向每一人昭示的“ 神喻”的确不尽相同。 同样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但杨锦麟那一代人从降生起，就已经被按照出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 红五类”是革命当然的接班人，“ 黑五类”则是革命对象。当时的一副对联，“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算不上工整对仗，却因为真实在那个时代不胫而走。这样说来，“ 黑五类”子女的改造不但必须，而且必须彻底，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 我是在努力争取和其他同学一样，成为红卫兵的过程中，知道自己原来一早就是‘黑五类’的孩子，早就烙上政治另类的印记，没有资格接受红色风暴的洗礼，连边缘体都没有资格。”感怀“ 双十”的岁月，杨锦麟曾这样写道。 脱胎换骨，要从骨血里认清自己的王八蛋、黑五类本质，而后挤进灵魂的屠场，阉割肢解，虔诚地改造、本真地救赎。这一幕像极了绍兴鲁镇上的祥林嫂，不断地表白，试图以各种机会洗刷干净自己的罪孽，等待那个获救的除夕来临。 从“ 祖国的花朵”，一下子变成改造的对象，突如其来的巨大落差，正如同人们熟知的，鲁迅先生所描述的“ 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 途路中”，杨锦麟看见了“ 世人的真面目”，“ 觉得有如掉在冷水里”。自然地理中的厦门，原本是没有寒冬的，似火的烈日渐渐退去，社会政治气候风刀霜剑冰冷如冬，全然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 始终不愿意回顾，实在是因为那一段少年往事，在杨锦麟看来，欢笑或许存在过，却亦淡忘模糊，刻骨铭心的只有盲从的愚昧，辛酸的痛楚。 中学时代，杨锦麟经历了双十历史上失去阳光的日子。 六、转眼间，成了老三届 号称三年初中，开课学习的时间，满打满算不足八个月光景。其余的，不是在病态的自闭、压抑中泯灭着青春期最可贵的好奇、无拘无束；就是取消升学考试之后，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老师们挨批被斗，外加枪声哀声不断。杨锦麟说，那是家家放低灯罩、涂黑玻璃窗的日子；是人人“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思想亢奋，推翻一切的臆症的日子；又是人人情绪紧绷、彼此仇视的日子。怀疑就是冒犯，多愁善感只会妨碍进步，退却更是绝望，“ 如若你不站在我们这一边，就和他们在一起”，“ 打倒”和“ 万岁”……还有比这更不幸的吗？ 1966年冬天，争取进步，争取和反动家庭划清界线是杨锦麟的头等大事。学校僻静的教研室里，由学姐学兄们带着，杨锦麟正在进行着一场伟大而神圣的事业，印制革命传单。工序本身不难，只要重复，杨锦麟很快掌握了，但每天满手油墨、昏天黑地地忙碌着，一想到校园内外红卫兵手里的传单是自己亲手印制的，狂热、亢奋才是要命，至于其他事情相比起来已显得毫无意义。杨锦麟欣喜若狂，意乱情迷。 嘴里叼着香烟，三指宽的硬牛皮皮带，紧紧束着不知从哪里搞到的褪了色的军装，那个时代最时髦的装束，同学们全副武装起来，思想上跟上时代的步伐还不足够，还要彻头彻尾、从内到外。 尽管杨锦麟依然不是名义上的“ 红卫兵”，却还在虔诚、积极地做着能够改造、洗刷自己的任何事情。他一直怀着一种刻骨铭心的希望。 投入战斗吧，行动起来，才是重要的。 那些日子杨锦麟很少与家人见面，几乎处于离家出走状态，没日没夜地印制传单，这也是他洗涮自己原罪的惟一方式。 前景依然灰雾般的迷茫、混沌，可青春却在不停地焕发，按照其特有的方式。生命激情使杨锦麟无时无刻不在幻想一个壮举——希望自己能在为一场保卫革命路线的激烈战斗中，英勇献身。他无数次地沉浸在自己制造的场景，像一个狂想症、精神分裂症患者，子弹射中心脏，自己缓缓地倒在血泊中，以生命的代价完成了心头的夙愿，虽然夸张，但并非血腥、恐怖，甚至带有几分曼妙，不可思议。死亡的光辉，让痴狂光彩夺目。 当然，这一辉煌瞬间，杨锦麟终于没有如愿所偿，但这场白日梦还是让他向往了很久。 真实情形却处处显现严酷。 校园里接连不断的武斗，好几次，呼啸的子弹几乎是贴着他的鼻子、身体穿过，而且不止一次。命虽然捡回来了，但多少有些后怕，不时脑子里会冒出胆怯、动摇，使杨锦麟对自己有了一种卑鄙感，这让他痛苦不安。 所谓三年初中，实际上杨锦麟和同学们只接受了少得可怜的教育，而“ 老三届”集体却被创造性地称之为“ 知识青年”。“ 说我当时是知识青年，青年倒是很够格的（当时十六岁），知识却不知在哪里。”像同时期的北京下乡知青王小波所说的。本该是读书的年龄，却天南地北地在北大荒开垦、在内蒙古草原牧羊、在云南挖坑、在海南岛割橡胶……只有再教育，才是他们惟一的出路。 历史在这里上演了滑稽、荒唐的一幕。 在大陆，按毕业时间计算，人们把1966、1967、1968三年的初、高中毕业生，统称为“ 老三届”。这在中国是有着特殊社会政治含义的专有名词，纪录着整个民族心痛的历史，代表着一个特殊的群体，因而也成为那一代人共同拥有的名字。 杨锦麟属于“ 老三届”的尾巴，同样是亲历者。 《杨锦麟这家伙》　第二部分广阔天地 第五章 广阔天地，“连小有作为都谈不上” 一、一代人全部青春鲜血乃至生命抵押 1968年夏天，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第一个高潮年中，杨锦麟初中“ 毕业”。 不可能有别的选择，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对杨锦麟和他的同代人“ 很有必要”，也是惟一的出路。 按照时间的划分，当年知青下乡大体分为三拨，第一拨是杨锦麟出生的1953年到1966年“ 文革”前夕，响应“ 缩小三大差别”的政治口号，城市青年主动或半主动下乡，作为青年学生在继续读书、做工、当兵之外的又一种生活选择，火热的“ 三大革命斗争实践”的感召是重要诱因。侯隽、邢燕子、董家耕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1968年至1971年，“ 文革”中下乡的知青，所谓的革命闯将——红卫兵，各地的总数约一千八百万人，半主动或多半被动，更像是一次强制性的人口大迁徙，范围波及全国。1969年9月，也就是杨锦麟下乡的第二年，仅仅二十万人口的厦门，短短一个月时间，就“ 动员”了近三万人离乡背井，插队落户的地点是在闽西落后的边远山区。 下乡青年最后一拨是1972年至1979年的中学毕业生，那时的上山下乡运动政策有所改良，强制性的力度有所减弱。大部分的下乡地点由边远山区改为城市郊区，以集体农场取代星散的插队，注意给知青一些“ 大有作为”的用武之地……但这已经是杨锦麟弟弟妹妹们所经历的了。 杨锦麟再一次被命运裹胁而去。 学校草草发了张毕业文凭，算是个交代，杨锦麟初中毕业了。随即，离家的日子很快确定了，全部都是组织的安排。 等待出发的那些天，杨锦麟全家在一片忙乱中无所适从，时间过去得很快。奇怪的是，那时的杨锦麟居然一点伤感也没有。 屋角的阳光，檐下的清影，飘飞的纸鸢，邻家的玩伴……离开自己从小熟悉的环境，离开厦门，离开家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一种一无所知、完全陌生的生活……按常理说来，杨锦麟应该是感伤的。但确切地说，杨锦麟是怀着尽快摆脱的心态离开的——离家远行即将带来的刺激、兴奋，他几乎掩饰不住。 向往、渴求新知，原本属于青年人的天性，杨锦麟也不例外；而他内心深处期盼的还有一点，就是希望在大风大浪的考验中彻底洗尽身上的斑斑旧痕。事实上他一度不曾回家，很久以来他就希望逃之夭夭——背负原罪，一直沉重地压迫着，让他透不过气来。 二、出发，在十五岁生日那天 眼下的确是一个机会。开赴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 像所有的母亲一样，妈妈在为儿子的远行准备着，小心翼翼地。一家人都刻意避开提起个“ 走”字，好像那样就可以留住时间。家人还约定，送站的时候谁都不许哭。 那个季节，和许多城市一样，厦门最忙碌的地方是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每天，都有成千上百的人从这里离开，更多的人来来往往地送行，而今天送行的人也许明天就走，走的人却不知道何时归来。喧嚣、热闹的表面，悲凉早已从人们的心头蔓延开去。 生命中离别的这一天终于来了。“ * 分子”的父亲照例是没有资格送行的，只是在自家的门前，父亲好像若无其事地和儿子挥挥手，杨锦麟完全不记得他说了些什么，也许那一刻，他压根一句话也没有说过。 那个场面，人们已经在许多影视作品中反复熟悉过了。火车站台，锣鼓喧天，高音喇叭轮番播放着最高指示和革命歌曲；激昂亢奋的人群，大家围成一圈，喊着唱着，各种队伍的口号声此起彼伏。火车还没开动，妈妈已经忍不住地偷偷抹着泪水。 此刻，杨锦麟们正在为莫名其妙的憧憬欣喜若狂。再说了，男儿有泪不轻弹，小资产阶级的多愁善感岂是革命战士的行为。一纸毕业证书算个什么，没有劳动者粗糙的双手，才是最可耻的。知青队伍中的每个人，手都捧着一双橡胶制成的“ 草鞋”、一套《* 选集》，这才是最值得炫耀，最最珍贵的。 一声悠长的汽笛，车轮缓缓转动的时候，杨锦麟竟然不知该做怎样的告别，妈妈追着列车小跑，直到站台尽头。阳光依然照耀，妈妈、厦门、喧嚣统统被甩在了后面，渐渐消失；铁轨很亮，很耀眼，通到很远的无边。火车到达第一个停靠站，杨锦麟却悄悄流泪了——对未来的茫然和对陌生的恐惧，前方一片空白…… 站台上的那一刻，杨锦麟的、一车年轻人的“ 成人仪式”就这样完成了。 火车早已看不见了，依然伫立站台的妈妈突然想起，今天是儿子的生日。 杨锦麟刚刚满十五岁。 “ 这往下你必须成为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不管怎样的。因为，除此之外这世界上没有你赖以存活之路，为此你自己一定要理解真正的顽强是怎么回事。”十五岁生日到来的时候，杨锦麟离开家，去远方陌生的乡村，在那里求生。 舒婷，著名诗人，余光中诗里称赞的“ 厦门的女儿”，恰巧比杨锦麟早一年升读厦门一中。同样因父亲问题受到牵连（在1957年国内那场著名的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她在1969年那个九月，往闽西插队落户，经历过知青生活的所有苦难悲愤。这位不仅早期后来也是厦门文坛的中坚，她以诗歌崛起，用现代诗歌语言“ 为被牺牲的整整一代人作证”，抒发胸臆。 回忆插队生活，舒婷曾用充满诗意的语言描述道：“ 我凝视远山的轮廓，心想，十二月革命党人走向流放地时一定不会哭的。我要在那里上完高尔基的‘大学’。”当然，这位杨锦麟的同龄兼同乡，差点还成为中学校友的诗人，最后结论是“ 生活不断教训我的天真”。 您下载的该文件来自中国人物传记网小说下载 欢迎访问:http://www.chinarwzj.com 《杨锦麟这家伙》　第二部分最深刻的印象(1) 三、最深刻的印象：一次次地挫败 随后八年的战天斗地，在那个地方，已没有多少人记得杨锦麟，而那两千多个日日夜夜，杨锦麟亲身体会着。 杨锦麟接受再教育的地方不是宝塔山下、延河岸边这一类的革命圣地。厦门老三届上山下乡，主要集中在闽西老区的上杭、永定、武平三县。“ 当时的古田是闽西最贫困的一个地方。闽西一共有八个县，当年伟大领袖* 闹革命，踏遍了闽西七个县，就是古田没有留下足迹。”在这块伟大领袖惟一没有踏足的贫瘠的乡土，杨锦麟一呆竟是八个年头。 八年间，杨锦麟担水砍柴、插秧种地、烧瓦熏炭、养羊放牛……那块土地上一切的活，他都干过，无一例外。凭着勉强混了三年的所谓初中，杨锦麟还当过农村小学的代课教师……这一切都深深地嵌入他烟涛渺茫的人生背景，难以褪却。 八年农村生活，完全陌生的自然环境，信息渠道闭塞，彼此间隔膜戒备的人际往来，加之精神重负、体力透支，这一切恰恰都发生在一个年轻人思想、身体同样需要滋养、长成的年代。八年光阴荏苒，杨锦麟那一代人陷入了极度贫困，极度饥饿，无论是精神抑或物质。 初来乍到，杨锦麟先是在武平象洞联防大队司前生产队，尔后又辗转联防大队的径子耕山队，象洞林场。不停地变动，个中缘由，仍然是受“ 反动家庭”的连坐。这种循环往复的情势一直持续，直到他到1977年病退回城。 当年，一场全国性的涉及并影响一代人，轰轰烈烈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及其所造成的苦难生活，曾被一些备受推崇的知青文学，描述成道德自救而被放大、讴歌。从一片神奇土地上升腾出“ 悲壮的青春”，积蓄为一代人的巨大精神财富——所谓苦难是圣者必须的经历。同样地，对“ 那过去了的，都将变成亲切的怀恋”，批评者认为，那些充满浅薄诗意的粉饰，由于缺乏历史层面上的担当，忘记了自省与批判，其实不过是一种虚假的理想主义光辉被透射在失败的历史上。 一直以来，杨锦麟以他执拗的诚实拒绝趋奉，这所谓“ 大有作为”的八年，在他，无疑是一串恶梦的连缀。 为母校追寻感怀之前，多年来，作为“ 老三届”知青其中的一分子，杨锦麟曾不止一次地获邀为知青集体回忆之类的出版物撰文增色，被他一概婉拒。“ 不是十分喜欢回忆往事”乃理由之一，尤其对那段过往。他困惑于自己同龄伙伴的大多数，“ 似乎总是愿意告诉人们当年最美好的一面”，而忽略“ 精神和灵魂深处感到惊吓颤栗的那一面”，这到底是一种“ 善意的回避，还是刻意的遗忘”，对此，杨锦麟至今仍不得其解。 《未能感悟惟有感怀——追寻逝去的双十岁月》，令杨锦麟徘徊再三，费尽踌躇。为了忘却的纪念，深刻的自省，恰恰成为杨锦麟知青生活难得的一段记述和感怀。 八年知青岁月，杨锦麟反思，给他记忆最多的居然只有苦难，只有挫败。他曾经千方百计地试图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而打击依然一个接着一个。 下乡八年，杨锦麟换了记不清的地方。良种场，家里有点权势、有后门的人争破了头。杨锦麟靠着竭力表现，好不容易争取到，没几天还是让位；偶然的机会，杨锦麟当上了小学代课老师，却被揭发“ 黑五类”的家事，立即又被赶出学校…… 还有一次，知青点分到一个中专名额，杨锦麟已经被提名，为保险起见，他赶了八十里路，去县里求人，结果还是被调包顶替了。堂而皇之的理由是对方苦大仇深，可知青队都传开了，对方送给公社一部翻斗车，当时绝对的紧俏货。 ………… 类似事情从没有间断过。 “ 三次招工、三次招生都没戏，那时做人还会有成功感吗？何来亲切的回忆，纯粹扯淡！” “ 你可以想象，一个要进步、赎罪的人，为了争取入团，他要不停地像祥林嫂一样讲述自己家庭的不是。当时冲动起来，真想把对方给杀了。”时光无情地流逝，往事其实从未销声匿迹，回忆起来每每令杨锦麟愤恨难平。 四、难得的片刻欢娱 改天换地的豪迈，在现实面前很快变成沧海一粟的孤寂。 饥饿、超强劳作，发生在每一个知青点。在乡村里，知青们为了生存，悲剧不断发生，挨不住饥饿，去偷能偷到的一切，冲突、集体械斗，互相残杀绝非耸人听闻的虚构故事。有一次，杨锦麟到公社墟场卖甘蔗，发现小孩偷甘蔗，他大声喝止，可那些孩子非但不理，还高喊叫骂着“ 黑五类”，围观的人越聚越多，几乎变成了杨锦麟的批斗会。下意识地一种冲动，如果不是在场另一位同学死死抓住不放，杨锦麟当时就想抓起一把镰刀劈过去，“ 那是一种疯狂，也是一种反抗。” 激愤和不安，是当时知青心中的两种情绪。公开站出来抵抗是不可想象的，消极、抵触都只能沉默于内心，最多发生在私下范围中。 还有一件小事，杨锦麟至今印象深刻，提起来不免动容。 从代课老师的讲台被赶回农场，杨锦麟的接受再教育变成了劳动改造。一天，他挑着大粪经过学校操场，孩子们发现后，一个个从教室里跑出来，把小杨老师团团围住，哭喊着要小杨老师回来教书，一出张艺谋电影《一个都不能少》的现实版——不同年龄却同处一间教室的孩子，恳求着比他们大不了几岁的小杨老师留下来。当着孩子们的面，杨锦麟流泪了。“ 那次，大粪特别臭，我印象非常非常深。”每每提及此事，他总是深深地呼出一口气，像是这样才能彻底摆脱大粪的其臭无比。 日后很长一段时间，杨锦麟时常会定格在那个特殊场面，想来心下定是一片悲凉。 应该说，当年所谓的初中毕业生杨锦麟的学识非常有限，但他的“ 诲人不倦”却滋养了和那块土地一样贫瘠的孩子们。 《杨锦麟这家伙》　第二部分最深刻的印象(2) 代课小学老师的时间不长，但小杨老师的到来，让乡村的孩子们觉得世界变大了许多。实际上，小杨老师的年龄比学生大不了多少，可老师毕竟是老师，含糊不得。看上去，杨老师很“ 外气（洋气）”，教起课来却很有趣，再难的课文，老师一讲立刻变得好懂又好玩。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赏识教育，那时的小杨老师每天用起来也是头头是道。 杨锦麟第一次了解什么叫“ 复式教学”，他代的就是四年级、五年级合一的班级，半节课教的是四年级，半节课教的是五年级，一边布置课堂作业，另一边背诵课文，不亦乐乎。 仅仅是“ 代课”身份，杨锦麟的语文课居然短时间内名声在外，当地公社还曾组织过其他学校的语文教师，专门听他示范作文课。“ 可见，当时自己还是很努力的。”杨锦麟追忆往事，这是少有的宽慰之一。幸福的光阴总是很短暂的，杨锦麟的代课教师生涯，因为自己被列入“ 可再教育好的子女”行列，不久就结束了。命途多舛，对杨锦麟来说，已经见怪不怪。 初到知青队，杨锦麟属积极分子，在大队小学代课，还是“ 一打三反贫宣队”成员，白天协助割“ 资本主义尾巴”，他记得很清楚，三只鸭子属于社会主义范畴，三只鸭子以上，就是“ 资本主义尾巴”，大队书记白天带人下田下地割“ 资本主义尾巴”，晚上被抓来的“ 资本主义尾巴”，统统被宰了，煮了，打了牙祭。“ 林彪事件”发生后，他是大队知青唯一一位听取中央文件传达的人。傍晚，杨锦麟回到农友的保管仓库时，一屋子满满都是大队男知青。一伙人聚在仓库里，等着杨锦麟回来，究竟是怎么回事，大家急于想知道。还有知青扬言，如果杨锦麟不照实说来，就把他灭了。 杨锦麟终于回来了。按照上级规定，杨锦麟没有传达的义务，也不敢乱说。于是，所有在场的知青发誓，谁要把杨锦麟今天说的事捅出去，先收拾掉他。事情到了这步，杨锦麟不说看来是不可能了，毕竟事关重大，怎么说才好。所幸杨锦麟记忆力超强，几乎倒背如流。但在当时，杨锦麟的口才表演纯属于泄密。 一般记载，“ 林彪事件”是从1971年10月中旬以后，由党内逐步向党外传开的。“ 文革”中对接班人林彪高频度的宣传，使很多人听闻“ 林彪事件”的机密，目瞪口呆，直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据说，当时还有个别人一时回不过神来，出现了反应性精神病。更多人们包括孩子却因此牢记了一个外国地名：温都尔汗；知道了一种外国飞机：三叉机。对一个隐藏如此之深的阴谋家的揭露，也让那个年代的人充分体会到政治斗争的残酷，同时煽动起更多人誓死捍卫的坚强意志。 那个晚上，杨锦麟一口气“ 泄密”的结果，知青们仅存的一点理想期待几乎完全幻灭了，没有人再信誓旦旦表示，愿意为解放全人类而牺牲自己，献身捐躯了。整件事，让杨锦麟真正感慨的还在日后——“ 文革”后期，知青回城风蔓延，走后门、托关系，病退、困退、升学、招干，为了给自己争名额、保名额，知青们互相检举揭发，甚至无中生有，凭空捏造，“ 他人即是地狱”。在那个混乱的时期，人性的善恶、美丑、真假全部赤裸裸地彻底曝光，惟独这件事，大家不约而同，谁都没有再提起，好像从来不曾发生过。 难得一见的信守和承诺。 难得的欢愉还是有的，毕竟青春韶华，成长着就是快乐，谁没有过这样一段关于青春的记忆，正因为短暂、稍纵即逝，记忆尤为鲜活—— 夏天的田野，太阳从黛青色的山梁隐去，辛苦而乏味、单调的劳作过后，难得歇息下来的片刻，年轻的心却异常活跃起来，寻找刺激是最有效的解脱，哪怕是一出出的恶作剧。这时候，杨锦麟常常成为大伙逗乐的对象。 当年下乡的时候，杨锦麟属于知青户年龄最小的一拨。个头不见长，身体也没有完全发育成熟，一头黝黑带卷的头发却漂亮得让人嫉妒。那天，一伙人开始起哄，围着杨锦麟打赌，如果杨锦麟肯把头发推光，那么全队知青都跟着剃。“ 这有什么了不起，老子推！就推给你们看！”杨锦麟说到做到的结果是，一夜之间知青队变成了光头党，一溜排开三十多个秃瓢。 “ 真是好过瘾呐！”一段少年往事，让半百之年的杨锦麟孩子似地手舞足蹈。 就是出门特不方便，记得刚推完光头后不久，杨锦麟和另一位伙伴到上杭县城，到了县城，天色已晚，不得不投宿旅社，但一颗光秃秃的头，让旅社服务员心生警惕，一口拒绝了杨锦麟投宿的要求；无奈，只能趁着夜色赶路，那一晚，走了八十里路，到了上杭旧县河，当时摆渡的船只已经停止过渡，“ 只得在路边茶亭的蜈蚣草堆里睡了几个小时，一晚上被蚊子咬得浑身上下都是包”。杨锦麟说，那只是八年知青生涯中的一件小事而已。 乡村的慰藉，孩子们的淳朴给了少小离家的杨锦麟短暂的精神支柱。每天学生下课回家，寂寞了，杨锦麟便会邀上几个知青同学结伴上山砍柴，卖给瓦窑，这成了杨锦麟刻骨铭心的快乐。 福建原本就是八山一水一分田，杨锦麟辗转过几个知青点，都是山多平地少地瘠而民贫的山区。一百斤柴，当时市价是八角五分，足足可以买到一斤白酒。三十七度的白酒，八角五分的价钱，十华里地，现金交易。杨锦麟永远记住了三七八五这四个数字。砍柴回来的路上，大家盘算着，怀着莫名的兴奋，甚至喜得发狂。结果往往是柴没卖掉，钱没等到手，一帮人已经兴冲冲地拥进了小卖部，赊账，酒是首选。“ 那时候根本也没什么下酒的东西，偶尔有些花生米算是最奢侈的了。可大家聚在一起开心啊！哇，真叫过瘾。” 这样的开心因单纯而美好，更因为短暂而需要特别铭记。 厦门知青们有一本结集，取名《告诉后代》，评论者称这是一部令人刻骨铭心的书。一百七十多位作者，代表数以万计的厦门老三届知青，讲述真实的生活和人的故事。恩怨、激愤、控诉甚至怀恋都不乏篇章，而诗意也蔓延其中。总体上“ 缺乏强烈的政治性，缺乏强烈的大志向，缺乏强烈的功利性，却更具有家园意识”，这就是厦门知青相对于全国各地知青的最大的不同之处。 《杨锦麟这家伙》　第二部分一段公案三十年后浮出 五、一段公案三十年后浮出 庄振典是杨锦麟敬重的大哥，也是双十校友和同期知青农友，校友总会的《感悟双十》，他是主要发起人、策划者。 这些年，庄振典遍寻杨锦麟下落不获，杨锦麟在香港为生计故，整日营营役役，甚少回家走动。只是2004年厦门大学聘请杨锦麟为客座教授，并邀请杨锦麟在校庆期间，回到母校在最高层级的学术讲座——《南强学术讲座》发表学术演讲，幸得几位学兄学姐引线穿针，多年未曾相遇的双十校友，终于在厦门相见。2004年早春的夜晚，几位校友、农友以及双十中学老校长李永裕，杨锦麟初一的语文老师彭一万，终于有机会相聚一堂。席间，庄振典了却了多年的心事，一段公案时隔三十多年后浮出水面，令人唏嘘。 4月的厦门，刚刚下过一场春雨，微微凉意的夜空里，杂糅着酒气，庄振典有许多的话要告诉杨锦麟。 当年他们所在生产队政治队长罗胜男，不久前去世了。杨锦麟闻说罗胜男去世了，感到无比惋惜。庄振典说，就在临终前，罗胜男心里有件事一直放不下。叮嘱他的家人，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庄振典和杨锦麟，说是有要紧的事必须告诉二人。原来，当年的公社党组织曾要求自己就近严格监视俩人，而且还要经常汇报。罗胜男至死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两个他所认定的好人，却要被组织上暗中监视呢？时间过去了许多年，淡忘了许多的人和事，罗胜男的“ 政治任务”也因为“ 文革”的终结、监视对象的返城无疾而终，不了了之。但这么多年来，罗胜男一直还都在惦记着两位曾被自己受命监视的年轻人，希望有一天能当面解开心中的疑团，也希望杨锦麟知道当年其中政治吊诡的究竟。 庄振典的一番叙述，杨锦麟如梦初醒，向来能言善辩的他竟一时语塞，半天说不出一个字，惟有痛哭失声，悲恸不已，为自己和庄振典、为罗胜男，也为那个荒唐的年代。 上山下乡，一场空前的人口大迁徙，突然间涌来的城里人，侵犯或分割了贫困的乡村已经十分匮乏的物质利益，彼此的生活更为艰难，共同沦为这场运动的受害者，对这些外来闯入者的排斥和歧视现象，当然不可避免。 然而，携手并肩的劳作，朝夕相处，知青们渐渐地也和淳朴的乡亲缔结了情义。当地村民、干部善待、关心知青们的例子到处可见。当年，杨锦麟就和村里的政治队长罗胜男一家关系非同一般。但杨锦麟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罗胜男居然还担负着如此“ 神圣的政治使命”。 罗胜男同样是个奇特的人，别看他识字不多，作为政治队长，不会读报纸上的* 语录，却能搬出一套套最新的政治口号，教育和帮助杨锦麟一伙知青们，照样准确无误。 农忙双抢，知青起早摸黑，没日没夜干活，晚上还要加班拔秧。劳动强度之大，可以想象。那一个夏天，杨锦麟一连两个月拉肚子，瘦得只剩下不到八十斤体重。一次高烧，身体发虚，杨锦麟实在支持不住，不得不向罗胜男请假，想休息一个晚上。罗胜男很严肃地看了看杨锦麟，只是认真地说，“ 林副统帅教导我们说，活着干，死了算”，就是不准杨锦麟请假。杨锦麟迷迷瞪瞪地，只能顶着三十九度多的高烧，在水田里泡了半夜。不可思议的是，第二天，杨锦麟的高烧居然真退了。“ 轻伤不下活火线”，“ 人定胜天”，罗胜男则归功于伟大思想的胜利。但其实，那应该是一个人大半身泡在水田里，硬生生给退烧的。杨锦麟每每回忆此事，还是一副意难平的模样。 嘘寒问暖，无微不至的生活的关心、照顾，包括思想上的帮助、提点，罗胜男包括他的一家人给予杨锦麟的还有许多许多，这犹如家庭般的温暖，给了这位少小离家的青年莫大的精神抚慰和情感寄予。“ 下乡的时候，这位政治队长一家老小对我非常之好，队长本人简直就是不得了的好。”一直以来，杨锦麟都把这段情谊当作是上天的眷顾和自己的福份，倍加珍惜。投桃报李，他对罗胜男一家的事也格外上心。难得回厦门探亲，妈妈特别为儿子准备的最爱，本来就不多，杨锦麟除了分些给农友们，最想孝敬的还是罗胜男一家。当年，这位老兄的入党申请书居然还是杨锦麟帮他完成的。 厦门的那次知青农友聚会，一段插曲，揭开了一段尘封几十年的旧事，以及背后隐藏着如此之深的政治背景。虽然，杨锦麟从未有过扎根的崇高思想，但八年社会最底层的摸爬滚打，宝贵青春年华的付出，试图脱胎换骨的改造，凡此种种，最终都无法摆脱政治污点、原罪的烙印。心目中的“ 幸运”“ 福份”原来竟是这等“ 不可告人”，生活对杨锦麟来说实在太苛刻了。 这一刻的感觉，仿佛一棵树在回忆自己的根须，大地是荒凉的，相信杨锦麟的内心也是无比荒凉。 随着同学大哥庄振典的叙述，杨锦麟试图重建当年的场景，像电影慢镜头那样，努力展现关键性的画面，直至定格在罗胜男仍没有答案的临终……见识了残酷，更见识了没有被扭曲的心灵，在心底里，杨锦麟情愿相信，罗胜男包括他的全家，对自己的关爱是纯粹也是最真实的。 罗胜男临终前依然一如既往地牵挂着“ 监视对象”庄振典和杨锦麟。杨锦麟却非常执拗，拒绝像其他下乡知青农友那样，“ 无时无刻不在眷恋着那一片红土壤”，而且从不掩饰。“ 日后有机会过去看看，一定要祭奠一下罗队长，好人一定会有好报的。”杨锦麟还是唏嘘不已。 《杨锦麟这家伙》　第二部分终点又回到起点 第六章 久违的厦门，我回来了 一、终点又回到起点，“ 撒尿都不朝那个方向” 和各地一样，为了返回出发的城市，厦门知青们也经历过静坐、绝食、爬火车、集体大逃亡等等。 被迫离开家庭，或是无奈地随波逐流，平时并不凸显的亲情，突然间在不知愁滋味的少年面前显得十二分深切，凄美异常，泛出逼人的亮度。 知青年代，每一次回城探亲，相聚是短暂的，离开才是永恒的主题，每一次回家其实都是一场生离，难舍难分。知青们自己最清楚，那时说起来是两头都有家，一边是非回去不可的现实的“ 窝”，一个是迫于无奈离开的故乡，两相交织却是极度的痛苦。城市、故乡厦门仿佛更加遥不可及，令知青们魂牵梦萦。 初来乍到农村，现实虽然已经显露出残酷、狰狞，而被自己的理想激情燃烧着，战天斗地的豪迈，知青们对未来依然满是企盼和憧憬。过了三四个年头，情势开始急转直下——乡村的贫瘠并没有丝毫旧貌变新颜的端倪显现，在个人命运被拨弄于不可知力量的掌股之间，根本无从掌握的时候，原本以为只是过渡性的政策，却要成为一辈子的扎根，几乎等同于被城市驱逐、流放。于是，一些有门路的人开始想方设法，纷纷撤离，而走不了的境遇只能更惨。 回乡的路越来越窄，就这样沉下去，沉下去，杨锦麟无论如何不会甘心。 精神上排斥、肉体上抗拒，思想认识始终达不到要求的高度，下乡八年接受再教育的过程，杨锦麟大体上的情形就是这样。可是，说到干活，或者给学生上课，助人为乐，杨锦麟从没有过半点懈怠。空洞的口号、政治的喧嚣，过度劳作突击的收获，只有可怜的喂不饱自己肚子的工分和身体严重疾患。 苦难的磨砺，苦难成为了学堂。渐渐地，杨锦麟养成了一种内敛自醒的秉性，顽强地与命运抗争，冥冥之中似乎又带着某种责任感。 当时，他不过二十岁出头。 和当时很多人挖空心思假病退不同，杨锦麟真是病得不轻。 常年的重体力劳动，广阔天地的原罪改造，杨锦麟的腰彻底挑坏了，腰肌劳损、腰间盘凸出严重到没办法动弹，还常常拉血尿。那时候，杨锦麟的模样，远没有现在这样滋润，瘦骨嶙峋，连一个年轻人正常体重都无法达到。 犯病的时候，杨锦麟身上要绑着一个又厚又重的大皮夹，像是古代的战袍，行动大受限制，可他还是硬撑着下地劳动，为了不丢掉工分，虽然那工分少的可怜。后来，返城以后，腰疼稍微好一点，杨锦麟又把这个大皮夹送给了一个下乡农友的妹妹。后来，听说这玩意还真顶了不少事。这让他很欣慰。 回城像是一种传染病，在知青队蔓延。先行回城的，大多都不辞而别，悄然离去。偶尔也有农友送行，彼此的目光不敢对视，走的人神情黯然，不再回头，留下的挥手送别，手僵硬在空中，表情凝固在脸上。没有谁是英雄。 1972年，舒婷回到厦门。路过的人，经过的事，风一般飘散而去，曾经努力追寻的终点竟然就是起点本身。在曾经熟悉而今陌生的城市里，写诗的手干起了泥水工、挡纱工、浆洗工、焊锡工和统计员。这还是较早返城的幸运儿，越到后来，知青回城就业，已是许多城市的头等难题。 该受的苦受够了，该挨的骂挨得够多了，不该遭受的尴尬、侮辱都经历过了。拖着瘦弱的病体和永远蜕不去的满手老茧，终于，杨锦麟被知青大回城的潮汐冲回了岸。 妈妈清楚记得，儿子离家下乡，出发那天，正好是他十五岁的生日。一晃八年过去了，杨锦麟最大的收获只有“ 备受折磨的身体”。岁月的磨砺，年龄的增长，“ 外面的事情很精彩”，但在杨锦麟却无能为力，感觉也变得粗糙起来，好像沉睡了八年。八年后，离开知青点回城的情形，杨锦麟竟是一片模糊。 离开的日子，伤痛和忙乱交织着，杨锦麟依稀印象就是把自己平时睡的床板锯了，钉了个箱子。一只木箱便装载了杨锦麟八年广阔天地的全部。 1977年，杨锦麟病退回城，回到了久别的厦门。前方一片空白。 二、街道临时工，穿行在下水道 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心灵历史，每个人都有其特有的感悟方式。对那样一出人生序幕的记忆，无疑是这一代人无法褪去的鲜明的生命烙印。 几近破产境地的知青们一批批回乡，他们的物质状况如同他们的精神一样受到重创，生存压力再一次抛向他们。有这样一个梦，许多回城知青都做过，而且不止一次，千辛万苦重新得到的户口簿突然丢了，怎么找也找不回来；醒过来，原来又是一场梦——对返城的知青来说，再次落户城市是他们的命根。 有过那段经历，回城知青们集体发誓，“ 撒尿都不朝着那个方向”。 “ 他相信已把记忆的灰烬抛入大海。”返城回乡，卸掉了一切包袱，包括历史的重负，杨锦麟和他昔日的农友们同时变得一无所有，首先是工作。知青们发现，厦门已人满为患，城市不堪重负。 从出发到归来，八年过去，待业青年是杨锦麟回城后的第一个身份。 手停意味着口停。“ 待业”的杨锦麟挑石头、清理下水道、挖污泥……各种各样的苦活累活，他全干过，不亚于在农村插队那会儿。 一起返城的农友，格瓦拉式的冲动，有人深情地讴歌吟咏：“ 无论我们曾有过怎样触目惊心的创伤，怎样被打乱了生活步伐和秩序，怎样不得不时至今日还感叹青春；我仍然认为，我们是得天独厚的一代，我们是幸福的人。”有人甚至选择了重返“ 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而杨锦麟却以他的固执，再次拒绝。 白天退去了。海风轻吹，海浪拍打着城市的夜晚，月光温柔地洒下，杨锦麟骑着自行车，在厦大礼堂和城里任何一家电影院之间来回狂奔，传递拷贝，跑片子。这是为了减轻家人的负担，杨锦麟又给自己多找了份活计。 电视，那个时候远没有今天这样普及。而看电影却是城市里最常见的娱乐，准确地说是寓教于乐的方式，就连找对象谈朋友，许多都是从电影院开始的。那个年代，解禁的老片子、新拍的国产片，还有进口片，蜂拥而至，电影院异常红火，就连《大众电影》上一张男女主角接吻的外国电影剧照，都可以引发一场全国性的大论辩…… 杨锦麟二十有四，已是适婚年龄，照理也该谈谈对象了。而杨锦麟此时此刻一门心思只有生存，哪来的谈对象……每个白天都在城市下水道里清淘污泥，在大街小巷里修整路面，每个周末的晚上，杨锦麟载着电影胶片盒，飞快地穿行在厦门的马路上，却不曾拥有一个完整的时间，从头到尾看一部自己送来的电影。 对他，生存才是一切。 这是一个饶有韵味的场景，完全可以这样展开：天逐渐地暗下来，烟霞浩淼的海面包围着鹭岛，远远近近的汽车喇叭高一声低一声叫起来，自行车飞快穿行在街道，街灯透过斑驳的枝叶，投向瘦弱的身影。 电影院的工作，那时也是颇有些小特权的。给弟兄们搞几张免费的电影票，不在话下。尤其遇到内部放映或是新片子首映，拨开拥堵的人群，在一片艳羡的目光中，堂而皇之进场的那一刻，杨锦麟的快意简直就要爆开来似的。 偶然间，这个骑车送片子的年轻人也会想起，下乡时，三个月看一场电影《地雷战》，再三个月，电影队又来了，还是《地雷战》，记得曾经有一年，连着看了三次《地雷战》，最后连电影台词都可以倒背如流，电影演员嘴巴还没张开，晒谷场上就出现众口一词、脱口而出的奇观。最令人陶醉的电影画面，是《列宁在一九一八》里的芭蕾舞剧《天鹅湖》，白天鹅起舞，模模糊糊的芭蕾舞演员的超短裙，引入遐想；瓦西里和列宁的女管家拥抱亲吻，则是百看不厌的经典画面…… 日复一日，平淡而忙碌的生活，平实而简单的幸福，这不正是自己在插队时日思夜想，经常从睡梦中都会笑着醒来的日子吗？可是，杨锦麟内心的不安分似乎又开始躁动起来。 《杨锦麟这家伙》　第二部分我要读书 三、“ 我要读书”，二十天临阵磨枪，命运改写 社会历史的运作如天道无情，在惊天动地的变革面前，个人是如此渺小而微不足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那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无情地侵入个人的世界，不由分说，将个人裹挟而去，不知疲倦地斗私批修，莫名其妙地气壮山河。杨锦麟被拨弄于不可知力量的掌股之间，自我的命运根本无从掌握，个人世界的安稳难以守护，弱冠之年，便饱尝生活艰苦的杨锦麟，不由得对个人前途命运生出种种惶惑、迷惘之感。 重新回到美丽的厦门，往昔的足迹随着尘土淹没，重新拥有家庭温暖，丰饶的大地给正在精神和肢体恢复健康的回归者杨锦麟输送精力。人终于回来了，可未来在哪里；旧船沉没了，新的彼岸又是什么。杨锦麟的思绪恍惚起来，像寂寞雨夜，恍恍忽忽的街景一样。 为生计、为糊口奔波忙碌，杨锦麟从未有过自怨自艾，可他并不甘心。作为一个被放逐者、受难者，他只有再度出发，自觉地更新，迎接挑战。命运似乎又在向杨锦麟招手了，但机会并非唾手可得。时间来不及让杨锦麟停下来思索、体认。 转眼到了1977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学停止推荐入学，此举意味着被废除多年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重新恢复。信息表面含义的确如此，而背后所传达出的丰厚内涵，怕是只有过来人才可能真正体味到。 第一年，杨锦麟的报考愿望未得到街道允许。到了1978年夏季高考，等杨锦麟好不容易终于争取到报名机会，离考试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二十多天，美其名曰是复习应考，可许多课程对仅仅初中毕业的杨锦麟而言，其实压根就未曾学过。 说起高考，还有一段小插曲。“ 张铁生起事那年，我本来也准备参加考试的，数理化还补到高一，全是利用双抢的丁点闲暇时间。每天，几个同学走十几里路，聚在煤油灯下一起补习，结果出乎意料，他们答不出来的题，我都答对了。他们的学历可是都比我高啊！”杨锦麟并不讳言，自己号称初中毕业，实际上却是不完全的中学学习。正如同时期的北京下乡知青王小波所言：“ 说我当时是知识青年，青年是很够格的（王当时是十六岁），知识却不知在哪里。”回城的时候，杨锦麟连自己那张初中文凭都不见了踪迹。 天海相连的低空，厦门天气出奇的闷热。 准备高考最后冲刺的日子，杨锦麟精神高度紧张，一坐下来就是几个、十几个小时，过度用脑不说，还要饱受空气潮湿和令人绝望的高温折磨。那时候，不要说空调压根听都没有听过，就连风扇，杨锦麟一家也是在他考上大学多年以后才奢侈地用上的。扇扇子只会浪费时间，再热再闷也只有硬撑着，用杨锦麟的话说，最后连裤裆都捂烂了，可真叫是苦不堪言。那时候的杨锦麟瘦得可以飘起来。 ………… 三天考试结束，接下来的等待更令人焦虑，忐忑不安，忧心忡忡。毕竟只是三年初中学历，外加没完没了的运动和八年战天斗地。第一次参加高考，把握究竟有多大？那个盛夏前途难卜。杨锦麟心里似乎也未见得很有底，他几乎做好了再一次考试的准备。 其间，杨锦麟和几个待业青年，拿着街道办事处给的两万块钱，筹备起一家工艺美术厂。筹办期间，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是用简单的拍摄照片方式，将大陆流行的电影歌曲和电影明星冲洗成一张张的照片，然后拿到厦门大学摆地摊，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 兜售”。那是一个精神饥渴的年代，即便只是一张简单不过的套色图片，也是难得的精神产品。“ 那会儿，卖得真快，就靠这个养活了数十个待业青年。”工艺美术厂筹备的第二年，为了迎接当年的春季交易会，同伴们研制出仿古的屏风装饰画，参加春季交易会一下子就获得一百万美元的定单。 算是对街道办事处和一群参与创业的同伴们有一个交待。