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经在极端精神化的时代舒服过，现在又到了极端物质化的时代，许多人找不到方向了。这种困扰，不是中国人独有的，是一种普世的困扰。

11月7日，我参加了第20届中外管理恳谈会的压轴论坛：“未来20年，中国社会与中国企业的价值观重建”。论坛上有嘉宾指出，现在的社会环境，让中国企业家没办法“从长计议”。我很不以为然。我当场指出，我观察的企业家，看上去他们对环境或有抱怨，但大多数都会反求诸己。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冰封时代，他们都能够脱颖而出，眼前这点环境的困扰算什么？！

只不过，我们曾经在极端精神化的时代舒服过，现在又到了极端物质化的时代，许多人找不到方向了。这种困扰，不是中国人独有的，是一种普世的困扰。正是因为这种困扰，1974年，19岁的乔布斯踏上印度进行7个月的求访佛教神性之旅，他要在那里找到自己的神性导师。在印度，发明了电灯的爱迪生，给了乔布斯最大的启迪，让他有了一个影响深远的顿悟：不能停留于灵性的冥想，也不能执着于物质化的利润，而是要通过创造富有价值的“妙有”，改造世界。这是乔布斯生命和事业的出发点。

世界围绕着价值尺度旋转。创造“妙有”，是一种崭新的价值尺度，它是在极端物质化与极端灵性化之间的一个平衡。乔布斯自从悟到“妙有”后，就去掉了彷徨和犹豫，开始了电脑的设计和创造，一发而不可收。小物件，大世界！创造小物件，创造价值，改变世界！真可谓“凝神专一小物件，鬼斧神工大乾坤”。苹果后续如iPod、iPad、iPhone等一系列的妙有，以及iTunes、Appstore等，正是禅宗“空中妙有”的最好体现。

印度之行的深远意义还不止于此。住在印度乡村，让乔布斯有更多时间去熟悉印度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性。他又有了深刻的洞见。他发现，西方的思维，大多是从有到有，从理论到理论，从经验到经验，从教义到教义，从教条到教条，从逻辑到逻辑。他们拼命地想让自己知道的更多，结果行动起来常常成为智障，于是又陷入极度的焦躁之中。而印度乡下人，没有什么知识，但是却不妨碍他们对人对事都有深刻的洞见。他们不靠逻辑思维，他们不重视既定的东西，他们靠直觉。他们往往可以从无到有。乔布斯回忆说：

7个月后再回到美国，我感受到的文化冲击，比我去印度时感受到的还要强烈。我看到了西方世界的疯狂以及理性思维的局限。如果你坐下来静静观察，你会发现自己的心灵有多焦躁。印度乡间的人与我们不同，我们运用思维，而他们运用直觉，他们的直觉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要发达得多。你的心灵逐渐平静下来，你的视界会极大地延伸。你能看到之前看不到的东西。直觉对我的工作有极大的影响。

乔布斯17岁开始修禅，印度之行让他对认知和意识之外的直觉和顿悟有了更深切的体悟。而能够释放出自己直觉思维的，唯有静下心来反求诸己。

乔布斯接收得到那些我们收到或未收到的信息。与众不同的是，他从来不拿那些信息当作天然的真理。他的心中有一个很大的方向：其实事情是什么样子的，跟事情现在是什么样子没有什么关系。事情是什么样子的，是我现在对事情有什么样的体验，并且要用全部的力量，把这些想法创造出来。

不去做经验中的东西！这种全新的价值尺度，对于乔布斯、对于苹果、对于我们，究竟具有什么意义呢？

(本文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作者：王育琨)