回到厦门之后不久，录取通知书终于盼来了。 在此之前，杨锦麟曾经给厦门大学招生办负责人和历史系主任陈在正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渴望读书的强烈意愿。时至今日，杨锦麟还记得信的最后，真真切切写的是“ 我要读书”。自学成才的大陆军旅作家高玉宝在描述自己童年失学惨痛经历的大声疾呼，居然成了杨锦麟和所有当时的中国年轻人共同的心灵呼唤。 录取通知书终于来了，还是全国的重点大学。薄薄一张纸捏在手里的时候，杨锦麟明白，这是人生一次重大的转折，他把命运再一次地攥到了自己手上，紧紧地。 那一年的高考，杨锦麟的政治、历史成绩相当了得，即使在全厦门也是数一数二的高分。“ 数学，考的很抱歉，只有十一分”，每每得意自己二十多天苦熬的“ 战果”时，杨锦麟总不忘补上一句调侃。 最终，杨锦麟是被厦门大学历史系录取。大学四年间，杨锦麟还补齐了一片空白的英语。 杨锦麟至今清楚记得，大学录取通知书送到家中那一刻的情形——全家人高兴，杨锦麟的父亲尤其感到欣慰，祖母也是老泪纵横，只是一心希望孙儿成龙的祖父，早已经去世。那些天，久违的欢笑重新又回到了这个大家庭里每个人的脸上，杨锦麟还因此成了他所在街道家长们教育子女的样板。 离开工艺美术厂，到厦门大学报到的那一天，厂里几位同事设便宴欢送杨锦麟。是夜，畅饮，大醉方归。杨锦麟这家伙，醺醺然回到家中，突然在家里的穿衣镜看到自己的模样，一下子脱下脚上的皮鞋，猛地砸向镜中的杨锦麟，事后家里人说，杨锦麟这家伙只是狂笑不已，整一个“ 范进中举”的癫狂。杨锦麟事后也只是依稀记得，自己一个晚上的喃喃醉语，也只是四个字“ 我要读书”…… “ 我要读书”，四个字，按照杨锦麟现在读报时常常说的另外四个字，就是可圈可点。 鹭岛最南端，那所坐落于此的知名高等学府，美丽的校园亦是厦门人日常生活的一个场景，更是一所精神、思想之所，“ 青年的吸铁石”。少年时代，杨锦麟曾有过无数次的校园嬉戏追逐的欢乐；而作为一名学子，求学深造，对杨锦麟包括这一代人，无疑是莫大的荣耀。此刻，杨锦麟已是二十有五，成为了一名地地道道的“老”大学生。 造化弄人，百感交集，想必杨锦麟是最具体会的。 《杨锦麟这家伙》　第二部分天界晓钟，催人梦醒 第七章“自强不息，止于至善”——厦大十年 一、天界晓钟，催人梦醒 出生在美丽的鹭岛，像鸟儿一样快活，十五岁之前不曾离开过，杨锦麟兜兜转转八年，又回到起点——厦门。 有过八年的离家，相比较过后，杨锦麟愈发热爱这里的一切，菽庄藏海，鸿山织雨，五老凌峰，鹭江唱晚，童年的零碎记忆串起来是橙红色的岁月，而今归来，厦门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再一次向他敞开怀抱。 入读大学无疑是杨锦麟个人命运的一次彻底转变。 大学生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天之骄子，大学毕业同时意味着响当当的国家干部身份的确立和开始。这一点对“ 老三届”这个当代中国社会经历特殊的群体，尤其意味深长。当这些昔日的接班人们饱经忧患，时隔多年重新捡起书本的时候，岁月沧桑的皱纹已经爬上他们的额头，不少人已经结婚成家、拖儿带女，不经意间又成了那时全国各个高校校园内一道独特的风景。 厦门大学，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华侨创建的高等学府，1921年，由著名的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兴办。厦门大学位于厦门岛南端，依山傍海，风景秀丽，中西合璧的“ 嘉庚风格”，不仅外现在中国传统建筑技艺与西洋流派融合，所创造出的形貌、色调精美绝伦的校园建筑，同时内化在其“ 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和办学风格。 厦大校训，陈嘉庚先生的解释是自觉地积极向上，发奋图强，不达到十分完美的境界绝不停止自己的努力，永不懈怠。两句话分别出自《周易》“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礼记·大学》“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厦大校歌“ 学海何洋洋，鹭江深且长，至吾知于无央”。同一个班级里，有和自己年纪相若甚至更老的，也有不少十七八岁的应届毕业生，莘莘学子们，除了诵读校训，齐唱校歌，再就是对紧张的学习开始的全新投入，这是杨锦麟入学教育的第一课。 十年浩劫结束，对“ 文革”灾难性后果的拨乱反正是当时举国上下最急切的渴望。把被“ 四人帮”颠倒的一切重新颠倒过来，把被耽误的时间夺回来，“ 振兴中华”的口号无异于当年“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般振聋发聩。杨锦麟这些高龄大学生们最直接、有效的方法，除了读书，还是读书。教室、图书馆、宿舍，三点一线的生活，杨锦麟连近在咫尺的家也难得回上一趟。 见识过了贫瘠，于是，杨锦麟更懂得财富的意义。坐落在校园大礼堂的钟楼，每天清晨按时敲响的钟声，唤醒了厦大的学子们。杨锦麟和他的学长们，是校园里比钟声起得更早的人。 厦门厦门，大厦之门，天高地广。厦门大学同样学府门户大开，杨锦麟就读的历史系，名家荟萃，人才济济，师资力量强大。这对于初入校门时的杨锦麟，只能是一个必须仰视的世界。有两点使他走上了那条如同朝圣般的无涯学海小路。一是虽然靠着自己的“ 急才”，二十多天补习，居然以初中生的资历一脚踏进了高等学府，但那点底子，只有自己心里清楚；二是那个百废待兴的特殊年代大潮的推动，读书和发奋读书，是惟一改变个人乃至国家命运，实现“ 四化”的根本所在。 此时的厦门大学经过几代人的创业，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有着自己鲜明的办学特色，“ 侨、台、特、海”的声誉，在海内外日见兴隆。深居校园，读史、研史、治史，联通古今，杨锦麟增长的不仅是学问见识，学习技巧和方法，还有慎思、审问、明辨和力行的精神滋养。 那些日子，杨锦麟几乎爱上了那种感觉：天空是那么湛蓝，阳光是那么温暖，骑着丁零当啷的自行车，穿行在校园哗哗作响的树丛间，季节仿佛永远停留定格在秋天似的，那些散发着古老书香的、属于过去、属于自由和理想的精神养料，那些师长前辈们的道德人品、才学识见，甚至当年鲁迅、巴金、林语堂等文化巨匠徜徉的曲径陌巷，都足令他敬仰兴奋不已。杨锦麟像久渴的蜜蜂见了花朵，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知识的养分。 大学四年，杨锦麟打趣说，如果不是高考历史得了高分，被历史系抢先录了去，自己很可能会是中文系的学生。那样的话，说不定还会对老乡林语堂的厦大经历，包括大文豪鲁迅“ 遁迹海滨”，“ 莫名其妙的悲哀”，以及日后二人种种的不愉快，条分缕析，研究琢磨出一些名堂来。 自始至终，杨锦麟对自己历史专业的选择眷恋如初。四年的潜心钻研，师从名家们而勤学好问，无疑对杨锦麟日后思想的养成，治学的方法，甚至观察社会的视角都大有裨益。而他一直以来对于遣词炼句的喜好，也修成了正果——生动、犀利而一针见血的嘴皮子、笔杆子，他的口、他的文字终于捉住了他敏锐的感受。这更像是一个意外收获——若干年后定居香港，专栏作家的笔墨生涯，时事评论员的口若悬河，都显现出杨锦麟当年苦读苦练的扎实根基。 《杨锦麟这家伙》　第二部分新来的辅导员 二、新来的辅导员，不辱师门的弟子 虽然是再度踏入社会，如同一切即将迈出校门的年轻人一样，杨锦麟对未来依然有着许多的憧憬和梦想。 1981年，杨锦麟大学毕业了，留校工作是对他优异成绩的肯定和奖赏。轮到他给学生们讲解校训、校歌，和一切关于厦大的辉煌历史了。这时候，杨锦麟的身份已是一名大学老师。 那是我一生中第一份正式的职业，所以我格外珍惜。二十多年之后，杨锦麟参加当年所带班级同学毕业二十年的聚会，坦然地向学生们诉说自己当时的心境。 杨锦麟一边热心人生的第一份工作，一边继续潜心留意自己在大学时感兴趣的课题，杨锦麟在为他日后研究方向的确立，着手准备。 1981年入学的新生们，已经不再像78、79甚至80级，同班同学年龄可以悬殊十几岁的插花班了，而大多是应届高中毕业，第一次远离家门的十七八岁的孩子。教书育人，抓思想抓纪律，健全班团组织，校风班风建设，甚至学生们的生活起居，拌嘴斗殴，谈情说爱，事无巨细，无一不是辅导员的工作范围和职责。 一半是老师，一半是家长。尤其是对八十年代以后入读的学生来说，杨锦麟的政治思想工作是靠他的黑色幽默来做的。正面说服教育倒在其次，诸如理想、前程、社稷、责任等等，杨锦麟总是能从最现实的基本面找到对应，把活生生的事例摆在学生眼前，这样学生们的思想会比较容易打通。当然很多同学至今对他的严格和严厉仍多有微词。 杨锦麟深得学生们的喜爱，当然还有他为学生们无条件的付出，生活上无微不至，纪律方面却始终严格要求。亦师亦友，加上杨老师的正直、豪爽，高八度的责任心，一朝为人师表，杨锦麟最看重和在意的是自己带领的班集体，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骄人成绩。这一点，同学们没有让杨锦麟失望，这也足以令他这位新来的辅导员由衷地欣慰。 桃李芬芳。当年杨锦麟的学生们，于今遍及全国各地，这些杨锦麟读报节目的忠实观众，为自己辅导员的骄傲溢于言表。至今，他们中的不少人还和杨老师保持着热线联系，但逢天南海北同学间聚会，他们最期待的是有杨老师到场，为迁就老师的时间，他们情愿改变已定的计划。而每一次面对自己学生发出的邀请，在观众和师生之情间的取舍，对杨锦麟而言同样艰难。虽然常常是分身无术，但杨锦麟都会把这当作一种快慰、一个珍存。 2004年，长沙大聚会，杨锦麟难得地现身，那个场面出乎意料竟然成了一场“ 大批判会”。那场一次同学老师离校二十年鲜有的聚会，令所有到场者难忘。叙旧聊天，而到了晚宴的话题，焦点非常集中，同学们众口一词的“ 指摘”不外乎杨老师当年的严厉、残忍，铁面无情，使他们错失了花间絮语、月下缠绵的浪漫。 同学们清楚记得，当年在学校，杨老师最最反对的是他的学生谈恋爱，为此不惜搬出诸多禁令，好像“ 封建家长”般棒打鸳鸯，非常严厉……追忆过往的青春岁月，一次难得聚会的主题居然是“ 控诉”恩师的无情，但这也可以理解为这是师生之间才有的一种私谊。 面对学生们的声讨，杨老师除了诚恳检讨之外，还是口不改悔，“ 不让你们谈那就对了，你们自己想想，饭都吃不饱，还需要助学金交伙食费，还谈什么恋爱”。杨锦麟更多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读书期间对知识的投入和渴求经验来解释自己当年的不近人情。 风华正茂的男女，每天一个教室上课，一起出入图书馆，萌生情愫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不要说对岸的鼓浪屿，就是厦大校园哪里不是谈情说爱的极佳选择。即便是杨锦麟自己，那时不也刚刚成家吗？但反对学生们谈恋爱，杨锦麟非常决绝。尽管当时校园的恋爱风也是屡禁不绝，尤其是高年级，恋爱像野火一样蔓延。杨锦麟苦口婆心的劝喻有之，实在不行只有当头棒喝，其实他的外人看来的过分严厉、不通情理，最主要还是觉得这些孩子们应该把所有时间、精力都用在学业上，因为他自己、他们那一代人已经被耽误的太多了。 杨锦麟自己同样也在只争朝夕，不敢有半点懈怠。 很快地，杨锦麟把目标投向了一直关注的清代台湾历史，开始了一系列探索和尝试，并迅速崭露头角。毕业不到两年，杨锦麟被破格提升为大学讲师，又以业务骨干身份充实到厦大国内有着重要影响的学术机构——台湾研究所，开始了他对台湾问题长时间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台湾问题研究是大陆炙热的“ 显学”，各种台湾研究机构纷呈，各显锋芒。厦门与台湾一水之隔，习俗相近、言语相通等地缘便利，使得厦门大学在台湾问题研究领域捷足先登，于1980年就创办了国内第一个有关台湾问题的学术研究机构，这就是杨锦麟当时所在的厦门大学台湾问题研究所。 2004年，经批准，厦大台研所已升格为台湾问题研究院。研究院下设政治、经济、历史、文学、两岸关系五个研究所以及文献中心，还编辑出版《台湾研究集刊》等。研究所现有两个博士点，以及中外政治制度、区域经济学、专门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四个硕士点，在国际学术研究相关领域仍然享有较高学术地位。 而作为鼻祖的厦大台研所，即便是当时的研究人员均有过长期治学经验，熟悉台湾历史和现状，对台湾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基础研究相当扎实。陈孔立、范希周、陈在正等一班知名学者勇于探索、求真务实的矢志追求，被视为在掌握和了解台湾资讯、研究探索台湾问题方面的“ 实事求是派”，因而赢得学界口碑。多年来，海外普遍把厦大台研所当做是大陆台湾问题研究“ 南派”意见领袖和业界姣姣者，十分器重。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厦大台研所始终恪守实事求是的传统学风，实在难能可贵。正是在这样一个治学严谨的氛围中，承继着所里在台湾问题研究方面建起的构架，受到陈孔立等恩师悉心栽培，杨锦麟可以说是深得其所，其师治史之精髓，他快速起步成长。《李万居评传》便是杨锦麟这一时期研究成果的集成，他在这块尚未被开掘的土地上的耕耘，在人们习以为常的史料中新的价值发现，开拓与创见，实不辱其师。 三、台研所新锐，目光投向台湾党外政治势力兴衰 在台研所，由研究国民党党外政治势力、政治运动，包括民进党，渐渐地，杨锦麟萌发了对他们的先驱者——台湾省级早期反对人士的浓烈兴趣。 七十年代崛起的台湾执政党党外政治势力，是台湾政治发展过程中，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它的出现，并非孤立的政治现象，必有其历史的传承与源流。这在杨锦麟看来，很大程度上，是由战后台湾民主运动发展基础上缓慢集结形成的。早期在野政治人士政治运动的尝试与失败，为七十年代以后党外政治势力的崛起积累了教训与经验，同时提供了行动和思想的借鉴。 杨锦麟认为，早期的台岛在野政治人士拘于政治高压、权威体制的制约，固然无法展现当代台湾在野政治势力的意图，却仍以其孤军单薄之力，做出许多不懈的搏击，从而构成了一组多元化、多层次、多角度，且色彩斑斓的政治群像。其中形象最为鲜明、性格最具特色、生平最富悲剧性的，实非传奇人物李万居莫属。 以李万居的生平，浓缩战后台湾在野政治反对势力演变的历史，通过对这一历史个案的考察，并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凸显李万居不平凡的人生经历，李万居就这样不期而至走进了杨锦麟的视野。这一研究成果，首先受到了学界高度关注；同时，杨锦麟还使得自己的著作不失为一本耐看的大众读物。 《李万居评传》，杨锦麟是在追忆一段被湮灭的历史，呼唤一个已被淡忘的名字。李万居，这个生前历经磨难、备受攻讦、郁郁而终，死时却备享哀荣的“ 近现代台湾历史发展轨迹部分见证”的传奇人物，正是因为杨锦麟的寻觅、评说，一个寂寞先行者的形象跃然纸上，他获以重生。 这里有必要先对李万居的生平要事略作介绍。 李万居，1901年生于台湾省云林县。年轻时，李万居曾西渡大陆，求学上海，与章炳麟等人有过师生之谊；二十五岁赴法国留学，七年间先入巴黎大学文学院，后攻读社会学，兼读政治课程；回国后，举家迁居南京，任职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抗战期间在香港、广州一带活动，从事对日情报工作。1945年日本投降后，李万居参加首批赴台接受工作，负责接管新闻业，随后筹办并出任台湾《新生报》发行人兼社长。李万居曾荣膺甲等胜利勋章，并高票当选第一届台湾省参议会议员、副议长，并五次连任。台湾“ 二·二八事件”爆发，他又是事件处理委员会常务委员……问政、办报、组党，构成了李万居平生三件大事。1966年，在穷困潦倒、贫病交加中，李万居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 草莽书生”李万居一生遭际，记载着近现代史上台湾知识分子为挣脱黑暗，饱染忧患，命途多舛的坎坷历程；他后期的政治生涯，尤其折射出七十年代以来国民党党外政治势力运作、影响的印记。李万居以问政、办报、组党构成的行为表现及思想实践，恰恰是战后台湾在野政治反对势力演变历史的浓缩。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命运安排。1985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杨锦麟在厦门结识了早已移居香港、李万居的次子李南雄，初次相会，俩人竟是一见如故，交谈十分投缘，便开始了几年的通信与交谈，还结交为“ 学术上的挚友”（李南雄语）。作为已故者的直系亲人，照理，这位日后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主任、教授的李南雄，对先父的一生，比起外人杨锦麟有更多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和发言权，况且，台湾战后政治发展正是他的研究范畴。 对于李南雄最终没有自己动手，个中的缘由，旁人不好妄加猜测。总之，对于李万居“ 一生所反映的历史演变与政治现象淋漓尽致的发挥”，包括“ 作为一位严肃的研究者，需要到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及有关单位查证”等等，“ 这正是杨先生的承担”。随后的几年中，杨锦麟努力地访问李万居的诸多旧属、亲友、同事，广泛搜集不易获得的文字资料，研磨考证，通过李万居生平问政、办报、组党三件大事，对其主要经历、思想、关键性行为，以及他“ 二重性格组合”、历史作用等一一考证厘清，渐渐地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而李南雄也十分愉快地“ 设法提供手边的资料”，权充被访问的对象，“ 书稿完成之后，我也权充试读员”。 《杨锦麟这家伙》　第二部分战后台湾历史 四、二十多万字的《李万居评传》，“ 作者情况熟悉，达到相当准确的程度” 杨锦麟萌发为李万居撰写评传的年头始于1984年，选题本身带有相当的挑战性。 二十多年前，海峡两岸的政治形势远不是当下。虽然，八十年代末期的台湾政治脱胎换骨，成为一个比较政治学领域饶有趣味和深意的话题，这些演变转化的历史背景和深层结构上的原因，颇值得研究；但这同样又是一个敏感、艰涩的话题。 困难首先来自资料的极度匮乏。对战后台湾历史，尤其是对当代台湾政治发展的认知，当时的大陆学界几乎是一片空白。即使是在条件相对优厚、专事台湾问题研究的厦大这所机构，对战后台湾历史尤其是对当代台湾政治发展的认知，几乎一片空白。 起步是艰辛的。虽然杨锦麟已经是竭尽所能地广泛、大量地搜集可能获得的报章、刊物和其他资料，但这些资料对于一个深入研究者而言，显然只能是杯水车薪，远远不够。那时的杨锦麟自然也无法像今天一样，自由地行走于两岸三地，他只能是在海峡这一边的大陆，凭窗眺望，苦思冥想，而无法实地考察李万居活动过的台湾外部环境，以增获更多感性体验。因此，从选题酝酿，收集、整理资料到撰写大纲、完成书稿，杨锦麟前后花费了近七年的时间。 杨锦麟这部早年著述，虽以评说结构，学术价值却远远高于此。 蜚声海内外的台湾问题研究专家、“ 台湾学”始创者陈孔立教授，一向非常得意杨锦麟，对自己的这个学生偏爱有加。大病初愈，陈孔立亲自为《李万居评传》作序，评价这是“ 一项为台湾反对运动寻根探源的工作”。“ 作者把李万居放在当时的台湾，台湾与整个中国，乃至国际环境中进行考察，见解独到”，他还称赞该书“ 学术价值不囿于一部历史人物评传的范围内”。 初出茅庐的第一部专著就受到如此评价，并很快引起业界瞩目，可见杨锦麟出手不凡。 “ 鲁莽书生”，是杨锦麟对李万居二重性格的高度概括。评传中，杨锦麟大着笔墨，对这一互相排斥的概念，充分挖掘，将李万居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深邃痛苦的心理搏斗，模糊矛盾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李万居为人坦诚的豪放不羁，阔论嗜饮，评传也给予充分展示。 李万居性格充满矛盾，对其一生最具跌宕起伏、起承转合的时期，杨锦麟在评传中这样论述：“ 比如他的思想构成，既有相当传统的中国道德伦理观念，又嫁接有来自资产阶级精神文明发源地的法国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他既鼓吹自由、平等的西方文明思想，但又极力反对其长子李南辉与著名影星林枫的恋情；他既希望为体制所容纳、所接受，但又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为仕途畅顺而卑膝奴颜；他实际上只要稍作姿态，既可以被当局所青睐，但他偏偏又执着选择另一条政治不归路。”实在是入木三分。难怪对于李万居的为人品行，政治人士不乏交口称赞，可他们偏偏不会去步之后尘。 由叙事而点评，直抒胸臆，或许可以这样说，杨锦麟日后在电视上读报点评，关注焦点，纵论国事天下事，此时已多少显露出端倪。 “ 尽瘁一生为自由”、“ 哪堪豪气尽销磨”，《李万居评传》全篇飞扬着杨锦麟的文采诗心，充盈灵气的文字比比皆是。断定自己的文学细胞不会逊色中文系学生，杨锦麟这方面很是自负。 办报是李万居生平最为重要的业绩之一，杨锦麟写道，李万居创办《公论报》除去不愿屈膝长揖、消磨傲骨之外，更充分体现其不改初衷的理想主义色彩。杨氏评传叙史夹议，评点抒怀，他又写道，李万居耿直坦率，嫉恶如仇，喜怒形于色，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性格，本来就很难适应官场政治，而办报立言，需要承担更多的政治、经济风险，他的这种选择固然体现其理想抱负，但已经是一场政治悲剧的开始。 杨锦麟此一番描述，让人觉得不平之气砰然升起。“ 李万居创办的《公论报》寿终正寝了，回忆当年报纸惨淡经营的情形，今天已散处台湾各报服务的旧人，应该都感喟。”《公论报》伴随着李万居度过了十三个风雨如盘的岁月，走过了曲折坎坷的路程，它的被迫休刊，杨锦麟认为，这是战后台湾民主运动史上一曲震愦人心的悲歌。 洋洋洒洒一部评传，杨锦麟依循主人公少年时代、抗战时期、台湾光复、“ 二·二八”事件，及之后的办报、问政、组党过程展开，对这一历史人物的行为表现、思想活动纵向考察，叙述严谨而无刻意的渲染夸张。但对人物遭际中的真诚奉献与屡遭横逆，认同与排拒，追求与徘徊，充满悲剧、充满传奇的人生际遇，性情中人的杨锦麟自然不会放弃评点的机会，于是叙事述史之外，作者本人慷慨干云的豪气，升扬的哲思，浓厚的文人气质，纤毫毕现地展现出来。 阅读本身将是一种享受，这是对读者而言。 对这本二十多万字的《李万居评传》，充满期待，有着切肤感受的还有一个特殊人物——李南雄教授。这位有幸先睹为快的传主后人称，专著对于“ 先父一生所反映的历史演变与政治现象淋漓尽致的发挥”，帮助他厘清了1949年后台湾政治早期发展中一些较为深远的背景因素，以及政治结构上的根源。父亲的大部分政治生涯与经历，都在李南雄未成年时，“ 这部著作最大的贡献应是对先父个性的特点、思想的形成和所处的时代及政治局面，有一个较为细腻的分析。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 尤其是对于“ 二·二八”事件前后台湾政局的剖析，以及新党运动涉及的错综复杂关系，李南雄称也是从这部“ 颇具见地”、“ 颇为严肃认真又有学术价值的著作”中得到有说服力的研判。站在家属的立场，李南雄在拜读这部著作时，颇有追思之意，享受着缅怀先父的人生况味。 一部作品，于作者、读者双方而言，能如此心有灵犀，亦为难能可贵。 《杨锦麟这家伙》　第二部分付梓出版也是一个八年 五、书途多舛，付梓出版也是一个八年 书终于写成了，写得相当不错。 有幸成为第一批读者的人，都在为杨锦麟的出手不凡欣喜。 然而，出版成了问题，尤其是作为一部带有学术探讨类的著作。主要是经费的筹措，颇费了一番心思，却始终不见什么希望。著述和传主一样，再一次地饱尝寂寞。李万居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又何尝不是如此。 李万居春风得意之时，台湾有许多大公司，纷纷请他担任董事、监事、理事，车马费按月自动送上门来，整日里宾客盈门，应接不暇。而当他无权无势，办报组党相继告败时，当年的食客惟恐避犹不及，更遑论请他出任这样那样的美差，果然是应了“ 贫居闹市无人问”之语。而他自己的诗句“ 梦寐忧时歌当哭，岁阑何计遣悲愁”，“ 堪怜枯寂心灵里，绝似空山一老僧”，正是这位末路英雄悲凉心态的真实写照。对此，台湾的评论家们淡淡地写道，社会很现实。 倾尽了杨锦麟数年心血的著述，此刻只能静静地躺在家中书柜的一角。夜深人静的时候，杨锦麟会经常地信手翻上几章，李万居“ 那堪豪气尽销磨”，昔时的铁汉形象依然栩栩如生。历时数年，自己对这位历史人物的行为表现及思想活动的考察分析；对他的一些政论文章，包括在省议会时期部分质询发言及提案记录等史料的挖掘，首次披露；也包括为传主生平要事的每一细节的核准、证实，因无缘实地考察李万居生活实境，而又希望增加对历史的感性、立体认识，遍访先生的诸多旧属、友人、同事，彻夜长谈的那一幕幕，同样是历历在目…… 每次翻阅，杨锦麟的心绪都交织着百感的情愫。而一些同事、友人为引荐书稿，奔走四方；尤其是恩师陈孔立教授大病初愈后，不但审阅书稿，“ 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还为拙著题签作序”，万般感激之余，更是加重了杨锦麟的不安。 《李万居评传》的序言中，陈孔立这样写道：“ 我想说的是，作者之所以能把李万居这个人物写得有时代感、立体感，就是因为他不是就李万居写李万居，而是把李万居放在当时的台湾、台湾与整个中国，乃至放在国际环境中进行考察。”他最后的结论是：“ 本书的学术价值不囿于一部历史人物评传的范围内。” 也正是因为这个序言，还引发了日后的一件美谈。 出书既为文人之盛事，自然格外看重。早年是恩师为自己得意门生作序，门面生辉，若干年后则由杨锦麟执弟子礼，以“ 拜读”的恭谦，阐发心得，是以为序——师生情谊之间，这不能不说是饶有趣味的一段谈资。 2004年，陈孔立教授新著《观察台湾》付梓出版，业界评价这本台湾学研究的“ 精要之作”，将成为后来者研究这一时期台湾政治变迁的“ 历史证言”。著作具有如此份量，想必这位年逾古稀的老先生对新作序言的人选，也是思量再三。最终，他还是把任务托付给了早年的弟子杨锦麟。 陈先生当然是有眼光的。 这不仅仅是多年的师生私谊，性情上相互知晓，彼此投契，更因为学问见识上的传承，——“ 没有自己的看法不写文章”，这是陈孔立教授在书中反复强调，也是多年来他一以贯之的治学态度。对此，杨锦麟评述道：“ 作为一位有责任的研究者，他的所有观察分析和研究，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而不是刻意迎合和揣摩官方或上级的旨意，更不是为了争取媒体的能见度，写一些未必是官方立场，但希望哗众取宠的文章。”他批评这种在大陆和海外屡见不鲜的作秀，“ 博出位”、“ 政治扒粪”既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也无助于增进两岸之间的了解沟通。在他看来，陈先生研究台湾问题和其他政治现象的态度、立场、宗旨和出发点，与之截然不同，因而更加难能可贵。杨锦麟继而顺理成章地阐明自己的观点，“ 研究台湾问题的学者，从事对台工作的官员，都应该对台湾和台湾人民有真实的感情，要学会用台湾人的眼睛去观察，用台湾人的心情去感受，这样才能做到真正了解台湾，了解台湾人在想什么。”“ 这必须是一种设身处地，也是真正了解台湾的必须前提。” 杨锦麟推崇陈孔立和他所代表的“ 南派”学者的孜孜以求，认为陈老先生“ 则是这种实事求是研究台湾问题方法论最突出的集成者”，而这也是杨锦麟矢志效法追求的一个典范。作为一个长期研究台湾问题的有责任心的学者，借老师专著出版，杨锦麟直抒胸臆，终于说出了多年一直想说的话。 言归正传。直到1992年，由香港林耀明基金会慷慨资助，一个在台湾独立奋斗的战士李万居，经由大陆学者杨锦麟的发掘、笔润，最终获得了新生。 整本书谈不上所谓的包装设计，浅绿色的封面上只简单地印着书名、作者姓名，内页的纸张很脆且薄，每一页都印的密密麻麻，如今也已经泛黄，根本无从和现在装帧考究、外表看上去很是阔绰富裕的出版物相比。但这洋洋二十多万字的专著，所取得的开创性成果，其价值自然也不是秀外而内空的快餐读物所能相提并论的。 从提笔到出版，时隔八年，《李万居评传》终于尘埃落定。虽然，这时的杨锦麟已身在香港，成为了香港新移民，然而，他将这部自谦“ 可作为研究战后台湾政治社会发展史的辅助参考”著作的荣誉，始终归功于母校、归功于母校台研所的栽培。 六、特别想感谢、特别要感谢的一个人 历时八年成就此书，杨锦麟需要表达谢意，恩师、友朋，所有提供过帮助的人当然都不在话下，既发自内心，也依循惯例。 新书出版的时候，还有一种特别的情感，不吐不快，并且只能对一个人，在书的后记，杨锦麟把看似平淡的一笔，重重地落在一个人，那个已成为自己妻子的女人身上。 大学毕业，杨锦麟恋爱了。确切地说，应该是开始谈对象了。 没有什么浪漫的过程。 那天，系里某位热心的老师为杨锦麟介绍了对象。都是厦门同乡，没有丝毫言语不畅、习俗不同的沟通障碍。例行见面“ 相亲”，男女双方都是第一次。娴静大方、朴实善良，女性让人称道的品行，面前的这个姑娘皆有，何况她正值青春韶华。 亲事很快被订下来了，杨锦麟心理上的准备却不够充分。进照相馆拍结婚照，那时没有什么流行不流行的，也没有婚纱不婚纱的，全都是最简单快捷的俩人半身大头照。去照相那天，碰巧在照相馆门前遇到中学的一位女同学，还带了个孩子，可是不等对方开口，杨锦麟自己先闹了个满脸通红，像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现如今的年轻人感叹，结婚是坟墓，再炙热、浪漫的爱情，也经不起婚后生活的平凡、琐屑、俗气的磨蚀殆尽。对于杨锦麟恰恰相反，婚前许多被省略，或是不完全的恋爱过程，却是在婚后的日子里，被点点滴滴的生活细节滋养、长成的。厦门，阳光和雨水是那样的充沛。《李万居评传》前后耗费了杨锦麟八年时间，而杨锦麟的姻缘显然比一本书的时间开始得早，至今依然存活着，于平实之中透着一种坚韧。 在《李万居评传》里，有一节专门的篇章，叫做“ 佳侣良缘”，诗意地记述了传主温馨和睦的家庭生活。钟贤静，李万居相伴三十一年的爱妻，湘江岸边长成的大家闺秀，当年由章士钊先生引荐，结识了李万居，后来两人又在章士钊等一众见证下缔结良缘。李太太钟贤静名如其人，不仅是位温厚和蔼的贤妻良母，也是一生陪伴李万居共赴患难的挚友和助手。杨锦麟对这位女性不吝笔墨，大加褒奖赞美，是否有所寄寓，这只有他自己才清楚。 写作的艰辛难于言尽。“ 妻子为拙稿的撰写同样付出了很大的牺牲，她不仅承担了繁重工作之外的所有繁重家务，为我创造了良好的工作环境，而且为了我的事业和学业，她牺牲了许多得以发挥其专长的机会。”杨锦麟惟有铭记，惟有“ 我深深地感激她”。 其实，在日后更长的时间里，也正是因为太太默默地付出，家里家外地操持忙碌，对父女俩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体贴，才有女儿学业上骄人的成绩，杨锦麟事业上的突飞猛进。杨锦麟记忆尤深的是，初到香港的日子，人生地不熟，生活上的拮据和居无定所，“ 太太的肩上也承担着超乎寻常的负担”。正是她的乐观和善解人意，很大程度上排解了杨锦麟心头的许多郁闷，以及无所适从的焦躁，对于陌生环境的隔膜。 还是报人时，杨锦麟的生活规律无疑异乎于一般朝九晚五的香港人，而是常年地昼伏夜出，频繁地异地采访，不可能像今天的新好男人一样，给家庭更多的照顾、家务上的分担。杨锦麟弥补内心愧疚的办法是，每年千方百计地抽出一个时间，陪太太和女儿外出度假。如今，爱女远在大洋彼岸求学，漂洋过海探望女儿或女儿放假的时间，就是成为杨锦麟夫妇最期待的天伦之乐。 加盟凤凰卫视，彻底改变了杨锦麟多年的生活起居习惯。虽然还是像从前一样忙碌奔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毕竟晚上可以早睡早起，没有了宵夜醉酒，在杨锦麟当然是少了平生的一大乐趣，但对太太而言，反倒是件大好事。 1975年，杨锦麟为了检验自己还能不能在更艰苦的环境中继续挣扎求存，花了三个月时间，把抽了八九年的烟给戒了，至今已有三十年，算是男人了不起的一项成就。如今，为了做好节目，以及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酒也掌握在“ 适度调控”的范围之内。表面上看，杨锦麟大男人似地牢骚满腹，但家人的关切，他又何尝不心领神会，私底下充满感激和得意呢！ 新人也好，性感的糟老头也罢，总之作为公众人物、公众知识分子的杨锦麟知名度自然是大大超过从前了。每天众多的观众来函、电子邮件中，包括外出的场合，向杨老师致意致敬，称自己是铁杆“ 麟迷”、超级粉丝的大有人在。对此，杨锦麟说，心里没有几分得意是骗人的，但同时保持几分惶恐更好，这能让自己始终抱着一种平常心。 《杨锦麟这家伙》　第二部分重返母校 七、重返母校，“ 当年我们就封他为铁嘴” 厦大始终是广开学府大门的厦大。 2004年仲春，厦门大学盛情延请杨锦麟为客座教授，并视之为厦大的骄傲。授赠仪式十分隆重，颇显气派，看得出母校的心思。以校友的身份重返，却如此礼遇和厚待，倒让杨锦麟这位昔日的学生“ 至今仍如坐针毡，坐立不安”，虽然杨锦麟一向自傲。 还是那个美丽如画的校园。当年，与自己一道共事、彼此熟悉的同事，现于今大多成了教授、博士生导师，又或为重点学科、科技攻关带头人，响当当的知名学者，待遇优厚，令人仰视，这让自嘲仍在为稻粱谋、“ 香港负资产”的杨锦麟很是艳羡。“ 如果杨锦麟这家伙，当年不离开学校，也应该混个这导那导当当吧。”宴席间，杨锦麟还不忘拿自己来开涮一番。 虽然，杨锦麟同样被冠之于学者之名，还被母校延为教授，但比起过往的同事，杨锦麟经常地有几分惶恐。自忖“ 学者龄”实在太短，“ 坐”的学问仍不够厚重，而这又非胡适博士“ 女子的裙子，越短便越好”的著名演讲辞可以比照。学问要做得深、钻得透，除了天资、方法和识见，在杨锦麟看来，的确还需要有经年累月的积攒，皓首穷经，甚至为一辈子、几代人孜孜以求。这也正是母校给他的启迪——学者、学者，当是有能力学习者。 离开台湾研究所，确切说法应该是研究院多年，所幸杨锦麟从来没有停止过“ 自我增值”。他始终未敢有丝毫的松懈、倦怠，这不仅是曾经经历过的知识极度贫困，又或因为香港社会生活重压的驱使，在杨锦麟生命不息，学习不止，已经成为了多年的一种养成，一种自觉与自醒，是渗透到骨子里的根深蒂固的东西。这既成为了杨锦麟《有报天天读》的本钱，并将使他终身受益。 被告知自己是在母校最高层次的南强学术讲座上发表演讲，最初杨锦麟还是谦虚了一番。他的报告以《和平崛起中的香港问题》为题，谈及香港目前面临的诸多困惑和各种挑战。他的结论是，请充分理解、相信、依靠和信任香港的中国人。 显然，这是一次校园版的《有报天天读》，杨锦麟无疑将电视里的做派风格搬到了厦大礼堂。虽然厦大人已无从在他身上找到当年那个每天挣两元钱的下水道工人的影子，但是他的机智、敏捷，他的情感的真实流露，还是让当年的同事们看到了自己熟悉的“ 那个他”。 作为一次主题演讲，杨锦麟的立论有据，分析入理，加上旁征博引的滔滔辩才，着实让听者大饱眼耳之福。杨锦麟的厦门同乡、林语堂博士“ 引进”的“ 幽默”一词，也被他现场激活，礼堂里充满了会意的笑声。 第二天出版的《厦门日报》，这样描述杨锦麟的演讲，他的机智在一些敏感话题上表现的淋漓尽致——他像一位外交家一样委婉地回避它们。但是，和很多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他又无法忘记自己的责任。有时讲到不高兴时，他会很江湖气甚至有点匪气地大拍桌子。 其实，“ 名誉教授”头衔，杨锦麟的确称得上实至名归，大可欣然接受。斗胆在自己的母校“ 班门弄斧”，杨锦麟得益的正是母校的学习、研究经历，母校的治学态度方法，给他的滋养、熏陶和启迪。由学院派而变身媒体人，得天独厚，资讯先得的优势，二者接通贯穿，遂使得他对香港问题的意见、看法和思索，拿捏得体、到位，超越了高墙深院的经学式研究，有着异乎寻常的现实针对性。 学问能经国济事，才是杨锦麟最想做的。 那一场演讲，还衍生出这样的几段轶事。 传闻之一——据称，杨锦麟以前厦大台湾研究所的同事回忆说，那时候，我们就封他为铁嘴。只要是他开口讲台湾问题，就好像是参加完国民党“ 中常委”会议，刚刚回来似的。还有说，杨锦麟当时在校的名气，甚至连外系的师生们都有所风闻。 传闻之二——凤凰卫视杨锦麟即将在厦大演讲，消息传开，一些人犯起了嘀咕，这会不会是和当年我们历史系的那个人重名。直到杨锦麟如期出现，一位老师甚是激动，就是他！ 第三则，不是传闻。如今已担任厦门大学副校长的潘世墨，演讲现场向师生们介绍着自己当年的老同学、农友兼朋友杨锦麟，不无骄傲。他还乘兴翻出底牌，大谈杨锦麟下乡种地、养猪、淘下水道的经历，以及每天一元钱工资的窘迫，再一次激励今天的学生们。 每逢演讲，主讲人杨锦麟总是喜欢把充裕的时间留给提问者。这是对自我的高度自信，对提问和回答者双方都具有挑战性，杨锦麟喜欢这样的互动。在母校，被问到自己节目成功的缘由，杨锦麟这样回答：“ 可能是因为我仰视我的观众，始终对他们保持一颗敬畏之心。不掩饰、不造作、不矫情、不虚伪。” 演讲台上，杨锦麟怀抱着母校学生送上的一大束鲜花，满脸幸福：今晚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时光。 《杨锦麟这家伙》　第二部分香港的视角 第八章 新移民——香港的视角（一） 一、这里的一切是新鲜刺激，而且犯冲 离开闽北武平，由待业青年而跻身大学讲师，传道授业解惑，著书立说，洋洋洒洒论述李万居办报缘起、思想动机，探寻《公论报》运作过程，最后的被迫易手，寿终正寝，并借此探讨台湾党外运动和政治局势，杨锦麟还只是一个高校深院里坐而论道的旁观者、评论者。 不经意间，返回厦门十年有余了。 鼓浪屿岛的四周，海水蔚蓝，海岸蜿蜒，金黄色的沙滩迎送着雪花般的细浪扑岸而来，悠然而去。岛上房屋，号称万国建筑博览馆，绝非等闲，都是依山而建，青石板铺成的小道蛇行盘桓山间，岛上车马绝迹，没有自行车，更不见汽车，只有运货的电瓶车偶尔与游人擦肩而过，不远处飘来的琴声，于诗意间更添了岛上的宁静、悠然。 鼓浪屿是哺育名人的摇篮。 高校教师的红底金字校牌，那时候，别在胸前还是很耀眼的，而这同时意味着饭碗是铁的，住房医疗等等各方面都是有保障的，何况教授、研究员，出人头地，社会地位也足以令人羡慕——前景该是光明一片。还有，各方面得心应手，小日子一天天富裕、殷实起来，再有相当重要的一点，杨锦麟当爸爸了。 像所有的父亲一样，杨锦麟非常疼爱、怜惜这个自己三十出头才得到的女儿，何况小家伙又是那样聪颖、乖巧。家庭原本的和睦甜美、举案齐眉，又因为这个小天使的降临平添了欢乐，生机盎然。 杨锦麟该心满意足了。 不知为什么，杨锦麟反倒生出了几分惆怅。 厦门依然是安逸而平和的，是讲求唯美和放松的，透着一种既高贵又平实的精神风味。但到了雨天，寻常巷陌里，一座座花墙，一层层台阶，一串串的人生故事，似乎总是在向杨锦麟昭示着什么。 机会只是一个偶然。 1988年，杨锦麟依然再一次地选择了离开。与二十年前的那次离别完全不同的是，这一次，是他主动与故乡厦门挥手告别。 说起来，这是杨锦麟第三个逢五的年份，浑沌未开、乳臭未干的童年不在此列。 十五岁、二十五岁、三十五岁，冥冥之中于杨锦麟总是动荡之年、多变之秋，也是机会之所在——要说完全出于巧合，实在是太过凑巧，而宿命也不见得是全部答案。总之，这些个年份，杨锦麟总是和命运中某些不可名状的因素不期而遇。 十五岁下乡，火车开动的时候，杨锦麟完成了自己的成人礼；二十五岁考上大学，虽然依照正常情况该是毕业的年龄，但他仍是那个年代不多的幸运儿。要知道，高考录取比例那时只有个位数的百分比。三十五岁，已是离开“ 而立”的憧憬，即将踏进“ 不惑”的年龄——说年富力强是对自己的安慰，心底下中年的惶恐已渐渐袭来。1988年，就在三十五岁这个当口，杨锦麟挈妇将雏，跨过了罗湖桥…… “ 静静的林子里有两条路，两条路有不同的景致，我选择一条走了下去，回头想想另一条，该是一段不同的人生。”人生在于选择，选择带给人不同的境遇。选择使生命丰富，使生命之花绚丽多彩。 香港，这是一片对杨锦麟充满着诱惑又完全陌生的天地。香港的自然地理环境接近热带，这里蓝的海，红土的山崖，泼刺妖异的植物，浓得化不开的景物，杨锦麟姑且不算太陌生，但这里明显的殖民地怪异的风土人情，不调和的色彩和情调，使他既新鲜又陌生。而从他长成的历史和社会环境，这里的现实，眼前的一切都几乎是刺激的、犯冲的，水火不相容。 八十年代末的香港，凭借其优越的自然地理位置，自由贸易、积极不干预的经济政策优势，方便的营商环境，高度的法制精神等特点，已进入高速多元发展阶段，成为全球贸易、航运、金融、商业、通讯、制造等六大中心，国际化大都市的地位日益显著。作为一名学者，杨锦麟对香港历史、发展沿革，以及诸多政治、社会问题的了解，应该说是已经高于一般人，包括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然而，这些都仅限于理性层面的认识。如今，他将要作为一个新移民，实实在在地呼吸，生存在这片土地上，新的一页将如何展开。 还是要追溯杨锦麟的过去，感谢他与故乡的渊源——青少年时代的磨难，大学研究所的根基、养成，厦门的润泽同时给了杨锦麟庄敬之外的灵敏，顺时而变的鲜活。杨锦麟很快明白，他必须抛下过去的所有，一切从零开始。 杨锦麟告诫自己，要紧紧抓住与香港直接照面的任何机会。 二、抓住与香港直接照面的任何机会 初来乍到的日子，香港给外来者杨锦麟的不都是笑脸、礼遇。 街道上没有尘土，也不见遍地黄金；国际最顶尖的时尚资讯与巴黎、纽约、伦敦同步销售，旗舰店价格自然也与世界等量齐观；人们衣着光鲜，可以品尝到全世界最美味的佳肴，却也步履匆匆，手停口停；相互间彬彬有礼，同时又保持距离，各有各的算计。生意失败，股票崩盘，楼市暴跌暴涨，合伙人走佬；亿万富豪和街头露宿者，炒老板鱿鱼和被老板炒的，坑蒙诈骗和慈善捐赠……当代资本主义最先进与最肮脏、最合理也最残酷的现实，就这样赤裸裸、活生生，一古脑儿地倾泻在自诩对此尚不陌生的文人杨锦麟面前。 性情豪爽的杨锦麟果然是相当勇敢的冒险家。 多年以来，尽管杨锦麟一路成功，但却从不安分于惯性地延续，而是时时起身告别辉煌，一切归零，从头开始。这一次，他仍是言起立行，咬紧牙关重新开始闯荡了。 做生意、炒股票、合伙办厂，尝试着以不同的方式证明自己，挑战自我生存能力的底线，以文谋生、专栏写作的路渐渐显出了机会。在内地，能在报纸杂志上开设专栏，首先突出的是名望和地位，而稿费只是象征性的。但在香港，对杨锦麟而言，养家糊口才是第一要务。“ 有过半年的时间，一家三口吃喝拉撒靠的只有我这一只笔。”香港人有句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叫做手停口停。想必对此，杨锦麟的体会尤为透彻。 不断地寻找工作，不停地变换身份，曾经有过不到一年的时间，杨锦麟一家搬了三次家，没有别的理由，就是为了减轻房租和经济压力。 卖文、同时包揽几家报刊的不同专栏，除了必须掌握超乎寻常的大量资讯，思路、笔头要快，更需要有见地和趣识。做到言之有物，这绝不是轻而易举，一挥而就的。 香港的高度自由和高度发达，给新移民杨锦麟的压力，充满了无奈，但是很快变成了一种无穷无尽的新鲜刺激。他甚至认为，作为一个研究者、观察者，香港提供的资讯空间可遇不可求——如此广阔而多向度的视角，杨锦麟因此而获得了观察、打量两岸三地样貌的最佳视点、最佳维度和最佳方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杨锦麟如凤凰涅槃般获得了新生。 生活的磨砺、香港的视野，杨锦麟的眼界越来越宽，笔头越磨越活。写作，不停地写，最多的时候，杨锦麟每天至少写近万字，然后分别派给香港、台湾、新加坡以及内地的报刊，第二天，印有杨锦麟、陈子帛间或还有其他笔名的文章四处飘散，那新鲜油墨的芳香让他陶醉、满足，这既是精神的，也是实实在在物质上的收获。 历史上，读书人所标榜的立德、立功、立言“ 三不朽”，杨锦麟关心时事政治，尤其是两岸关系的洞悉，既是研究者使命的延续和伸展，也是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参与意识和良好愿望，即使他已经是一名香港人。书生言责，言论报国，专栏作家陈子帛的名字在圈子内越来越响亮。尤其是他对两岸关系的透视，同时受到各方人士的高度关注。 可以写一些东西，点评一些事件和人物，尽一点言责，感觉幸福极了。 《杨锦麟这家伙》　第二部分频频变换身份 三、频频变换身份，一年三次搬家，为了减少差饷 专栏作家的辛苦，无论是盛名如金庸、才华如董桥、笔健如林行止、张五常，外人看到的往往是名利双收，做起来其实无疑于苦行僧。关于这一点，亦报人亦文人的香港几大才子的笔下，都有这样那样的具体描述。 有一个著名的例子，说的是位大名鼎鼎的美国专栏作家的写作过程：第一步是找题材，早上六点闹钟一响，这位老兄开始想题目，想到十点十五分起床还在想。赖床上的那段时间，他通常都打开电视看新闻，翻看当天的报纸。无甚收获的时候，他依然想的是专业的专栏到底不能写女人的内衣，虽然电视、报纸这类广告多得惊人，给人印象至少美国八成国民生产总值靠的是女性内衣裤，他坚持着“ 题材要有点分量的‘肉’才行”的职业操守。想着想着，他已经走进家里的工作室，“ 职业作家必须在家里工作，文思一来可以剪趾甲”。他还坚持，职业作家必须在家里工作的第二个理由是随时可以抓痒，一个手不够，两个手一起上。这在办公室是办不到的。 吃了午饭，这位老兄继续想财政赤字的问题，职业专栏作家不能不查资料做研究，他于是打电话给他的研究助理…… 这便是董桥大才子，利用自己的专栏，披露兼调侃美国的同行戴夫·巴利的写作必备和操作技巧。而这样的戴夫的排场——“ 赖休四小时十五分，剪趾甲迎接文思，研究助理提供资料……”是杨锦麟的这位同乡做梦也梦不到的。董桥通常凌晨才从报社下班回到家，在书房里一通乱翻书架或者是发呆，天亮之前的短暂时间，才是他最奢华的时段，快速地记下每一个闪过脑海的字句，然后交稿。为此，董桥颇为洋洋得意，自己每天写下的字数，居然比戴夫多得多，而且不必靠剪趾甲激发文采。 杨锦麟的景况，自忖连董桥还不如。毕竟人家是报界名流，笔耕不辍或许在于个人嗜好，亲自操刀更是有助报纸销量，至于谋生和“ 谋名”都在其次。杨锦麟则不然，同时延揽数个专栏，一家人穿衣吃饭问题是首当其冲的，衣食足方可知荣辱，才有资格纵论天下。这也是资本主义的香港迫使杨锦麟做出的现实选择吧。 “ 香江第一健笔”林行止，主持《信报财经新闻》和《信报财经月刊》两刊国际政经评论长达二十四年之久，外界所赞誉的“ 傲人的公信力”的建立，春秋之笔也好，“ 闲读闲笔”也罢，可供支配的仍是夜晚离开报馆以后的时间。 杨锦麟又何尝不是如此。专栏作家的营生，找题材查资料的过程，杨锦麟并不例外，夜耕苦思的经历于董桥、林行止等相差无几。每每炮制他的专栏的时候，经常已是深夜时分，借着酒劲下笔，往往如有神助，常年如此。直到凤凰卫视的《有报天天读》亮相荧屏，多年的规律生活，才被彻底颠覆。 作为一个专栏作家，杨锦麟的经历也算不上有什么特别——比香港出生的同行多了一份内地背景、知青烙印，以及学者履历，尤其是对台湾历史的研究造诣。然而，作为一个愿意承担言责使命的知识分子，他有着悲天悯人的博大；说理论做文章他不矫情做作，秉持言之有物。敏锐的观察、研判，使得他的心得是即时性的，反应快速，而他的不少新观点又是自己的，富有见地。从深谙世事、人情练达到言责担当，从鞭挞褒奖到笑语调侃，这恰恰是杨锦麟的浪漫。 专栏作家的名望开始得到巩固，杨锦麟又琢磨着把自己变成一位圈内人，名副其实的传媒人。香港的机会多，挑战多，压力更大，而这愈发激活了杨锦麟顺应环境的能力，实力也在不断地壮大，弹跳力度更高。白天，杨锦麟开始穿行在供职的公司、网站，偶尔也以嘉宾身份客串某个电视台的节目。他还一度成为一家综合性政论杂志的执行主编，忙得不亦乐乎。像往常每一次转换一样，杨锦麟的每一新的选择都带给他拓展的空间和尽情施展的舞台。 频频转换身份，还有一个更现实的理由，增加收入，为稻粱谋。一年间，杨锦麟曾三次搬家，就是为了减少每月差饷的开支。 四、职业报人生涯，从夜的香港开始 相信许多人有这样的感受，夜晚才是香港的开始。对报人而言尤其如此。 每天下午四点之前，老编们纷纷赶回报馆。翻阅当天的各报，上网搜罗各种资讯，查询相关背景资料，筛选编辑记者的稿件，选择可以作为要闻头条做提交的准备，紧接着是值班老总与编辑主任的碰头会，拟定社评和专题……忙过这一阵之后，会有短暂的时间喘口气，填一下肚子什么的，但这一切都是待定的，变化随时会来，已经开列的菜单随时都在撤换更新，每天都可能有突发事件，不到报纸开印，一切都充满变数。 香港是国际大都会，也是信息和资讯的大都会。香港的白天过去了，欧美的一天或是正午或刚刚开始，欧美的政治风波，尤其是经济走势，诸如议息加息、股指动向、油价走势等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牵动着香港的神经。每天，报纸版面敲定的过程，其实是不断替换稿件、不断更新的过程，任何一家综合性报纸都怕漏掉新闻，错过最新消息。甚至报纸进了印刷厂仍会停机换稿，也不是绝无仅有的事，如遇上“ 9·11”、美伊开战、张国荣自杀、印度洋海啸一类的事，报馆都纷纷增加号外或第二次出版。香港媒体的激烈竞争，历来如此。 为《亚洲周刊》撰稿，担任《香港快报》、《香港商报》高级编辑、编辑主任、主笔，辗转香港的多家报馆，杨锦麟主要任务是撰写当天的社评，即代表本报立场的社论。通常交了稿子，他就可以走人。离开报馆的杨锦麟，又是另一个夜的香港的活动家。 香港的夜，用纸醉金迷形容一点也不夸张。香港的万千气象、中西合璧的独特气质，在夜幕低垂时，自有另一番醉人的缤纷—— 铜锣湾一带号称是正宗的香港风味，夜晚更不逊色，人们尽可以各奔所需，各得其乐。夜的铜锣湾，也是香港报人的聚集之地，杨锦麟是当然的常客。子夜时分，数得出的几间餐厅，港岛、九龙的业界同行陆陆续续地聚拢在一起，座位都几乎固定。香港的商会多、工会多，各式各样的社团更多，人际往来尤其讲究圈子，媒体也概莫能外。表面上，各报的竞争、博弈水火不相容，誓不两立，而私底下人们的交往却是广泛而频密。遇到这家报馆需要的资讯向别家求助，一般都不会不给面子，除非是独家专稿。尤其是，跑同一条线的记者们，常常都是互相通报、相约采访。毕竟，竞争是老板之间的事，同一行里做久了，谁还没有几个其他报馆的朋友，更何况，说不定哪一天彼此又成了一家人呢！ 忙碌了一天的港人，一顿美美的夜宵真是用来享受的。 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舒展一下僵直的颈椎，更重要的是交流信息，交换意见。媒体人不掌握资讯，何来优势，没有观点，又怎样成为意见领袖。报人的宵夜，话题还是离不开新闻，当然也离不开美酒。都知道酒足以乱性，可若真是少了美酒，谈兴怎可以盎然。劝酒的人，说是酒有别肠，但对杨锦麟而言，喝过了，他一样醉。那时候，杨锦麟的酒路广开，老白干、洋酒、红酒、黄酒通喝远不像今天这样“ 矫情”。况且，杨锦麟又是不经劝的主儿，碰到故朋旧友，谈起城南旧事，整桌子一醉方休。 要命的是，回到家中的杨锦麟常常还带着温醺薄醉的几分酒劲，甚至烂醉如泥。杨锦麟自己承认的有过两次，在街上，他是被香港的阿sir搀扶着才回到了家。 也正是在酒桌上，杨锦麟结识了许多香港报界的重量级人物，或因为性情相投契，或因为见解见识可以相互启发，久而久之，杨锦麟与其中不少人成为了莫逆之交。而今，这些报人又因为杨锦麟弃报投电，减少了彼此见面畅饮的机会而“ 颇有微词”。 《杨锦麟这家伙》　第二部分喜欢上本地的鸳鸯茶 五、喜欢上本地的鸳鸯茶，“ 维园阿伯”香港的一个政治图腾 渐渐地，杨锦麟开始用俗称“ 白话”的香港本地语言与人交流了，尽管听起来还是浓重的闽南腔调。 在香港居住的日子久了，杨锦麟喜欢上本地茶餐厅里一种叫做鸳鸯茶的饮品。现在内地的许多大中城市，挂着正宗香港茶餐厅招牌来招徕生意的屡见不鲜，鸳鸯茶更是餐厅的头牌、首选，的确，这种混合饮料是香港人的一个独创，而且颇受欢迎。 杨锦麟考据过鸳鸯茶的制作过程，并不复杂，据称还和女性用品有关。首先，在女孩子穿的丝袜（在此之前可能是极为绵细的纱布）里，放上咖啡和茶叶各一半，茶叶是斯里兰卡或印度红茶，再加一些云南的普洱茶，尔后用滚烫的开水充泡，经由丝袜或纱布徐徐倒入茶杯。有的还根据客人的口味，调和进适量的牛奶、炼乳和糖。这样，一杯热气腾腾的港式鸳鸯茶就出现在面前了。果然，一半是茶叶，一半是咖啡，口感极为特别。此时此刻，香港人大半会用一个字“ 叹”来描述享受鸳鸯茶的写意和舒畅。 杨锦麟对这种随处可见的港式发明，情有独钟。 在杨锦麟看来，鸳鸯茶和香港一样，是华洋杂处共存、东西文化交融的另一个恰如其分的补正——殖民地烙印固然是历史不幸的记忆，但也因此使香港成为中国土地上最国际化的大都会。在杨锦麟看来，没有这种国际化和多元化的水乳交融，香港就不成其为香港，也没有令人瞩目的香港成就。杨锦麟在一篇客居香港的杂感中还留下了感性的一笔，“ * 生前未必喝过香港的鸳鸯茶，但他却高瞻远瞩地提出了符合香港实际的一国两制构想。” 诚然，鸳鸯茶不是香港的惟一标志，但杨锦麟偏偏喜欢上了他称之为的“ 香港独一无二的特色”。 对鸳鸯茶的偏好，落在杨锦麟笔下的香港有理性的剖析，更不乏性情中人的感性的抒怀。香港生活，转眼间十七年了。杨锦麟已习惯于把自己当成“ 中国香港人”。在他看来，香港是他生命历程中的又一次挑战，他酷爱这种转换。虽然，他至今还是香港“ 负资产”一族。 杨锦麟迄今五十多年的人生，有过几次重大变故和选择。早年大都身不由己，被滚滚洪流裹挟而去，像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以及后来的回城，再后来是改变命运的高考。渐渐地，他把这种种磨难、变数看成是一种生命的机缘，他坚信任何的经历，哪怕是不期而遇都不会白费，在每一次的转变中，他努力地把握着先机，不放过转败为胜的任何机会。在香港，经历了从名牌大学的讲师、研究员，到不名一文的从零开始，失而复得，杨锦麟苦苦相守，砥砺以行，最终他如愿以偿，更加接近成功了。 生活在香港，关注、点评香港社会，尽言责的使命，杨锦麟视之为理所当然。作为一名学者、媒体人，他长时间地关注着香港回归这一历史性命题，从香港的角度，他为祖国大陆因改革开放所获得跨越式进步和突飞猛进的发展而由衷欣喜。他在专栏中这样表述，多数人接受香港平稳过渡顺利回归的现实，对祖国的认同和一国两制的接受程度超过预期。 对于香港不时泛起的政治风波和政治闹剧，他的书生之见同样显示出深刻的批判力量。“ 大陆社会已经确定和规范了逐步走向政治文明的方向，理性的谈论和理性面对不同意见的社会氛围已大体形成，构成令人称道的文明框架，但香港的批判遗风，反而仍给人一种历史时光倒流的错觉。” 香港岛的维多利亚公园，杨锦麟称之为“ 到处挤满了人和水泥建筑的海岛上，难得一见的城市绿地”。维园见证了香港的历史，也见证了香港的政治。每周，维园都有一个政府出资、主持的《城市论坛》，邀请若干嘉宾对市民关注的某个问题畅所欲言，围观者也可观点互动。对其由来，有说是当年港英当局鼓励市民发表意见，从英伦搬来的“ 德政”。由于这个类似伦敦海德公园的自由讲坛，周日的维园多了几分人气，“ 维园阿伯”也应运而生，他们言词激烈冲动，动辄慷慨激昂，对不同意见者当面斥责。这个论坛香港回归以后依然保留着，十多年来风雨无阻，维园阿伯们也是斗志弥坚。在杨锦麟看来，维园阿伯已俨然成为了香港政治的一个图腾、一道风景，职业阿伯们的言辞虽难登大雅之堂，却是不可或缺。“ 如若没有了他们的热情参与，持续多年的维多利亚公园《城市论坛》，顷刻便索然无味。” 六、那天的心情格外地好 没有“ 触电”之前，杨锦麟的香港生活还是会有片刻闲适的。周末，合家外出逛逛，喝茶、购物、会会亲友也是许多香港家庭休闲消遣的内容，杨锦麟一家也不例外。女儿那时还没有远去美国读书，天伦之乐对舒缓杨锦麟紧张的神经的确很奏效。 香港的周末，不仅有维园《城市论坛》、“ 维园阿伯”，有中环皇后像广场菲佣放假聚会的人头涌动，还有一道流动的风景——“ 卖旗”。无论是港岛还是九龙，每逢周末，在一些主要街道，巴士、地铁站出口，都会有各种慈善团体的义工在向过路的行人筹款，对捐过钱的人，义工会贴一个小标志，这就是港人俗称的“ 卖旗”。 像爱极了香港的鸳鸯茶一样，杨锦麟也对香港的这道景致发出由衷的赞叹，并衍生开来，对香港的慈善团体和慈善事业，在自己的专栏里重重地记上了一笔。 “ 斌仔成了最近香港新闻的焦点。”杨锦麟说的斌仔，在一场意外之后，变成了高位截瘫的残障人士。他在病床上苦苦挣扎了十年，去年5月间终于决定向政府申请“ 安乐死”。消息传出，香港社会轰动，媒体争相报道。斌仔还惊动了战胜死神的凤凰女主播刘海若，惊动了因骑马发生意外、导致骨髓损伤而瘫痪的美国“ 超人”著名演员克里斯托弗·利瓦伊，各界纷纷献出的关爱，感动了斌仔，也感动了香港社会。 诚如杨锦麟所言，斌仔的故事，其实只是香港社会一个小小的缩影。有人说，香港是世界华人社会中贫富差距最为悬殊的城市，“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这里并不是一种意境，而是残酷的现实。爱心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并不是一种昂贵的奢侈品，也不是逢年过节才出现的礼物。杨锦麟的结论是，爱心并非俯拾即是，但在香港社会却是无所不在。包括内地的天灾人祸，都不乏来自香港慈善机构的捐赠。 慈善机构、团体，慈善事业，在香港历史悠久，慈善团体每年都会举办大型筹募善款的各种活动、晚会，亿万富翁、升斗小民，纷纷慷慨解囊，“ 多多益善，少少无拘”是这类活动中听到的最多的话。这样的无需摊派、强求，表达的是一个心意，至少是心理上的一种慰藉和舒缓，是下意识的，更是自觉的。对此，杨锦麟的嘉许也是发自内心的。 每逢周末，杨锦麟和太太、女儿一家人外出，总会特备上一些零钞，希望也能聊表心意。又是一个周末，杨锦麟和太太外出，在地铁站前，遇到“ 卖旗”的小女孩，发现身上没有硬币，无奈之下，只能向女孩抱歉地笑笑。女孩也报以微笑表示理解。这让夫妇俩人深感不安。走出去没几步，俩人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折回，各掏出一张二十元的纸币，执意放入卖旗女孩的募捐箱。杨锦麟说，虽然此举超出了惯例和常规，但他和太太那天的心情特别地好……“ 奉献爱心，力所能及，感觉真好”。 《杨锦麟这家伙》　第二部分台湾问题研究的民间立场 第九章 多维度多向度——香港的视角（二） 一、台湾问题研究的民间立场 熟悉杨锦麟的人，看过他散见报端有关台湾问题的专栏，听他在电视里“ 天天两岸行”点评，都会惊讶于他对台湾历史现实、政治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甚至民风乡俚，了然于胸的烂熟。 干一行、钻研一行、做好一行，这是杨锦麟做事的风格之一。台湾问题研究是他早年的课题，也是兴趣所在。到香港后，疲于为生计奔忙，没有条件继续学院式的钻研，这让杨锦麟多少有些遗憾，但他作为一个民间观察者，他并没有放弃思考、研判的责任。 很长时期以来，台湾在大陆人心目中只是一个朦胧而空洞的概念。孩提时代的人云亦云，教学课本里的水深火热，缺乏求真务实精神的主观臆断等等，对于一名研究者，这些都是首先要廓清和修正的。杨锦麟最初踏入这一领域，其主观臆想与现实的台湾也是相当脱节的。 这种概念的纠偏和更新，只能透过他后来多次的亲历、亲身体验现实的台湾而获得。 第一次踏足台湾，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 行程安排是礼仪性的。那次，杨锦麟和几位香港媒体同行一起，被当作贵客下榻台北五星级的来来大饭店，接待方是台湾“ 行政院新闻局”。杨锦麟台湾之行的第一印象，不是故宫博物院琳琅满目的珍奇国宝，也非犹如中国地图般台北的街道名称，以及大街小巷流动的乡土与现代、东西华洋的大混杂。台北中正纪念堂的所有陈设乃至展厅氛围，居然和北京* 纪念堂出奇地相似，这让他叹为观止。这种中国特色，并没有因为海峡两岸的政治分隔而嘎然终止，它的延续和承接是那么的一致。 ………… 其后，杨锦麟的若干次台湾之行，多半与九十年代后期台湾政治选举有关。台湾的政治生命在这些接踵而至的选举预备期、正式期出现了翻天覆地的蜕变。包括2000年台湾所谓的“ 大选”、政党轮替，以及后来充满戏剧性的、吊诡的陈水扁不光彩的连任在内，几乎所有台湾的重大选举活动，以及重要的政治会议，甚至突发的灾情等等，杨锦麟都有缘就近进行了实地观察并现场见证。从台南到台北，从城市到乡村。这使他对台湾有了一个全面而接近透彻的了解，这对他的深入系统的研究，自然是大有裨益的。 敌意和对立有着抹不去的历史的陈陈相因，而坚冰也在逐渐地消融，共识开始在某些领域显出端倪。 台湾和大陆分隔了半个多世纪，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绵延不绝，承续根植台湾的乡土，这样的例证在中南部的乡村城镇亦俯拾皆是。譬如，对祖先的崇拜；又譬如，台湾各种民间习俗的保留完整比大陆还甚。大凡大陆人去过台湾，对此都留有深刻印象。台湾的中南部地区，民风淳朴，乡民诚心好客，古道热肠，保留着华夏文化的博大精深，弥散着大陆中原地区的浓浓土风乡情。 1992年，台湾大地震后一个月，杨锦麟赴地震重灾区的台中县、嘉义县、嘉义市采访，印象最深的是所到之处，义工们忙碌的身影。受灾最严重的台中中寮乡，杨锦麟到达时已是夜晚时分，余震还在持续不断，而路旁一个简陋的货柜旁，昏暗的灯光下，依然有几位义工默默工作着，听不到任何抱怨，也不计任何报酬。经了解，他们来自台北，完全出于自愿。灯光下，他们的身影斜长摇曳而模糊，但这一幕，却刻在了杨锦麟的记忆深处，难以磨灭。 1996年，台海危机最紧张的那几天，杨锦麟正在台北。是夜，他与友人在远东大饭店最高层的咖啡厅饭后聊天，电视画面全是抢购大米食水的拥挤的人潮，场景混乱不堪。当他们把目光移出电视，放眼望去，但见台北街头华灯初上，依旧车水马龙，完全感受不到紧张的氛围。 以民间观察者、“ 在野”的立场，多年的研究积累，杨锦麟对台湾现状的研判，总是在看似不经意间，为人们多开了一扇窗户，平添了一个新的视角，一个多向的维度。不一定各方面一致认同，却愿意有所承担，并视之为应有之义，这正是杨锦麟的贡献，也是他的《信报》“ 台湾透视”专栏十多年来长盛不衰，颇受海内外朝野各界人士关注的缘由之一。 二、《迈向两岸谈判》，《信报》十三年坚守，同一专栏最长气作者 自从1987年两岸开始民间互访以来，杨锦麟冠以陈子帛的笔名，先后撰写了超过一百万字的评论分析，发表在内地、香港、台湾的一些报纸杂志，1998年，香港一家出版机构精挑细选其中有一定代表性的篇章，编辑出版厚厚一大本杨锦麟政论文集，取名《迈向两岸谈判》。这也算是杨锦麟居港生活整整十年，笔耕夜书亦十年，对自己的一个交代、一个慰藉。 收入书中的文章，绝大部分是以香港可以接触到的观点、传媒与资料为范畴，言论与分析通常是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内成稿，在一定程度上取的是香港的视角，可谓是新鲜热辣的“ 香港制造”。对此，香港的一些资深评论人士给予较高的评价，认为其“ 观察敏锐，分析持平，尤能够从许多角度作同情地了解，有见地，有文采”，“ 不失为了解两岸关系一本极有价值的书”。 对于业内的高度评价，杨锦麟谦称是受惠于香港的舆论环境，尤其是《信报》所提供的充分表达意见的自由空间，以及一班文友的慧眼励志。《信报》的创始人、老板林行止信奉，翔实正确的新闻是历史的草稿。他在新闻评论的“ 意见反映”、“ 真相的钻研”以外，还特别强调“ 独立的新闻人格”这一重要元素。而这也是作者之一的杨锦麟，在自己的专栏中一直恪守和坚持的。 《迈向两岸谈判》中的许多篇章，最先发表往往在《信报》的“ 台湾透视”专栏中。陈子帛也即杨锦麟以一个民间知识分子的立场，“ 在野”观察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的台海风云变幻，分析解读台海两岸政策互动得失，透视两岸关系历史发展脉络，冷眼旁观两岸会谈政治角力。因而，他的透视记录虽然悉数为“ 一孔之见”，却因此显现出卓尔不群的务实探索精神的可贵。 有评论说，在香港政论界，有心做点学问的，还真是不多，陈子帛兄算是异数，其研究两岸关系的文章，或资料珍贵，或分析独到，或观点鲜明，一发而不可停。评论还说，陈子帛论述两岸关系的文章，从民间知识分子的角度出发，提供读者更多思考的空间，刺激两岸决策者开拓新的思路。 同时，在香港的学人看来，杨锦麟还具有一些未必人人尽有的优势。毕竟师出有门，作为一名学者，多年训练养成的功力，使得杨锦麟落笔之处不经意地自然显现出来，其文字的准确、细腻、生动，又是少有人可以望其项背，作品中的敏锐、判断力、想象力更是如见其人。 世界历史上，鲜有一个民族的整合和分离，是通过和平方式而达致的。或许，自1949年以来，1987年之后，海峡两岸正在从事一种前所未有的尝试。迈向两岸谈判，是世纪之交台海关系互动避无可避的必经之路。杨锦麟结集出书的目的就在于，希望由此促进世人对两岸关系问题的重视，引发关注的兴趣。 《迈向两岸谈判》虽然是上个世纪的作品，但其观点的鲜明、原则立场的坚定、视野的开阔、思想的活跃、学术态度的严谨、笔锋的锐利等等，对人们面对当下的台海关系，把握台湾日见复杂、变数极多的政治动向，依然不乏洞见和卓识。 于今，杨锦麟在香港著名的财经报章《信报》开设的“ 台湾透视”专栏，也已随杨锦麟一同迈进了二十一世纪，他仍然在观察、解读，卓尔不群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2003年，《信报》低调地庆贺了自己三十岁的生日。虽然,老板林行止不愿张扬，但业界和读者还是用各自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香港这个惟一坚守着精英路线的财经媒体的敬意。期间，有心者为这张报纸做过一个小结，于不经意间发现，有一位作者包办报纸的一个固定专栏，时间长达十三年，未必堪称之最，但对于这项纪录，杨锦麟倍加珍惜。“ 并不是所有大陆移居香港的读书人，都有这样的机缘”，香港社会接纳了杨锦麟，被接纳的过程充满着坚韧和艰辛。 《杨锦麟这家伙》　第二部分加盟香港商报 三、加盟香港商报 “ 公正持平，在商言商”，《香港商报》已在香港出版发行超过五十个年头。 香港是媒体异常发达的国际都会，弹丸之地，聚集着全球相当数量的各类媒体。仅印刷媒体，中英文、双语及其他语言，2004年的统计数字：五十三份报章，八百四十四份注册期刊。还有约九十五家国际传媒机构在港设有办事处，不少地区性刊物以此为基地。媒体大战风云四起，充满着商业竞争的铜臭和火药味，大家必须绞尽脑汁、各出其谋，惨烈超乎想象。但香港记者的勤奋敬业，媒体的敏捷、洞察先机也是有目共睹的。 1999年，《香港商报》转由当时的《深圳特区报》社，后来的深圳报业集团控股经营。改换门庭的《香港商报》广聚人才，除一批深圳报业精英被派往香港工作外，本地路线依然是高层的坚持。杨锦麟就是此时受到竭诚相邀，加上报社总经理，也是深圳报业集团总经理陈君聪的同学之谊，盛情难却，加盟《香港商报》担纲主笔的。 《香港商报》位于港岛北角英皇道一座工业大厦内，著名的《信报》、《信报月刊》等一些出版机构也楼上楼下地分布着。早年的北角曾经是香港岛富人聚集地，尤以上海籍人士居多。时光流转，等他们搬到了面海的山顶或半山，这一带主要居民则变成了今天的福建人。如今，福建人开的金店、杂货士多、两替店、饮食餐馆比比皆是，挤满了英皇道马路两边和周围的巷道。一批批新到的深圳同事，认识和熟悉香港便是从英皇道以及周边纵横交错的小街小巷开始的。 《香港商报》的编辑、广告经营，包括行政人事部门，一直是香港、深圳两地各自分别设立，颇见香港一国两制的特色。在被称作“ 港馆”的编辑部里，同事之间的交流，粤语、闽南话、普通话，间或还夹杂着英语。为了能更好地与深圳的新同事沟通，报馆不少香港人都卷起条“ 俐”，磕磕绊绊地学讲普通话，勇气可嘉。但舌头过于翻卷的结果，往往是两边的人都不得要领。深圳来的一些“ 北方人”渐渐地也放开胆子，操起了不咸不淡的“ 鸟语”。一报两制，这也像极了杨锦麟后来加盟的凤凰团队。 在深圳同事的眼里，杨锦麟既不是地道的港人，也早已不是户籍意义上的内地人。他的热情、豪爽，使他与内地的同事相见并没有太多的隔膜，并常以过来人的身份提供生活上的方便，足令这些浅尝资本主义人情世故的初来乍到者备感温暖。每天下班后的宵夜、喝酒自然是新同事之间联谊、沟通最有效的途径。杨锦麟经常是事前积极张罗、末了抢着埋单的角色。当然，其他的香港同事也非常自觉，彼此熟悉之后，轮流坐庄成为后来的惯例。 杨锦麟酒桌上的豪气是有目共睹的，段子、俏皮话也是张口就来。要说他的国语、粤语都算不上标准，但他对无论国语、台语、粤语中口头禅、俗语的熟练运用，让两岸三地的同事们全都自叹不如。当然，杨锦麟最终让大家佩服的还是他的文章、捷才、个性以及为人。 杨锦麟任职《香港商报》，不但有高级记者的头衔，还担纲主笔。 这里有必要对香港报章“ 主笔”一职略做介绍。报纸社论，在香港叫做社评，是报纸最重要的声音，代表着在重大事件、重大问题上报纸所持有的取态、立场、观点和评判。在中国内地，一些重要报纸的社论往往是国内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生活重大转折的风向标和备忘录。社论撰稿人自然是报纸的重量级人物，有的还是由一组人担纲这一要务。 香港报章每天都有社评，地位无异于内地。大家熟知的香港几只健笔、著名报人，董桥、林行止、陶诘，也包括早年的金庸，除了以各自的专栏驰名，还都在不同时期担任过报纸主笔。杨锦麟是当时《香港商报》惟一的主笔。 这一年的6月间，杨锦麟上任不久，便应邀赴台湾采访。多年台湾问题研究的深厚功底、历练，香港视角的分析阐释，加之亲临其境，有感而发。返港之后，杨锦麟以《世纪末的台北很“ 政治”》开章，一连十数篇，记述了此次台湾行脚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依然是家国、民族的情怀担当，以及客观务实的研判。 以《台湾行脚》为栏目名称，杨锦麟一组系列稿件一连刊出十多天。这在当时的《香港商报》是绝无仅有的，而这次是鲜有地破例。 报纸的要闻版历来寸土寸金。世界之大，要在有限的版面中尽揽天下大事，沙里披金，就会有所取舍。当然，对于有价值的独家采访、深度报道，各家报纸都会不吝版面，甚至不惜大肆炒作。杨锦麟的《台湾行脚》起因不过是获邀随众多年一次寻常采访，算不上独家享有，但能连续十天刊发在《香港商报》的要闻版，其份量已经不言而喻。 杨锦麟的连续报道《台湾行脚》一经刊出就得到各方面的关注，迅速脱颖而出，并被转载。最终，这组报道赢得香港报业公会年度最佳新闻写作奖之特写新闻组冠军。这也是迄今《香港商报》赢得的最高荣誉。 喜讯当然令人开心振奋。从得知获奖消息，以各种祝贺的名义，怂恿杨锦麟请客的酒局饭局，头两轮是老杨自愿挨宰，接下来仍没完没了，近乎“ 敲诈”。酒桌上的热闹场面足令每一位参与者记忆犹新，开怀畅饮，酣畅淋漓，调侃骂俏，每一场庆功酒都不免放倒几位。等到后来杨锦麟的奖金终于到手，细算下来杨锦麟早已入不敷出了，但他还是喜滋滋地又一次犒劳了大家。“ 开心就好，钱是个王八蛋！”这是他著名的口头禅。 四、台湾行脚——“ 世纪末的台北很‘政治’” 1999年，杨锦麟获香港光华新闻文化中心邀请，与香港十多位传媒人专程赴台访问考察，行期四天。 与若干年前，即使供职专门机构，也只是在海峡这边眺望、揣摩，纸上谈兵地研究当代台湾问题，却未有过实际踏查和亲历感受截然不同。在香港，以媒体人的身份，杨锦麟已经不止一次地考察过台湾。台湾于杨锦麟虽然早已了然于胸，但他仍然重视这次旅程，认真做好一切的准备。 穿行整个台湾，四天匆匆的行程，杨锦麟与台湾各个主要政党高层及政治热门人物面对面对话沟通，增加了对台湾风起云涌的政治局势演变过程的感性认识和把握。同时，他还不放过任何一个与台湾“ 原居民”、“ 外省人”、“ 台南人”、各色人等的实际接触。 以一个香港媒体人定位，他感到，“ 港台政治文化背景不尽相同。但是，这种交往和接触却可以增加彼此之间的了解；而了解越深入，就越有增加共识的基础”。而了解台湾社会的实际情况，了解台湾民众的实际想法，不能只是采取“ 隔岸观火”的观察方法，也不能总是“ 隔靴搔痒”地说一些套话。 此行，他的一个取态是入乡问俗。 和杨锦麟一起回到1999年5月底的那几天。 那次访问主题是对2000年台湾选举情势实地观察。可以看作是对2000年台湾“ 大选”实战的一次演练和先行一步。 五月的台北盆地，适逢梅雨季节，天气变幻无常。时风时雨，乍暖还寒，正如台北的政治气候。离所谓“ 大选”还有将近八个多月，但杨锦麟一行刚一落地，提前开打的选战战况吃紧，种种传闻扑面而来。 台北的天空很“ 政治”。台北的计程车司机和北京“ 面的”司机一样，打开话匣子就能高谈阔论，百无禁忌。论起政治来都是一套一套的，人人皆有权威看法，个个都是独家观点，杨锦麟一众外地人见状，无不叹为观止。 这一次是例行采访——“ 政治味”很浓，行程密密匝匝，全部按照事先的安排，记者们绝对不可能像旅行者、观光客那样悠游自在。但毕竟是针对选举情势的实地观察，接待单位尽可能安排香港媒体人士，与大热门人选直接接触对话，采访对象堪称台湾当今政治舞台等量级人物，就不足为奇了。这其中，包括民进党的陈水扁、林义雄、许信良，国民党的连战、马英九、章孝严（日前已更姓为蒋），以及宋楚瑜、苏南成，等等。最后，虽然连战、宋楚瑜因无术分身，缘悭一面。但杨锦麟都一一为他们每位勾勒出惟妙惟肖画像，并清晰地带出了围绕在这些显要人物周围，台湾的政治生态、世情民生。 杨锦麟的一组台湾行脚，说起来已经是上个世纪的话题，但今天读来，感觉依然是单篇不乏看点，系列足够韵味。当年的新闻奖总评委金庸先生，专门为此写下一段评语，并亲自为杨锦麟颁发了这个奖项。 这项迄今《香港商报》所获得的最高荣誉，奖牌迄今仍然郑重地挂在《香港商报》的荣誉室，每一个到访者都能得以见证。 您下载的该文件来自中国人物传记网小说下载 欢迎访问:http://www.chinarwzj.com 《杨锦麟这家伙》　第二部分现场发回的报道 五、2000年，台湾“ 大选”现场发回的报道 2000年，千禧之年。 台湾政坛动荡，杨锦麟受命往台湾采访选举。此时，他已客串凤凰卫视的特约嘉宾。作为台湾问题专家、时事评论员的角色，杨锦麟给自己的定位是，消息变动纷至沓来，帮助读者观众辨识真伪、辨别轻重，正是自己的职责所在。从读者对他这一时期专栏的热切关注，从电视观众对他现场点评的期待，显然，杨锦麟实现了自己的初衷，而且做得相当成功。 杨锦麟曾经著文，题目是《梦里萦系处，最忆是台湾》。漫步宝岛经年，流连忘返阳明山、北投的温泉，花莲外海眺望太平洋的壮观，夜里和友人畅饮在台北德惠街酒吧，高雄爱河旁倾听乡间小曲小调，登临阿里山清晨观日，游日月潭黄昏碧波，搭客车漏雨夜行，垂涎高雄旗津港海鲜，狂嚼基隆庙、云林夜市美味……这些都是在随后的几年间，杨锦麟每年数次台湾之行留下的处处履痕，发出的感怀、叹喟。 然而，此次的实地采访显然不是观光游览，既是大事发生时作为媒体人的一个职守，对杨锦麟而言，多年的当代台湾政治研究，此刻也是一个历史见证。 那些天里，置身中正纪念堂广场，以及台湾北中南部大大小小的政治鼓动场景之中，四下望去，满天飞舞的竞选旗帜，亢奋的人群，声嘶力竭，全情投入；耳旁喧天的锣鼓，齐鸣的鞭炮，震耳欲聋，杨锦麟仿佛回到了“ 文化大革命”某些特定的政治情境：一样的忘我，一样的滥情，一样的迷醉，几乎没什么两样。在他看来，尽管这不乏台湾民众一种自主愿望的表达宣泄，但更多时候，被政治人物的激情演说不断催化，民众如痴如狂，也是一种接近失去自我，或者集体催眠的状态。 台湾的各色政治选举，也曾有过贿选买票，有过暴力相向，有过无所不用其极的人身攻击和诋毁，充斥着自上而下、党军体制的严密组织动员……作为民间研究者的立场，杨锦麟认为，其中虽不乏民意和舆论在“ 选举假期”的理性表达，但更接近一场场政治秀和政治骚乱。在他看来，曾经作为权威象征的中正纪念堂前广场，不断的政治选举和闹剧，已失去了昔时的光泽，成了台湾政治势力和民众情绪宣泄的嘉年华会。 没有必要再对那场政党轮替的选举做过多回溯，媒体的不间断的报道渲染已经过剩了，还是着重地跟随杨锦麟目光所及，看几个容易被人忽略、冷落的场景。 台湾桃园县观音乡，一个临海的偏远小渔村，也是杨锦麟的一个观察点。在那里，他亲身见证了一次乡村选举投票的全过程。从选举开始，到最后点票、量票、唱票，以及宣布选举结果。在场的选民，不外乎村里的农夫、渔民和妇人，他们全光着脚，男人们赤裸着上身，女人们背着孩子，多数目不识丁。但把选票投进票箱的那个瞬间，人们的面部神情显得十分庄重，果然是“ 神圣的一票”。点票的全过程，除了唱票员的声音之外，现场无一喧哗，气氛紧张而有序。 在台中市，杨锦麟还在一个票站，看到一个年逾七旬的阿婆，无需任何人帮忙，一个人独自完成所有投票程序。在以观察员身份的杨锦麟看来，“ 如果没有经过不断的选举程序的历练，不可能有上述理性冷静和娴熟表现”。这一个个独立的现场，不难使人联想到一定层面上的客观、真实。 乱中有序，这是杨锦麟的概括、点评。 悲悯天下，愁浩古今的侠客情怀。杨锦麟论政、作文，都不是站在世界之外冷眼观望，而是一个拥抱现实，怀着自己美好愿望热心奔走之人。读报使他知晓天下事，同时给了他尽情宣泄的一方舞台。在一份杂志对一些知名人士的调查中，对自己认为最幸福的事的答案中，做自己喜欢的事是最多人的回答。对于杨锦麟来讲，他的幸福观也莫过于此。专栏作家或电视评论员，对他来说具有同样的意义。 六、2004年，台湾七十二小时跟拍，他捡起街上的鞭炮纸，一看是台湾自产的 随着两岸交流、沟通的日趋频繁，各类媒体的曝光，大陆与台湾彼此间的认识和理解已远不是过去的情形。 2004年的台湾所谓“ 选举”，杨锦麟这一次是以完全的电视人，全职的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有报天天读》节目主持人，赴现场采访报道。显然，一年多的电视摸爬滚打的实践，杨锦麟面对镜头已是更加从容、自如。作为派出一线的记者，除了将现场情况做及时准确地报道，杨锦麟适时的点评也是他的节目让人追看的理由。 最恰当的地点、最恰当的时间，一场闹剧如期上演了，直使选情逆转，并产生连串的反应，并最终导致结果的变化——这恐怕真是2004年“ 最具突发意义”的一大新闻、一段丑闻。通过电视，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了那个充满戏剧性的场面。而杨锦麟当时就在台北，第一时间从台北媒体朋友获得枪击案的消息，他快速应变，取消了一个和国民党政策智库座谈的行程，和正在台北分公司坐镇指挥的王纪言“ 院长”打了招呼，直奔松山机场，想方设法找到一张前往高雄的机票，然后租了一辆计程车，快速向枪击案现场——台南市台南县进发，沿途还和凤凰卫视总部进行了一次电话连线，告诉沿途了解的最新动态，这些都显示出一位资深媒体人的智慧、经验和积累。他不仅到了枪击案现场，也到了陈水扁、吕秀莲所住的医院。其中的一个细节，只有杨锦麟捕捉到了——选举中发生枪击的当天，人们流传说，街上掩人耳目燃放的鞭炮是从大陆走私来的。于是，杨锦麟到街上捡起一张鞭炮纸，一看是台湾自己产的。于是，他透过电视把实情告诉观众。这是凤凰的独家新闻。 这样的例子，在杨锦麟的采访报道中其实还有许多，正是这些看似微小的对细节的把握，使得杨锦麟的报道于快捷、准确之外多了些生动，又于生动之间平添了几分灵动，触手可及。 这一次，杨锦麟还对四年前的采访对象进行了跟踪，记录下他们今天的生活状况和全程投票情况。而这些人，居然也还记得这位曾经与自己有过一面之交的香港记者。临别时，一位老太太还连声叮嘱他，要保重，不要太辛苦！ 2004年底台湾“ 立委”选举，杨锦麟又受邀前往台湾观选，凤凰卫视管理层临时指派杨锦麟在观选期间录制一集台湾“ 立委”选举现场节目。那又是一个不眠不休数日的旅程。杨锦麟终于可以踏上返回香港的航班，随行的摄影师记者用镜头录下了他疲惫不堪的“ 丑态”。为此，最擅长将一切的资源利用最大化的凤凰卫视，还特意将杨锦麟此次采访的全程剪辑成一个专题，长达一个多小时，并多次反复播放，好让人们跟随杨锦麟的镜头完整地重温，让更多人了解和判断事件的始末、真伪，得出自己的结论。 而杨锦麟手头留存的一张日程安排，则能使同行们更好地了解这位工作狂人的疯狂之极—— 杨锦麟七十二小时“ 跟监”拍摄的“ 超人”行程 12/10（五）早上6:30接杨锦麟 12/10（五）早上7:50市场拜票（吴育升＋马英九） 12/10（五）上午9:00选前座谈会 12/10（五）上午9:00宣传车＋竞选总部（郑运鹏） 12/10（五）上午10:00 101大楼 阿扁 12/10（五）中午12:00 国民党党部 12/10（五）下午14:00 民进党党部 12/10（五）下午15:30 陈学圣城隍庙＋马英九 12/10（五）下午16:30 休息拍摄街景 12/10（五）晚上19:30 新光三越国民党造势 12/10（五）晚上21:00 现场连线 12/10（五）晚上23:00 “ 一○一大厦”圣诞街景 12/11（六）上午9:00接杨锦麟 12/11（六）上午9:20观看投票情形 12/11（六）上午10:30 眷村家庭拍投票 宋妈妈 12/11（六）上午11:30 本省家庭拍投票 孙国文 12/11（六）中午13:00 吃饭 12/11（六）下午14:00 访问台湾中产阶级 许家华 12/11（六）下午17:00 参观计票中心 12/11（六）下午17:30 民进党现场连线 12/11（六）下午18:00 民进党现场连线 12/11（六）晚上19:00 民进党现场连线 12/11（六）晚上19:30 拍摄民进党计票中心 12/11（六）晚上20:00 台北视像连线 12/11（六）晚上21:00 民进党党部胜选 12/11（六）晚上23:00 收工 12/12（日）上午8:30接杨锦麟 12/12（日）上午9:00选后座谈会 12/12（日）下午14:00 杨锦麟和蒋家家属密会 12/12（日）下午15:30 杨锦麟离台（车上拍摄） 12/12（日）下午16:25 中正机场（CI608） 《杨锦麟这家伙》　第二部分跨越这一湾浅浅的海峡 七、2005年，跨越这一湾浅浅的海峡 乙酉年仲春、初夏。台湾的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率团访问大陆，成为举世瞩目的重大政治事件，政治观察家认为，事件的影响和震撼，不仅限于政治层面，而且在其他领域获得了更大范围的展现。 对于有着如此重大意义的事件，杨锦麟不可能不发表自己的意见。那些天，他一边随着两人行程的开展，在新闻节目中报道事件最新的进展，一边把各路媒体的关于事件的头条要闻、社评观点，通过《有报天天读》自己的解读，完整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同时，杨锦麟还担当了连战返乡祭祖在西安等地凤凰卫视的特派记者。 尽管杨锦麟在凤凰的定位是时事评论员、节目主持人，或因事发突然，或者事关重大，杨锦麟经常地被派往最前线。每一次都是临危受命，在几乎来不及做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立刻出发，而每一次他都圆满而超额地完成了任务。 作为历史的见证者、记录者，每次采访，杨锦麟从来都不敢掉以轻心，而是希望通过严谨的实地采访，将真相、全貌带给观众和读者，尽管每次外出都很辛苦，但他却乐在其中，十分享受。这次也不例外。 透过电子媒体和报章，多数大陆民众首度和海峡对岸及海外华人一起“ 同步了解”了连战、宋楚瑜此行的大部分行程——会见拜访、参观考察、谒陵祭祖、演讲题词等等，贴身体验到了连、宋以及家人、随行人员的言谈举止，喜怒哀乐…… 而杨锦麟毕竟是杨锦麟。电视上正经八百的采访过后，多年笔耕不辍的老习惯总会让他写下些什么，作为补正和旁白。文字的表述总有电视画面不能取代的地方。这也是如今知名的电视人杨锦麟，对多年来给予自己厚爱的读者的不离不弃。他十分珍惜这种无需照面的神交。 “ 跨越这一湾浅浅的海峡，连战和宋楚瑜几乎花了整整六十年的时间。这一步的迈出，告别了往昔的仇视，是一次载入史册的世纪握手，也奠定了两岸关系和解的基础。”这是感性的杨锦麟的笔触。 连、宋时隔五十多年后重新踏足大陆的重大历史性意义，力争求大同的探索和尝试，该说的都说了。在杨锦麟笔下，首先触动人们心弦的是连、宋各自大陆的祭祀活动。“ 祭中山陵、祭黄帝陵、祭连家祖母、祭宋家先祖，这种寻根和怀亲，是对近现代历史和民族情感的联接，也是以中华民族的传统伦理价值观为依托的，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据说，连、宋的祭祖祭陵活动已在内地青年人中引起了心灵触动。杨锦麟认为，大陆民众或许并不完全了解台湾过往的政治变迁过程，对连战、宋楚瑜的政治立场也未必能有洞察和了解，但他们拜谒时的虔诚膜拜，祭祀祖先的真情流露，却在许多民众的脑海里长久定格。 连、宋分别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演讲，所到之处，他们也会有即席的脱稿发言，对此，杨锦麟特别提到：人们看到了连、宋两人的得体、谦和、亲善、从容，还看到了如影随形的连夫人、宋夫人的雍容和蔼；看到了对先生精彩演讲，连夫人当众献上的亲吻，宋夫人和先生始终扣环的牵手；看到了他们对所到之处欢迎人群热情地致谢，甚至连雨中列队献花的孩子们，也不会忽略、怠慢。杨锦麟说，对于习惯了对各式政治人物只会被允许在远处遥望和凝视其威严凌驾的人们，“ 这也是另一种耳目一新”。杨锦麟相信，凡此种种，绝不可能随着电子媒体具象的消逝嘎然而止，化为模糊的记忆。 跨越这一湾浅浅的海峡，杨锦麟深情咏叹道，任何政治上的歧异，都无法阻隔血浓于水的亲情、炎黄子孙民族复兴的殷切诉求。这一次跨越，是历史为相逢一笑泯恩仇所做的见证。我们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对两岸关系的未来，因此多了一份由衷的期待。“ 跨越这一湾浅浅的海峡，我们似乎已清晰看到了地平线上充满希望的曙光。” 《杨锦麟这家伙》　第二部分了解内地的一扇窗口 第十章 句容现象，了解内地的一扇窗口 一、悠长假期变成一次实地义务采访 2002年10月，江苏句容，首届国际旅游节暨商贸洽谈会在这里举办。杨锦麟应邀赴会。 此前，杨锦麟对句容的了解十分有限，最多不超过诸如革命老区，茅山老道传说，宝华律宗名胜一类的皮毛。当地官员，包括前来躬逢盛会的各路嘉宾对自己的了解，却让他吃惊不小。“ 这人是凤凰卫视评论员”，“ 他就是凤凰台穿唐装的那个人”——尽管杨锦麟一身休闲打扮，与电视出镜的行头完全不同。所到之处，杨锦麟常常被人认出，还争着要和他合影。 据说在内地，能收看到凤凰卫视，多少是身份的象征，有的地方还需要一些小特权，特别是政府官员都以此作为了解海外舆论的重要渠道。这样说来，凤凰的内地观众还真是他们最期待的“三高”——学历高、收入高、职位高人士。所以，句容当地的官员们、往来客商，对杨锦麟并不陌生。尤其是不少当地干部，都对这个在电视里身穿长衫，吐字不清，发音不准，却言语犀利，观点独到，锋芒显露的“ 杨老师”印象深刻。杨锦麟在此还是有相当的“ 群众基础”。 一路上，杨锦麟不断替自己开解，对于凤凰卫视，自己不过是客串的嘉宾，报人、专栏作家才是本行。十几年如一日爬格子，为香港、内地、新加坡等地报纸杂志开专栏，写过数百万字，书也好歹出过几本……不停地重复解释，杨锦麟很是怅然。显然，人们对专栏作家杨锦麟十分陌生，甚至一无所知。 那些日子，凤凰卫视主持人、评论员的营生，与杨锦麟若即若离，欲拒还迎。句容之行，杨锦麟原本打算是想在加盟凤凰一事没有最后敲定之前，让自己抽离一下，整理一下思路，也彻底放松放松。 接下来发生的几件小插曲，杨锦麟感到一些冥冥之中的味道。 当地政府官员，显然没有把来自香港的杨锦麟当作一般客人看待。 他们发现，杨锦麟虽然第一次到访，但对句容方方面面情况掌握之全面而准确，非同一般。那几天的安排几乎是连轴转，国家级农业示范园区，新技术开发区，台资厂区，仑山湖边城、敬老院……不停地参观、走访、座谈，句容期间，原来打算的“ 随便走走”竟成了杨锦麟的一次专题调研。 频繁活动的间歇，杨锦麟还郑重其事地给当地官员做了一场有关“ 台海局势与句容外向型经济”的主题报告，这是时任句容市委书记的蒋国星见缝插针的结果。说实在的，苏南几天的走马观花，杨锦麟的确有话想说。 杨锦麟的演讲，虽然是见缝插针，时间安排上略显仓促，但准备工作却体现出当地做事的高效率。那天，按照规定的时间，句容的乡以上干部全部到会，一点也不含糊。 演讲对杨锦麟而言驾轻就熟，几乎是出口成章。报告会的主题虽然是严肃的，但他的掌控和调度能力，足以让沉闷的现场气氛变得活跃起来，连他不时的诙谐幽默，台下也照单全收，听出耳油。事后，新华社，江苏的《新华日报》、《镇江日报》，以及当地《句容报》等，都对此进行了报道，并刊载了他的演讲内容；句容电台、电视台还全程录音录像，多次反复播出。 苏南许多干部都有赴欧美、东南亚、香港、台湾等地考察、招商引资的经历和经验，眼界不低，悟性很高。他们从杨锦麟的演讲中受到鼓舞、启发，也纳闷远在香港、第一次面对面的杨老师，如何对自己眼皮底下的事情了如指掌，甚至细到身边每个人正在学习的“ 三本书”，新落成的市民广场专门开辟的“ 便民小道”，连市长冯士超亲自作词的“ 致富歌”，杨锦麟都朗朗上口。后来，与老杨混熟了，他们才恍然大悟。其实，除了职业敏感，杨锦麟还是颇花了一番功夫的。 原计划的一次悠长假期，一到目的地，杨锦麟实际上就把它改为了对苏南的一次实地采访，像他每一次的公干外出采访一样。 晚饭后，当地政府办的人提出陪杨老师散散步，随便走走。走着聊着，杨锦麟走进了当地政府办公室一位主任的家。这下轮到港人杨锦麟吃惊了，这简直就是豪宅吗——祖孙三代不过四口人，住着香港人习惯说的二千多尺的大屋，复式结构。一行人来到时，三岁多的小男孩正在客厅里蹬着他的小自行车，开心自在的样子。在主人陪同下上下参观一轮，杨锦麟感到了主人品位不俗，整体装修布局还透出几分知性和书卷味，书房摆满了书，并留有足够空间供男主人挥豪研习书法，女主人还有单独的衣帽间，就连洗手间、厨房都很是讲究。另外，家里还特别开设了一间品茗室或者说是棋牌间，雅兴俗乐聚于一室。主人家一再表白，这样的水平在当地不过是“ 一般般、过得去”。 杨锦麟边看边听边感慨，刚刚进入小康的句容，一个年青人的家，也许是香港绝大部分家庭一辈子的奋斗目标，还未必实现得了。他甚至联想到，倘若当年不离开厦大，如今自己也该是教授、博导一类的人物吧，四房五房不在话下，而香港的生存压力，让他无时无刻都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可偏偏自己又中了邪似地，爱极了香港。 杨锦麟离开大陆时还不到四十岁，可以说，他的整个童年青年时代都是在大陆度过的，主要的价值观、思想观也是在大陆长成的，这是永远无法抹去的珍存。然而，毕竟离开大陆已经十几年，尤其是身为香港媒体人，如今他的观察、他的角度、他的研判早已经深深地烙上了香港的印痕。这使得他较之一般媒体人有着更多的优势，也成为了他的长项。因此，无论是长期做报纸还是后来搞电视，工作多么繁忙，去海外的机会多多，每年，杨锦麟一定会挤出时间，在内地的一些地方走一走，考察了解，借此掌握内地各方面的发展情况，也丰富自我的人生阅历；同时，杨锦麟还把它看作是自己与内地割舍不断的一份情感维系。所以，杨锦麟每次的美其名曰休假，结果往往如此。 夜晚，句容的天空特别通透、清亮，绝对在香港难得一见。时令正值中秋前后，江南的夜风吹过来，夹杂着些许凉意，干爽沁肤，完全不似香港潮腻腻的海风，暧昧般的像是总也干不透。杨锦麟坚持步行回酒店，他要好好享受一下江南的秋风秋意…… 刚到酒店大堂，蒋国星大步迎上来，这位句容的市委书记、掌门的一哥，显然已经等候多时了。在酒店，杨锦麟、蒋国星两人的一番长谈，十分投机。蒋国星比杨锦麟小几岁，从中国的乡村走来，算是名副其实的乡村“ 知识青年”。南京大学毕业后，他一直在江苏镇江市委工作，直到出任句容市长、市委书记。 看得出，蒋国星是位有企图心的官员，施政为民，造福一方，让老百姓尽早地富裕起来是他的理想抱负。长时间以来，句容虽然以革命老区著称，却是苏南的贫困地区。初来乍到的日子，新官上任的三把火蒋国星一把也没有点，而是走出办公室，一头扑到基层，从长期无人理会的乡镇的垃圾处理、公共厕所改建抓起，从棘手的农村计划生育抓起，从人们城市观念的树立、转变抓起。 短短几年时间，句容的变化之大，可以从国家、部委和省里授予的各种荣誉及经验推广会中看到，更可以从老百姓的满意度和笑脸上感受到。因为，老百姓是这些变化的最直接、最大的获益者。在句容，曾经只是一块牌子的大型房地产项目，蒋市长到任不久后，成片的经济适用房、高档住宅拔地而起；曾经是句容中心区、城市最值钱的地段，建起了供市民休憩游玩的公园；句容原有的四大古迹正在修缮复旧，由当地干部带头、市民自发捐款；还有国家级的科技工业园、生态农业示范园区，以及越来越多的城市绿地和公共服务设施，整洁的乡村街道和参差错落的行道树种……在这个不大的县级城市里，如果问起这里最气派的建筑，市民一定会告诉你是社会福利中心，还有学校。 八年施政，茅山道教“ 第一福地”，宝华“ 律宗第一名胜”的钟灵毓秀，说不完道不尽的民间的故事、朴素的思想，总是不断地给蒋国星一种启迪和灵感。以民为本，造福于民的理念出自肺腑，深深地根植于他的内心，一旦外显，则践行在他施政的方方面面。 《杨锦麟这家伙》　第二部分人文关怀点题句容现象 二、有容乃大，人文关怀点题句容现象 杨锦麟不停地提问，蒋国星不断地介绍，这一晚的话很投机。 细节无需探究，结果显而易见，杨锦麟回到香港之后不久，立刻在凤凰《时事开讲》节目中，以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集体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施政理念为话题，所举证的正是句容之行所见所闻。节目中，杨锦麟将它概括地称之为“ 句容现象”。 杨锦麟关于“ 句容现象”的评述，不仅在当地，更一度在内地相当层面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并引发连串效应。中央党校的学者专家，还就此为题，开展调研并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 句容现象”的完整论述，后来还被杨锦麟写成专题文章，发表在广州《南风窗》、香港《亚洲周刊》上，一些在句容投资的台湾、香港客商读到文章后，还专门带上几本到句容，送给文中提到的蒋国星、冯士超等当地官员。 句容期间，杨锦麟还细心地注意到，在市中心新世纪广场绿茵上，有两条极不对称的石板路。打听过后，他了解了背后的一段故事。原来广场落成投入使用之初，为了不破坏整体性，并没有这条小径，是不少市民图方便走出的一条捷径。有关部门认为，既然百姓有此需要，就应该满足，于是专门就此铺设成小路，而并没有采取简单罚款或消极禁行的办法。这种充满人情味的做法，很得老百姓的民心。 在杨锦麟看来，句容的成功不仅在于其经济高速发展、招商引资的力度和市容市貌的巨变，更在于作为共产党基层领导者“ 执政为民”、“ 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以及在具体工作、行动中落到实处。他称之为“ 创新思路的地方政治”。在句容，杨锦麟听到过蒋国星要求下属官员读三本书的故事，并把它写进了自己的文章。所谓的三本书，一是* 的《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是洪昭光的《怎样活到100岁》，三是美国作家斯宾塞的《谁动了我的奶酪》。蒋国星的用意在于，执政党的官员要讲政治，需要有新思维和理论指导；要与时俱进，不要墨守陈规，同时也要注意保持身心健康，保持心态平衡。在施政理念上，句容的地方官们还巧妙地将茅山道家“ 有容乃大，有求必应”的思想，融会贯通，发扬光大；提出“ 诚信认真，有求必应”作为吸引外资、做好服务的宗旨，以“ 能容天下客，能容天下事”的诉求，凸显浓厚的人本思想和人文氛围。如此的理念，使得当地各级政府、机构在台商、港商心目中形象可敬可信之余，亲切、生动，富有人情味。 次年3月，凤凰卫视在国内的“ 两会”报道中，把会议主题与句容现象再度关联，以《求真务实，感受句容现象》为题，又一次对句容现象所蕴含的求真务实、以人为本的深刻内涵进行了深入评说，对其中所蕴含的“ 团队精神”和“ 人文关怀”理念给予高度评价。 2004年的“ 两会”，海外舆论对于新一代领导人求真务实、执政为民的施政理念的评价，在杨锦麟看来是积极良性的，他用“ 分数高、冀望多、崎岖大”来概括。杨锦麟称总理温家宝在记者会上应答自如，不回避任何敏感问题，这让外界有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 求真务实，依照杨锦麟的解读，所谓求真要符合中国国情，务实就是平实的理论、理念，在施政过程中实现。联系到自己先后三次实地考察过的句容，他注意到，句容很巧妙地把当地的名胜茅山道观一句话“ 有容乃大，有求必应”，作为招商引资、改善当地投资环境的座右铭，或者说是招牌，这个融会贯通让他感觉很是“ 蹊跷”，却同时给了他一个别开生面的重新认识。 三、洞天福地的关照，高人道出与凤凰不解之缘 短短两年时间，三进句容，加上几段小小插曲，真让杨锦麟感到与句容缘分不浅，应验了句容素有“ 洞天”、“ 福地”的美称。 还要从2002年句容首届国际旅游文化节开幕式当天说起。 因为有一场明星大腕云集的开幕式文艺演出，当地名胜之一的茅山脚下，大清早起就人头涌动，过年般热闹。杨锦麟原本高规格地被安排在贵宾席观看演出，可他偏偏不是那种安居台下当观众的主，没等坐定就嚷嚷着受不了、没意思，一个劲地鼓动“ 走人”，显得不知好歹。 带着“ 出逃”的队伍，老杨心情格外地放松，风光一路，故事一路。因为演出的缘故，茅山临时封了山，一帮家伙只有绝望地步行，可没走多远，竟然从岔路上窜出一辆残旧的面包车，杨锦麟顿时大叫“ 天意，天意”！打听到是当地山民家的私车，老杨根本不经讨价还价，忙不迭地招呼上车，临下车，除了谈好的车资，还不忘再加上些小费打赏，那神情简直就是捡了天大便宜似的。 茅山是著名的道教圣地，素有“ 第八洞天”、“ 第一福地”之美称，道教最著名的正一派、上清派，都是在这里形成。唐宋时期，茅山道教达到了鼎盛，有“ 三宫五观七十二茅庵”之称，拥有道院二百五十七座，房屋五千多间。“ 日暮衔花飞鸟还，明月溪上见青山。遥知玉女窗前树，不是仙人不许攀。”像唐代诗人顾况明月之夜远眺茅山道观时的美丽遐想是一种境界，而登临体验又有另一种滋味。如今的茅山终年香火缭绕，游人如织。眼下乘兴登山，刚出发就有幸运、惊喜，吉兆吉兆，一群“ 出逃”的散兵格外“ 信命”起来。 一路上溪流清唱，鸟语花香，快到山顶憩息地，架不住山民游说，同行的人分别被请进悬挂着牌匾的小屋，说是可得高人指点。待杨锦麟出来，一副欢天喜地的样子，毫不掩饰，“ 好玩，好玩”，追问之下，他点题一个字，爽！接下来几天，杨锦麟总是呓语般提起此事，当地人打趣说，茅山的菩萨照远不照近，如果道士说中什么是要还愿的。“ 一定，一定”，老杨高兴得手舞足蹈。 回到香港不到一个星期，杨锦麟接到了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程鹤麟的一通电话。程鹤麟开门见山，说“ 锦麟兄，欢迎你加盟凤凰卫视，准备让你主持一个节目……”也许这就是当时杨锦麟从茅山小屋走出来时的预感吧。 杨锦麟意识到，年过半百之后，机会来了。 茅山之行，仿佛冥冥之中高人在点拨，难道自己注定与凤凰前世有缘。 两个多月后的2003年1月，一个完全在不经意间诞生的节目诞生了，经过短暂的青涩期，不久，《有报天天读》成了家喻户晓的凤凰名牌栏目。“ 梦想，从不可能到可能，从梦幻最终成为现实，这是一个让人百感交集、欣喜万分的过程”，的确如此。 杨锦麟践诺，2004年，第二次上了茅山，这次，茅山老道一眼就认出了眼前的这个名人。“ 我知道你还会来的！”杨锦麟哈哈大笑，添上灯油。 于是，上茅山还愿，就成了杨锦麟每年例行的节目。 这一次，“ 杨老师”显然是一张句容人十分熟悉的面孔，围观、签名、合影、问候，所受待遇如同明星般，杨老师不得不注重起自己的形象，鸭舌帽、太阳镜，竭尽扮酷起来。 2005年，杨锦麟三进句容，和往年一样，他总是会烧炷最大的高香，然后供奉灯油。 一件趣事，一段趣谈。如今经常被杨锦麟的老朋友句容人挂在嘴边。 《杨锦麟这家伙》　第二部分一个视角，一扇窗户 四、一个视角，一扇窗户 句容总是在发展中，总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每次来都有惊喜，有一种家的归属感。 杨锦麟一而再、再而三地走访句容，点评“ 句容现象”，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地官员的执政理念、施政能力令他钦佩。在他看来，执政者用心为民，这是“ 太平盛世的象征，是民心思进的表现”。而不到两年的时间频频光顾同一个地方，这在杨锦麟也是绝无仅有的。除了杨锦麟已经和当地人结下不浅的交情，杨锦麟还有一个小小“ 私心”，作为媒体人，他想把句容当作是自己观察内地基层情况的一个长期考察研究对象，他希望为自己多开一扇窗。 作为生长在内地，而今又生活在香港的职业媒体人，充分借助香港的舆论平台，杨锦麟的确有着被内地同行羡慕的言论空间。在第三次从句容回香港所做的一期电视节目中，杨锦麟把自己熟悉的句容和同样是在江苏却颇具争议的宿迁“ 仇和现象”做过一个比较，“ 仇和现象”或者说是“ 宿迁现象”，不仅引起过内地媒体的关注，海外华文媒体也同样给予过极大关注。 应该说，杨锦麟要比较的这两个现象的出现，不是一种偶然的，其实是在一个大背景、大氛围之下的。“ 我很想把这两个有争议的现象跟我所掌握了解的句容现象做一个比较，从这个比较，也许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启发。我想在中国这个特定的国情，特定的政治制度下，不同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不同，但这只是一个外部原因。最关键的还是执政者或者身边的人，有没有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理念。” 杨锦麟继而谈到，从江苏句容的现象和经验看，真正以人为本，是这个六十万人口的县级市取得建设成就的重要原因。但当人们再看看另一种现象的时候，则又面临该如何拿捏执政为民和制度创新之间的关系，出发点都相似，结果却不同。杨锦麟退而检讨，仇和，包括山西的吕日周，他们可能是先行者，个人勇敢的行为，前驱的行为多一点，他们缺少一个整体，一个团队，一种共识。在推动本地整个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过程中需要有一种务实的眼光，妥协、宽容的战略思想，有一个短中长期的规划。 杨锦麟强调“ 句容现象”是一个整体的，不是某一个人，不是市委书记、市长个人的，而是一个团队。也就是当市委书记带头人有这个清晰的理念后，带动了整个团队、整个群体形成共识，而这个共识老百姓接受，老百姓乐意接受又使得主要的负责人倾尽心力，倾注心血。所以，杨锦麟概括，句容现象不仅仅是一个理念，已经形成了氛围，而这个氛围体现在服务，对民众的服务，包括对外资的服务。这个氛围就是充满自信，要做就做最好的。 节目中，杨锦麟还提到传统道家哲学的中道思想，他认为句容现象很重要的内核，即中道思想——兼顾乡情、国情、事情、民情，协和关系、减少摩擦、争取共赢，寻找最大的公约数。句容原来的一个市长做儿歌、做童谣，致富歌、创业行，给老百姓唱，琅琅上口，杨锦麟认为这虽然是一种教化，而这种教化会变成一种驱动力。杨锦麟试想着，像句容这样的县中国两千多个，如果有一半以上的官员都像这样来做，他相信中国的经济建设、长治久安一定有保证，而一个稳健的、均衡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民主法制建设，指日可待。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三部分触电的感觉真奇妙 第十一章 触电的感觉真奇妙 一、电视具有真正的家庭日常性，不经意间，杨锦麟成为家中成员 2002年末，第一次赴句容回到香港后不久，杨锦麟成了靠嘴吃饭的人，居然还吃得有滋有味。 杨锦麟发现，与自己从事多年的报刊相比，电视这玩意更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其明显之处在于，它扎根在人们日常生活的轨道中，随处可见，既是一个打扰者，也是一个陪伴者、抚慰者；既告诉人们方方面面的信息，也会误传，它的彻底性在于它俨然构成了日常生活的基础。正是基于此，有人称电视为家用媒体，可见其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如果说，阅读还带有一定程度的仪式成分，而看电视或者几乎只是听，更多是一种娱乐放松消遣，电视俨然家庭一员，一位陪伴者。 传播学理论认为，电视和其他电子媒介带到家里来，这既改变了公共领域，也改变了家的领域，现在，一个孩子甚至在不会过马路之前，电视已经带他周游世界了。电视能够而且确有力量改变人们根深蒂固的价值观与日常习惯，电视甚至成为了人们日常生活中许多闲话和谈话的源头。这一点，杨锦麟自己的读报中都不乏例证，他的许多话，正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流行语的开始。他点评到的内容，观众多信以为真。 某次读报，谈到中国人普遍地发福，肥胖人群比例大幅度增加。杨锦麟说，1949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21世纪中国人民胖起来了。这句话立即在坊间流传，成了人们新的口头禅。一次，杨锦麟在节目中说了一句，有本“ * 语录”听说卖了十万元，马上有观众推荐自己就有杨锦麟说到的那一种，还有八万八千字的，林彪签字的等等，让杨锦麟帮着询价找买主。还有的则借机推介自己收藏的《康熙字典》，说是共三十八本，道光五年的等等。 还有一天，杨锦麟读报说，据某报报道，成都人懒散、比较会享受之类的，节目播出后，当地媒体报道变成了凤凰卫视名嘴杨锦麟贬低成都人云云。恰好之后不久，杨锦麟去了成都，不少人向他讨说法，希望他给成都人正名……这样的例子，在杨锦麟短短的读报生涯中实在不胜枚举。而此之前，作为学者的杨锦麟，数百万字的大部头，还从来没有引起过这样的关注与热烈反响。 在凤凰早期，乃至之前的台湾中天卫视，杨锦麟主要是作为嘉宾，与主持人一起在谈话，有具体的交流对象，有问有答，彼此之间常常交锋，思想、观点撞击出火花，灵感也会突然爆发。主持《有报天天读》，这一切完全不同了——坐在演播室里的只有杨锦麟自己，伴随他的只有冰冷的摄像机，杨锦麟成了给摄像机读报的人，这与他以往习惯了的谈话节目大不相同。 杨锦麟很快地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电视的传播过程，既然是电视节目制作者建构观众的场所，作为主持人，必须紧紧抓住这个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将恰当的表达方式形成为一种技巧，面对镜头，杨锦麟试图努力地在自己与镜头之间建立一种默契。他把镜头当成了倾诉的对象，一个具体的有血有肉，你喜欢他、他也欣赏你的人，力图把自己亲切、自如地展现给对方。既为满足作为媒体人传播信息、言论责任的宣泄快感，又为观众搭建起获得资讯的平台。 经常出现在观众的客厅、卧房甚至厨房，久而久之，杨锦麟俨然其中的一员，有意无意间参与着观众的家庭日常生活，撩拨起他们的喜怒哀乐。如今，杨锦麟的《有报天天读》已是电视大众传播和杨锦麟名人效应的混合体。杨锦麟以平易的形象出现在屏幕上，把他的意见观点带进每一个收看电视的家庭。双方的对象感都会因此亲切而真实，这种真实的错觉使受众有一种在自家客厅里就能有针对性地参与讨论的现场感——观众因为受到尊重而获得心理满足，因而会更乐于参与到信息的传播过程中，接受传播者就意味信息传播效率的提高。 如此说来，电视造就了杨锦麟，他则成就了一个节目的声名远播。久而久之，杨锦麟成为家中颇受欢迎的一员。在家里，习惯了每天要听听老杨说些什么；有事情发生了，更想听听老杨怎么说。于是，杨锦麟的粉丝也成了家庭中最不分年龄层次的人，几乎是全家总动员。 “ 出名要趁早。”“ 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这是一句张爱玲的名言，也是她的一个情结。世俗的进取心，让张爱玲对出人头地、大红大紫抱有一种从不掩饰的急切渴望。这个奇女子甚至在她成名还没有一点影子的时候，就已经为自己设计过成名后的盛景，并沉醉其中，尽情地品尝出名的喜悦。 杨锦麟虽然是以“ 电视新人”出名，但这位新人的世俗年龄，按照内地标准真可谓大器晚成。两者相比较，对出名、对“ 文章是自己的好”的无比享受，异曲同工。写作对于张爱玲而言并非索然寡味，写的时候非常高兴，写完之后简直就是“ 狂喜”。对着自己的满盘花果，张爱玲是绝对的满心欢喜，喜不自胜，而且从不掩饰，这一点上，杨锦麟同样如是。毕竟，这也是自己辛勤劳动的结晶和成果。 每天清晨，杨锦麟六点准时赶到公司，水顾不上喝一口，厕所来不及上，就开始忙忙碌碌地做着各种准备，一直到上午十一点节目录制完毕。享受完这个过程对杨锦麟来说还不算完事，下午一点，他铁定还要坐在电视机前，当一回自己的观众，一边看一边自我陶醉，手舞足蹈地为电视屏幕上的杨锦麟喝彩，大叫过瘾过瘾。 北京有一位叫陈牡的听众，撰文写道：“ 凤凰卫视出了个杨锦麟实在出乎我的预料。‘非典’肆虐，上中学的儿子停课在家，单调寂寞的生活里，‘天天读’成了儿子惟一的乐趣，每逢周末，‘天天读’暂停，儿子就会垂头丧气地叹道，没有杨锦麟的日子该怎么过？一个桀骜不驯的中学生会被一档读报节目吸引。”他感觉很纳闷，儿子的理由是，“ 他的口才好，长相中正仁和，而且还在‘天天有话’栏目中教英语”，在陈先生看来，杨锦麟的英语发音不那么准，但儿子全都记牢了，于是，老子和儿子一起成了杨锦麟的拥趸。 “ 首先是杨锦麟的真诚打动了我。读到大快人心的消息，他会大声叫好；媒体揭露腐败现象，他恨不得拍案而起，猛烈抨击。生灵遭涂炭时，他更是激动难抑。他的叫好、他的拍案、他的抨击，是一个媒体人正直、善良之心的真情流露。杨锦麟的机灵也是他主持风格的一大特色。譬如，他讲到一些敏感问题时，不太好直接批评，他就说‘ 真是……哈哈，哈哈’，有些敏感时事，杨锦麟报道后，不加任何评论，而是让观众‘ 姑妄听之’。” 在这位看来，最有意思的还是杨锦麟的幽默，或让人捧腹，或让人哑然，每天都有包袱抖给观众，让人乐不可支。一次，他说：“ 自从‘非典’发生以来，农村中有两种人特别活跃，一是巫婆，二是神棍。”讲到台湾有人把胸罩当口罩卖时，他把两只手在胸前比划了一下，让人忍俊不禁，哈哈大笑。说到陈水扁的儿子在抗“ 非典”中表现不佳，杨锦麟又说“ 这个阿扁的儿子真该贬一贬了”，还建议杨锦麟编一本《杨氏幽默笑话集》。 “ 不知道是《有报天天读》让杨锦麟出名，还是杨锦麟使得《有报天天读》成为内地电视台竞相克隆的节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杨锦麟是最适合、最会读报的人。”2003年电视之最，最有贡献的节目——《有报天天读》。 杨锦麟的聪明是属于那种捷才型的。观众还有作诗评价的： 妙语连珠点要闻，警言斩铁论原因； 传媒载体篇篇旧，出口成章句句新。 谈笑风生迎厉鬼，雷鸣电闪送瘟神； 唇枪舌剑凰中凤，铁嘴钢牙让锦麟。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三部分电视是自我陶醉 二、电视是自我陶醉的，也是供人分享的 电视是自我陶醉的，对曾经的报人杨锦麟而言，尤为是之。 在国外，优秀的新闻评论员往往都有过当记者、做编辑的经历，外形上往往是头发花白的智者形象。CBS《晚间新闻》著名的主持人沃尔特·凯特就是在四十六岁时，即转入CBS的十二年后，才走上电视新闻评论员岗位的。至于年龄，电视主持人的行业则更像是专为有年龄者甚至长者而设的。白发、银发主持人比比皆是不说，许多大牌主持更是一二档节目，可以坐镇二十、三十年之久。他们是自己节目的化身，也是众多痴迷者的偶像。 就杨锦麟的电视从业经历而言，即使在今天，对内地电视媒体而言仍是不多见。杨锦麟常常自嘲，按照内地的标准，自己在电视台能混上个看大门的已经该要烧高香了。为此，他十分看重这份由电视带来的观众迟来的爱，力求给观众最好的回报。对此，他十分地享受。 所有媒介都是人体自身的延伸，正如收音机扩大了人们的听觉范围，书报拓展了人们的视野，杨锦麟的读报，则是通过收看和收听两种不同的获取方式，同时将资讯和休闲合二为一。 凤凰卫视以主持人为核心的特殊运作机制，使得多种类型的节目主持人、评论员们可以在各自的节目中，拥有更多的表现空间和主动权，展示自我鲜明的个性，因而节目特色优势也因之更为鲜明，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从传播效果而言，电子媒介本身有着信号不易保存、稍纵即逝的弱点，如果没有鲜明的个性，就不能给受众强烈的信号，也就无法实现传播的意义。 从《有报天天读》不难看出凤凰的最优竞争战略。依照管理学理论，同时拥有成本和差异这两种武器，并以具有差异化和低成本的最优产品为基础，即所谓的最优竞争。而实施这一战略是在追求低成本的同时，考虑产品的差异化特色。其明显的优势在于，产品内容上可以与竞争对手相似，成本上却保有优势；或与对手成本上相接近，但产品的内容、质量、包装上体现独到之处；而这两方面均为优胜，则是这一战略发挥的最优效果。将此运用在电视领域，凤凰的许多做法无疑不是这些枯燥理论的实践运用和具体化。 电视是视觉的，读报中平行剪接插入各种电影音乐资料，来表达新闻的意图，体现了发掘资料的细心，以及他们对所捕捉到的人和事，都保持了一份应有的社会责任感。《有报天天读》编排巧妙，几个环节的设计，利用了峰谷技巧，六个环节一张一弛，时峰时谷，不断形成新的兴奋点，不至于使受众产生视觉疲劳，符合受众的收视心理，从而增加观众的频道忠诚度。 读报渐渐俘虏了越来越多的观众，杨锦麟读报的本身即给他们莫大的快感——“ 杨先生的节目刮着浓浓的中国风”。“ 他的读报很有信服力”。有观众说，这个经常为了把普通话发音发准而咬字过头，听着别扭的老杨，很像五六十年代鼻梁上架了副破眼镜的大队会计，但读起报来，有板有眼，那情形，不但读的认真，听的也津津有味。还有观众说，“ 看你的读报，经常会笑出来，虽然吐字不清，常发错音，语速太快，可是你的大实话又好笑、又痛快，是《有报天天读》使凤凰台不同于中央台”。“ 若漏掉一天不能看到您的这个节目，心中便有种遗憾的感觉。中午一点钟看不到，抽时间下午五点再看，再看不到就等深夜一点多，反正是看了您这个节目心里才踏实。”热心的观众们也如此这般厚待屏幕上与自己面对面的老友，还有的观众甚至希望读报节目能有光盘出售，“ 方便我们收藏、回味”。 除此，杨锦麟的另一个切身体会是，一个主持人的成功，还需要整个制作群体长期不懈的共同努力。美国CBS著名的《晚间新闻》，几十年没有改版，却一直是新闻节目权威性的象征，它依靠的就是包括克朗·凯特和丹·拉瑟在内的新闻主持人几十年如一日的出色工作。而杨锦麟任何时候，都会自觉地将《有报天天读》的火爆归功于凤凰卫视，她的运行模式，用人制度，她的一整套相互配套的灵活机制，以及凤凰人的疯子精神，相互合作的良好氛围。杨锦麟是得益者，也是带动者。而每一个曾经或现在与杨老师合作过的凤凰人，都无法抗拒这位“ 性感的糟老头”的魅力。 分享成功，这也是杨锦麟获得成功的秘诀之一。甚至，杨锦麟节目的热心观众也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越来越多的观众，如今成为了节目的参与者，报刊的发行人包括读者都十分乐意将他们自己的、喜欢的报纸、杂志推荐给杨锦麟，希望他一读为快，介绍给更多的人。“ 识天下报纸，知海量信息”，这是观众对杨锦麟读报的评价。有的观众代表奶奶索取杨锦麟的照片及签名。 母亲节前一天有观众来信：我想你们这一天一定会用有关母亲的图片作为内容吧，希望你们可以用许巍的《礼物》作为背景音乐。 而这种围绕节目的人际传播，又以其传播形式灵活多样和信息交流双向互动性强的优势，实现了高质量的信息传播形式。 三、知道分子，公众意见领袖，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 从传播者的角度，节目主持人作为传播者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同样的信息，传播者不同，传播所产生的效果就会大不相同。意见领袖对大众传播的效果起着促进和阻碍的作用。研究认为，大众传播要取得良好的效果，必须首先要重视这些意见领袖的存在。 《有报天天读》从选题策划到制作播出等一系列环节，都能看到主持人的身影，观众的反馈体现了现代社会传播的双向性和互动性，主持人说出了观众想说而又没说的心里话，告诉受众欲知、应知而又未知的新闻。 在解读方式上，杨锦麟还以“ 说”替代了一般“ 播”新闻的方式。体现了电视新闻大众化的特色，增强了媒体的亲和力。如果说，播强调的是客观、公正、全面，那么，说即是对所知新闻的转述，点评更是对转述之事的进一步分析，是为了新闻传播更为有效，说之有据，评之有理。 《有报天天读》，“ 浓缩报道，探知社会当天的最新资讯，帮助你做出正确的判断及决策”，为了使节目更加吸引人，杨锦麟挖空心思，在画面处理上，既有报纸版面的展现，也有主持人的形象，并利用电脑连线在所读的文章上圈圈点点，引导观众有选择有重点地阅读。杨锦麟的一张利嘴，睿智犀利、抑扬顿挫、幽默风趣的点评，评论条理分明，观点明确且有理有据，嬉笑怒骂不着痕迹，受众此时就不仅仅是在读报了，更像是边读边与主持人交流。读报节目中另一个难以把握的环节，就是主持人对报章新闻的点评。 电视读报节目本来就是不很完整的“ 介绍”，主观性太强或过多地追求个人风格，评论过多地引申会导致与报纸原意不符，造成信息的变形和误传。尤其是一些敏感话题的误传信息，导致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这就需要度的把握，点评恰到好处，有理有据，而不是没有边际的过度引申，更不能歪曲原意。 《有报天天读》之所以看起来不呆板，其多层次的节目编排形式，版块间的有机组合，避免了主持人一读到底，在紧张的节奏中创造出一种轻松和谐的氛围，加之音乐、书法、电脑动画诸多手段，给沉闷的节目吹入一缕清新，按照传播学适配性的原则，节目形式与节目定位、节目内容相适应。读报包含了“ 聊报”与“ 评报”的成分，语言风趣些，点评深刻些，神态自然些，也包括肢体语言的运用。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三部分读报火爆荧屏 四、始料不及的跟风，读报火爆荧屏 杨锦麟的读报，给内地媒体的冲击是从“ 惊艳”开始的。 《有报天天读》卖的都是二手货，但对信息相对闭塞的内地来说，都是紧俏货，这体现了凤凰的经营之道。 报纸有地域限制，杨锦麟的读报打破了这个界限。这个定位很特别，其实读报纸文摘是国内不少电台都有的节目，为什么杨锦麟把它搬上电视就这么红火，除了出身名门，还就是它所拥有的独特的信息源。读者的好奇，外国媒体是怎么报道世界的，他们眼中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 关注凤凰，对内地媒体而言，比一般观众还多了一层意义。凤凰每一个新节目的推出，每一个新主持人的加盟，都可能引发内地媒体一个冲击波，这里既有同行之间的推波助澜，也有对内地媒体改革的一种期盼和促动。 凤凰一年一个台阶，先是解决了凤凰有没有的问题，尔后是大事发生凤凰在不在的问题，再后来就是“ 大事发生第一时间看凤凰”特殊地位确立。对普通观众而言，“ 大事发生”，迫切需要满足的是好奇和解渴，观点和立场，想听听凤凰到底是怎么说。因此，对媒体人而言，凤凰的一举一动都会让人格外关注。 1月6日，当一个全新的栏目《有报天天读》出现在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午一点的屏幕上，用“ 简陋”来形容这档新节目确实不为过，时间简陋的只有短短十二分钟，且是非黄金的午间时分，包装也不过是杨锦麟自备的唐装、茶盏、条幅和一台电脑。甚至他那口厦门口音的普通话，也成了节目的标志之一，当然这是在杨锦麟成名之后。凡此种种，对内地观众而言，的确是一种“ 惊艳”。 接着，当《有报天天读》播出时间增加一倍，观众热捧，广告商另眼相看的时候，内地的“ 读报”节目也风生水起。 从杨锦麟肇始，人们仿佛进入了一个荧屏读报时代，各类媒体互动互融的时代：2003年7月，新登场的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媒体广场》其中的重要环节就是读报，报纸摘要；湖南经视综合频道《T2特区》，晚九点，主持人王燕号称另类读报；由中央电视台第二套《第一时间》栏目改版，马斌走进了观众的视线；再后来，许多地方台都有自己的读报节目，南京电视台《南京零距离》栏目中《孟非读报》；东方卫视《看东方》栏目中《早报早知道》；北京卫视的《第七日》早间节目《北京你早》，连内地颇有名气的央视《半边天》，主持人张越也开始搜罗女性类新闻，给大家读报……更多的读报节目在各频道登台亮相。 如果说，杨锦麟的读报是午饭正餐后的“ 点心”，而京城和沪上的节目更像是广东的“ 早茶”，时间更抢在了杨锦麟的前面。 一切从模仿开始，这些读报节目，电脑屏幕、电子笔，甚至茶壶，都全部照搬。对此，杨锦麟分析说，读报类节目相对于有现场、灯光、乐队的谈话类节目，成本接近于零，这是大家都跟风的原因。读报的贡献在于“ 电视新闻也需要对新闻的解读和价值的判断，读报的出现，恰恰实现了它在信息量上的加厚、加深”。怎么说和说什么，成了两个拓展空间。 在内容选择上，杨锦麟基本以海外媒体居多，打了一个时间差和体制差，每天看到报纸和录制的时间间隔只有两小时，没有稿件，也没有审查，而内地的读报节目几乎读的都是观众能看到的报纸。 喻国明评价：“ 事实上，杨锦麟读报是以内容取胜，他利用体制差，开辟了一个对内地观众而言相对新鲜的窗口，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体制优势。他在内容选择上的优势，就是他的独有价值，也是他的读报之真正魅力所在。”喻国明又说：“ 杨锦麟的个性化表达、点评、说话方式等都很独特，而且有着跟自身积累有关的一针见血式的把握，也构成了他的读报魅力。” 马斌说：“ 新闻每天发生，各方说法不同，一样的新闻，听听我的声音。”重视对资源的再利用，并采纳更为开放的态度去探索这种高效节约的制作方式。要将观众牢牢固定在自己的节目上，并不能一味单靠第一手的新闻资讯完成，而是利用第一手资讯，加以整合与运用。马斌认为，电视读报有“ 秀”的成分，得讲究形式感，否则会给人带来视觉疲劳。在观众眼中，他是一个有亲和力、有个性的主持人。 面对电视节目盲目克隆、跟风而上的恶习，面对越来越多的读报，杨锦麟想对这类电视报摘类节目提个醒：电视读报类节目，不可能代替其他新闻节目的主体地位，只能作为对电视媒体自身新闻资源不足的补充。利用电视摄录制作的电视新闻才是电视的独特魅力，其产生的现场感、主动性、直观性是其他媒体难以达到的。电视节目要始终重视原创新闻的份额和地位。如果电视新闻过多地开设报摘类节目，过多地实行拿来主义，无疑是舍本逐末。杨氏母版拷贝之后，内地电视“ 读报”将何去何从。 五、“ 杨先生到哪里去了” 新闻传播理论认为，人际传播始终是最为直接和有效的传播途径，而个性化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大众传播向人际传播的回归，使得大众传播获得了人际传播的某些特征和优势。一个节目在观众中树立一定品牌之后，观众对他总会有所期待，希望从再创作中看到事件存在的另一面。 读报并不是简单的报纸信息摘要，而是一种有包装、有品牌的信息产品，凤凰的读报节目一定是凤凰牌的，不管信息素材如何获得、如何使用，但最终产品一定加上自己牌子，换上自己的组合思维方式，印上自己的节目风格。杨锦麟认为，国内清谈节目的主持人大多没有平面媒体从业经验，表达的全是幕后人员的想法。他强调，主持人要有关于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积累和把握，对说什么、不说什么应该有一个价值标准，对怎么说应表现出作为主持人的高度。新闻在于价值判断，看问题要一针见血，并给人以力量和启发。 “ 我是《有报天天读》的忠实观众，真不明白为什么凤凰要把这样一个有号召力和收视率的节目从中文台拿下，个中的缘由我恐怕能猜到一点，但是观众喜欢，这就是最大，这就够了。真希望《天天读》有朝一日能够重返中文台，重返13∶00，这可是午餐之后的精神食粮啊。”这是《有报天天读》一度从中文台转移到资讯台那段时间，观众中有代表性的声音。还有观众同时做起杨锦麟的工作，来信道：“ 杨先生应该知道《天天读》的魅力和威力，希望杨先生也能争取一下，让《天天读》重返中文台，满足我们观众的希望。”恭维、拉拢兼利诱，无所不及。直到《有报天天读》重返中文台，这场风波才算平息。 为这种“ 非同一般的喜欢”佐证的是，某天杨锦麟外地采访或休假，没有出现在屏幕上，网上追问的帖子没完没了：“ 杨先生一来事务繁忙，二来懂得劳逸结合，大假照放，我很欣赏。我作为一个忠实观众，提一个小小要求，找一个合格的生产者。”这是刁钻的；“ 观众利益无小事”，有的还“ 劝喻”他要他敬岗爱业。“ 杨先生去哪里了？得知杨锦麟去美国度假，我坐在电视机前情不自禁的笑了，好多天的愁云和疑云随你的出现一下子在我脸上和心里化开了，在你失踪的这些天，我得出一个结论，凤凰读报与杨锦麟共存亡。” 当然，有更多观众关心杨锦麟的身体，有人甚至关心上节目时茶杯里是否真的有水。还有观众建议，把主持人旁边的一盆假花换成兰花、盆景。 对此，杨锦麟自己调侃说：“ 读报节目兴盛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老年人眼睛花又关心时事，有个人为他们读报确实很方便。有时在某个问题的看法上会和他们有分歧，他们对历史很了解，会引经据典地和我辩论。” 对于打探自己的去向，期盼他早日归来的观众，杨锦麟每次回来都会给观众一个交代，宛如老朋友一般。 久而久之，《有报天天读》有了个不成文的规矩，如若某一天，杨锦麟没有按时出现在屏幕上读报，接替的人一定会首先报告杨先生的行踪，何亮亮先生如此，杨锦麟在《周刊点点评》时的搭档周瑛琦同样如是。而杨锦麟也会在回来的第一时间向观众说出此行的感受，包括趣闻。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三部分一起走过的岁月 第十二章 友朋情谊，榜样力量 ——曹景行与杨锦麟 一、一起走过的岁月 时至今日，杨锦麟依然经常提起，加盟凤凰卫视，他特别感激的，除了老板刘长乐、“ 院长”王纪言，还有一个人给了他转行的勇气、榜样的力量，他就是曹景行。 曹、杨这两位经常被观众、媒体戏称为“ 老头儿”的重量级人物，过往经历、职业生涯惊人地相似。凤凰的《时事开讲》使得他们在屏幕上重新找到了对方，延续了他们过往的交情，也最终决定了他们的分野—— 一个是擅长接球、需要对手、无所不晓的知道分子，一位是对着空镜头、滔滔不绝的意见领袖。得益于凤凰的再就业工程，他们的个性充分地展露并释放了。 同样出生内地，曹景行长杨锦麟六岁，俩人身上都烙有那个时代的鲜明标识。当年，两个不同的家庭，被同一场政治运动裹胁，各自的命运也随之改变；作为“ 老三届”，俩人同在1968年下乡插队落户，高中生曹景行去了安徽皖南的茶场，初中生杨锦麟则奔赴福建闽西武平。“ 文革”结束，恢复高考，1978年，他们幸运地成为一代骄子、超龄大学生，又偏巧都读历史，毕业分配分别去了各自的大学、研究所。也是在1988年，曹景行、杨锦麟几乎同一时间到了香港，同样以“ 新移民”身份，一切从头来过——不断地跳槽、变换角色，他们切切实实经历着由“ 事业单位、样样有人包办”到“ 个体劳动、无人理会”快速而彻底的转变。 那时候的香港，大陆的学历一概不予承认，老曹和老杨，说来也是内地名牌大学的文凭成了一纸空文，倒是过往多舛的经历、积淀成为他们融入香港社会的名片。仿佛是不约而同，媒体这档在香港被划为“ 特殊行业组别”的营生，却开启了他们二人在香港的全新职业领地。 曹景行在香港的第一份工作，是为《亚洲周刊》做撰述员，原先在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打下的底子，有了用武之地，恰到好处地派上了用场。而此时的杨锦麟，除了忙于和朋友合伙公司生意上的事情外，也在为这家周刊撰稿。没过多久，曹景行升任《亚洲周刊》副总编辑，后来又到了《明报》任主笔，杨锦麟则先后担纲《快报》、《香港商报》的主笔。当两人的高论渐渐在香港纸媒圈里赢得名声，生活也开始滋润起来的时候，一次偶然的“ 触电”，使得他们联手做了件在当时看来是“ 了不起”的大事情，足以让香港媒体同行们刮目相看。 香港是成就李嘉诚的地方，令无数人怀揣梦想。未曾有过半点电视经验的曹景行，一度出任CTN传讯电视中天新闻频道总编辑。虽然，这段时间只有短短四个月，但曹先生直接策划并亲历了一件大事的全过程——在全球媒体中最先报道* 去世的消息，而杨锦麟正是其中的一分子。 曹总编辑凭借着自己的名望，延揽了不少资深的媒体人，就是在那个时候，杨锦麟被请到了电视台演播室，以嘉宾身份点评时事、发表意见，有点类似他们日后在凤凰卫视《时事开讲》中的合作。对一些重大事件，做即时性的电视评论，在当时的香港也并不多见，他们的大胆尝试最直接的回报就是收视率走高。 有关* 去世，他们不仅最先得到消息，最先发布，关于这一重大事件的影响，以及对大陆、香港问题见地颇深的曹景行、杨锦麟等观察家的分析、述评，迅即通过节目传播开去，引起极大关注。乘势而发，他们一鼓作气，马上又制作推出了一档专题，自我标榜，称之为《我们唤醒了世界》，纪录下这一系列报道的精彩过程，像模像样地彰显自我。气魄？自恋？傲慢？坊间一时议论纷起，或许都有吧。无论别人怎么看，反正这帮家伙自己，的确过足了瘾。 五十岁那年，曹景行一脚踏进电视这个行当，惟一的优势就在于他从来不曾做过电视，这个听上去不合逻辑的说法，被他后来的成功所证实——华丽而潇洒的转型，一份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拥有的幸运。 杨锦麟五十岁的生日礼物，也是电视，确切地说是凤凰卫视赠予的。《有报天天读》，2003年1月间，杨锦麟第一次以新闻DJ身份亮相荧屏，在强调个性化、个人风格化的凤凰时事、资讯类节目中脱颖而出。 凤凰卫视使得曹景行与杨锦麟再度相逢，电视节目主持人的成就，让他们的相似更为凸显。凤凰卫视九周年庆典，在北京大学的礼堂，曹景行、石齐平、阮次山、何亮亮，以及他们当中最年轻的杨锦麟，一群“ 老头们”面对莘莘学子咄咄逼人的发问，慨叹自己的再就业工程，夫复何求！ 论起曹景行与杨锦麟的何其相似，说到底，一路走来的经历尚在其次，说到底是雄心、耐力和坚韧，让他们在每一个关键时刻善于甄别、把握，机会被他们牢牢地抓住了。为此，曹景行、杨锦麟感恩凤凰，凤凰的知遇，成就了曹、杨“ 意见领袖”的释放平台，而当杨锦麟冒冒失失地闯入电视时，曹先生“ 介绍人”的引领尤其重要，曹先生的垂范成功，对杨锦麟更是要命的诱惑。 “ 白头评论员”现象，由凤凰而起，并固化为模式，曹景行的贡献功不可没。凤凰的国际视野，在立足向世界发出华人声音的同时，最为擅长的是“ 拿来”。1999年，凤凰卫视正努力摆脱初期城市青年台的定位，向全新资讯类方向迈进，《凤凰早班车》受到美国电视网早晨新闻的启发；动辄“ 开讲”又是台湾电视节目常用的套路，但《时事开讲》无例可循，曹景行便是催生这档凤凰金牌节目的关键人物。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三部分发现一个真实的台湾 二、默契合作，发现一个真实的台湾 凤凰之前，曹景行与杨锦麟已是不错的朋友。 2000年台湾“ 大选”，是这一时期《时事开讲》倾力关注的话题，某种程度上来讲，光怪陆离的台湾政治选举秀，的确也提高了人们的收视欲望，节目正是抓住了人们的眼球。那段时间，香港但凡对台湾问题有认识和研究且能讲普通话的人士，几乎都成为曹景行的嘉宾。其中包括香港《亚洲周刊》现任总编辑邱立本，台湾的石齐平、阮次山等等，都被曹景行请到了《时事开讲》现场。杨锦麟也是在那个时候应邀出现在凤凰卫视的。2000年3月，台湾“ 大选”，曹、杨之间的合作堪称“ 典范”。 从选举的热身、胶着、吃紧，选战白热化，随着选情的波谲云诡，选举几乎每天都是一出出真人版的闹剧，作为把握着话语权的媒体人士，一方面他要考虑观众看热闹的心态，同时，曹景行始终恪守职业的操守，在选情充满变数的关口，他提前宣布了国民党可能下台，民进党将会取而代之。这个结论引起坊间哗然。紧接着，在台北现场的杨锦麟预测出了选票比率，结果与实际开出的票数几乎不差。随着选举尘埃落定，凤凰推出的专题节目《台湾“ 大选”之生旦净末丑》，有着主题式梳理的意味。这次转换成曹景行来自台北的现场直击，杨锦麟分析评述，整个专题的制作，二人默契配合，分寸拿捏得当，不仅给守候在电视机前的内地观众留下深刻印象，据称台湾方面也对整个直播密切关注。杨锦麟最后在节目中直言，提醒人们要警惕陈水扁以惯用的政治伎俩掩盖企图事实* 的真相，让人大呼解渴、过瘾。接着的事实证明，陈早已越过大陆可以信任他的底线。杨锦麟的分析愈发显得深刻、到位。 凤凰卫视关于台湾问题的时事节目中，无论曹景行抑或杨锦麟等凤凰同仁，恪守着这样一条准则，传达着这样一种信息，“ 发现一个真实的台湾”，真实地把握台湾民众的心态，表达台湾民众真实的想法。“ 观察台湾民生的最好方法是去关注它的选举”，他们力求“ 持平”的把握，在于推进各方对台湾的真正认识，以识别和把握民意，为新的对台政策的制定助力。 相似而各自精彩，合而不同，凤凰为曹景行、杨锦麟两个报人打造了新的媒体平台，电视成就了两人的“ 再就业工程”，是凤凰成就了二人，还是二人成就了凤凰栏目，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或许这就是人们说的双赢吧。 对于杨锦麟的专栏，台湾方面似乎从这个节目的持平性与影响力上看到了一些大陆的真实信息，大陆对台方面开始把这作为关注台湾事务的一个信号过滤站。一石三鸟，四年来，曹景行直接间接地策划、主持了近百期的关于台湾问题的节目。杨锦麟则积累了过百万字的文章，结集出版厚厚一本《迈向两岸谈判》。都在做着同样一件事，以自己的亲历、观察、感悟和研判，为两岸的和平，尽一份言责的使命。愿望都只有一个，期待两岸走向和平统一。 加盟凤凰卫视，他们又同样面临由专栏作家向电视节目主持人、评论员的转型。真实的表达能力和现场控制能力，思维和表情对于一个节目的起源和一个人的使用过程，《解密凤凰》一书曾不遗巨细地描述过。 杨锦麟的节目实用解渴，个性张扬又不失包容。 曹景行之于凤凰卫视即时性的现场评论，仓促上阵，不经意为之也好，厚积薄发、井喷式爆发也罢，总之，由于他的贡献，开创了凤凰卫视新闻时评类节目，尤其是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凤凰直播节目制作的一种范式，一种全新的电视行为。这种做法现在又在凤凰资讯台的《总编辑时间》得到了充分施展、放大。同样的新闻材料被重新编辑、组合，再以总编辑这个通常被隐藏着的、掌握资讯生杀大权的神秘人物，亲自现身，一一道来，《总编辑时间》凤凰又一次捷足先登。 同步体验、同步接收信息，迅速间作出判断，压力在里面，刺激也渗透其中。和曹景行一样，杨锦麟很快沉醉在由电视带出的快乐，十分享受。 筛选信息、提供信息，实际上也在提供一种观点。拿捏分寸是对杨锦麟的一种考验。他把自己设想成是与电视机前的每双眼睛、每个心灵交流对话，他的发问，在规定情境下，尤其深入人心。 海外对于有重大国际影响的事件的评判、对于中国整体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解和预期以及台海局势等，杨锦麟天天读报所传递的信息对习惯收看这个台的观众十分重要，也成为他们喜欢这档在时间上并不讨好的节目的理由，当然，许多人是冲着杨锦麟率真的个性、鲜明的个人风格，说白了喜欢老杨。而一些敏感的国际间事务，社会普遍关注的话题，任何缺乏承担的不负责任，言语不逊或挑逗，都可能引爆一种情绪，成为一场灾难的导火索。这时，老杨的把握和拿捏，愈发显现出他的功力、老到，而他所秉持的恰恰是言责的使命。 言责是杨锦麟的理想，无论是校园里的一名学者、报人、专栏作家，杨锦麟极好地利用每一次机会，表达自己的声音。资讯铺天盖地，媒体也未见得可以先知先觉，抢占一切先机。对信息的解读成为媒体的优势。既然新闻立台让凤凰尝到了甜头，为什么不发扬光大，用别人的信号，编排适合自己理念的节目内容，正是凤凰以小搏大的法宝之一。“ 悼念* ”的连续报道如是，“ 香港回归”的世纪直播更是如此。 一个全球化视野下的华人视角解读，杨锦麟给您读报，他找到了基调，并严守“ 内地可以认可的新闻处理规则”，杨锦麟的说法就是“ 《参考消息》敢刊登披露的，就是我取舍的尺度”。 凤凰对曹景行、杨锦麟是一个机遇，也是他们再一次向自己发出的挑战。《时事开讲》、《有报天天读》，都是凤凰模式下的有备而来的大胆创新。由凤凰资讯类节目试验室出品，无不镌刻着凤凰印记。 “ 因为缺憾而成就了一种事业”，凤凰人在自我嘉许和宽慰的同时，更透露出穷则思变，穷而弥坚，不坠的是凌云之志。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三部分杨锦麟表情之一 第十三章‘杨锦麟这家伙’——七情上面 一、大情大性，性情中人——杨锦麟表情之一 接触过杨锦麟的人都有同感，这家伙人缘好、自来熟，性情中人。杨锦麟自谦，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让人家觉得有信任感。 杨锦麟一样是在为生计而奔忙，用香港人最通俗的说法，即为两餐。 工作是辛苦的，杨锦麟的心态却始终是洋溢快乐，甚至很享受。虽然，这在外人看来有些不可思议，而他的那种快乐心境在生活中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观众已经从《有报天天读》节目中领略了杨锦麟的真性情，并且由衷地喜欢他。而他自己脱去了那身招牌的唐装，行走在现实生活当中，约上三五知己吃饭，天南地北地聊天，对他而言自是莫大的享受。 在香港同事的眼里，杨锦麟总是风风火火的。愉快地工作、痛快地喝酒，很多场合，领略了杨老师“ 搂不住地工作”，凤凰同事们也见证了杨锦麟“ 搂不住的耍”。办公室里经常大声吆喝不说，据称，杨锦麟在洗手间里也时常按耐不住大展歌喉。每年台庆、圣诞之类的晚会、狂欢，杨锦麟更是场上最活跃的人物之一，唱歌跳舞，反串各种形象，与平日的一脸认真严肃判若两人。 同事邹小姐对杨锦麟的佩服，先是工作上的投入和痴狂，后来，她给杨老师的评语，重新修订为——“ 重情、爱酒的工作狂”。 平时的接触中，凤凰香港总部的内地人说，杨锦麟是香港商业社会里少有的不入流者。譬如逢年过节，杨老师会格外惦记那些离开父母，独自闯世界的年轻人。他会张罗着把凤凰没有成家的年轻人都“ 收容”起来，找地方乐上一乐，这种浓厚的“ 内地人的人情世故”，让几乎所有被邀请到的年轻人感动落泪；而每次出差，他又会大包小包地带回当地特产与同事分享。在地道的香港人看来，杨sir全无香港司空见惯的大牌主持人的架子，亲切平易，经常会和自己开玩笑，与他合作很开心。 其实，杨锦麟类似的感人故事，《香港商报》的内地同事们早就亲身体验过了。外派到香港，语言障碍、人际之间的生疏隔膜，足以让人体味到适应环境之艰难，而生活上的诸多不便又是首当其冲。“ 杨兄”亲兄弟般的情谊，则给了这些外来者最记忆深刻的帮助，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 初来乍到的日子，香港的寸土寸金让所有外派的同事们“ 大开眼界”，几个大男人要挤在鸟笼般的斗室不说，就连基本生活用品都没有配备，洗衣服成了一大难事。这些外派的年轻人，在深圳，全都有着香港人说来“ 过千尺住房”，家里请着“ 工人”或钟点工，而此刻却要每天自己手洗……杨锦麟几乎是要自己掏腰包，为弟兄们添置一台洗衣机，终于才使得一场“ 洗衣机风波”最终得以圆满解决。每每有同事新派驻香港工作，前辈们总是会津津乐道地谈起此事，“ 多亏了老杨，我们才有洗衣机用”！这段佳话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因而流传甚广。 电视读报，因为《有报天天读》吸引了广告投放而喜不胜收，因为陈水扁的“ 一边一国”而声嘶拍案，因为日本右翼人士屡次参拜行径而义愤填膺，因为接二连三的矿难事故而痛心疾首，因为对中国新政行稳而致远充满期待，这些都是观众们所熟悉的杨锦麟的丰富表情。尤其是对社会弱势群体，杨锦麟在敏锐的关注之外，还注入了深深的悲悯之情，这是他在自己的专栏、在电视节目中经常提及的一个话题。 贪官的肆无忌惮，昏官的草菅人命，凡此种种，每每遭到他尖锐的抨击，他寄希望于舆论和社会的监督压力能减轻因人为、人祸而带来的损失。2005年，矿难的频繁，令这个话题除了沉重之外无言以对，动辄过百人的瓦斯爆炸、煤层大面积渗水，先后事发在西方和中国的情人节，杨锦麟抑制不住地悲从心来。得知消息的这一天，杨锦麟刻意让助手精心挑选画面和音乐，祭奠亡灵，希望他们安歇在天国。在兴宁的矿难现场采访，雨中的杨锦麟几乎是哽咽着从现场发回一组组的报道，返回的路上，悲凉的心情还很难平复。 二、靓女与锦麟兄，两情相悦——杨锦麟表情之二 传说，杨锦麟喜欢靓女，专爱“ 吹捧”靓女，而且艳福不浅，和他搭档的多数是靓女。其实，这是两情相悦，殊不知，杨锦麟可是个讨女孩子喜欢的老兄。 “ 难得有位锦麟兄，用不标准的国语向华人圈读报，以标准的嶙峋风骨做普通人。”正是后来与杨锦麟“ 称兄道弟”的凤凰一位女同事玛雅的感言。 在文章中，她写道：“ 很少有人给我一见如故的感觉，凤凰卫视的杨锦麟是个例外。我和锦麟兄第一次见面是2003年7月在《凤凰周刊》三周年的庆典上。有人向他介绍，我是玛雅，他立刻大声‘寒暄’起来：‘哦，玛雅，幸会，幸会，你那个《亲历美利坚》写得好，我非常喜欢……” “ 之前我早就‘认识’他——总在电视上看到这位身着唐装、手拿茶碗、说国语极其卖力地从北岳跑调至南江的辛勤读报人，但是他竟然也知道我，却是我没有想到的，一种‘他乡遇故知’的喜悦由此而生。后来几次见面，他都谈到《亲历美利坚》，说把每篇文章都复印下来，寄到美国给他留学的女儿看。” 锦麟兄豪情万丈，与人相处热力十足。在他的感染下，俩人的交情迅速“ 升温”。第二次见面时，同样可爱的玛雅已欣然应杨锦麟之允，以锦麟兄相称了。从此，她有了这位兄长。 “ 锦麟兄是位够格的兄长，最令我感动之处是他为人仗义，用英文说，he is someone you can count on（他是个你可以指望的人）。我们是真正的君子之交——我和他至今没有单独一起喝过茶，但是当我为难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求助于他，并且相信他会帮助我。而我的这种自信是他用行动证明了的。” 玛雅回顾了一次她与凤凰卫视的“ 四川行”，那是一次转危为安的历险，雪中送炭之人正是锦麟兄。专程为“ 推销”《凤凰周刊》而到四川，却在最后一刻发生变故，眼见任务要泡汤，这对玛雅而言，却是当头一棒。 在与四川记者的见面会上，玛雅绝望地坐在台下，看凤凰主持人和评论员与听众“ 摆龙门阵”。轮到锦麟兄发言，风趣地谈起他与四川的缘分。说着说着，他突然话锋一转：“ 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让玛雅小姐和大家认识一下。”他大声说，将全场的目光引向我。“ 《凤凰周刊》的玛雅小姐。我对四川的政治脉动、改革开放的历程的了解，是通过玛雅小姐的一些专访，包括成都附近的一个乡镇直选获得的。我想，我跟四川的联络是通过这种情感、这种缘分得以到今天有这么一个真实的链接……” 接下来的几天，在凤凰与四川省和成都市的各种活动中，在* 家乡广安，在旅游胜地眉山……锦麟兄抓住每个机会，不遗余力地向四川各地的官员介绍我，为《凤凰周刊》做宣传：“ 这位是玛雅，《凤凰周刊》的副主编，留美博士……” 锦麟兄如此“ 两肋插刀”，自然令玛雅感动不已。 玛雅进而得出结论，而有一种男人（对男人来说，有一种女人），你可以把他当作知心朋友，把快乐和烦恼告诉他，在需要的时候求助于他，却不必顾忌儿女私情，因为你和他永远不会撞出火花。对这位女博士来说，锦麟兄就是这么一个人。 对此，台湾的凤凰同事也有同感。丁静雯，那个随杨锦麟七十二小时全程采访台湾“ 立委”选举过程，一路跟拍杨锦麟，实地领略了杨锦麟的无比神勇——连续十七个小时工作，每天只睡三小时，一边进行纪录片的拍摄，一边连线报道，等车的空隙，还能在国民党造势晚会现场的空地上随音乐起舞。在这位台湾小女生眼里，杨锦麟是“ 工作和生活合一的修行者”。 拍摄的最后一天，丁静雯忙中出乱，遗忘了杨锦麟的手提袋，使得杨锦麟几乎“ 财证两失”。之前途经上海时，杨锦麟就丢了手机，这回又丢了袋子，可他还能笑着调侃，“ 看来这真是个丢东西的难忘之旅，丁静雯不适合帮别人提皮箱，只适合做大事”，“ 我强烈的感受是，在东西尚未寻获之前，他完全不给我压力”。事后，这位丁小姐一路感叹，“ 只可惜杨锦麟没有生活在台湾，否则以他的电视演出天分，他肯定是个抢尽风头的政治人物”。 合作一年，从加拿大回国的周瑛琦说起与杨老师的愉快相处，简明扼要一个字“ 爽”！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三部分愚人节在北大 三、愚人节在北大——杨锦麟表情之三 当杨锦麟成为媒体的追访对象，曾不止一次地被人问起自己的“ 业余爱好”，这让杨锦麟很是悲哀，不知道每日的读书、写作是不是可以算作读报之外的“ 业余爱好”，而似乎除此两项之外，自己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爱好。 其实，在凤凰的同事或朋友的圈子里，杨锦麟是当之无愧的K歌王。有几层意思，一是杨锦麟从来不惧场，二则他会唱许多大陆的各种革命歌曲，包括俄罗斯的，内地、港台流行歌曲也是张口就来，尤其擅长情歌。唱起来一副投入的样子，犹能打动芳心。 2005年4月1日。愚人节。凤凰卫视把自己九周年的生日特别典礼定在了这一天，比3月31日的“ 正日”推迟了一天，看来是有意的，地点也搬到了千里之外的北京。承载了一个多世纪光荣与梦想的最高学府，与刚刚九周岁的新锐媒体，这一天共同携手彰显着辉煌。 北京的第一场春雨，偏偏在这一个晚上落下。 北京大学百年大礼堂，凤凰卫视老板刘长乐亲率凤凰一群明星主持，与莘莘学子们角色换位，像是一场愚人节游戏——整场节目的主要内容，是由北大学子全权操办的凤凰模仿秀，主持多档的凤凰节目。 晚会现场，几位学生模仿的凤凰主持人，从语言、气度还真是像模像样，颇具有些专业水准。虽然“ 退位”被采访对象，身着皮夹克的杨锦麟一登台，不等大屏幕打出图像，许多人一眼就认出了老杨。 杨锦麟接受了北大主持人的采访，就“ 凤凰节目主持人白发化理论思考”答记者问。现场的几大金刚，或光头无发，或以白发炫耀，或修饰了白发的阮次山、曹景行、杨锦麟、何亮亮、石齐平等各有发挥。杨锦麟否定了自己的老，并称自己一直是满头乌丝不见白发，希望主持人给予纠正。学生主持人的咄咄逼人，杨锦麟对答如流，临场的快速应对，他的“ 捷才”让他的机敏、幽默和机智发挥得淋漓尽致。“ 我这个人最值得炫耀的就是这一头的黑发，其实我是一头黑发来凤凰的，不幸的是，读了几年报纸，居然读出白发来了，看来是大有作为了。”“ 凤凰的再就业工程，的确锻炼人。本来吗，老而不死谓之贼，到了这把年纪，还能让北大的小薇们记住，所以，要特别献歌，向北大的小薇们致敬。” 这无疑是当晚最有创意的一段插曲，赢得了长时间的掌声。但老杨还嫌不够，一首流行曲《小薇》又作为给学生们的厚礼。“ 有个女孩，他的名字叫作小薇”，“ 看那星星多么美丽，摘下一颗亲手送给你……北大的小薇”，台上，杨锦麟情深款款，似模似样，很是讨巧。那一场晚会，凤凰照例地高调现场直播，吸引了不少眼球。而这一天凤凰、北大的网站，还有不少门户网站、* ，有许多的帖子都在评说这场晚会，杨锦麟的临场“ 花灰”（摹仿杨锦麟的口音）实在令人捧腹——如此可爱的家伙！ 四、最想代言的广告，卖酒——杨锦麟表情之四 杨锦麟的酒风和酒量，德高而望重，可凤凰偏偏就有不服气的，近两年经常和杨锦麟当面叫板的，竟是他的福建同乡程鹤麟。 凤凰的同仁说起杨锦麟，大凡女生一律都是带着强烈感* 彩地仰慕、赞叹：难得有位锦麟兄，“ 他不是报人是超人”之类的，而年纪相仿的如曹景行、何亮亮客观持平，赞许之意已在其中。而年轻的同事们居然用话说长江的笔触，说说杨锦麟，董嘉耀竟然是“ 杨锦麟二三事”，陈保聪用了“ 带剑书生”，吕宁思则“ 老杨，英雄啊”！连老板也是锦麟兄长、锦麟兄短，惟独程鹤麟是个例外，直呼杨锦麟那厮，还为杨锦麟一度在香港亚洲电视所做的时事述评点题一个字：惨！ 有人著书说道，程、杨两位福建同乡，均好酒、豪爽。程鹤麟自谦三十过后，自己豪爽尽失，只有“ 妩媚”，但论起喝酒，“ 杨锦麟哪里是我的对手”。“ 老杨豪爽是真，好酒是假。”这下杨锦麟赫赫在外的酒名，俨然“ 假冒伪劣”，真让人跌破眼镜。这是俩人之间一份特殊的情分。 杨、程俩人的较劲、针尖对麦芒不仅在日常的交往间，工作上也是如此。程鹤麟是少年得志的老电视人，过桥凤凰，很快成为幕后功臣，策划了不少响当当的栏目，《时事辩论会》就由他亲自操刀，一度还亲自披挂上阵，不同的观点交锋，七嘴八舌，十分热闹。对于老友的这档节目，杨锦麟直当成自己的事一样台前台后张罗，还客串过嘉宾。听到有人说，程鹤麟今不如昔，杨锦麟一夜未眠，感到非常不安，而程鹤麟居然毫不领情，“ 关你什么事”，一句话把杨锦麟噎出了几里之外。 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影响俩人的交谊，也不影响他们之间思想的交锋和交流。当然也不影响他们常常在一起品茗把盏。据说，为了挽回各自的名声，俩人还曾有过约定，找机会决一胜负，对这场华山论剑或者说是把酒论英雄，许多的凤凰人充满了期待。 要说杨锦麟的酒龄实在不短，十五岁就响应号召上山下乡，穷乡僻壤加上强体力劳动，一伙年轻人凑在一起喝上几口，哪怕是最劣质的酒，无疑就已经是天大的幸福和奢侈了。那些场景，是杨锦麟一伙农友们今天聚在一起谈论最多、兴致最浓的话题，当年的酒自然谈不上什么好酒，但那份共患难的真情的确让人难忘。 从厦门到香港，到频繁出入的深圳、广州、南京、成都、台湾等等地方，一路喝下来，杨锦麟的酒量未必一路见长，但酒名的确是不小。有一点程鹤麟说得很到位，杨锦麟的真豪爽到了酒桌上，真性情袒露无疑，更见一个真字。酒桌上他有过有失礼仪地嚎啕大哭，那是因为知道了自己当年改造山河的壮举，其实不过是被监视劳动；与天南地北的朋友们聚会见面，通常也是在酒席上，谈古论今，杨锦麟的嗓门最大，笑声也是最响亮的。 读报之余，杨锦麟时不时地还会出现在深圳这论坛、那周年的庆典礼上，“ 都是熟人朋友，点名道姓非杨锦麟不可，不能不给面子。”而这时，宾主频频举杯，杨锦麟最多喝上个六成，虽然不像老杨的做派，但理由大家都能通过，杨锦麟往往要漏夜过关，不耽误第二天的读报。这时的杨锦麟，每每长叹，武功尽废，武功尽废！ 杨锦麟的酒名，其实是和歌名不相上下的。几杯酒垫底，他能从自己出生的火红的五十年代的革命歌曲、民谣小调，一路唱到“ 超级女生”们的最爱，而且几乎是独霸全场。《少年壮志不言愁》是杨锦麟的必唱，十分符合他的心态，而听他的《朋友》，“ 多年以后”，听他投入地演绎“ 从此以后，我再没有快乐起来的理由”，好像真的就是这样。 杨锦麟出名了，而且红得发紫。在形势比人强的眼下，《有报天天读》依然保持着前三位的收视率，各类广告的收入也是盆满钵满。唐装长衫成了杨锦麟的招牌后，已无需当年要杨锦麟自己掏腰包了。穿着这套行头，杨锦麟还以嘉宾身份，出现在一些品味服饰的发布会上。就连他读报用的电脑、点评用的笔，都有人主动联系，希望赞助。对此，杨锦麟很得意。但他更期待的是，由自己来代言酒的广告，他甚至为自己设计好了如何亮相，言辞如何深入人心，“ 哈哈，一定是销路大开。”这样一来，程鹤麟还有什么好牛的，只有买酒喝的份了！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三部分血染的并不都是风采 五、“ 血染的并不都是风采”——杨锦麟表情之五 传媒，作为信息与受众的中介，其影响显而易见。 反观内地的电视评论界，长期以来难以培养出出色的电视评论员，实际上是根源于传统的编、导、播分离的新闻分工体制。主持人评论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点。这种特殊的机制使主持人在节目中将原有的志趣、习性等特质，可以形成风格渗入言论当中，自然融为一体，使节目形成鲜明的风格和特色。从而提升整个栏目水准，成为电视台的品牌和魅力核心，成为争取更多受众的亮点。 现代社会，人们往往要依靠可信度高的渠道来源获取信息和意见。而“ 名人主持”自然拥有众多的追随者，其看法往往被当作正确意见而接受就是这个道理。西方媒体不遗余力地挖掘、培养、塑造，推出明星主持以充当舆论领袖不仅仅是商业行为，它意味着一个媒体的品味、可信度与权威性。于是，越是在危急时刻，遇有突发事件、重大事件、灾难等等，人们越发地需要杨锦麟的声音和《有报天天读》。 就好比节目开播之后不久，《有报天天读》就遇到了“ 非典”、美伊战事以及台湾闹剧般的两次选举、别斯兰人质事件、英国海边拾贝者的中国劳工的惨剧、印度洋海啸、新奥尔良飓风等等天灾人祸的爆发…… 因圣瓦伦丁殉道日而演变成的情人节，于今不仅仅属于西方，而早已风靡东方，借着浪漫的玫瑰、精致的巧克力和温馨的烛光晚餐尽诉衷肠，正是追逐风尚的中国各地年轻人的最爱。然而，2005年的这一天，世界却充满了血腥和暴力—— 黎巴嫩街头汽车炸弹炸死了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再一次给这个原本危机四伏的“ 中东政治漩涡”投下一块巨石； 没有遭遇海啸的菲律宾，当天也发生了汽车炸弹袭击的恐怖事件，而且是一连三起，连环爆炸，顷刻间横飞的血肉，令节日的玫瑰充满了血腥； ………… 当人们似乎已经对没完没了的矿难感到几许麻木的时候，二百多条活生生人命成为冤魂的特大惨案又发生了，在这一天的东北孙家湾煤矿。无疑，这一天、这一切给杨锦麟每天的纵览国际大事、点评时事要点的读报，带来了无尽的震惊和愤慨、悲凉和无奈。 杨锦麟说，孙家湾矿难和贝鲁特、马尼拉发生的恐怖事件性质完全不同，但是来回奔走的救护车身上的红十字标志是相同的，无助的眼神、悲伤的眼泪、失去亲人的巨大伤痛也是相同的，而且这场事故我们死伤人数最多。由此，杨锦麟慨叹，“ 血染的并不都是风采”。 内地的矿难、“ 血煤”事件，足令杨锦麟痛心疾首，对某些地方官员和无良矿主无视普通矿工生命安危的行为，他常常通过节目和手中的笔，给予严厉的斥责。在电视节目里，他更是掩饰不住内心的激愤，七情上面。这也是观众尤其喜欢杨锦麟和他的节目的一个主要原因——并不刻意掩饰的平常人的平常心，以及媒体人的担当和专家的分析、见解和洞见。 但是，杨锦麟斥责和呼吁，显然无法与官商勾结的巨大的经济利益的驱使相抗衡，大大小小的矿难依然接二连三，无独有偶的是，又在情人节，农历七夕，鹊桥相会的即所谓中国情人节，杨锦麟已身在兴宁大面积煤矿透水事件发生现场，不间断地向香港凤凰卫视总部发回最新报道。站在淹埋了一百二十三条人命的矿坑坑口，杨锦麟为这些被永久地压在一个中型水库之下的煤层也是社会最底阶层的苍生祈祷，仰天长叹。 那几天，兴宁当地几乎每天都在下雨，像是通灵性的老天在呜咽——原本是亲人团聚、情人相聚和乐开心的日子，却成了这些矿难者家庭天人永隔的忌日，这又是一个凄凉无比的情人节。身披雨衣的杨锦麟，面对镜头忍不住万千感慨，欲哭无泪。 每一场巨大的灾难过后，人们往往才顿悟生命的可贵、生活的美好。天灾或许不可避免，那么人祸呢？连番的愤慨、怒责似乎都无济于事，杨锦麟惟有无奈和悲从心来。由人及己，“ 如今，自己还能活着就已经很不错了”。每一次，从这种遭难的报道现场回来，杨锦麟遇到朋友总不免发出这样的慨叹。 六、《周刊点点评》野兽与美女组合——杨锦麟表情之六 在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一年的《周刊点点评》，节目涵盖海内外各类别、多种语言版本的杂志周刊的精华，应有尽有。而杨锦麟与海外归侨、凤凰靓女周瑛琦的组合，被称做是“ 野兽与美女”。这个称呼的后半句不假，前半句却略微粗糙了些，但也有一点准确，道出了俩人在形象、主持风格上的巨大反差。对此，杨锦麟一直大呼冤枉、冤枉，“ 自己的形象何至于此，况且从来都中规中举的”，可马上又有人说，那是因为周瑛琦有位彪形大汉的老公，而且是真正的蒙古族人。其实，这也是冤枉，别看这位汉子外形魁梧剽悍，但只要有时间，他就会在凤凰的节目现场，在镜头的方向含情脉脉地看着自己的妻子。而每当这时，杨锦麟这个老江湖，不由的“ 很紧张，浑身不自在”，这不过是说笑，其实，这位标准的北方汉子与杨锦麟不是一般的铁哥儿们。 以时事政治、社会热点为主要内容，每周围绕一至两个主题深入探讨，并结合两位主持的风格，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点评，分析中兼具幽默，在一种轻松愉快的情境下，获得新知和睿哲——这是凤凰卫视对于《周刊点点评》的节目定位。 无疑，这档由《有报天天读》派生出来的周播节目，对读报在时间上的一个衍生，也是一种形式上的变异和丰富。《有报天天读》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成长，不仅是观众反映并非“ 天天”而不解渴；而制作方又何尝不希望乘势而上，以获取更大的效益呢。因此，这档周播节目应运而生。 作为读报品牌节目的衍生，“ 点点评”节目同时沿用计算机平面扫描和电子笔直接触屏圈点的技术，并加入多种电视制作元素，例如影像资料片段、图片、MTV配音漫画和精句欣赏等，按内容需要呈现轻松活泼、嬉笑怒骂、别具一格的节目风格，视野无止境扩张。其中的心灵加油站环节，每周专门推介北京、香港及台湾三个城市最流行的书籍和歌曲。尤其是，杨锦麟、周瑛琦两位主持席地而坐，以饮酒聊天的方式开创新的电视节目主持风格，这种闲暇周末酣畅享受简直无法阻挡。 原本一连五天连轴转，这回又添一档新节目，再加上随时都可能出发的外采、客串，杨锦麟忙得嘴里只叫“ 受不了了，受不了了”，其实是“ 乐得屁颠屁颠的”（程鹤麟语）。忙和乐都是实事。这反映了杨锦麟的一种工作，多少也是做人的态度。转行电视、知遇凤凰，杨锦麟对这个戏称的“ 再就业工程”很是看重，惟恐不够。接下这档新栏目正是这样的心态。 对于由一张嘴变两张嘴的合作，开始的时候，有观众认为，周瑛琦有些抢话，尤其俩人都能说会道，声音显得嘈杂。他们很快进行了适度调整，但杨锦麟始终十分欣赏聪明机灵，临场快速反应，还有她自小在国外长大，对原汁原味地介绍英美的时尚流行优势明显，两人的观点还可以针锋相对，这样观众喜欢。“ 要有抢话，那就抢吧，或许这就是节目的特点。因为，我们是没有经过彩排和事先预演的，发现说错了，没关系，一声对不起，再接着说。”谁说不是呢，就好像每天都要与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交谈，谁会先排练过几次再说呢！ 《周刊点点评》的首播，正好都是在周六晚饭的时间，每次杨锦麟都是坚持看完了自己的节目才吃饭，出差在外地，他惟一的要求就是，那个时间一定要能看到凤凰卫视，“ 自己做都做完的节目，至于吗？”但是如果你看到杨锦麟在看自己节目时手舞足蹈的样子，相信任何人都不会错过。 节目最终从屏幕上撤了下来，对此，许多人都不无遗憾，也表示可以理解。毕竟生存才是第一要义，对一档节目而言的评判标准，就是广告。 杨锦麟依然在读报，并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种大事突发的现场，周瑛琦也经常变换着用不同的服饰、当地的方言纵横中国。他们都十分怀念曾经每周席地而坐，就着清酒点评的日子，尤其是那份真挚的友情。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三部分追寻逝去的双十岁月(1) 附录一 老杨有话说 未能感悟惟有感怀——追寻逝去的双十岁月 杨锦麟（初一七班） 赴港谋生多年，忙于生计，甚少机会返回家乡探亲访友。我所敬重的大哥庄振典兄，遍寻我的下落多年，去年潘世墨学长路过香港，承蒙陈成秀学长、王少华学姐作东，使得多年来未曾相遇的双十校友，终有再续前缘的际遇。 这次应邀回厦大母校，在南强学术讲座上为厦大的学弟学妹们做了一次涉及香港问题的学术讲座，厦大母校居然将我视为厦大人的骄傲，这种称誉让我至今仍如坐针毡，坐立不安。 世墨兄热心联系之下，也有机会和振典兄再度相遇，当晚，在同属于初一年段的陈少华同学家中，和李永裕校长、彭一万老师以及郑启伍、吴德丰等校友聚会，是夜大醉方归。 年过半百的我，难于抑制因回想起八年下乡武平艰苦岁月诸多往事的伤感，借着酒意，竟不顾礼仪，大放悲声，所有在座的师长和校友亦陪我神伤黯然。这种失态，是深藏于潜意识的历史记忆的苏醒，也是对岁月坎坷蓦然回首的伤痛。事后，庄振典大哥和郑启伍兄亦嘱我务必为双十校友总会即将出版的《感悟双十》一书撰写一篇文章，以抒发胸中块垒以及长年潜藏在心的喜怒哀乐，或许也可以试作为精神的疗伤止痛和情绪抚慰。 返回香港之后，郑启伍兄再度致函敦促，虽然我并不是十分喜欢回忆往事，但这次稿约看来是无法推托的。尤其是仔细拜读了厦门老三届知青合作编撰的《告诉后代——厦门老三届知青人生纪实》之后，我对我的同龄人和伙伴们，如此执着追寻逝去的岁月的青春年华，以及如此眷恋那一段无法从人生记忆中抹去的记忆惊叹不已。可以说，在中国大陆的任何一个角落，很少能够看到像厦门老三届知青这样的群体，是如此执着于坚持用笔和心，用各种可以借助的追忆手段，试图去告诉他们的后代，他们的父母辈曾经走过的路；但我也注意到一个不为外人察觉的现象，就是我们多数同辈人在告诉后代的同时，似乎总是愿意告诉他们当年最美好的一面，或者是最不至于让后代晚辈们于精神和灵魂深处感到惊吓颤栗的那一面，这究竟是不是一种善意的回避，或者是一种刻意的遗忘，我感到困惑，而且这一段时间里，也一直苦苦思索，但迄今为止我仍然找不到自圆其说的答案。 其实早在若干年前，学长郭天赐兄也曾希望我能够为老三届知青集体编撰的回忆录撰写一点东西，但我曾加以婉拒，另一位学长王军能据说多次拒绝对过往在武平农村的诸多往事试作任何的“ 蓦然回首”，或许是记忆中的伤痛太多太多，我能够充分理解王军能学长的心情；这次在无法回绝校友总会同学师长的盛情，勉为其难下笔之前，对应该如何感悟双十，实在是徘徊再三，费尽踌躇。 之所以不愿意回顾往事，是因为那一段花季少年的往事，并没有太多的鲜花和阳光，恐怕更多的是辛酸和痛楚，欢笑或许是存在的，但在记忆的深层处早已淡忘和模糊。能够刻骨铭心的，并不是青春期的生机勃勃，也不是初恋幻想和羞涩，那是一个情绪紧绷，思想亢奋，无法分辨是非，更多时候是盲从和愚昧，任何时候都可以作出下意识的破坏性举措的年代，那是一个彼此仇视，怒目相视，亲者痛仇者快的年代；那还是一个师生伦理道德毁誉一旦，校园里曾经哀声不断，枪声不绝，曾经满目疮痍，教室里几乎找不到完整的黑板和课桌椅的时代，我们还有一些可敬的老师和同学，在极左路线的极力摧残下，在盲目追随“ 正确路线”下，葬送了宝贵的生命，那样的记忆又将如何感悟，如何回首，如何将真相如实告诉我们的后代呢？ 告诉我们的后代，应该告诉他们真实。告诉他我们记忆中任何一块碎片，无论是痛苦还是欢乐，无论是眼泪还是笑声。 母校双十中学的校名，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因以和辛亥革命齐名的双十而享誉于八闽大地，乃至声名远播港澳台和东南亚地区。即使在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三十多年间，双十中学并没有受到任何政治上的困扰。六十年代以来，大陆政治气候骤然而紧，双十中学的校名从双十改为八中，经过十年浩劫之后，再拨乱反正恢复原有的双十校名，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唯物主义坎坷，就是那个精神错乱年代的缩影，也是双十八十五年历史最为耻辱的一页。 作为双十中学老三届最年轻的一届（68届），年纪最小的一个班（初一七班），我们的感悟和记忆显然是微不足道。因为我们1965年夏天进入学校时，李永裕校长已“ 靠边站”，四清工作队是学校当时的“ 大哥大”。1965年暑期的八中气氛格外压抑，但是这种压抑我们当时并无法直接感受到，在和平楼楼下的教师里，看到朱植梅校长双鬓花白的华发，文静瘦弱的身躯，班主任兼英文老师潘明贵老师的朝气风发，语文老师彭一万的潇洒倜傥，数学老师萨珍的雍容睿智，都让所有刚刚踏入中学校门的我们，有一种初生牛犊莫名的兴奋，那是一种根本还没有长大但觉得自己已经是成年人的怡然自得。 仔细算来，我们在八中或双十学习的日子，如果扣除寒暑假和法定的节假日之后，大概不足八个月的光阴；但我们经历了双十历史上失去阳光的日子，见证了双十历史上最荒唐的岁月，我们的印象和记忆中，几乎没有花季少年应该有的一切无忧无虑，即使是那次难得的参与学校合唱团在人民公园草坪上的演唱会，因为台子太少，最后只能被安排站在舞台的一侧，即使踮起脚尖也无法看到台下的观众，也不知道自己尚未发育的尖细嗓子，究竟能否为学校的大合唱如何壮行色，添光彩，实在不得而知。那时的我并不知道什么叫做遗憾和满足。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三部分追寻逝去的双十岁月(2) 六十年代中期的花季少年，所处的是思想和情欲禁锢的年代。男女同学是不讲话的，虽然桌子中间已经不用再划上“ 三八线”，但彼此之间的拘谨，远远超过了青春期最需要的好奇，更没有探索究竟的一丝半点冲动；以至于到了八十年代初期，我和即将成为我的妻子的她相约到公园照相馆拍结婚照，当时和我的同桌同学丘秀英邂逅，居然没有打招呼的勇气，只是擦肩而过而已；虽然早就知道陈少华是初一三班的同学，但我也是最近在前述的聚会上，第一次和不同班但同年段的陈少华同学正式打了招呼，时隔将近四十年才姗姗来迟的招呼，这种难于想象的滞后，应该告诉我们的后代，他们的父辈当年的心身发育是何等的自闭和压抑，这是一种近似病态的自闭和压抑。 考入双十（当时已经改名为八中）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事，一个是自己当年的考试成绩相当优秀，另外一个是家里当时主要考虑的是学校离家里很近，无需搭乘公共汽车上学；时任厦门一中校长的王毅林，解放前曾经担任厦门地下党城工部市委书记，父亲和王毅林校长有过一段相处和共事的经历；和王毅林的相识是父亲一辈子最珍贵的记忆。王毅林事后获悉我已经被八中录取，还对我父亲有所抱怨，何以不让他就近照顾一下世侄，但如果当时因此进入一中，我也就没有感悟双十的福份了。 记得收到录取通知书当天，全家人都很高兴，妈妈同时也告诉我，需要自己赚一点钱缴纳学费；那一年我的暑假是在旧居闷热的木板房里糊纸盒度过的，当小学同班同学，也是中学同班同学的吴国琴带着班主任潘明贵家访时，我的双手沾满的是浆糊，一脸的尴尬情境至今还念念不忘。 初一年的学习并不如意，第一学期下来，数学考得一塌糊涂，最后还需要补考才能过关。萨珍老师让他的儿子，我的同班同学龚元利用业余时间对我进行辅导，我也是那时才知道教务处长龚志溥是龚元的爸爸，适逢高考准备最紧张的时期，每次到萨珍老师家，总是会听到龚麟学长怒气冲冲的抱怨声，弟弟妹妹们的声音经常很吵，吵得让他心烦意乱；龚志溥老师和龚麟学长让我感到神秘和敬畏，我根本没有机会和他们打招呼；但轻声细语的萨珍老师，让我经常可以感受到母亲加上老师的温馨，我很羡慕龚元有这种得天独厚的优越。 1966年的夏天就要来到，匆匆忙忙的考试即将来临，第二学期开学之初，潘明贵老师在课堂上发给我们每人一份登记表，要求我们如实填写家庭成员以及他们详细的政治履历情况，不得有任何的隐瞒；兴冲冲的我在把表格带回家之后，我并没有从祖父脸上那一丝忧郁神情看到什么，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份必须老实交待家庭政治成份的表格，年仅不到十三岁的我，压根不知道它叫政治太沉重的份量；递交表格之后，班主任在班会上措辞严厉地批评一些同学没有如实交待和填写家庭政治成份和父母的历史问题时，虽然没有将严厉的目光特别投到我的身上，但我当时似乎有一点忐忑，至今我并不知道这种忐忑是怎么走出来，或许是一种第六感吧。 第六感很快就获得验证。1966年的6月，学校开始出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校园沸腾了，年段主任和班主任宣布学期考试取消，班上的同学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开心极了，不用考试就可以直接进入高年级，天大的好事，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啊。 馅饼并没有吃到，但学校开始批斗老师了，大字报不仅贴满校园，也开始贴到班级里和走廊上，此时此刻，我和班上的同学才吃惊的发现，彭一万老师是大右派，萨珍老师是历史* 分子，还有更多的老师被贴上大字报，许多老师的名字被打上猩红的大叉叉，其中包括许建立同学的父亲、卫生室黄则松老师、陈动同学的母亲、讲授历史的施淑敏老师以及许多素昧平生的师长们…… 时至今日，我仍然记得那一天，萨珍老师在贴满大字报教室门前，被迫趴在地上从一个小小的类似狗儿进出的门洞里爬进教室，她的脸上看不到的惊吓和屈辱，我却在龚元同学的脸上看到了；在某一个上午，也在和平楼二楼的走廊上对陈动同学开起了批斗会，也就是那时，我第一次听到后来是我的恩师陈孔立的名字。 我是在努力争取和其他同学一样成为红卫兵的过程中，知道自己原来一早就是“ 黑七类”的孩子，身上早就烙上政治另类的印记，我没有资格投身红色风暴的漩涡，连边缘体都没有资格，那还是十四岁不到的年纪，至今我还深深记得父亲将他当时属于敌我矛盾行为的真实告诉我时，并为此而捶胸顿足失声饮泣的情景，我望着父亲充满负疚愧责的双眼，望着墙上挂着父亲在我尚未出生时，为了确保东山战役唯一的运输管道——漳州的江东桥，差点葬送生命而获得福建省人民政府颁发的一等功奖状，我大惑不解，无法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也无法明白，厦门沦陷前，父亲参加了当时的抗日救亡儿童剧团，年仅十二三岁的他，以童子军大队长的身份，参与协助运送弹药，抢救伤员的战地救护，在当时的陆军医院不眠不休数天数夜，也是最后一批撤离厦门到“ 万国租界”鼓浪屿的他，为什么就成了人民的罪人呢？年幼无知的我，找不到善与恶、是与非、罪与罚的标准，我百思不得其解……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三部分追寻逝去的双十岁月(3) 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我知道了什么叫做政治上的原罪，花季的十四岁少年，就这样戴上了原罪的铁镣，这副铁镣伴随我走上了不断自责，努力赎罪的人生道路…… 我要告诉我的后代，我第一次偷着尝试抽烟，是在双十最混乱和最动荡的1966年，时年仅仅十四岁；和烟草还有过的另一点记忆的链接，应该是1966年的冬天，被红卫兵从福州抓回厦门接受批判的教育厅长王于井，当时和她的秘书被关押在和平楼楼梯底下的工具室，王于井烟瘾极大，两手被烟草熏得焦黄，一天晚上，大概是烟瘾难忍，王于井看看四下无人，于是对一旁看热闹的我展开政治攻势，无知的我乐癫癫地跑到镇海路的小烟摊上，给王于井买回两包汀溪牌的烟丝，至今依然记得王于井贪婪地吸着手卷纸烟，吐雾吞云的定格画面…… 我还要告诉我的后代，1966年的冬天，正在争取进步，争取和反动家庭划清界线的我，在教学大楼后面的数学教研室里的昏暗灯光下，和龚慎思（后来才知道是许建立同学的姐姐）、王少华学姐双手沾满油墨，一张一张印刷着革命传单，这是当时几乎处于离家出走状态的我，每天乐此不疲的“ 功课”和“ 作业”；1967年复课闹革命期间，如果不是林雪娥老师及时的止喝，我可能会将更多的石块扔向那些当众说我是四类分子儿子的同班女同学；过了若干年，在我下乡所在的象洞公社的圩场上，如果不是同班同学，同一个大队插队的杨毓棋同学拼死拉住我的手臂，我手中的砍柴刀可能早就劈向那个在大庭广众斥骂我是历史* 分子的儿子的农民；如果不是这种原罪的铁镣，我也不至于在武平农村一呆就是八年，也不至于在病退回城之后，到处扛石头打小工，清下水道淤泥度日，或者利用周末晚上，在厦大大礼堂和厦门市任何一家电影院，骑着自行车来回狂奔，赚取微薄的津贴“ 聊补无米之炊”；这次庄振典兄告诉我，我所在的生产队政治队长罗胜男已经逝世，逝世前，最让罗胜男牵挂的是，当年所在公社党委，曾经要求罗胜男就近监视庄振典和杨锦麟，因为他们是“ 黑七类”子女，让罗胜男生前最感到困惑的是，庄振典和杨锦麟是他所了解的知识青年中，各方面表现最好者，为什么要被暗中监视呢，为什么争取政治上的进步，还要有加倍的付出呢？罗胜男临终前并没有对家人交待太多的后事，唯一让他不安的是，必须将当年自己受命监视庄振典和杨锦麟这件事想方设法告诉他们，他在临终前还想着我，而我却拒绝像其他下乡知青农友那样眷恋那一片红土壤，“ 近乡情怯”在这里只能有负面的解读，甚至不敢试作解读。虽然我时至今日做梦还能梦见当年的梯田和无数道田坎弯弯…… 还有很多不堪回首，一旦蓦然回首就会有伤痛不已的记忆…… 学校一分为二，同学一分为二，老师一分为二，还有很多被撕裂的故事和被撕裂的伤口，为了争取进步争取表现，作为“ 黑七类”的儿子，我也就是那时，在幼小心灵里埋下对原罪的朦胧解读和希望最终可以脱胎换骨的赎罪基因。尽早赎罪是为了尽早站在革命的队伍中，去爬山涉水，去脱胎换骨，希望在一场为* 革命路线献身的激烈战斗中，英勇献身，是当年自己经常做的梦；这个荒唐的梦境终究没有机会实现，但一纸初中毕业证书和一只橡胶皮制作的“ 草鞋”，一套《* 选集》，一声足以掩盖梧村火车站站台上空不断哭声的汽笛声，那一声长长的汽笛，是如此的悠扬，如此的浑厚，如此的无法掩饰的忧伤，“ * 分子”的父亲是没有资格参与送行的，只有妈妈在月台上泪水盈盈地看着我，那一张挂满泪水的脸至今还历历在目，当时的我兴冲冲地登上了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的征途，却不知道此情此景就叫做生离死别。就这样告别了母校，走上了人生旅程新的路途，这段路足足走了整整的八年…… 之后和母校的邂逅，是在返城之后参加当年的高考，时在1978年、1979年间，我还在街道办事处打一份散工，记忆最深的一次是在生物楼听生物老师吴瑞雪的辅导课，教室里人头攒动，几乎看不到老师，但能够再度听到老师在讲解解剖青蛙的道理，心里充满了感动和满足；王若畏老师的地理复习课，我也听了几堂，施淑敏老师已经不在双十任教，我是在七中上她的历史高考复习课，但也可以算是和双十的链接；参加高考前的自我复习多半是在清晨时分，从家里跑步到大操场边的树下，开始紧张复习的一天，陈光验老师每每路过，总是给我一个鼓励加油的眼神；当年高考的教室也是在母校，但那时没有机会回到和平楼，而是在建设楼二楼初二五班的教室里，这大概是和母校最后的一次缘分的链接。正式参加高考的当天，是在团结楼前操场上最后的召集，记忆最深的是巫日辰老师惊奇相对的目光，一个只读了不到一年初中，继而荒废足足十年光阴的人，能考上大学吗？坦白说，我自己当时也缺乏信心，但最终的峰回路转，终于实现了“ 我要读书”的梦想。 我也要坦然地告诉我的后代，我已经找不到我的初中毕业文凭。说到那少得可怜的知识，更是难于启口，虽然当年参加高考的历史、政治考试分数在厦门算是“ 数一数二”的，语文和地理也还说得过去，但数学分数考得很抱歉，只获得十一分，我一直没有勇气把这个十一分告诉萨珍老师，至于英文更是一片空白，所幸当年的英文考试分数只做参考，否则我更没有资格进入厦门大学；直到进入厦大历史系就读时，已经在厦大生物系就读的庄阳同学每天傍晚到我的宿舍辅导我的英文，从ABC开始，这真是一个啼笑皆非的重头来过，值得感念和感悟的其实是英年早逝的庄阳同学。永远记得那一天，杨毓棋、陈动、龚元同学和我一齐将从福州运回来的庄阳同学冰冷的身体抬进殡葬所的情景……感悟双十，包涵了感悟那些过早离开人世间的同窗学友的浓浓思念之情……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三部分追寻逝去的双十岁月(4) 我们没有资格为双十的那一段历史见证，因为我们那时很年轻，太幼稚，无法分辨是非善恶，只有盲从和狂热，只有不知疲倦的斗私批修，只有对未来前途的茫然，只有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快乐，只有莫名其妙的气壮山河，只有一股现在想起来一点意义也没有的激情…… 未曾参加九十年代末期以及新世纪之初双十老三届多次组织的大型返校聚会。但事后听闻，我的一位同班同学在见到备受磨难依然健在的萨珍老师时，当众深深地向萨老师鞠了一个躬，希望萨珍老师原谅学生当年的愚蠢和卤莽，做出了让老师伤心的事，这种坦诚感动了萨珍老师，感动了在场的所有同学。 我们在感悟双十的同时，其实也应该学习和提倡那位同学的坦诚和萨珍老师的胸襟和境界。双十的岁月，只是人生旅程的一级小小的台阶；未能感悟双十，只有感怀，最值得感悟和感怀的，或者是最不堪回首的那一段被颠倒的双十历史；不堪回首的历史以及曾经发生的种种不幸，值得我们深思、反思甚至忏悔和痛责。 借助这个难得的机会，谨向在那个荒唐岁月里，所有被有意无意伤害、污辱的老师和同学表示深深的歉意，无论这种伤害是精神的还是肉体的；向那个荒唐年代里因为种种历史因果而葬送自己生命的老师和同学表示深深的哀悼，无论他们是不幸在武斗中丧生的，还是在不堪忍受非人的私刑之下，走上不归的绝路，抑或是种种诱因之下精神崩溃的…… 借助这个难得的版面，向所有关心和关切我成长，并在人生最灰暗的日子里，向我伸出有力的双手，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的同学、师长、知青农友们致谢。许多曾经在人生不同阶段帮助过我的兄弟姐妹们，他们多半是双十中学不同年级的校友，也有不少是同时代的不同中学的朋友们，未必都是双十的校友，但都付出了难能可贵的真诚。 感悟双十不能忘了不应该忘记的往事。 当年乳臭未干但当下已年过半百的我，其实不应该再有不堪回首的伤感，不应该再有粉饰历史阴霾的胆怯。传统的政治说教告诉我们，忘记了过去意味着背叛。坦白说，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宁愿选择不再记忆，宁愿选择被附加了背叛惯性政治价值的忘却，让我们的记忆，经过这样的忏悔和反思之后，心灵深处再也没有潜伏这些不愉快经历的阴暗角落。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安详和宁静，以及几乎被淡忘的宽容。宽容得像李永裕校长一样，像萨珍老师一样，像永远年轻的彭一万老师一样，像至今依然保持古道热肠心境，为了双十校友总会事务到处奔走的庄振典大哥一样，像热心公益，关心母校，仗义疏财却又谦虚低调不事张扬的陈成秀学长和王少华学姐一样，像潘世墨、潘世平、潘世建三位学长一样，像龚麟学长一样，像吴德丰学长一样，像郑启伍和徐学学兄一样，像所有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双十校友，向川流不息的鹭江之外的浩瀚大海一样…… 感悟双十，忆及双十校训、校风的精髓，不是人到中年才油然而生的依依不舍，不是短暂的校友聚会，不是永远铭记仇恨，永远抱怀猜忌，永远躲闪历史阴霾，或者在时隔多年之后，不期而遇时的尴尬笑容，而是积极进取，一切向前看，迎接明天，面向未来，彼此扶持，相互理解，和而不同，宽容相处。双十精神不仅要有催人上进的内涵，更需要宽容、宽恕、大度、大爱、感恩，如此这般的感悟双十，才能够绵延不绝，直至永远…… 当我们不再年轻，当我们的下一代已经成长，尤其是当我们的共和国土壤里，至今仍残存着或多或少的原教旨主义的政治冲动元素，残留着无意彻底反思极左路线给整整一代人带来的精神无法磨灭的摧残，我们必须告诉我们的后代，那一段荒唐的历史不可以重演，这种历史的重负，可以由我们这一代人来承受，但绝不应该让我们的后代再在这种历史的倒退中受到惊吓和震撼。 行笔至此，深感实在有必要在双十校园矗立的老三届知青集资兴建的纪念亭里，再竖立一块石碑，石碑上即使不方便写上“ 忏悔”，也应该有机会用如椽大笔，书写上两个红的大字——“ 反思”。 张开我们的双手，是十根指头；两位校友的双手，是“ 双十”的连扣；无数校友的双手连环，就是无数个“ 双十”；在追寻早已逝去岁月的酸楚、伤痛的同时，我们还要感到庆幸，庆幸恶梦已经逝去，祈祝共和国的未来，永远不会再重演那一场人间的悲恸；没有感悟只有感怀，感悟或者感怀双十，是为了忘却的纪念，是为了让双十精神能够在新世纪注入更多的感恩和宽容…… 备注：文中所提及的人物，均是作者中学以及下乡期间的同学、老师的姓名，他们多半还健在，有的已经离开了人世。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三部分和凤凰有缘 和凤凰有缘，与凤凰结缘 杨锦麟 和凤凰有缘，或许是一种冥冥中注定的人生邂逅和命运的安排。 一九九五、一九九六年间的台海危机前后，开始应邀前往刚刚诞生的凤凰卫视中文台客串若干新闻评论节目，记得一次是接受董嘉耀的专访，一次是上了陈鲁豫的新闻评论节目，一次则是和曹景行兄一起，参加窦文涛筹备的“ 锵锵三人行”的试镜，还有一次在自家楼下接受过吕丘露薇的访问，这种偶然的新闻链接，构成了记忆中的凤凰片断，再以后曹景行的《时事开讲》正式开张了，好朋友的场子一定是要捧的，于是乎也就有了断断续续应邀参与《时事开讲》节目的机会，这大概就是和凤凰卫视有缘的开始。 《时事开讲》一周年，凤凰老板刘长乐和中文台台长王纪言、副台长钟大年设宴酬谢几位客串《时事开讲》嘉宾，那一晚，喝的是五粮液，吃的是辛辣的川菜，宾主尽欢，记得最清楚的是刘老板的一句话，《时事开讲》是一个新的尝试，值得继续努力，也因为投入少、成本低；也记得当时借助酒力“ 海侃”了一句，有需要且可以尽力的话一定尽力而为。此后不久，由于某种缘故，我主动“ 封杀”了自己半年。在这段时间里真的婉谢了多次客串的邀请。估计也就是半年之后，曹景行、董嘉耀在北京高校演讲时，有学生询问，那个姓杨的胖老头哪去了，是不是他的言论违背了贵台的立场和尺度呢。据说凤凰网站BBS论坛上，还有许多网友充满丰富想象力的解释。 曹景行和董嘉耀返港后多次邀请我重归“ 客串”行列。于是乎，和凤凰卫视又有了新的链接，乃至参与2000年台湾“ 大选”现场评论、陈水扁五二○就职演说现场评论。《时事开讲》之后，凤凰资讯台开播，继而“ 客串”《新闻今日谈》、“ 客串”《三剑客》，“ 客串”参与撰写《新路——香港回归五周年》五集电视政论剧，在不断的“ 客串”中，终于在水到渠成之后，出现了与凤凰结缘的际遇，在之后就是众所周知的《有报天天读》、《周刊点点评》的应运而生，凤凰老板刘长乐和王纪言先生不拘一格的创意，使得年过半百的我，找到了一个新的言论平台。 大陆著名的电视节目策划人、主持人阿忆曾撰文指出，在遴选主持人的工作上，香港凤凰卫视做得比较出色。当它发现某某大致是块好料，立即毫不犹豫地推上前台，由着他的性子干上一段时间，最后再下定论是否适合，是否继续。充满创意和新意的大陆电视界新进、现任凤凰卫视中文台副台长刘春也说过，凤凰卫视高层往往具有“ 化腐朽为神奇”的横溢才华。窃以为，我这种“ 变音国语”、臃肿身材、平凡长相、半百年纪的形象，在内地任何一家电视台，不仅没有机会上岗，即使哭着喊着争取在电视台当个保安门卫，手无缚鸡之力的我，也未必有机会，更遑论被毫不犹豫地推到前台，由着他的性子干上一段时间，就此而论，刘长乐、王纪言是我人生旅途上的再一次“ 伯乐相逢”。这的确是我的幸运。也正是因为这种幸运，使得我对凤凰卫视以及他的充满创意、锐意进取充满感激和感恩心情，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属于“ 大致合适”者辈，是否在今后的岁月里，还能够继续在电视荧屏上寻找我人生的新奶酪，但我实在是太愿意牢牢把握这次机会，在尽献言责的同时，为凤凰卫视构建世界华人电子媒体的理想和愿景，继续尽献绵薄之力。 平生第一次冒冒失失走上电视，既没有对观众有一个起码能够交待的容貌和仪态，也没有任何奇异和贵重的脑袋（阿忆语），摸石头过河也罢，淌水而过也罢，一切都是从头学起，所幸遇上了齐心协力，同样充满热情和创意的团队伙伴，也就这样蹒跚学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迈上另一段人生的旅程。为此失去了许多朋友（含酒肉朋友、知己同道），失去了许多微醺的夜晚，失去了许多和家人相处的时间，充分体会和感受到凤凰卫视所有员工的拼搏投入，以及凤凰卫视对所有参与者像* 一样的致命吸引力，这是一段又苦又累又开心又充实的日子，是一次年过半百重新学步的开始。 《凤凰周刊》记者李怀宇在和我聊天时，曾询问我一个简单的问题：平时有什么爱好？这个问题让我在那一天感到特别的失落，细想从前现在，仰天长叹，除了整日繁忙，爬格子谋生之外，还真的一点爱好都没有；工作之余还是工作，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早些年在内地谋职，还有充足的时间和邻居学打太极拳，练气功，来到香港的十多年，为了养家糊口，连当初练的太极拳都忘得差不多了，现如今，只剩下谋生计的乐趣，幸好这种乐趣在凤凰卫视找到了新的契合。每天大清早起床，跌跌撞撞地奔向公司，读报纸，挑新闻，和大家一起分享，虽苦犹乐，不亦乐乎，其乐无穷！ 不亦乐乎之余，更觉得对老板、监制、编导们有许多亏欠：锦麟读报，总有如履薄冰之感，深知自己挥洒点评之余，每每会给老板、监制有意无意惹一些麻烦，让他们承受一些来自方方面面的关切。所幸读报的节目还能够继续维持，维持在资讯台荧屏上，徜徉在凤凰宽频里……因为广告商安排时段的关系，读报节目悉数调整到资讯台后，至今仍然收到不少观众质疑责难关切抗议的来信，使我更加感到惶恐，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也是观众再一次对节目的肯定，虽然《有报天天读》暂时离开中文台，但山不转水转，只要和观众们的缘分还在，就有见面言欢的那一天。我期待着，由衷地期待。 《有报天天读》、《周刊点点评》只是我和凤凰结缘的起步，不少观众给我一些让我忍俊不禁的“ 雅号”——新闻DJ、性感的糟老头……更有留诗者，似乎是对我今次转进凤凰心境的刻画和写照：锦麟岂非池中物，一遇凤凰便化龙。 和凤凰结缘，看来不再是人生旅途的邂逅，仍然是冥冥中的天意，走过迂回曲折之后命运的安排。 和凤凰有缘，我知足；和凤凰结缘，我知恩，愿意继续努力地走下去……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三部分老杨学得了吗 老杨学得了吗 曹景行 你以为《有报天天读》就是每天找一堆报纸，读读就行了？ 如果把杨锦麟先生比作一位大厨，他大清早赶到凤凰卫视在九龙红磡的总部，第一件事就是为当天中午那席饭菜“ 配料”。助手可以帮忙，选什么，怎么配，还是要靠大厨自己拿主意。有的同行朋友说：“ 我也是天没亮就起身翻报纸，上互联网找资料。”问题是你有多大的选择范围；即使你享有的资源（人力、财力、物力）比我们可怜的凤凰评论部多得多，你能像老杨一样，随便想用哪一份报纸都可以吗？ 先不说香港、台湾报刊，凤凰本来就有“ 近水楼台”之便。某位也主持电视读报节目的朋友告诉我，他可以选用的报纸共四十九种（当然全部国产），不能读其他东西，“ 进口”的肯定不行，“ 出口转内销”的也不行。据我推断，这四十九种报纸一定是精品中的精品，电视台里有资格负责挑选的那几位人物，也一定要比只会读报的节目主持更加有眼光、有头脑。 但如果这些东西不怎么合观众的口味，而且你有我有大家都有，观众早就不觉得新鲜，又如何才能吸引住他们的眼球和注意力呢？有的电视读报节目充分运用了高科技手段。你老杨只会在电脑上画圈圈，我们干脆竖起个超大的液晶屏幕，画面可大可小，手指一触就灵，奇妙得很。只是，光靠包装，还是难以长久吸引住观众，就像一家餐馆菜色平平，装修再好也没用。 再说，即使用料一样，不同厨师烧出来的菜肴，味道也大不相同。老杨厨艺高超，已经得到男女老少普遍肯定，但毕竟众口难调，总会有人嫌酸嫌辣，怕烫怕冻。如果一遇到某些有来头的顾客投诉，餐馆老板就拿大厨是问，甚至马上炒鱿鱼换人，这种餐馆恐怕难有特色，也难长久经营下去。凤凰的新闻评论做了五六年，而且越做越旺，这里有奥秘。 以《有报天天读》为例。老杨掌勺烧出来的菜，偶尔佐料重了一点，有人注意到了牵牵袖子、丢个眼色，他就知道是怎么回事。真要有人投诉，老板自会出面，该解释的就解释，该表示的就表示，决不会弄得老杨在灶台旁边六神无主。如今想学老杨读报的人不少，敢承担的主管和老板却仍然不多。读报可以天天读，就是可以天天读，就是多了一些委曲求全，缺了那么一点精彩，少了那么一分火候。 最难学到的，还是老杨的功力和风格。老杨年过五十开始读报，之前的五十年当然不是白白过去的。每天的节目中，读什么，怎么读，读到“ 痒处”如何借题发挥，发挥到兴头时又如何刹车，偶尔还打一个叫旁人心跳的擦边球，靠的就是那五十年的积累、五十年的曲折人生历练，没人教，也无法学。还有那种渗透到整个节目中去的激情和投入，同他的福建口音普通话一样，都已经成为老杨的注册商标。每天中午《有报天天读》首播时，老杨一定坐在电视机前全神倾听，最后结束时再为自己三击掌，仿佛要把录制时用剩下的热量再消耗掉。 老杨不好学，老杨学不了，同行们还是各走自己的路子为好。两年前，凤凰请老杨来做《有报天天读》时，只有一个迷迷糊糊的概念，老杨也不知道怎么做，他学谁？结果还不是开掘自己的潜能，舞弄自己的本事。现在老杨读报读出了名堂，许多人也跟着读报，至今尚未见到特别精彩的，反而有电视业界的评论人士担心一些地方会把读报“ 滥”了。实际上，应该想想你们自己的优势和特点在哪里。我曾经向上海做电视新闻的同行建议，与其早上学杨先生读报，还不如晚上把转播车开入报社编辑部，提前选读第二天的报纸。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三部分带剑书生 带剑书生 陈保聪 二零零二年，秋。 刚赶完“ 9·11”事件一周年特别节目《历史在眼前爆炸》，长吁了一口气之余，内心仍有点悸动。 “ 保聪，有空过来谈一会，有新的任务给你。”电话筒内传来了王纪言王院长的声音。 新任务？好耶！抖擞精神，疾步来到了王院长门前，老远却已传来了一阵阵爽朗的笑声。内心嘀咕之余，扣门而入，迎面而坐的，是一位美态可鞠、肚子微凸的汉子。 “ 保聪，这位是杨先生，是新节目的主持人。” “ 保聪吗？以后咱男儿俩可得朝夕相对了！哈哈……” 这，就是我对杨老师的第一个印象。老实讲，说不上令人难忘。新节目的名字，叫做《有报天天读》。 呆坐桌前，每天十分钟的时间，能读多少份报纸？再说，读报纸？拜托！自少在资讯自由社会中成长，读报纸这回事能有什么可以吸引人的呢？！ 事实证明，我错了，而且错得可以。错就错在，我低估了这位外貌毫不起眼的学者。 离开启播时间还不到半个月，杨老师，导演Jackie （何子杰，《有报天天读》的编导）和我，仍挣扎于节目环节究竟如何设计和安排之上。 某夜深，三个人，三张嘴都说得累透了。仍在搜索枯肠找灵感之际，杨老师突然拍案而起。 “ 走！我知道九龙城里有一家火锅店，那里的鱼肠捧极了！走，一起走，空着肚皮哪能有作为！我请客！” 我和Jackie受惊的脸孔之下，内心却是一阵温暖，杨老师就是这样叫人拿他没法子。 酒酣耳热之时，杨老师总爱说回他的年少轻狂时。一桌子三个大男孩，笑得嘻哈绝倒，邻桌为之侧目，我们却是自得其乐。他就是有着那种大杯酒、大块肉的豪气。 杨老师常常说，他在屏幕上的第一次，就这样献给了凤凰，但值得庆幸的是，能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团队。 这一回，错的，却是他。值得庆幸的，该是我们。 三个月下来，节目“ 扩充营业”至半小时。一星期五天，杨老师总是不懈的倾尽所学，为观众解读中外报纸杂志，写得好的，点头称是，写得不好的，坦言论之，所仗的，就是一股正气。 “ 也该休息一会了，让人家顶替一两天罢，这样子下来，能不累坏吗？又不是铁打的！”一天录播之后，我对难掩倦容的杨老师说。 “ 不成！一天还没有广告赞助商的支持，我一天咽不下饭！”观众仿如雪片般寄来的支持信，对他来说，好似仍不足够。 “ 老板支薪水给我，我就得有所回报！平白吃人家一口饭，于理不合！！”他瞪着眼说。 他，总是叫人拿他没法子。 后记： 侠者，路见不平，拔剑锄奸。 儒者，饱读圣贤，修身报国。 两者兼具者，鲜也。这个只会在武侠小说中出现的人物，生平能得遇之，借用杨老师名句，实乃“ 一人四个×（爽）也”！ 行文至此，点题四个字，也是愚生赠予杨老师的名号，盼能笑纳：带剑书生。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三部分杨老师二三事 杨老师二三事 董嘉耀 尊称杨锦麟先生为老师，不但是因为1999年《时事开讲》节目创办之后，杨先生就一直是我们节目的主力嘉宾，他那泼辣风格和独到见解让我辈折服，而且人家杨先生本身还真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出身———厦门大学历史系毕业，留校当了老师，还曾经带过几届学生呢。 杨老师每逢出差外地，工作之余总不忘与在当地工作的学生们见见面，这些年与杨老师相熟之后，我也曾多次参与他们的师生聚会。印象当中，杨老师备受这些当年曾经被他严教过，但事实上彼此只相差几岁的学生们的尊敬。他们说到杨老师，都有一种亦师亦友的亲切感；有的同学甚至还会惟妙惟肖地模仿锦麟先生当年讲课时的样子。据说现在读报的神韵也来自于当年铿锵讲课和参与“ * 思想宣传队”打下的坚实基础。而杨老师也曾笑着对我说，“ 看看我这些学生现在都混得不错，还是县长局长了。不过他们的老师我，还是一身马褂，靠嘴维生，惭愧啊。”调侃言词中，充满了桃李成才的自豪之情。 杨老师是个豪爽之人，身上有那种梁山好汉“ 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豪气。我是很喜欢和他一起喝酒唱歌的。他的嗓音不错，并中气十足，酒喝高兴了基本上是手执话筒，美声通俗一起来，还附以丰富的脸部表情和上半身动作，唱完之后还会哈哈一笑，再喝一杯。杨老师的豪迈在节目中也发挥得淋漓尽致；你看《有报天天读》中那位唐装老汉，虽是半百书生，但点评时事，嬉笑怒骂，七情上脸，敢言直言，分明在睿智中透着一股杀气，让人直呼止痒过瘾，畅快淋漓。他的风格不但有幽默的批评，还时常不忘自嘲。举两个经典的例子：某日在节目里杨锦麟谈到香港有很多好发议论的专栏作家，大学讲师，电台call in节目主持人，他说“ 这些人是坐着说话不腰疼。在香港，说好听了他们叫‘意见领袖’，说难听了叫‘口水佬’，取其中就叫‘时事评论员’。哈哈，非常不巧，我等凤凰卫视的卖嘴之人也被叫做时事评论员。”再一次是从皇岗口岸过关回内地时，杨先生被人认了出来，那人一脸崇敬，并难掩见到“ 明星”的惊喜，急忙趋前问道：“ 您就是在凤凰卫视读报纸的那位杨锦麟先生吧？”———杨老师当时身穿名牌T恤，与平日电视上唐装马褂的形象不太一样。杨先生马上接了一句：“ 杨锦麟那老头，有我这么帅吗？”不过，人家早已认出他的声音，确认他就是杨锦麟，躲也躲不开了…… 杨老师口才了得，且笔耕不辍，虽然平日做节目已早早回到公司忙得团团转，经常吃不上午饭，早餐也是马马虎虎对付过去，但同事们仍然经常看到他埋首电脑前敲字成文。至今他一直是《信报》、《联合早报》、《青年参考》等海内外报章杂志的专栏作家。其旺盛精力，我等比他小二十多岁的青年也自愧不如。杨老师曾对我说：在中国大陆，四十五岁还有资格当选“ 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呢，我才五十出头，应还可当选“ 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吧。这当然只是说笑，但可见他对在凤凰主持读报节目的投入和认真。他却曾多次认真地对我说：“ 做电视虽是好玩，但往往浅浮急速，流于无形；千万不要丢掉笔头，应勤思多想，多写文章，多作积累。” 杨老师性格虽豪爽痛快，但其实并非粗人，心思周到细密：每次他外游或出差，总记得买些当地的土特产回来与同事们分享；有次我咽喉肿痛，表情乏力，被他看出来，嘱咐我要多喝水；不想第二天回来，我的桌上已经整齐地摆好了一排片仔癀，杨老师说：“ 这是我们福建老家治疗上火最好的药，赶紧吃掉。”杨老师有一独女，慈爱之情，溢于言表。女儿留学美国，做父亲的背包伴行，安排生活，视察学校，打点一切。杨老师曾慨叹自己忙于工作，难得和女儿相聚，女儿回来度假，自己忙得很少和孩子坐下来好好聊一聊，言语之中，多少有些自责，这是顾得了大家，却无法兼顾小家。 杨老师曾经答应过我，写了这篇文章，谈谈对锦麟先生的观感，他要请我吃饭的。我是做时事节目的人，一般认为会比较平实客观可信，极少肉麻吹捧。行文至此，感觉对杨老师已是尽力拔高，以小见大，赞誉有加，相信已经有“ 骗”他邀我吃一顿山珍海味的“ 本钱”了。 2004年10月11日于香港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三部分话说杨锦麟 话说杨锦麟 多多 杨锦麟先生是凤凰卫视的评论员，五十来岁了，为了自己热爱的传媒事业，“ 放弃”了在许多家香港和海外媒体的专栏写作，来到凤凰，去年一月六日到新栏目《有报天天读》作主持，不幸深陷（爱）其中，不可（想）自拔。一个自称是再就业的人，把读报纸读成了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不断追求的精神，这是传媒人的敬业精神，每一个新闻工作者都应学习这种精神。 凤凰卫视的宗旨认为：要以拉近全球华人的距离为己任。杨锦麟先生是实践了这一条凤凰卫视宗旨的，他读报读得不仅国人皆知，连海外华人也都熟悉了他。 话说凤凰卫视在马来西亚举行活动期间，一干人马到餐馆小酌，杨锦麟未进门便被数位马国华侨认出，团团围住，待大家坐定，见其悠悠然、飘飘然而至，告知众人：“ 这里的华人说喜欢看我读报，还热情地提出意见，说本人英语发音不准……”话音未落，已有同事拍案：“ 谁说杨先生英语不准？我要找他！”一旁有人忙劝“ 息怒”，那同事苦笑：“ 我要找他，是想告诉人家，杨先生的英语说得比他的普通话强多了！” 一个其貌不扬，口音不正的“ 糟老头子”，敢于“ 投笔触电”到电视台工作，到了电视台还敢于出镜，出了镜还是主持读报节目……且不说凤凰老板的胆识，就是被人称为“ 口音不那么正常，英语说得更恐怖，闭着眼睛也能把他和北广播音系千百名毕业生区分开来”的杨锦麟自己也要有足够的自信和勇气才行。 杨锦麟的超正规发挥还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和对选报读报的极端的热忱。他每天五点起床出门，在香港，这个时辰上工的以茶水姐姐和看门阿伯为主，杨锦麟夹杂其间，乐在其中。他每天阅报多达六七十份，包括港澳台、英法日，据说现在朝鲜文和阿拉伯文也能看了。杨锦麟读报嗓门洪亮，不惜力气，把一个文化栏目干成了体力活，被人调侃成“ 吼报”，而其嬉笑怒骂、真情流露，抑扬顿挫中亦尽显一个性情中人的本色。在《有报天天读》栏目协助过工作的同事说起杨锦麟，没有一个不为他的“ 真”所佩服，没有一个不对他的“ 爽”而提心吊胆。无论是观众还是同事，凡亲身感受过杨锦麟如何尽情“ 吼报”和亲眼看过杨锦麟怎样投入地选报的，无不为凤凰拥有这样的“ 疯子”而感动。 杨锦麟是个传媒工作者，并首开电视读报之先河，现在以读报为职业，竟然读成了“ 精”，其读报至今，已在2003年获得新锐榜年度最佳电视节目，2003年最佳电视节目创意，《南方周末》2003年度致敬的电视栏目，影响当代中国的五十名公共知识分子，第二届中国电视十大名栏目荣誉称号等重要评选活动中榜上有名。这对于一班鄙薄读报工作是“ 发声工具”，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我们和老杨时有见面，对他的豪爽仗义有目共睹，他拿了稿费，请哥们儿姐们儿吃过许多次饭，可是我身为女士，只回请过他一顿，还不知他酒喝足了没有。对于他如此累，喝如此多酒却依然健在，我是深深欣慰的。现在那么多媒体追着赶着要采访他，那么多机构哭着喊着要请他去上课，可见他的影响之大。一个将“ 餐巾纸”说成“ 三斤纸”的普通人，靠一张嘴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足以证明杨锦麟具备了怎样的专业激情。电视人的年纪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种激情，就是一个对事业有追求的人，一个对自己有要求的人，一个对观众负责任的人，一个无愧于良心的人，一个永远年青的人。 2004年岁末于香港 爽 周瑛琦 有人要为杨老师出书罗，真为他高兴！写这篇文章，我感到无比的兴奋，更有压力。杨老师一直鼓励我用中文写作，但对于一个七岁就在加拿大长大的“ 老外”来说，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对我来说，甚至比登月还要难！ 人生的机缘非常奇妙，人生的机会非常难得！ 我很庆幸和杨锦麟老师一起主持凤凰卫视的《周刊点点评》。我们两个，一男一女，一老一少，一东一西，似乎搭不上边。偏偏每星期见几次面，谈笑天下事。 杨先生被称中华读报第一人，2003年电视界最闪烁的一颗新星，他的《有报天天读》被评为2003年度最佳电视节目、最佳电视节目创意，他的观众从几个月的婴儿到八十几岁的老太太，从平民百姓到高层人士，可以说是老少咸宜。 他自己却说凤凰的就业再造工程让他这个年过半百的老脸可以混口饭吃，现在正赶上第二次发育，只是没有机会像世界冠军刘翔那样，满脸长满青春豆。 杨老师每天上班的时间比大楼的清洁工还要早。“ 非典”时期他总是戴着一个口罩和早起的大爷大妈一块挤巴士上班，早起的老头们见面总要聊聊，话题差不多是这样———你在哪儿打扫？你们厕所一天洗几次？哦，五次。扣不扣人工，哦，不扣，你们的老板不算狠。 观众调侃他是最性感的糟老头。观众朋友们啊！新闻可是一门严肃的工作，更是一个艰苦而忙碌的行业，如果没有你们天天的幻想，“ 性感”这词儿根本就没空儿在这里降落停留片刻。至于糟老头，人家年过半百，正是下午三四点钟的太阳，不刺眼不张扬，待人处世恰到好处，犹如他的自嘲：老头子这个年龄，能够和观众建立如此亲密的互动，的确是挺好的生活体验和美好记忆。只有凤凰敢用我这样的人，自己长得马马虎虎，说话嗓门大还不够标准，反正就是一句话———聋子不怕惊雷响，死猪不怕开水烫，记得自己不要晕了就好。 杨老师是福建人，从小上学读书都在福建厦门，但走到哪儿都说他是台湾人，而且很多观众还肯定地说杨先生就是高雄人（除了口音，他的发型因为自然卷，太像台湾南部流行的电棒烫）。满嘴福建牙，风和轰、王菲和王灰、叉烧肉和叉烧漏都随时空中交替，偏偏就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你说这种奇葩能克隆吗（据说某些电视台极力仿他）？ 他点评国际时事，特别是两岸三地，就如读天气预报一样轻松、准确。电视上口沫横飞，《纽约时报》、朝鲜消息、阿拉伯网站，各国语言让舌头打转地让人都晕，话不一定流畅，但思维绝对一路畅通！ 说是混口饭吃，但节目一录完，他的犀利文笔也不见得浪费，继续写专栏，转眼工夫就是几千字的文章，发表到海内外各地华人报纸杂志。惊人的工作量，到底杨老师有多少个匿名分身在世，解读剖析时事，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废寝忘食的“ 半仙”状态，让我们都羡慕，我们都知道，他常常到了下午三点才吃上每天的第一餐。 电视荧屏下的杨老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性情中人。他的稿费恐怕多半请我们打牙祭，给吃了。出差归来带的礼物经常出现在同事们的办公桌上。他亲自送女儿去美国读书前，还特别安排我和先生康绍辉一起见见面，分享在海外学习生活工作的经验。 杨老师虽然戴上眼镜穿上唐装，电视上道貌岸然，但电视下他却有十八岁的心态和活力，他号称凤凰一代KTV歌王，五十首情歌张口就来。（听说是当年追老婆的绝招！）他给了我们太多的欢笑、关爱、学习的榜样和机会，但从来不让我们为他做些什么。这篇小文，作业是交了，但感激敬重之情，言语难表，惟有惜缘！杨锦麟，点题一个字，四个叉一个大，爽！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三部分风风火火杨锦麟 风风火火杨锦麟 邹倚天 刚来凤凰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在资讯台上夜班，每天早上快下班时正赶上杨先生来读报纸。不到六点钟，他就开始围着那堆还带着新鲜油墨味的报纸转。这是他每一天的开始。 与杨先生的相熟是因为为他的品牌节目《有报天天读》做主编。在凤凰任职，工作量大，工作时间长，很辛苦是不在话下的。《有报天天读》就是格外苦的一个栏目。杨老师和我都牺牲了所有的夜生活，基本上过着香港农民的生活，每天上班的时间比扫地的阿婆还要早，几个月下来，小女子还算姣好的容貌就已露出无法遮掩的憔悴。 眼睛里也布满了血丝，我心里默念：这样下去恐怕很难嫁出去了！相比之下，杨先生的状态却惊人地始终如一———那些报纸，能读的读，由于各种原因不能篇篇都读的，创造条件也要读！而且读得慷慨激昂！合作了这么久，我从来没见过他精神不振，情绪低落。总是积极地给自己和周围的人鼓励。每天一进录影棚，杨先生就会大声地“ 嘿！吼”地吆喝几声，活像武侠片里的大侠。通常搞得全体工作人员都精神大振，一下子就进入状态了……一个主持人能深得人心，恐怕最主要的就是得“ 做自己”———也就是有自己的个性，真实、真诚且热情。要我说杨先生“ 火爆”的最主要因素恐怕就是他真诚的嬉笑怒骂，喜怒哀乐。他不是一杯白开水，他有激情，他敏感而犀利；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并且有话要说！ 《有报天天读》这个栏目无论在内容还是在体力上对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一个挑战。这个工作让人觉得有成就感的主要原因就是您会觉得每一天都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而杨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带头人。要说他如何勤奋好像挺俗的，可他真是我见过的少有的搂不住的工作狂。有时候我真纳闷儿———怎么还有人这么爱干活呀？“ 被逼无奈”我也跟搂不住了似的，狂干。虽然我们后来在一起又合作了很长时间的《周刊点点评》，但是我们在一起也并不只是工作，这就更让我佩服杨先生，都累成这样了，还得耍！对，他爱耍！别让他抓住机会，只要一有机会，杨先生喜欢约上一班朋友或豪饮，或放声歌唱。说到这里，他爱酒是众人皆知。有人说看一个人喝酒就可以看出这是个什么样的人，这话不无道理。杨先生基本上属于抢酒喝的主儿，跟他喝酒只需担心他别喝多了，不用劝！你以为他做《周刊点点评》喝的酒是假酒吗？错！那是纯正的日本清酒。每次几口清酒下肚，杨先生就更加侃侃而谈。（希望他不会怨我在此爆料。）另外他爱朋友，重情。用“ 有良心”这个词好像不太合适，但他确实是挺有心思的。走到哪里都想着我们这帮蹲在香港没完没了干活的同事。无论出差到哪里，他从来没空着手回来过，总是大包小包带回点儿当地特产来跟我们分享。按说在香港这个商业社会这一套似乎都不那么流行了，可是杨老师就始终坚持。逢年过节，他也总是想着我们。记得中秋节一大早他就打电话给我：“ 晚上有人收留你吗？我准备把没家回的人都收容了……”搞得我好不感动……不错，他是工作狂，而且是一个重情、爱酒的工作狂。 前不久，杨先生在北京的一次演讲中谈到自己的经历和一些感悟，据说感动了在座的很多人。随后我们也请杨先生在《锵锵三人行》节目里再一次谈了他对工作、生活、情感的一些感受。这一次的杨先生是一个十足的性情中人。这一次我看到了一向生活态度积极、热情的杨先生的脆弱的一面。或许过去那些艰苦的日子造就了他的勤奋、正直与宽容，应该说今天他成功了，虽然是大器晚成，但我也感受到了他生活中的遗憾与无奈……但我知道，明天早上当太阳升起，他又会是一个干劲十足，慷慨读报，真情待友的豪爽老头子。我为他高兴，也为他骄傲！ 和他一起工作的日子我很愉快，跟他一起喝酒的时候我很痛快！ 有报天天读，天天杨锦麟 吴敬宗 有人用过这样的一句话来形容杨锦麟：“ 一个性感的糟老头。”我认为只说对了一半，哪一半？哈哈……那还用问，当然是上面那一半。 说他性感，不是因为他那经常带点感冒嗓的声音，虽然那把声线迷倒了不少无知少女；也不是他那一副漫不经意的坏男人嘴脸，据闻赢过不少来历不明的秋波（只是耳闻，未曾目睹，姑妄听之……）；而是杨老内心里对人的一份澎湃感情，不管是四川的农民、河北的矿工还是别斯兰的小孩，说到触动处，莫不教人怦然心动。也许，这就是吸引万千观众每天忍受他二十四分钟信息轰炸的一个原因吧。所以说杨锦麟性感，也不为过……当然您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不过，如果说到他的讲话的方式，相信大家的看法一定是极为一致的，概括为“ 口若悬河，声如洪钟”似乎一点也不为过。 以前在香港的另一间报馆曾和杨老共事过，虽平常接触不多，但对他的嗓门实在印象深刻。有他在的时候很少“ 冷场”，一定是热热闹闹的，笑声不断，尤其是开编委会的时候，原本严肃纳闷的气氛登时变得活泼起来。所以在我的印象中，杨锦麟先生就是一个有趣的人。有趣而性感的“ 糟老头”。 话说远了，还是讲回《有报天天读》这节目吧。 《有报天天读》是一个很难做的节目，因此经常要更换主编，不是说主编不称职被炒鱿鱼，而是公司管理层体恤员工，担心员工天天清早上班，累坏了身体，所以三五个月便换人，就像成吉思汗的大漠骑兵一样，一人赶三匹马，轮流骑，千里如一日，谁说领导不英明。但是老杨就没有这项待遇，按照他的说法，就是小车不倒只管推。听说他外出公务或者休假，很多观众就会意见多多。老杨做这个节目，真的是辛苦了。 我刚刚接手读报节目的主编工作之后，真是一个头两个大。还好有前面的同事作了铺垫，积累了不少经验，很多东西已理顺了，上了轨道，才不至于手足无措。今日回头一看，差不多一年就这样读了过去，真的是获益良多。世界大事虽不至了然在胸，但也不至目光如豆；最重要的是看报速度大幅提升，英美欧日韩各主流大报要在七十五分钟内看完，拜托不要出大事，不然的话那如雪花纷至的社论才要了我的小命。还是那七十五分钟，感觉就像《生死时速》一样，每一秒得和时间竞赛……唉！生命原来可以如此充实，感觉就好像女士做完facial（面部护理）一样，年轻了，连自信也回来了……只是facial也不应天天做，人生有点缺憾才算完美，对吗？ 小的还是希望天下太平，人人安乐，有报天天读，天天杨锦麟，谢谢！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三部分读报七诀 读报七诀 叶扬 天天读报者，凤凰之创举也。创于无形，举于日积。不足月而同业惊，未百日而天下知，方一载而从者众，再春秋而世人敬。杨氏读报，非一日之基，非神来之笔。不可摹，惟可鉴。天天读报者，创于无形。无形者，无先例，无专类，无班底，无华表。空案一张，清茶一杯，电脑一部，唐装一人。是故读报者，非勇者不可为，非贤者不可为也。 天天读报者，举于日积。日积者，积历练，积善缘，积褒贬，积见闻。读报一日易，然若需一日一捷，非日久莫可见真功。是故读报者，非恒毅者不可为，非神定者不可为也。 余有幸曾与先生共事，名为主编，实为学生耳。曾每日闻鸡起床，苦不堪言。然先生日日读报，仍乐在其中，谈笑风生，令人汗颜。随先生读报，在公在私，获益匪浅。此生有缘，受先生诸多教诲关照，感激不尽，竟无可回报。惟将随先生读报之七大心得奉上，借“ 有报”之名，感岁月之恩。 曰抖擞。 每日四更天，开始办公，无论台风黑雨，体乏伤风，战期疫期，均不可懈怠。余因而不免跟先生每日上演黑眼圈四重奏。但先生有方，或扬眉呼喝以振奋士气，或振臂呼喊以提升状态，甚或太极两式，紧接咏春一招，直让人瞪目结舌，睡意全无，乃至莫名兴奋。 先生呼喝之声，一字者“ 来”，两字者“ 很好”，三字者“ 怎么着”，四字者“ 就这么办”，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更饱含丹田之气，声浪远远半个楼层，悉数将每个冷清的角落，每个昏沉的大脑，瞬间变得生猛鲜活，热气腾腾。 曰梳理。 港报数十，台报七八，亚洲报纸五六，先生每日摘中文新闻标题上百，仅取三十有余，何其难矣。余每日所闻英文报章虽远数十，但欧美中东东南亚各有重点，取其十五并非难事。难在中英结合，分秒间梳理这世事万千。 一日，先生笑曰：择日我等办报去也无妨。问何故，曰：读报非读报，梳理编辑也。梳理编辑之功，等同再办新报。我等日日读，日日梳，日日编，指日炼成报人之术。于理首取舍中，忽闻先生此言，有如迷舟忽入一条明路，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直向桃花源。 曰吐纳。 每日新闻，必有新目，必有旧续。如何吸引众人而不花巧，延续重点而不老套，此乃吐纳之功。此尤集中于两岸行及焦点两区。先生主张，新旧相扣，各自包容。旧中有新，新中有旧，不惧旧续，自然常新。 余忆起，伊战经年累月，欧美报章日日追寻，标题大同小异，无论取舍，均是血腥暴行，一时苦不堪言。为免先生生疑，无奈寻出两处标题分别之处，圈之，以示确有不同。不料先生眼睛一亮，赞许有加，曰此正乃避大同而小异，从细微字词中读出媒体的不同态度。因此言，余深受启发。当日，先生操口音浓重之英语，仍将标题中那细微之处一一读出，不禁令人感动。 曰决断。 余随先生读报时，六时办公，八时开会，九时采料，十时定纲。十一时开机录制，十三时正式播出。若按西人天相，先生处女座，毕生追求完美。余乃金牛座，速度实非擅长。然随先生读报，为此天相之有力驳斥。 六时至八时间，但见二人议论不绝，廊间奔走不断。中文条目过百，英文条目过五十。凡被选者，或刚或柔，或主或客，或黑或白，各有千秋。然读报区区半小时，莫可求全，仅能求精。一笔作刀，半个时辰，剔去近百条目，仅余五六十，制图圈点之。此笔之快之狠之准，乃先生读报之决断力也。 曰率性。 先生之性情，于读报中显露无遗。天下大事不断，屠戮不绝，安生不易，苍生不平，尽在先生胸怀间。政客之表情，百姓之忧喜，人生之无常，世势之汹涌，化为先生嬉笑怒骂，以真情真性，换天下之共鸣。 问：读报需嬉笑怒骂乎？新闻当客观直叙，何以抑扬顿挫？非也。读报为何？非仅为播报而读，更为解读而读，为共鸣而读，此格物而致知者也。解读者，必先有所闻，闻而后有所思，思而后有所论。共鸣者，论而后有所感，感而后有所叹，叹而后有所调侃，非矫作也，此人性也。 曰点睛。 先生点题，家喻户晓。处其中，方知一字难求。需囊括当日所闻，当日所感，或谏或讽，或褒或贬。需每日更替，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又需笔画适当，可尽于屏幕，且悦目可赏。凡此种种，竟于分秒间定夺，此读报之最难点。 开机录制前，万事俱备，只欠题字。先生早有预备，但仍先询问有何提议。余呈上捶胸顿足之选，先生参考，比较，决定，试写，旋即定字。偶有提议被先生采纳，自然欢欣鼓舞，但深知先生用意，不敢骄妄。先生题字后，稍作解释，竟远多于之前所呈，不由深深钦佩，此真所谓厚积而薄发也。 曰平常。 先生日日读报，指点江山，论尽天下，豪情满怀。然先生奉平常为至理，不以豪杰自居。读报节目日日红火，先生笑曰，此凤凰再就业工程之功也。有朋辈赞赏，先生曰，打工者，尽本分尔。有观众书信评价先生为最性感之糟老头，先生由衷开怀，朗朗之笑声，绕梁三日。 不食人间烟火者，不品人间之沧桑，不察人间沧桑者，不知天下之根本。不知天下者，不可论天下。先生读报，心怀天下，立足于平常。平常心，天下之心也。 随先生读报，磨砺切磋，日有所学，获益良多。展报一览，区区数尺间，看尽世间大潮，风雨沧桑，真情丑恶，感慨万千。此生得一生计，阅天下，察世情，得良师益友，闻真知灼见，夫复何求？ 2004年12月1日于香港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三部分老杨，英雄啊！ 老杨，英雄啊！ 吕宁思 英谚有云：Every dog has his day。我很喜欢这句话，觉得这话说出来特别解气特别豪迈。但我实在不敢把这句话直译成中文送给锦麟兄。我不是欺负他的英文水平，我是对自己的中文程度没信心。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果用在锦麟兄身上———干脆就翻译为———“ 天降大任于斯人”（实话实说，我是指尖在键盘上敲到这里时，突然想到这句虽然有点儿唬弄鬼子但却皆大欢喜的译文）！ 想起资讯台刚成立不久，我那时已经算是体制内干部，老杨还在外面转悠。有一回我主持《新闻今日谈》，今日谈新闻的正是他杨锦麟（替班）。锦麟兄在粤港澳乃至大中华圈卖文早非一日之功名，我和他也不是一天的相识。但在那次谈新闻中间Break的几分钟内，我俩仍好像头次会面相见恨晚那样，抓紧时间互相吹捧。他说宁思你在本港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写得如何漂亮，我就说锦麟兄您来日（对，我说的是来日，不是来世）要是当电视主持人，保准一炮成星。 当然那一炮肯定不是我有权力放的。终于有一天，老板把杨锦麟找来，当一炮放了。老杨就一如我预见那样，成了大明星。 当今要出名，没有比上电视更快捷的途径。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入行较晚的老同电来说，就算上了电视也未必能出名（如果不算出恶名的话）。比如我在电视战线前后也打拼了七八年，却远不如锦麟兄出镜七八天的效果。即使锦麟兄刚刚在我们的《新闻今日谈》和《时事开讲》中做候补言论嘉宾，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读报读出个人样来的时候，就已经显示出名嘴的天赋。一次他有意地告诉我，他在某日通过罗湖海关时，突然被海关军警大喝一声：“ 杨锦麟！”没有等他看清楚，不由分说就被热情挟持着，走过特权通道进了内地。 相同的典型环境下，我的遭遇就很悲惨了。某日中午在深圳罗湖过海关，人龙见尾不见首。我在茫茫人海中左顾右盼，希望老杨的奇迹在我身上重现。 过了半点钟，又过了半点钟。当天下午有《新闻今日谈》录影的我，心中未免焦急，于是主动找到一位维持秩序的警官，自我介绍说：“ 同志，我是凤凰卫视的，要赶回去做节目，能不能……？”说着递上一张片子，以证明我不是骗子。那位长官拿着名片认真看了半晌，又抬头反复打量我一番，突然厉声道：“ 回去排队！”我只好缩回头去继续排队。好在我总算没有耽误赶回香港工作的时间。待通过内地与香港海关后，我又摸出那张给警官看过的名片，发现上面的名字原来是“ 伍淑娴”———我的女同事。 锦麟兄成了明星也不亏待我，好事情只要能搭车，他总会拉我一把。为避免我的罗湖事件重演，只要可能，我外出时也尽量傍着老杨。于是乎，一路顺风吃香喝辣自不待言。 老杨当前面临的形势，用某评论家的话说：人气旺盛。对，要想把锦麟兄从头到脚为人处事的特点画龙点睛，莫过于使用一个“ 气”字： 锦麟兄一脸豪气爽气江湖气，乍一出镜，就好像一青红帮分舵主买下了凤凰节目时段。但别看他满嘴漏气（他会把“ 幸福”读成“ 性壶”，别有滋味），却着实是个有底气（虽然他到处哀叹腰酸肾虚）讲义气的朋友（可向他天天读报的幕后编辑求证）。 老杨的另一种“ 气”，是骨气或者说气节。尽管我怀疑他会如文天祥那样视死如归（也未可知），却常常看到他表现出“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概。（我笑问道：八斗如何？他大笑点头，不置可否。） 2003年最后一天，我和老杨结伴乘飞机去北京，参加首都新闻媒体新年联谊活动。平时忙得孙子般的我们，只有在飞机上才能安静几个小时：既没有乱哄哄的嘈杂，又不会有电话铃突然响起来。各自休息和阅读之后，在飞机降落北京之前，我和锦麟兄从台湾“ 大选”开始，谈起电视新闻言论话题，平日嘻嘻哈哈的老杨，突然很严肃很深思地说了一句话：“ 我们这些人算什么？只不过掌握了话语权。”此言让我扪心自问良久。我知道这不是故意从嘴里吐出象牙（再说他也没有必要对我吐象牙，我又不是世纪大讲堂的年轻听众），这是他多年所思所想，这叫良心。 每当我叫他“ 老杨”时，其中是带着几分尊重的。也许因为我对“ 老杨”这称呼有特别正面印象：当年有段时间，整天如雷贯耳的就是《智取威虎山》中参谋长那句台词：“ 老杨，英雄啊！”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三部分一人面对世界 有报天天读：一人面对世界 何亮亮 《有报天天读》（以下简称《天天读》）是一个相当奇特的节目。此节目开办之初，大部分媒体同行是不看好的，包括一些同事也有疑虑。他们觉得，当今世界处于全球化时代、资讯时代，各种新闻媒体和电脑网络给人带来的资讯够多了，在电视上读报是多此一举。然而后来的收视率和广告商的反映，证明悲观的看法没有根据，观众喜欢这个节目。 凤凰卫视的相当一部分观众在中国内地，内地观众特别关心时事，因为凤凰的时事节目迅速而多元，不是从官方宣传的角度出发，而是尽可能从新闻本身的规律出发来做新闻，而且观众渴望获得尽可能多有关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的各种新闻。《天天读》弥补了电视新闻的不足，因为电视新闻受限于镜头，也受限于新闻的时间限制和一些其他因素，不可能将新闻一网打尽。香港是中文世界媒体最发达和自由的地区，各种新闻资讯和评论观点非常丰富，每天出版的中文和英文报纸数十种。香港没有网络防火墙，台湾、东南亚和其他地区的中文报纸网站可以完整呈现。因此，将境外中文报纸上令人感兴趣的内容，像文摘一样介绍给观众，恰到好处恰是针对了观众的需要。其实不仅中国内地的观众，海外的华人观众也喜欢这种电视读报的方式，因为即使在香港能够每天读十几份报纸的人也是少数。中国内地的报业迅速发展，虽然仍有诸多限制，而且媒体生态是中国国情的产物，但是市场经济和民众对资讯的渴求仍然制约着这种局面，内地报纸不乏独家消息，也不乏精彩的评论。所以《天天读》既有市场，又有资源（香港、内地和海外中文报纸），在节目主持人（读报者）及其幕后的一班工作人员的努力下，这个节目逐渐大放异彩，在电视的时事类专题节目中脱颖而出，成为凤凰卫视的明星节目之一。 我做这个节目的感受，首先是必须快速而高效地筛选报纸。每天一早到凤凰卫视的办公室，先取当天的十来份香港的中文和英文报纸以及五份从深圳送来的内地报纸，然后要在大约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快速浏览，吸取出当天准备读的内容，通常大约在四十条左右，同时要选定当天的《天天焦点》，在这个栏目必须有十条左右的消息和评论，当然必须是围绕当天的焦点。有重大新闻当然好办，在风平浪静的日子，也就是新闻比较平淡的时候，如何选择焦点是要费些脑筋的。这整个的过程，仿佛在短时间做一份文摘报的准备，只不过，文摘报是由一个编辑部来做，而《天天读》的大部分内容是一个人选的，没有丰富的媒体工作经验和判断能力，难以胜任。 其次就是在录节目时，有一个人面对世界的感觉。读报和播报新闻不同，《有报天天读》之后的一句话是“ 新闻点点评”，二十几分钟的时间，既要画龙点睛地读出所选内容，还要以自己的语言作出一两句话的点评，特别是一些中国观众特别关注的新闻，点评应能在观众中间引起共鸣。尽管在录节目的时候，读报者沉浸在节目本身，心无旁骛，但是从整个心态而言，心中有观众，知道观众需要什么新闻和评论，这就是一人面对世界。事后来自观众的反馈，也能印证这一点。 做《天天读》是相当累的，不过也乐在其中。锦麟兄做这个节目已经驾轻就熟、游刃有余，激情、放达而不乏风趣，也有不足为外人道的艰辛和无奈，观众朋友应该都是可以想象和理解的。 话说杨Sir读报 何子杰 嗨！大家好，我是Jackie。也是《有报天天读》节目的幕后制作组的主要编导。这个节目的背景以及其他方面设计，包括情绪段落和背景音乐，都和我们幕后制作组有密切关系。不过说句老实话，杨Sir的读报节目搞得这么红火，我们都有些意外。 这个节目的难度是很大的。尽管在题材和内容的选择方面，都交由杨Sir及主编，而我们制作组负责节目的只是图像、技术及流程。例如你们每天看到的“ 天天浮世绘”和“ 天天有话儿”，都是需要每日早上剪辑。 记得当初设计和准备推出这个节目时，我们曾经请好几位凤凰卫视的主持人及评论员来试镜。评论员改换跑道出任节目主持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评论员在节目中，有主持人和他们对话交流，可以比较从容，一问一答也可以比较舒缓情绪，但由他们自己从头到尾主持一个节目，似乎不多，也未必能够成功。所以当初我是有点担心，但观众们现在看到杨Sir的表现，我也不用多说了吧。 一般情况下的工作量，我们制作组一定没有办法和杨Sir一试高低，因为他每天很早就回到公司搜集查阅翻看当天的报纸，思考内容的组织和编排。 这个老头真有魄力，精神很好，每天似乎永不会感到疲倦。难得的是工作过程中又如此投入，实在了不起。你是不是觉得我说得太夸张了一点。先别怀疑，只要你和他合作过几天，就不会有任何的怀疑。 记得在节目设计和试场期间，杨Sir对自己也没有一点把握，一天晚上，已经快要接近十点钟，杨Sir、陈宝聪（《有报天天读》、《周刊点点评》创作初期的主编）已经累得无话可说。杨Sir坚持请我们到九龙城一家有名的沙茶酱牛肉火锅吃宵夜。杨Sir的平易近人，热情好客，全无主持人的架子，让我印象很深。他这种豪爽侠气，并不是刻意装扮出来的，而是自然的流露，与主持读报节目和点评周刊时的快意恩仇一模一样。 听杨Sir说，现在国内有不少类似的节目，模仿他的主持风格及表达方式，其实不只是内地在克隆和模仿，香港也有电视节目抄袭或者仿效读报的风格。我看了之后，感到有点自豪，这里面也有我们幕后制作组的努力结晶。 《有报天天读》推出之后的几个月间，我们对这个节目是否能够受到观众的肯定和好评，是否能够被广告商所注意，没有人敢说有多少把握。不到三个月，节目开始加码，扩大到二十四分钟，收视率也开始攀升，不到半年，就有冠名广告，我们大家都很开心。 《有报天天读》去年以来在国内获得了不少奖项，也获得公司管理层的多次嘉奖，我们大家都有辛勤的付出，当然，功劳最大的必定是杨Sir。 最初认识杨Sir是在他来参与《新闻今日谈》节目时，一把高频率的声音，一件唐装，很容易留下深刻印象，想不到和他合作到现在，也是命运的安排。 说一句悄悄话，看样子杨Sir的命盘里应该有不少桃花。我们公司的女同事跟他谈话都显得欢天喜地，让只能站在一旁干瞪眼的我们，真的羡慕死人。不知道这点杨嫂会不会有点担心，哈哈——— 杨Sir是我给他的称呼，告诉各位，和杨Sir做事一定得有思想准备，付出的努力一定很多。我觉得他好像一本《十万个为什么》一样，甚么都懂，都能够说出来龙去脉。很不简单。 最后让我赠送杨Sir两个字：“ 顶住。”顶住就是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希望他主持的读报节目继续努力下去。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三部分他不是“ 报人” 他不是“ 报人”，是“ 超人” 丁静雯 台湾“ 立委”选举前两天，凤凰香港总公司院长王纪言紧急来电，告知杨锦麟下午将到台北中心，参访台湾“ 立委”选举过程。公司要求我担任编导兼制作工作，一路跟拍杨锦麟到台湾的七十二小时。我在七十二小时的写实纪录中，近距离地观察了杨锦麟，发现这位年过半百的“ 欧吉桑”，无时无刻都令人惊奇。 杨锦麟刚落地，才得知他即将成为我们的最佳男主角，不经任何确认，杨锦麟立刻就定位，对着摄影机滔滔不绝地进行“ 杨氏点评”，此刻他才下飞机不到一个小时。 杨锦麟应该是天生吃电视这行饭的，每当我们到任何现场，只要我稍加提示，他就可立刻掌握现场气氛和评论重点；更重要的是，镜头前的他和镜头下的他一样搞笑。选前一天，我们到国民党的造势晚会现场，一边进行纪录片拍摄，一边他又忙着现场连线；结束造势晚会现场，我们还得再赶一场拍摄，才能收工，等待司机来接我们的空档，年轻力壮的摄影师和我，坐在空地休息，这位工作超过十七个小时的“ 欧吉桑”，竟然还可陶醉地现场音乐起舞，更神勇的是，杨锦麟前一晚只睡过三个小时。套句他本人的话说，如果凤凰每个人都像杨锦麟，那最后的下场，肯定是变成一支“ 乌鸡”。但根据个人观察，就算杨锦麟变成乌鸡，他肯定是只活蹦乱跳的乌鸡。 其实用“ 乌鸡”来形容杨锦麟，并不是那么贴切，我想“ 变色龙”才是最能抓住杨锦麟的特色。拍摄过程中，当他遇到带大陆腔的老兵时，他立刻和老伯伯们聊起大江南北；当遇到讲闽南话的台湾人，他就以那口流利的闽南话征服他们。2004年台湾“ 大选”，杨锦麟到南部采访时，当地支选民完全不在乎凤凰的台性，不少民众还误以为，杨锦麟是台湾电视节目主持人王笨湖，热情地要和他照相签名。 精力充沛只是杨锦麟的生命指数状态，更重要的是，他是个工作和生活合一的修行者。虽然杨锦麟从来不将修行挂在嘴边，而且还常以粗话作为聊天的发语词，但正因他从不矫情，才让人对他五体投地。拍摄纪录片的最后一天，杨锦麟的手提包被我遗忘在一幢大楼旁，皮箱里满是他的重要文件和现金，发现手提袋遗失的当下，杨锦麟面不改色，只是幽默地说：“ 这真是个丢东西的难忘旅程！”因为刚到台湾时，他才发现自己的手机在上海丢了。好在台湾治安良好，当我们折返寻找时，手提箱依然伫立在花圃旁。拿过手提箱，杨锦麟直说：“ 丁静雯不适合帮别人提皮箱，只适合做大事。”说话毕，杨锦麟哈哈大笑！虽然当时我并不觉得很好笑，毕竟搞丢了别人的东西，比搞丢自己的东西压力更大，但我强烈地感受到，在东西尚未寻获之前，他完全不给我压力。 其实，七十二小时的拍摄过程插曲不断，但杨锦麟总是情绪稳定，精神亢奋，而且不曾出现过低潮。一有空档，他的嘴边就开始亨起大江南北的歌曲，从民谣小调到地方戏曲，甚至流行歌曲，完全难不倒他，堪称全方位艺人。如果杨锦麟出生在台湾，自认为才气洋溢的李敖肯定得“ 靠边站”，电视政坛名嘴王笨湖可能没活可做。 只可惜杨锦麟没能生活在台湾，否则以他的电视演出天分，他肯定是个抢尽风头的政治人物。当然，在台湾这种政治环境下，他极可能会被磨成为“ 政客”。想到这儿，我为全球华人观众感到庆幸，至少杨锦麟在凤凰“ 吼报”，人们都能见识到他的魅力。 杨锦麟那厮 程鹤麟 杨锦麟越来越忙了。除了每周读报五天，读刊一天，还要接受访问、领奖，出席各种各样的公开活动，把个老小子乐得屁颠屁颠的，嘴上却说“ 哎呀，受不了，受不了”。还有，香港亚洲电视台请他每周做一次时事述评，夹叙夹议，用粤语。香港、广东以外的观众看不到这个说粤语的杨锦麟，我看到了，点题，一个字：惨。《有报天天读》的观众说他“ 国语不准，英文走调”，其实他的粤语一样糟糕。这哥们最大的本事就是能把国语、英语、粤语各种语言说得都像是他的母语闽南语。我把这个感受告诉他，他不服气，说我的粤语和我的闽南语一样好。好什么好？你没见人家亚视给你的节目每字每句都打上字幕了吗？（香港本地的电视台，遇到很蹩脚的粤语同期声，一定会配上字幕，好让“ 听不明白”的粤语观众能够“ 看明白”。） 师永刚在他的《解密凤凰》一书中说：程鹤麟与杨锦麟“ 是福建同乡，两人均好酒、豪爽”。喝酒，杨锦麟哪里是我的对手？豪爽，程鹤麟还真不敢当（也不想当）。三十二岁之前的程鹤麟也许“ 豪爽”，三十二岁之后的程鹤麟则只有“ 妩媚”。有一次老杨跟我谈起，他看了《凤凰周刊》所载梁冬写程鹤麟的文章，觉得程鹤麟已经不似当年———他记忆中的那个程鹤麟。老夫告诉他，当年你杨锦麟在福建时看到的电视上的那个程鹤麟年龄不到三十，如今坐在你面前的程鹤麟已经年过四十，还能怎么样？次日，老杨对我说，昨天跟你谈完，一晚上没睡好，感到非常悲哀。我说你悲哀什么？关你什么事？老杨大笑：“ 哇靠！还真不关我事。”所以，老夫好酒是真，豪爽是假；杨锦麟豪爽是真，好酒是假。师永刚报道失实。 我一直觉得，杨锦麟很像焦大———宁国府里的那个老东西。自以为比谁都忠，比谁都热爱那个宁国府，说话没遮没拦，没高没低，特冲，结果被人灌了一嘴马粪。他的那个《有报天天读》，一天到晚地月旦这个指点那个，常常是慷慨激昂面红耳赤。他自己倒是读得豪而且爽，节目编审和监制人则惊而且惧。有一次，监制人出差，我去替班。老夫拿过稿单，一口气删掉四五条。只见那杨锦麟，脸色越来越难看，最后是强压着满腔怒火，咬牙切齿地说：“ 好……好……算你狠！算你狠！”我常对他说：小心人灌你一嘴马粪。他也不睬，用我的话反问我：“ 关你什么事？”老话说：人各有志。真是一点不假：有人愿意喝酒，不想吃马粪；有人愿意豪爽，无惧吃马粪。 其实用“ 豪爽”来形容杨锦麟，有些失之粗糙。在我看来，杨锦麟不是豪爽是狂狷，还带着点儿“ 坏”———从来不好好说话，喜欢在肚脐以下三寸的地方遛达。 他说，凤凰卫视像“ * ”，对他有“ 致命的吸引力”———好像他吃过* 似的。我真想问问他，对他有那么大吸引力的为什么是* ？（这再一次证明师永刚报道失实———杨锦麟不是好酒的，是好* 的。） 他说，每天忙得很，步履匆匆“ 就像找厕所一样急”———我还真“ 见”过他忙碌中急着上厕所的事———某次程鹤麟正在公司厕所内侧拐角处方便，只听他那中气十足的声音传进来：“ ……她啊，文章写得不错……人长得也漂亮可人……”随着这声音，他的脚步声也进了厕所，估计当时厕所的外屋没别人，只听那厮居然一边撒尿一边“ 啊啊哦哦”地哼着唱着。尿憋久了终于得以一撒为快，就是这个样子了。天可怜见，天可怜见！ 他说，对台湾的陈水扁，我们应该丢掉幻想，今天点题，一个字：丢。丢掉幻想的丢———如果就说到这儿，那就不是杨锦麟了。果然，那厮来了———“ 丢，不要用广东话念哦”。（给不懂广东话的读者一点提示，广东话里，“ 丢”字相当于北方话的“ 操”，可单字使用，亦可在后面加上挨骂人的母亲作为宾语，构成著名的国骂。） 文章写到这里，好像写的不止是杨锦麟一个人，而是顺便写了程鹤麟自己。实话实说，看着这位虽长我几岁但电视资历极浅的电视新秀，竟然出了大名红得发紫，把我这个电视老师傅远远抛在后面，心里不免有些那个。可是，形势比人强，不服不行。为了确保有关程鹤麟的内容能够顺利刊载在以杨锦麟为主角的书中，我已经正告杨锦麟：删我一字，男盗女娼。嘿嘿嘿……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三部分嶙峋风骨做普通人 用不标准的国语向华人圈读报，以标准的嶙峋风骨做普通人 难得有位锦麟兄 玛雅 很少有人给我一见如故的感觉，凤凰卫视的杨锦麟是个例外。我和锦麟兄第一次见面是2003年7月在《凤凰周刊》三周年的庆典上。有人向他介绍，我是玛雅，他立刻大声“ 寒暄”起来：“ 哦，玛雅，幸会，幸会，你那个《亲历美利坚》写得好，我非常喜欢……” 之前我早就“ 认识”他———总在电视上看到这位身着唐装、手拿茶碗、说国语极其卖力地从北岳跑调至南江的辛勤读报人，但是他竟然也知道我，却是我没有想到的，一种“ 他乡遇故知”的喜悦油然而生。后来几次见面，他都谈到《亲历美利坚》，说把每篇文章都复印下来，寄到美国给他留学的女儿看。 锦麟兄豪情万丈，与人相处热力十足。在他的感染下，我们的交情迅速“ 升温”。我们第二次见面时，我依照惯例称呼他“ 杨先生”。 “ 不要叫我杨先生。”他“ 不客气”地说。 “ 那好，叫杨老师。”我说。 “ 也不要叫我杨老师。”他还是“ 不满意”。 “ 那叫什么？” “ 叫锦麟兄。” “ OK。”我欣然应允，从此有了这位兄长。 锦麟兄是位够格的兄长，最令我感动之处是他为人仗义，用英文说，he is someone you can count on（他是个你可以指望的人）。我们是真正的君子之交———我和他至今没有单独一起喝过茶，但是当我为难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求助于他，并且相信他会帮助我。而我的这种自信是他用行动证明了的。 今年6月底，我随凤凰卫视“ 四川行”。我的差事是去“ 推销”《凤凰周刊》———让四川人知道我们的杂志。本来那次活动的主办单位包括《凤凰周刊》，但却在最后一刻发生变故，“ 凤凰周刊”的字样被从会标上拿了下去。“ 推销”之事就只剩下了我的“ 面子”，而我却是个怕露脸的人，我作难了…… 在与四川记者的见面会上，我坐在台下，看凤凰的主持人和评论员与听众“ 摆龙门阵”。轮到锦麟兄发言，风趣地谈起他与四川的缘分。说着说着，他突然话锋一转：“ 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让玛雅小姐和大家认识一下。”他大声说，将全场的目光引向我。“ 《凤凰周刊》的玛雅小姐，我对四川的政治脉动、改革开放的历程的了解，是通过玛雅小姐的一些专访，包括成都附近的一个乡镇直选获得的。我想，我跟四川的联络是通过这种情感、这种缘分得以到今天有这么一个真实的链接……” 接下来的几天，在凤凰与四川省和成都市的各种活动中，在* 家乡广安，在旅游胜地眉山……锦麟兄抓住每个机会，不遗余力地向四川各地的官员介绍我，为《凤凰周刊》做宣传：“ 这位是玛雅，《凤凰周刊》的副主编，留美博士……” 锦麟兄如此“ 两肋插刀”，而我对他却“ 不够意思”。“ 四川行”结束后，我写了《凤凰蜀中“ 省亲”》，文中这样描述他： 成都画院几位大师即兴作画。杨锦麟走到老画家谭昌镕的画案前，老先生正略略勾出一些扁圆形线条。 “ 哟，这个荷花画得好啊！”锦麟兄赞叹。 “ 春－江－水－暖－鸭－先－知。”老先生操着方言，一字一长音纠正了他———老先生画的是鸭子。 笔者走上前。嘉耀问：“ 玛雅，你看这画的是什么？” “ 像鸳鸯。” “ 靠谱，靠谱。”嘉耀笑道。“ 杨先生却说是荷花？” 看了我的文章，锦麟兄好不“ 恼火”。“ 玛雅，你就这么写我？‘ 哟，这个荷花画得好啊！’这么弱智……” 话音未落，他先笑了。我也笑了。其实，不论是在心里还是在笔下，我都把他当作值得亲近的兄长。 有一种男人（对男人来说，有一种女人），你可以把他当作知心朋友，把快乐和烦恼告诉他，在需要的时候求助于他，却不必顾忌儿女私情，因为你和他永远不会撞出火花。对我来说，锦麟兄就是这么一个人。 锦麟兄是我“ 记挂”的人。当我的文章在《周刊》引起争议，我会找他做评判。当我需要加强文章的厚重度，我会请他加几句点评。我在网上看到好文章、精彩图片、搞笑段子，会在第一时间转发给他，博他一笑。一段时间听不到他的动静，我会发email，问候这个“ 不相干”的人。我们曾经有过一次“ 肌肤之亲”———照了一张合影，我的双手搭在他的肩上。那张照片，他抿嘴微笑，俨然一位慈祥长者。那天照相，有位女同事更猛，不光“ 搂肩搭背”，连脑袋都凑了过去，右脸贴在他的左脸上…… 有人说，锦麟兄喜欢靓女，专爱“ 吹捧”靓女，殊不知两情相悦，他老兄可是个讨女孩子喜欢的人。电视上长袍马褂一穿，他看上去年纪一大把，但却别有一股魅力。曾经有位女子奉送他一个绝妙雅号：“ 最性感的糟老头子。”然而在镜头外，“ 糟老头”其实一点都不老，尤其当他唱起“ 火红年代”那些革命歌曲，绝对和年轻水兵一样激情澎湃、青春盎然：江水在舷边汹涌奔腾，战士的心，好像那滔滔万里长江…… The feeling is mutual（感情是相互的），锦麟兄也“ 惦着”我。他是超级大忙人，每天早上四点就起床出工，上电视读报，并利用一切“ 空闲”为多家报刊撰文论政，但是他对我的关心竟然到了细致入微的地步———他从我发送email的时间体察我的行踪和心情。“ 怎么啦玛雅，周末都不出门？有事言语一声。”看到我的好文章，他大加鼓励，“ 拜读了大作，写得不错。”然后在读报时大侃特侃。《亲历美利坚》发表后，有出版商要给我出书，他老兄听说后甚喜，每次见面都问，你的书出来没有？可能是我的低效“ 耗尽”了他的耐性，前不久在电视上，他竟然公开push（推进）起来：“ 我们《凤凰周刊》的副主编玛雅，在美国留学十年，靠自己打工，拿到博士学位，实在不简单。她的那个书应该赶快出来……”别说，锦麟兄的明星效应还真大，他在电视上刚刚煽呼完，我就收到一则手机短信：“ 老杨在《周刊点点评》夸你啦，赶紧出书吧。” “ 有这么一位帮衬你的老兄，真不错，也真难得。”有朋友叹道。 谁说不是呢？在这种文人相轻的社会，有他这位像兄长一样肯定你、鼓励你的朋友，实为幸事。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三部分自信方能从容 文人杨锦麟：底蕴成就自信，自信方能从容 李恩泉 《有报天天读》节目实际上是一档以摘要播报世界各地以及两岸三地华文报章杂志主要内容的节目。节目时间二十四分钟，分为三个主要环节：天天头条、天天两岸行、天天焦点，三个辅助环节：天天有话儿、天天浮世绘、天天点题。因为节目提供的讯息量大、视野宽阔以及节目的个性化、风格化突出，被海内外华人观众称之为“ 电子版的参考消息”。该节目也因此成为大陆观众以及海外华人观众午饭后热烈期待的“ 饭后点心”。 主持人杨锦麟就《有报天天读》节目的创意和个性分析做了专题演讲，讲演过程中语言幽默，回答问题微露机锋，但是杨锦麟表现出来最多的还是他个性的率真和谦逊的文人风度。 在简单介绍节目本身以及节目的时代背景和节目定位之后，杨锦麟主要从节目特色和主持人的包装上进行了分析与介绍。杨锦麟把《有报天天读》比做“ 拔火罐”而不是“ 针灸”，通过主持人的演绎和点评，让观众能够掌握舆论的资讯和潮流，填补观众在资讯上的落差。《有报天天读》节目资讯的特点是量大、多元和敏感性，选择资讯的原则是积极的、向上的、善意的、及时的，选择观众想了解但暂时没有了解到的资讯，选择对民族复兴、国家发展有利的资讯，当然也有批评，即使是批评也是点到为止，从善意的角度出发，更多地张扬大时代对节目的成功和观众认同的重要意义。杨锦麟说自己的原则是：如履薄冰读报，堂堂正正做人。《有报天天读》不是简单的读，应该是解读，是在读的过程中对观点的归纳和对一个新闻事件资讯的研判。 《有报天天读》在节目设置上的特点在于分段、趣味和音乐氛围。分段是指节目分成几个小环节，趣味则表现在节目背景和设计上：一个书房、一个茶几、一杯茶、一个盆景、一袭唐装，一个传统的中国读书人的形象；再就是趣味地表达，即个性表达，“ 采用一种个性的语言来区隔一个资讯节目的重叠性和相似性，或许是这个节目到现在还能够吸引观众眼睛的亮点”。因为新闻的需要，有时候也可以配上一点音乐，给独角戏也增加一点色调。 说到风格，杨锦麟说是不经意地，不是刻意地形成的，扬长避短，化短为长，将原来的“ 缺陷”在节目中得到了适度的张扬，变成了一种另类的风格。“ 一个带有政论色彩的节目，没有锋芒是票房毒药，但锋芒毕露是死路一条”，节目的生存也在主持人的拿捏之中。《有报天天读》虽然嬉笑怒骂，但是也是有界线的，节目是外松内紧，因为“ 外交无小事，读报也无小事”。主持人的风格和节目的风格也来自主持人自己的底蕴，因为“ 底蕴成就自信，自信方能从容”，主持的方式可以学，但是经历是学不来的，自己是靠经历取胜。“ 有丰富经历的人是最了解中国的人，以己之论推及天下，也就能同大多数人乃至天下华人同喜同乐”。杨锦麟形容自己是“ 一位古风犹存的老板在管理一个现代新闻的杂货店”。 杨锦麟对《有报天天读》也有着自己的“ 反省”：因为不是专业出身，没有专业训练，难免有瑕疵；极低的成本，极短的策划准备时间，难免粗糙；在克隆面前，没有自满，但是缺乏进取和创意，没有向同行学习；在如履薄冰的状态下，不知道能走多远，走多久？ 我们相信这是杨锦麟先生文人的自省和谦逊，因为他坚定地表达“ 继续谦卑地走还没有走完的路”。杨锦麟透露，明年将推出一个四十五分钟的节目，对新闻进行更多深入的解读，对读的“ 猪肚”进行丰富，让我们拭目以待。 癫狂是情，通达是性——— 活色生香杨锦麟 蓝艺 北京学者王小东老师来信，推荐了天涯论坛上讲杨锦麟和他的《有报天天读》节目的一个帖子。看了以后忍不住狂笑，帖子的内容是这样的： “ 天涯时空”主题：好样的杨锦麟！我佩服你！！！ 作者：HICHI提交时间：2005-2-21 13：36：00 凤凰卫视《有报天天读》是我每天都看的节目，主持人杨锦麟在今天节目中主要读关于“ 日本扩大军事合作，台海纳入美日安保范围”的新闻并做点评。 节目在13：25快结束的时候，杨锦麟说：“ 今天的焦点字是‘日’。大家不要说粗话啊—‘日’，是日本。这个日本，真是* ！”然后节目结束。 骂的真痛快！痛快啊，哈哈！现在像杨锦麟这么有血性的男儿真是太少了！ 作者：没有个性的人回复日期：2005-2-21 14：42：25 这种得在《新闻联播》里转播一遍。 作者：朱鹏回复日期：2005-2-21 15：22：03 杨锦麟没说“ 真是* ”，而是说：“ 日本真强啊！”（个人记忆） 作者：HICHI回复日期：2005-2-21 15：39：06 我保证他最后一句话是“ 这个日本，真是* ！”我听了以后，马上就来上网了。绝对没有听错！ 作者：HICHI回复日期：2005-2-21 15：40：34 杨锦麟最恨日本了（他一个哥哥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本杀害），他会称赞“ 日本真强啊”！怀疑朱鹏是日本人！ 作者：FRO回复日期：2005-2-2120：56：07 喜欢杨锦麟。 作者：逍遥游回复日期：2005-2-2121：14：37 我喜欢老杨。 作者：朱鹏回复日期：2005-2-2121：16：32 请谁上凤凰网看一看，杨锦麟说的是什么，我没上去。杨锦麟说“ 日本真强啊”，并不是称赞日本，而是……一种复杂的情感。 不想让杨锦麟这样的高级记者被低级了，所以说几句。 作者：冰—多普达—红茶 回复日期：2005-2-21 21：29：01 我听到了，是“ * 日本”。 粗则粗，比水均益那个《日本人我想对你说》可痛快多了。 ············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三部分老杨的否定式 之所以笑，不为别的，只是因为这种嬉笑怒骂的风格太像杨锦麟和他的《有报天天读》了，杨先生骂没骂日本人还在其次。没骂，像他；骂了，更像他———这就是凤凰卫视《有报天天读》有别于其他任何电视读报节目的质的区别了：杨先生的读报可以快意恩仇，可以活色生香，可以一针见血，可以见人所不见、言人所欲言或不敢言不能言之言······新闻的背后，有读报人的七情六欲，更有其集数十年功力于一点的独树一帜的见地。报上新闻常有，世上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常有，而有见识的人却不常有。是以，听杨先生读报的感觉，不仅仅是杨先生在千万之众中“ 看见我”了，是给“ 我”在读报，还在于他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 所以，不夸张地说，先是真性情，拉近了杨锦麟和观众之间的距离；然后是真学问真智慧，赢得了观众的真喜爱真钦佩。而他这种风格的确立，又恰好是因为他遇到了凤凰，得见民办电视台的风格。正所谓宝马遇到了好主人还赶上了宏伟的战场厮杀，就这样。 几乎所有的文章都记录了杨锦麟的豪放与性情中人的情怀，我再去说难免画蛇添足，何况我眼中的杨锦麟却有异于他人的地方。不知是我未在山中而幸识得庐山真面目的缘故，还是距离美的错觉，总之，在我看来，杨锦麟先生的癫狂与通达恰如《红楼梦》中的那副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我历来称杨锦麟为先生，此先生不是MS/MR里面的先生，而是古人从师的那种敬称，类似我们称呼鲁迅先生一样。这主要的原因不仅仅在于我向来尊重学识比我高的长者，更在于杨先生对我有过诸多次的谆谆教导。 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杨先生是在他来《凤凰周刊》的一次饭桌上，我坐在他身边，但他不认识我。我的老总向他介绍了我名字以后，他惊讶地看着我，不太相信地问：“ 你就是蓝艺？那两篇《振兴东北先振东北人》的文章是你写的？”我说“ 是”。他又问：“ 那《没有信仰人人都要为道德沦丧买单》的那篇也是你写的？”我再次肯定地点头。心里为他的记忆力感到诧异：这是他很久以前点评过的我的几篇文章，他怎么记得这样清楚？每天他要读很多的报刊文章，他是不是过目不忘啊？未料，我的诧异还未完，杨先生的诧异就来了———他把酒杯往桌上“ 啪”地一放，哈哈哈哈大笑：“ 我读蓝艺的文章有大江东去的奔放与豪爽，还以为蓝艺是个高大的长满了络腮胡子的东北汉子，没想到居然是一个这么样的小女子，真是痛快！！好好，我们喝酒！！”于是，我跟他碰杯。既不知道他老人家为什么痛快，也不知道他何以叫好，因为照他的表情和没说完的潜台词来看，他应该是有一点失望的，至少，我怀疑他在小女子前面省略了“ 不起眼”三个字。那天晚上我以不胜酒力而推托了一切干杯，又以孩子尚小需要陪伴为由谢绝了晚上的泡吧，这似乎不太符合国人的待客之道，尽地主之谊就应该跟大家一起陪杨先生尽欢颜。我的不通情理却一再得到杨先生的支援，他看着我，说：“ 回去吧，你要加油啊！”而从他的目光里，我清晰地看见了他早已洞穿我执意推托的把戏，和他不以为意甚至认可女人尤其是一个母亲就应该这样的点点嘉许。那一瞬间，我无比感激，为他的“ 懂得和宽容”却不说出来而感激。 而此后，“ 加油啊”“ 加油”，就成了杨锦麟先生见到我必说的一句鼓励。当然，很多同业的女记者都跟我反馈，杨锦麟跟她们说的最多的也是这句话。显见，鼓励我们广大女学生上进，已成为了先生的一个习惯。 后来，无论是在深圳还是在香港，每次见到杨先生，他都定要抽出时间跟我聊一聊。有一次，我和老公陪他去广州。路上，他忽然跟我讲人生为什么需要规划，他讲了自己的故事和许多人生感受，讲了他对凤凰卫视、刘长乐知遇之恩的感激，还讲了人应该懂得惜福懂得随遇而安，如何珍惜工作珍惜机会，如何尽社会责任等等。我知道他其实是在提醒我，担心我遭遇不平，心态不平衡，写作不努力。他热心地讲故事给我们听，其实都是为了教我如何做人，如何处世。及至后来，当我到处开专栏写时评的时候，当我开始写书的时候，杨锦麟先生每次见到我，更是要指点我一二：专栏还可以怎样怎样，注意哪些哪些；写书的着眼点应该跳出什么什么框框，将构筑凤凰卫视内核的要素一一指给我看。杨先生这些可亲可敬可爱的循循善诱贵在都是不请自来的，我因为知道老人家忙从来不敢以自己的事情去叨扰，甚至疏于联络，而他却因为热心肠而时常关注。这是我常常觉得自己幸运的地方———人生得到名师指点，实乃一大幸事。而我因缘际会，能经常领略一些大师级人物的教诲，实在是苍天厚爱。每每见面后，杨先生都不忘给我儿子带份礼物———常常是从台湾带回来的各种甜饼和特产。而每当这个时候，我都很惭愧自己的粗心，我好像从来记不起来应该给老先生送点什么。抑或我也想过，但没想到合适的？总之，似乎我是那样的粗放，先生是那样的缜密。 我常想，如果社会是大舞台，那么这个舞台之上的杨锦麟就是一个花和尚鲁智深式的武士，纵横天下，大快朵颐；而如果人生有小密室，那么这里面的杨锦麟则是吴清源式的围棋高手，善于谋篇布局，又精于反思和领悟，就是这样。 老杨的否定式 王湖 第一次看《有报天天读》是反高潮式的。那时还在香港浸会大学念书，有天打开电视，刚好看到一中年男子身着唐装在读报。他时而挥动手臂，时而拿红笔“ 指指点点”，很有一点架势。三分钟过后，心里纳闷，他究竟在讲什么？猜想是自己不专心，于是集中精神，想要听清这闽南口音的普通话。听了半天，还是一知半解，心情沮丧，转台去了Channel V。 世间说到底还真有缘分这一说。没想到自己居然会成为凤凰的一份子，更没想到会当上《有报天天读》的编辑。2005年夏天某个清早，我第一次到评论员办公室开《有报天天读》简短编前例会，小圆桌前坐着杨老师（这是我平日称呼）。窗外，维港天色未明，只是微露晨曦，忍不住打了好几个哈欠，当着杨老师的面打哈欠，有些失礼，表情变得诚惶诚恐。就这样，我开始了每天读报的生活。 《有报天天读》走过了三年光景。换过不少编辑、导演和节目背景，但不变的还是老杨。老杨说，每个跟他合作过的编辑在离开时“ 都很怀念”。作为《有报天天读》的新人，我亦享受在这一团队中的成长过程。以下，就让我以几个“ 否定式”来说说老杨这个人。 老杨不摆架子。老杨有名气，没架子。如今，读报节目多如牛毛，老杨自成一派，吸引无数眼球。尽管“ 杨”名在外，但他从不以此自居。无论公事，亦或私下，无论导演、编辑，还是摄影棚一众crew，老杨莫不和善待之。记得有天录像前，老杨唱着小调，左手持杯，右手拿稿，走在公司过道上，途中偶遇一位导演美眉，捧着方便面疾步穿梭，不禁语重心长：“ 又吃方便面。现在，香港经济好转，不要吃方便面啦。”老杨好像小学模范作文中传说的“ 王老师”、“ 刘老师”，和蔼可亲地关心生病的学生。老杨常说，做电视不是单打独斗，全赖团队合作。他的team spirit 是节目做完后向棚内工作人员的高声致谢，每天如此，这就是老杨特色的“ 人文关怀”。 老杨不说废话。工作忙碌时，老杨打电话会省略“ 你好”，“ 再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切入主题。老杨虽不说废话，但爱说笑话。摄影棚有他，常听取笑声一片。录像之前，他喜欢在棚内用笑话做暖身，“ 兄弟”两字是他的口头禅。或者，坐定之后，吼上几声，来上数秒太极。这几招够架势，但不够标准，所以笑的不是老杨，是棚外的我们。老杨曾对我说，《有报天天读》是份辛苦活，但须在整日辛苦劳作中做出乐子来。听罢，心中惟戚戚然。 老杨不装深沉。老杨是媒体行业老手，熟稔历史、政治，解读新闻驾轻就熟。洞察时（世）事，老杨可谓深沉，但不装深沉。“ 好色”之于他，是个好字眼，如同之于所有世俗生活的欣赏家。好色表现于他对世俗的偏爱，而世俗不等于俗气，是明白高深的道理出自凡人的乐与苦、食与色。《有报天天读》点题环节中出其不意的机俏、犀利大概源出于此。 老杨不服老。一次聚会上，老杨“ 忆苦思甜”，回忆起初到闽西当知青时第一次挑担，曾以七十四斤的体重背负运送七十五斤的稻谷，行走于山间小道，方知谋生不易。而今，“ 稻谷猛男”的办公桌上摆着维他命，时常开玩笑说已步入男性更年期。虽在知天命的年纪，老杨认老，但不服老。五十岁从报业涉足电视业，充分表明他的“ 贪新（心）”。“ 贪新”是对外面的世界保持不餍足的“ 贪心”与好奇，是要让《有报天天读》观众知道山外之山的模样。在新的挑战中学习、成长是老杨的返老还童术。老杨喜新，却又不厌旧。他不讳言，自己有一代人甩不掉的艰辛。私下，他常感慨：“ 要有颗感恩的心。”仿佛艰辛不是包袱，而应是财富。这是比维他命更有效的保鲜剂。 老杨的“ 否定式”包含对工作、人生的积极态度。仔细想想，倒有辩证的力量。于是，我们就在《有报天天读》中看到了性情与理性兼备的主持风格，看到了做新闻的另一种可能。他的“ 不”，一言蔽之，不易模仿。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三部分大俠楊錦\麟 大俠楊錦麟 毕竟 2001年一个春夜，空气中弥漫着酒精、豪情和潮州打冷的气味，一大群新闻人聚在香港北角一家夜店大快朵颐。后来数年，常有参加者不时提起，那次有两个人喝得精彩，基本上五迷三倒，一个是后来天天为全国人民读报纸的杨锦麟，另一个正是本人。这场酒局，缘起于锦麟获得香港新闻年度评选的特写类冠军奖，他得了奖金一万港币，我提出要“ 打一次土豪”。于是，我们在编辑部吆喝了一声“ 走”，就有了那场“ 纵酒的嘉年华会”。 锦麟与我相识于《香港商报》，他虽年长我十岁，但我们共一城风雨，相知甚深，堪称挚友。这几年，他从西装换成唐装，从报纸换成电视，我们却始终沉醉友情，多年不醒。 人生五十才开始 杨锦麟，福建厦门人氏。我始终认为，福建这个地方最大的问题是，离天堂太远，离台湾太近。锦麟也时而自嘲，就是福建那个简称“ 闽”字，游戏了他的前数十年。“ 闽”是“ 门”里一个“ 虫”，所以，大凡福建人都是“ 呆在家里是条虫，出得门后是条龙”。从吟出“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北宋风流才子柳永，到“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海瑞、林则徐，皆是破“ 门”而出，方为人知。凤凰卫视另一个有名的福建人程鹤麟，其人其事也堪佐此说。 出身厦门名校“ 双十中学”，锦麟却生不逢时，初中刚刚毕业，就被上山下乡的历史洪流裹挟到闽西一个山村，种过地，挑过粪，砍过竹。他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存姿势，在农村一呆就是八年。 能不能上大学和上什么大学，往往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 文革”之后，锦麟以二十五岁的“ 高龄”考入东南名校厦门大学，这大抵是他的第一个人生转折点。锦麟从厦大历史系毕业后，选择了厦大台湾研究所。从此，台湾研究成为他的主业，并在关键时刻又一次改变了他的命运。 八十年代中期的北京与台北，海天遥遥，信息不畅，而锦麟身处与台湾一衣带水的海峡西岸，浸淫于同源同种的闽南文化，所以，对台湾政治事务具有一种客观而独到的观察力和理解力，字里行间不时跳动着当时罕有的“ 对台新思维”的火花。那些见解终于引起高层的关注，以“ 新华社内参”的形式进入京华，说起来，这算他第一次与新闻机构结缘。一个风云际会，锦麟走过了罗湖桥，在八十年代中期，顺着那条曲曲弯弯的小河，来到香江看一看，这一看，就是将近二十个年头。 一个操着闽南腔国语的汉子闯荡东方之珠，英语跑调，敢说就灵，粤语不准，听懂就行。待到我认识锦麟时，他的本土化早做得七七八八了，当时，有同事提醒我，注意杨锦麟，因为他从不拒绝学习！由于他的敬业，也由于他的底蕴，锦麟后来成为“ 香江一枝健笔”，同时为数个立场不同的报纸写稿，在圈内颇有文名。 平心而论，锦麟的十余载香江岁月，颇有点“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九七回归前，香港股市、楼市狂涨，他没赚到什么钱，九七回归后却在亚洲金融风暴中无辜沦为负资产人士，不得不以报纸主笔的身份潜伏在香港新闻界。当然，锦麟也风光过，2000年全港掀起网络科技狂潮，他决绝地告别《香港商报》，办起一个名叫《世界经济评论》的杂志，记得我们在海南博鳌“ 亚洲论坛”上重逢时，他一身西装革履难掩创业的万丈豪情，名片上的办公地点位于中环的无敌海景写字楼上，令我艳羡不已。可惜造化弄人，几个月后，全球网络科技股市崩盘，香港经济全面跌入新低潮，锦麟也“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2003年，他以知天命之年进入凤凰主持《有报天天读》，半年之后就成了中国当代新闻传播史上知名度最高的“ 职业读报人”。 书生报国嘴如刀 我去美国之前，《有报天天读》刚刚开张；我自美国归来，锦麟已经大红大紫。有一次，我和他行走于深圳香蜜湖一带的大街上，锦麟头戴鸭舌帽，鼻架大墨镜，衣领竖到耳朵下，但还是被人“ 隔街”认出，竟然不顾滚滚车流舍身冲过马路，求的就是“ 杨先生一个签名”。我目睹此状不胜伤感，电视媒体欺压我印刷媒体太甚，只一年，怎么就把人折腾得这么出名？ 后来，当我回过头省察2003年，不由恍然大悟：《有报天天读》从降生到蹿红绝非偶然，而是天降大任于斯。任何对中国当代历史有所感悟的人，都可能同意这样一种说法，2003年是中国社会开始重要转型的一年。这一年初春的“ 两会”上，开启了以“ 亲民”为特色的新政。也是在这一年，“ 非典”肆虐，伊拉克战争打得如火如荼，网络前所未有地介入中国人的生活，在“ 孙志刚案，刘涌案，宝马案”中发挥着强大的新闻监督作用，中国内地的受众对新闻知情权有了越来越强烈的呼唤与期待。风云际会，应运而生，催生了《有报天天读》这个节目。本人未经查实地听说，刘长乐是设计师，而杨锦麟是接生婆。 这是一个产生于特殊时代有着特殊意义的一个特殊节目，它的特殊决不在于节目形式本身，而在于它每日萃取的内容，以及隐身其后的价值取向和生存艺术。它与世界各国电视上种类繁多的读报节目有一种最大的不同或是显著的区别，这就是它不仅是一个商业节目，更是一种政治关怀。 一方面，《有报天天读》可以绕开传统信息渠道，直接为中国最高决策层提供一个没有过滤的、原装的却也是精装的观点大全，把高层的决策思维开放到一个世界性的坐标系中去；另一方面，《有报天天读》也可以为内地受众提供一个多元的意见橱窗，把公众知情权在中国政治现实允许的范围内发挥到极致。 虽然《有报天天读》也选取国内报章，但比例较小且言论平和，它的亮点和卖点都在于海外报章对中国事务的评论。所以，从主要内容上看，《有报天天读》可说是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 新闻出口转内销”。《有报天天读》之于中国，既是观察世界的第三只眼睛，也是审视自己的一面镜子。 做电视有时还要机智，锦麟读报，妙在点评，他读报时许多点评就像急性阑尾炎发作，诙谐幽默都是即兴的，捧腹之后还能回味悠长，窃以为，这是《有报天天读》一个注册商标。 没有《有报天天读》，杨锦麟不会这么出名；没有杨锦麟，《有报天天读》不会这么成功。 敢遣侠骨入柔肠 一身对襟唐装的杨锦麟，迈着方步走上荧屏，瞅着现代化的手提电脑，却端起古色古香的紫砂茶壶。说实话，一开始我对凤凰如此包装锦麟有点看不惯，感觉有点守旧，有点另类。但时间一长，我发现凤凰也算独具匠心———这种扮相抓住了锦麟的性格特点，使他活像古风犹存的新闻侠士，在打点一个现代新闻杂货店。 主持人的性格就是节目的性格，锦麟性格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 侠”字！他为人豁达坦诚，豪爽无忌，常常仗义疏财，好打不平，当数性情中人之中的性情中人。这样，《有报天天读》这个节目与主持人杨锦麟的性格产生了奇妙的契合———《有报天天读》沾染了他的侠气，由里而外地发散出一种正义，敢言、自信的个性色彩。一句话，杨锦麟的侠士性格如激情踢马刺，令节目随他飞奔！ 世界上男人大抵可分三类，一种如金庸，游戏自我，一种如李敖，游戏他人，一种如黄霑，游戏他人也游戏自我。从表面上看，锦麟与黄霑更近，有些玩世不恭，有些狂放不羁，然而，他在血液的层面，在骨髓的层面，更像金庸，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童稚未泯者。在电视上骂起人来，锦麟活像个铁嘴的雄兽，其实，这个铁兽有一个“ 柔软的下腹部”———在政治取态上，他是一个温情的自由知识分子，在人生情感上，他也是个“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情中之人。 一个重情重义的人走得再远，也走不出他的故乡。这一点，锦麟尤甚，试举我所知道的二三事：锦麟喜好舞文弄墨，他用的最多的笔名，叫“ 陈子帛”。有一次他对我说，陈子帛的由来，缘于他母亲姓陈，恩师姓陈，写稿谋生，为的是三餐，笔名寄寓，以示纪念。 锦麟走不出他的故乡，也走不出他的初恋。据他坦白，前五十年来他只恋爱过一次，初恋一次性成功，初恋情人即是终身太太。美国男人，穷则离异，中国男人，达则分手，现在锦麟出名了，却并无“ 资产重组”的计划，涛声依旧几十年。 岁月让女人老去，酒精令男人清醒。酒中有英雄的绝唱，杀戮的快感，毁灭的辉煌，酒中有沧海一声笑，有萧萧班马鸣。锦麟，一起唱吧，人生短短几个秋，不醉不罢休，东边我的美人呀西边黄河流，来呀来个酒啊不醉不罢休，愁情烦事别放心头。兄弟，喝！ 《杨锦麟这家伙》　第三部分后记 后记 书稿最后修订的时候，时间已在2006年1月，相隔《有报天天读》初次亮相荧屏整整三年。 三年前，还没有当下超级流行的“ 粉丝”一说；而三年间七百多期节目，“ 杨锦麟今天给您读报”，活色生香，老少通吃，真还聚合起大批自封“ 麟迷”的拥趸，类似今天的粉丝。自打老杨“ 吼报”，各路照猫画虎克隆的读报节目也都花开荧屏、香飘四溢。杨锦麟首开先河之功，功不可没。报纸读到了电视上，有何乐而不听的，更有何乐而不读的，杨锦麟扬名似乎是一夜之间。在此之前，十数年昼伏夜出的报人生涯，洋洋数百万字的时政专栏，杨锦麟虽然也影响过有影响力的人，但知之者不过寥寥。对此，这家伙耿耿于怀，至今多少有些郁闷。 说起来，写作的由头或者机缘，其实很简单：因为曾经共事，因为师长之谊、友朋之情，还因为身边不少报人们纷纷变脸成了电视人，已然风生水起，赢的盆满钵满，其中奥妙何在——好奇心背后，还想知道更多所以然。于是，杨锦麟成了个案，就是这样。 三年下来，杨锦麟欲罢不能地爱上了这个让他快意宣泄言责的平台，至于“ 最佳电视新人”、“ 最具品牌价值节目”、公共知识分子、1990-2004中国电视节目TOP30等，衔头耀目，却之不恭，多少满足着这家伙的“ 虚荣心”，令他的再就业工程红红火火。 相形杨锦麟的言出必果、只争朝夕，本书无疑显得姗姗来迟。当然，这首先归咎作者的懒惰，其次才是正务俗事缠身之类自我开脱。拖拉的时候，曾不止一次遭到老杨“ 恐吓”，“ 再不拿出来，我可要换人了！有人哭着喊着排着队想写呢！”典型杨锦麟式的江湖味道。 其实，心里很清楚，这是老杨在逼促我珍惜光阴，每天都不要荒废，而他对自己更是严苛。知天命的杨锦麟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整天忙个不停，走在路上，行色匆匆，脚步飞快就像憋急了赶着找地儿方便。但凡离开香港凤凰卫视的办公室，电脑是他随身必带，无论途中或目的地，上网和写作是他时刻保持与世界、与资讯紧密联系的必需，像呼吸一样自然。一次，经朋友安排，杨锦麟陪着太太，破天荒地在太平洋一个岛上歇息了三天。小岛景色绝伦，堪称人间仙境，为确保客人绝对安静、休憩，岛上刻意隔断了一切与外界的通讯联络。“ 我居然三天没有敲电脑写字、没有上网，完全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怎么可以这样！”对平生第一次也是迄今惟一一次奢华、“ 堕落”，杨锦麟心里竟然生出一种犯罪感，挥之不去……要说好杨锦麟，其实真不是一件容易事。至情至性、至真至俗的杨锦麟，的确很有点说道。当然，首先要有趣，这也是杨锦麟本人格外看重的。 依照惯例，我应该借此相当篇幅，表达一下感激之心。的确，断断续续“ 窝工”一年多，得到了家人、朋友、同行们的鼎力相助，关切甚至远在千里之外。我以为，即使尽可能多地列举出想要感谢的名字，但恐怕遗漏会更多，而倾尽言语似乎也无法倾尽诚意。因此，将得到的所有鼓励、匡扶、鞭策，还有批评，铭刻在心，倒不失为一种珍视和心照。因为疏懒、懈怠，自己也曾辜负过不少的期冀，承蒙错爱，希望这次多少有所交代吧。 特别要提到一位小学生，他也是经常监视我不许偷懒的其中之一。书名《杨锦麟这家伙》，就是他一边看着我在电脑上敲字时冒出来的。他对挂在嘴边的杨锦麟，大不恭敬，“ 就是普通话说得不对，和我们老师教的不一样的那个人”。他最记得老杨在电视里说的一句话：“ 失败是成功（停顿）——他妈。”乐颠颠地拿原话到学校去“ 扮野”学舌，被同学举报说“ 脏话”，放学回来满脸委屈……这便是我前几天刚满十岁的儿子。 作者 2006年2月于深圳 您下载的该文件来自中国人物传记网小说下载 欢迎访问:http://www.chinarwzj.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